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了，工商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少部分有资力的工商业者逃向国外，大部分工商业者，表面上欢迎解放，但内心里疑虑猜测，静观其变。
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我继承父业办了一家卷烟厂，跻身于上海工商界，在同业中也算是一位高层中坚分子。我思想比较开放，有能力判断事物的是非与黑白，进步与落后。在当时，我跑到国外去不是没有机会，但要继续去受帝国主义压迫，太没有意思了，而且也是没有前途的。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商业者有没有前途呢？我一时也吃不准，只有等着看，厂能办就继续办，不能办就关门歇业，靠双手过生活有什么不好。
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他相当关心上海工商界，认为统战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层份子搞稳定工作。今天回忆往事，虽事隔四十余年，但还历历在目。潘汉年同志确实是一位高明领导者。他深切了解上海工商界情况，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时，不是教条式的板起面孔空谈马列主义理论，而是对我们反映的问题仔细分析，很讲原则性，有褒有贬。而且与人为善，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令人悦服，这样做效果很好。他还想出一套独特方法，即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员来做思想教育，而是通过工商界中自己人来现身说法，潜移默化，使大家心情轻松愉快地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这项工作当时由盛丕华同志的儿子盛康年来担任。他原本是上海开美科药厂经理，生活作风与工商界人士很容易接近。其实他早在1947年随黄炎培、盛丕华等赴香港，与中共地下党领导潘汉年等接触，接受了新思想。所以，解放初对上海上层工商界的联络工作，就由他来担任。工商界中的高层分子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胡子婴、严愕声、经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等当时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要求学习，要求进步。就在潘汉年领导支持下，于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这天，成立了工商界“七一”学习会。取名“七一”主要表示决心跟共产党走的愿望。“七一”学习会成立后，始终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亲切关怀，潘汉年、许涤新、吴雪之等党政领导都先后应邀来学习会做报告，讲解党的工商政策，起了指导方向的作用。对工商界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学习组织。它帮助我们工商业者走上康庄大道。从此以后，工商业者参加了一系列爱国活动，如拥护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全行业公私大合营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能经受严竣考验，对党坚信不疑。“七一”学习会，帮助工商界高层中坚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积极带头，发挥了重大作用。“七一”学习会是一座使我们工商业者跟党走社会主义大道的“高架桥”。今天回忆起来，更令人怀念设计与建造这座“高架桥”的工程师潘汉年同志。
“七一”学习会，会员入会限制很严，有不成文的入学标准，如：政治上要求进步，经济实力雄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能广泛联系群众等。申请入会者，先由已入会的会员介绍，经干事会讨论一致同意后（注：干事会由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严谔声、经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组成。盛康年是召集人，负责干事会的具体工作），向全体会员会议提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接纳新会员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只要有一票否决即不予批准。由于把关极严，直到1952年2月仅有会员49人。
学习会的会员虽少，能量却很大。会员中大工商业家最多，占65％，工商界代表人物占25％，其他知名人士占10％。就政治地位而言，会员中有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民建、市工商联主委盛丕华；上海市财委副秘书长严愕声；市协商会副秘书长盛康年；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另有市政府委员；市协商会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委、常委、执委；主要行业同业公会主任或负责人。学习会中有民建会员33人，占会员总人数约三分之一。虽然民建会员一般不以民主党派的身份活动，但是民建会员对“七一”学习会潜在的影响是显著的。就社会关系而言，成员分别代表棉纺织、毛纺织、麻织、染织、橡胶、火柴、水泥、化工、造纸、制药、卷烟、机器及公用事业等14个大工业。纸品、百货、金融、棉布、地产、国际贸易等六大商业。以上情况表明，“七一”学习会汇集了上海工商界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是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工商业者众目所瞩的塔尖，对工商界颇具吸引力和影响力，它的一举一动都起着表率与示范作用。
今天我缅怀这段往事，饮水思源，不能忘怀我们的启蒙导师、解放上海后与工商界接触的潘汉年副市长。他以多年的革命工作经验，深远眼光、特殊的方式，把工商界中的上层中坚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分子。目前，我们工商界中荣毅仁同志光荣担任了国家副主席要职，刘靖基同志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在负责全国工商联工作。其他我们工商界不少同志都在各省市的人大、政协中担任重要职务，还有不少人在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我们有今天，不能不想念“七一”学习会，想念掘井人潘汉年。
1995年7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