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潘汉年的事，真有点一言难尽。1982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潘汉年同志》，那是陈云同志指定要我写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平反，而不是给他评功，所以写得很简略。潘汉年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上海，的确是立了大功的，由于他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所以有许多事情很少有人知道。随便举一个例，比如陈修良同志的文章（指1988年《上海滩》上刊出的《党人魂——记潘汉年》）中有一段话：“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系，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这两件事我都知道，也可以说我是参与了的。
这些事，1949年我和汉年从香港回到北平，就向中央和恩来同志报告过，但是汉年一直不让我们讲，他不止一次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所以这些事就成了秘闻。
1948年八、九月间，有一次张骏祥同志（当时他也在香港）告诉我，说资委会的负责人钱昌照正在香港，准备到英国去讲学，他对当前的局势很悲观。钱昌照在重庆时期我就认识，他对文艺、话剧有兴趣，和张骏祥、张瑞芳等都很熟，为人正直，事业心很强，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潘汉年——他当时代表华南分局领导香港工委的工作，1948年章汉夫调到天津去管外事之后，我是工委书记。汉年听了之后立刻对我说，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资源委员会不仅在国内拥有大批美援物资，更重要的是他下面还有许多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可遇难求的机会，你赶快去办。这样，我就通过张骏祥约钱一起在九龙山林道的“雄鸡酒家”吃饭。寒暄了几句之后，很自然地谈起了时局。我记得话是从金圆券谈起的，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颇有生不逢时之感。于是我们就对他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劝他不要悲观，新中国的建设肯定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由于我还没有得到中央指示，当然不能谈具体问题，于是就由汉年把这件事向中央作了报告和请示（当时我们有两个地下电台，一在九龙，一在东江游击区）。不到一星期就收到了周恩来同志回电，要我们劝钱昌照留在香港，并明确地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于是我就约了钱昌照在浅水湾第二次单独见面，这次我就开门见山地直说了，我说我们已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希望钱先生能为祖国的复兴效力。他开始有点意外，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于是我就讲了一通“大道理”，如革命不分先后，以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等，然后正式摊牌。我说：“周副主席希望钱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内地的资源委员会的朋友们联系，只要能把美援物资和档案保护好，解放后不仅可以在原岗位工作，有些人还要特别借重，因为我们正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我讲得很坦率，并把我住址的电话告诉了他，随时可以联系。他很谦虚，说了些个人能力有限等等，但对周恩来同志要仰仗他的话似乎很感动，这是从语气中就可以察觉的。最后他说资源委员会在内地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强。我说，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了让他放心，我郑重地告诉他，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不论在内地或者香港，我们一定绝对保密。这之后，他只和我通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不去英国了，暂时留在香港，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大家心中有数，他不到英国去，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经决定以后的方向了。
1948年冬到1949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下台，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南京政府派张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谈，接着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就在1949年4月底离开香港，回到北平。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乔冠华（我走后，乔接替我当了香港工委书记），要他负责和钱先生单线联系。大概是在5月中旬，当我们南下前夕，恩来同志忽然对我说：邵力子先生向党中央建议，认为钱昌照是个人才，一定要争取，所以恩来同志要我拟一份电报，要乔冠华立即安排，请钱先生早日回国。他大约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这之前，他是不是到过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对上海资委会的人已经作了交代，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上海解放后不久，就有一位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负责人（这位先生姓沈，名字记不起了）来和我联系，说资委会的全部物资和档案已经按照钱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来了，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走，但是也还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愿地到台湾去了。从1949年到1955年，汉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钱先生没有联系，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后，才有见面的机会。“文革”之后，他同情我的遭遇，来往就更多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一次。他一直很乐观，他关心的是四化建设和国家统一，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因为在台湾他还有许多资源委员会的同僚朋友。他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和调查，去世前还去过海南岛，并把自己的感受和设想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前面说过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头之后，我就介绍他去见潘汉年，因为潘是常务副市长。至于物资、档案、干部由谁接管，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为主任的财经接管委员会吧。关于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起义，我后来知道，除钱昌照外，在北方，资委会另一位负责人孙越崎先生也和我们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起义，说来似乎有一点偶然性，话得从抗战初期说起。“八一三”之后，上海海关的一批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海关长征团”，用歌咏、话剧、活报剧等形式宣传团结抗战，性质相当于一个文工团，一共有二十几个人。这个团的负责人是叶厥苏，团员有邓爱珠、蔡鸿斡、陈琼瓒等，后来在上海牺牲的茅丽瑛，也参加过这个团。1938年夏，该团到广州演出，叶厥荪到《救亡日报》来找我，要我给他们作一次时事报告，这样我就和这个团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同年10月广州沦陷，长征团解散。1939年或1940年，陈琼瓒曾到桂林找过我，我给他介绍了工作，我和他们没有深交，当时大家都很忙，我对这件事也就渐渐从记忆中淡忘了。可是8、9年之后，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瓒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了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已经是淮海战役之后，连云南的卢汉、龙云，四川军和西北军的头面人物，也已经纷纷派人到香港和我们拉关系了，丁贵堂要寻找出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从你认识的“海关长征团”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恩来同志的很明确的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3个人。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了头。遗憾的是上海解放后陈一直没有找我，失去了联系，去年我问过现在成都的叶厥苏同志，他也说广州分手之后他们之间就没有来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