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我在龚饮冰机关做掩护工作。半年后，龚打算送我去延安学习。路经香港，适遇潘汉年需要机要译电员，我遂被留下来。从此在潘汉年那里做内部机要工作达10年之久。所以我认识潘汉年比较早。
潘汉年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党和人民是有很大功劳的。1955年4月3日，他却被扣以国民党，日本“双料特务”的帽子，在北京遭到拘捕、审查、冤狱达22年之久，1977年4月14日病逝在湖南洣江劳改农场。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的重大冤案。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才使这位我党情报战线上有很大功劳的精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为了纪念潘汉年的90诞辰，谈点潘汉年在隐蔽斗争中的思想和言行。
一、充分利用社会关系
潘汉年经常对手下同志说：“我们的工作并不很玄妙，但一旦条件成熟，就能轻易地完成任务。”当我们的同志设法顺利完成搞到敌方军用地图时，他就说：“这种事全靠平时团结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当需要时就能很顺利地达到目的。如不通过一定关系，即使东西在那里你也拿不到。”他本人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来开展工作的典范。例如“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利用敌人营垒的人作为耳目，从而了解到叛变投敌分子的名单和照片，对我们党及时处理和惩处叛徒，保卫党中央组织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利用一些革命同情份子为我们提供情报和各种掩护；利用社会上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亲属或子女为我们传递情报材料；太平洋战争时，利用日本人关系及时派人去香港，把生活陷于困境的干部妥善安排撤离香港，等等。
二、重视环境与身份一致
他对在白区搞隐蔽斗争的同志要求其语言、举止、衣着尽量与当时所处环境相一致。如我刚到香港，只穿件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他即命人陪我去置服装，并要我学说广东话。他本人的衣着是十分讲究的，当时党内有人对此曾有不少微词，他委屈地说：“难道要我穿一身烤绸（俗称香云纱）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吗？”因他经常要与社会上各种达官贵人打交道，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大官们，为了工作和应付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当他要与普通老百姓相处时，他的穿着就很一般了。
三、工作讲求效率，讲求质量
他曾对下面干部说：大政方针是中央综合归纳下面提供的情况反映后作出的，因此我们提供的情况要准确。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在日本投降前，潘汉年派人硬是搞到了蒋、汪、日来往的一些信函。潘汉年本人文化水平高，又有敏锐的政治战略思想，所以他本人活动所得的情报质量是很高的，如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谈判日军将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情报，这些高质量的战略情报，多次受到党中央有关部门的表扬。
四、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有应变能力
如有一次，我们的机要交通员对藏在相册里的材料担心长途旅行不安全，要求改装在西服垫肩里。事后潘汉年和张唯一曾对下面干部说，对事情的考虑不能绝对化，要有充分准备，更重要是临阵应付得宜，他们曾形象地说安全不安全关键在自己，哪里有真正绝对的安全。别人要是怀疑你，把你剥光，也能找得出来。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的交通员要胆大心细，遇到复杂情况时能镇定自若，机智勇敢，有应变能力。潘汉年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如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奉命离开遵义到白区，后来去了苏联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络。当时他在组织安排下混在一大群烟贩子里，从容避过沿途敌人重重关卡到贵阳，然后在中共贵州工委秦天真帮助下，从柳州、梧州到达广州，再转赴香港。又如1947年后潘汉年在香港办《国讯》半月刊，作为统战工作的宣传阵地。一次在该刊搞总务的同志受到港英当局传讯。事后潘汉年有意乘坐出租汽车从该同志家门口走过，他见该同志之妻怀抱小孩在门口玩耍，就知道该同志已没事了。一次在香港大街上遇见迎面过来他不愿与之打招呼的人，即弯腰佯作结鞋带。以上两例都可看出他的机智和细心。
五、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和体贴关心同志
潘汉年曾多次对香港某同志联系的外国同情分子作形势报告。由于他对形势的深刻理解，不用讲稿即滔滔不绝地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认识和革命信心。
他对内部工作干部也是很关心体贴的。如平时常交待做内部工作的同志不要老关在屋子里，有时也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夏季在香港可去海滨浴场游泳等，让做内部工作的同志搞些文体活动以调节生活。
1947年9月，张唯一由香港去上海解决上海单位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联络方式问题及筹建预备电台，当时我一人留港在家，潘汉年在张去沪相当时日后，主动到我的住处问有没有张的来信。当我告知刚收到张的信，信上写着：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潘听后，即关切地嘱我写信要张即速回港。
以上点滴回忆，不能概括他全部光辉业迹。谨以此文聊表我对潘汉年同志的哀思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