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连续刊出：
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原文照抄）
当时，周恩来已离沪去江西苏区，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这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但陈说他虽然在巡捕房工作，总是中国人，出面不方便。国民党要是找到他，他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我们找一个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这样，这个启事就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登载出来了。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100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因为周恩来已离开上海，他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没人向他提过这件事。
麻烦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报纸，查出伍豪启事这一段，就告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使得周恩来无缘无故一时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证，为自己做了辩护，写成一个送中央的大事记。那个大事记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分月分日，记到1932年2月。当时只能依靠毛泽东出来说一句话，但1967年他只批给林彪等人去“阅存”，1968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可惜那些“红卫兵”只知道周恩来化名叫伍豪，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笔名也叫伍豪；更可惜当时周恩来不知道我们已经替他登了一个有力的否定的启事；加之“红卫兵”告状以后，没有人找潘汉年和我查问一下，那样的话，凭这个启事就可以解决问题。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原文无标点，上面启事的标点是我加的。作为法律文件，应该如此标点，其他标点都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