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会后改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的时候。
1931年2月，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潘汉年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时的省委秘书长，实际上只负责秘书处的文件、发行、交通等事务工作和财务工作。秘书处机关设在老靶子路10号。后来搬到北四）11路一家布店楼上。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苏北人，和派往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同名同姓）和彭寿仁（湖南人）。负责财务工作的是彭休士，他管理省委的经费，先后和省委书记李维汉、王明直接联系。我只管秘书处油印文件、交通、密写等所需经费，每月造预算，经省委书记批准，向彭休士领取。我除了秘书处工作外，还要和中央特科经常联系。特科工作是直属中央领导的。派来联系江苏省委的是刘鼎和胡先青。潘汉年虽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但也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参加了江南省委的领导工作。他把花了半个月时间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1932年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抄发给他的宗派集团传阅，以新的左倾纲领来攻击三中全会的决议，同时大规模地改组了上海各个区委，分派他的亲信控制了各个区委。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错误还要“左”的观点。他们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王明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当时，党内矛盾很尖锐、很复杂。一方面，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同时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霍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另一方面，罗章龙等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江苏省委改组后，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里来，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会议记录和经费。当时，彭休士和我部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不肯罢休，大吵大嚷。后来，潘汉年赶来了，对王克全说：这样吵嚷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王克全等怕发生危险也就溜走了。又一方面，王明等接连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和第二次扩大的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行所谓“反右倾”的宗派主义的斗争，打击何孟雄等。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等把何孟雄等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当前的主要危险”。王明悍然宣称何孟雄等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活动并作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内区级干部就有20多人。王明还决定，江苏省委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江苏省委通知上海各级党组织和赤色群众团体都要与何孟雄等“割断一切关系”，同时停止发给何孟雄等的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是潘汉年从特科那里得到消息后来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只布置潘汉年去进一步了解情况。当大家提到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潘汉年和我都主张要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却为王明所制止，他说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彻底清算。
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潘汉年也在这个时候来苏区，我在福建蒲田遇见他，他对我谈了上海情况非常严重，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王明已去莫斯科了。
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免费教育，推行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并创立各种干部学校和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据1933年的统计，中央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个地区2932个乡中，有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在革命根据地中有许多报纸和杂志，1934年初，中央区有报纸杂志34种，其中《红色中华》每期发行四、五万份。
1933年8月，我从福建省委调到粤赣省委担任书记，潘汉年兼任中华苏维埃大学的委员，校长是毛泽东，副校长是沙可夫。1934年三月2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潘汉年和我都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在这期间，他正忙着奔走于瑞金和福州之间，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全权代表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开展抗日反蒋运动。1933年9月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福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派陈公培（吴明）携带蒋光鼐写的《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书》到达五台。彭德怀和袁国平遵照周恩来的电示与陈公培会谈。彭德怀和袁国平既肯定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行动，又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将会谈情况电告了中央，并且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10月下旬，蒋光鼐、蔡廷锴派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同陈公培来到瑞金，送来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这次谈判工作，派潘汉年（潘健行）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进行具体商谈。双方在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曾多次会见徐名鸿、陈公培、潘汉年等，于10月26日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条，标志着我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抗日反蒋的关系初步形成。随后，我方派潘汉年为代表，黄火青（黄一青）为秘书前往福州。黄火青团正患疟疾，一时不能同行，中央让潘汉年与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并由李克农指派吴振英等两人为警卫员随行。临行的那天早晨，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邓发等前来送行，邓发为他们开了通行证，还派人护送他们经河州，由新泉出境。一星期后，黄火青病稍愈，独往福州，与潘汉年同住在十九路军总部里。
我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关系形成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根据《初步协定》规定的“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的条文，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反日的力量，于11月15日在福州开会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对于十九路军方面的行动，蒋介石已获情报，企图加以阻止。蒋曾邀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请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遂于17日派专机携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廷锴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
在福建事变爆发的过程中，潘汉年、黄火青给中央发回了两份电报，电报稿是潘汉年起草的，由黄火青翻译成密码后，交十九路军的电台发回的。党中央复电要他们两人中一人回瑞金汇报情况，潘汉年因忙于同“福建人民政府”商谈各项工作，选由黄火青回瑞金。黄火青在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后，被派往漳州，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驻漳州领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根据《初步协定》规定的“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的条文，派张云逸为代表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到汀州，与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谈判。双方于11月27日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道，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在福州与福建人民政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所缺乏的物资，特别是运输食盐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洽谈。当时，不仅双方的贸易往来频繁，农民群众和商人也可以进出苏区做买卖。闽西善后处还在蛟洋组织一个民间的贸易合作社，提供了一笔资金，用以购买食盐等物品运进苏区进行交换。潘汉年还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陈友仁等人，就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进行广泛的商谈。他敦促福建人民政府实施《初步协定》中“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的规定。12月1日，福建人民政府发布了“大赦令”，宣告：“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及其御用的国民党”，“毫无犯罪之可言”。12月4日、5日、7日，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闽侯地方法院先后释放在押的全部政治犯60多人。其中马立峰、范式人等同志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往福安，加强中心县委的领导力量。同时，福建人民政府对我地下党领导的一些进步团体的公开活动也予以默认。福州、厦门等地“反帝大同盟”等组织都采取了公开的形式，壮大了力量。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蒋介石大为惊恐，认为如不迅速扑灭，影响所及，起而效法，就将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立即从“围剿”前线抽调嫡系部队，集中陆、海、空20—30万兵力，自任“讨逆军”司令，向福建十九路军阵地进攻。由于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内部派别繁杂，蒋介石又以硬攻与分化兼施，十九路军节节败退。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来推进反蒋抗日运动，坐失良机。1934年1月，蒋介石刚攻取福州，就将大部分军队调回，继续投入第五次“围剿”。当十九路军撤离福州时，潘汉年与梅龚彬等从马尾乘日本商船去香港。在香港，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继续进行反蒋抗日运动，潘汉年交待梅龚彬要大力策动。随后潘汉年回转瑞金。张云逸和黄火青等在十九路军的协助下，也先后回到了中央苏区。福建人民政府虽然只存在两个月，但是，蔡廷锴等当时反蒋反日，同蒋介石公开决裂，这是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党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多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我被编入中央直属干部团，领队的是李维汉。潘汉年被编入中央机关直属团，和我不在一起。过湘江后，向贵州进军的途中，我曾碰见过他，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他。1935年10月，过腊子口向陕北进军的途中，我才知道潘汉年和陈云在遵义会议后被派往莫斯科去了。
1936年4月，潘汉年与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国共两党之间打通联系的工作已从1935年11月开始了。当时，蒋介石以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谈判的方法来“收编”红军，然后“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蒋介石在国内派曾养甫与我党进行接触；在国外派驻苏联大使馆的邓文仪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潘汉年与邓文仪联系后，在4月份同正在莫斯科的胡愈之一起经法国回国。他们在5月份到达香港，胡愈之先到上海，通过救国会沈钧儒和其他关系找到冯雪峰，他告诉冯雪峰，潘汉年已到了香港，冯雪峰得讯就到香港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接触，一同去南京与陈果夫的代表曾养甫接触。曾养甫提出：因为潘汉年是从国外回来的，要求他同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负责人联系后再与陈果夫接触。潘汉年从南京回到上海，找到冯雪峰和刘鼎，通过刘鼎的联系，他在8月份经过西安到达保安。这些接触为国共两党代表后来的正式会谈作了初步的准备。
1936年5月，我党从2月间开始的在反蒋抗日口号下进行的东征取得一定胜利后，主动撤回陕北。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这个文件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把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促其“觉悟”的范围内。这是我党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促进了两党之间的谈判。潘汉年到了保安，向党中央汇报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派遣他与国民党方面接触的经过。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派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9月，他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信回到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毛泽东在信中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身份，劝说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辉、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后，潘汉年同宋庆龄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他还把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副本交给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此后，潘汉年同他们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潘汉年与张冲接触，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了他。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这个文件里，对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指出内战局面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仍在继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对国民党较之过去有若干进步的地方表示诚恳欢迎，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了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这个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主张的正式文件，是我党在西安事变前采取逼蒋抗日方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尽管我党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行动，力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然而，蒋介石毫无诚意。他震惊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会师，不顾日本侵略军已在绥远东部燃起战火和全国人民要求援救绥远的强烈呼声，不顾中共的一再呼吁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苦苦劝谏，决心继续“剿共”，妄图一举将红军消灭。10月31日颁发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接着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上海救国会领袖（即所谓七君子案）。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终于激成了12月12日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极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一二九”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其中亲日派在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挑动更大的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间的矛盾。英美派为维护其本身利益，救出蒋介石，因而他们感到有转变政策的必要。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方面对蒋介石的安危一无所知。张冲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杨对事变的态度。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一向他们传达。后来，南京国民党方面派端纳陪同宋子文、宋美龄到了西安。经过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从而大大加快了两党合作的进程。
1937年1月，潘汉年到南京与张冲谈判，这是西安事变谈判的继续。我党提出释放张学良，国民党军队从西北撤退。2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第三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国内的政治问题。我党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以如下之保证：1．在全国范围闪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接着我党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3月下旬，潘汉年从上海陪同周恩来等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回到上海后，潘汉年与宋子文继续谈判红军的改编经费问题，又同张冲两次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治合作问题。由于蒋介石这时在对日问题上仍旧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尽管我党进行了艰巨的努力，谈判还是没有能达成协议。
193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又与潘汉年有了工作联系。他负责党的上海办事处工作，归党中央领导。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陈立夫、康泽谈判后到了上海，在中国饭店与潘汉年和我会面，张毅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道“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交待。第二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后台公开与救国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会面，我也去参加了。
“八一三”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蒋介石被迫进行应战。并于7月30日释放了“七君子”。8月22日发布八路军改编的命令。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在7月15日就交给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发表了蒋介石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这次合作的推动，才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