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汉年同志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期间，我是在新闻处担任重大活动新闻照片统发工作的记者。所以，经常能在活动现场见到他。我那时才20岁出头，是刚从文字记者转搞摄影。一方面由于我对摄影还不精通，又加上以往也未见到过那么多高级领导人，有时还有外国元首，所以，在摄影现场很拘谨，不敢随意抢镜头，显得有些笨手笨脚。潘汉年同志觉察到了我这种心理状态，就几次在现场和悦地对我说：“不要紧张，有困难我们帮助你。”头几次所发的照片在各报刊登后，潘汉年又鼓励我：“不是拍得很好吗。”这番鼓励，增添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也就显得活跃了些。有些同志说我与初期相比，几乎是判若两人。说心里话，我这种转变，是和潘汉年同志对我平易近人的教导、鼓励分不开的。
在50年代，摄影记者使用的闪光灯是一次性的镁光泡。这种闪光泡在生产时如抽氧不纯，在点燃时会炸，不仅声响吓人，碎片还会伤人。为预防万一，我们都用薄绸套住灯泡，拍一次套一次，既影响亮度也影响连续拍摄。潘汉年见了，就召我到他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情况。当他了解到国外已有不会炸的万次闪光灯，虽价格昂贵，还是立即表示应该添置。当他了解到在重要场合，只有我一个记者，而我就只有一个相机时，他立即决定，应再配备一架高级相机，以备现场发生相机故障时用。在潘汉年亲自过问下，财政局很快拨下了专款，使我幸运地成为当时拥有最精良、最齐全摄影器材的摄影记者，从而保证了我顺利完成各项统发稿任务。
潘汉年不仅对干部在工作上给予教导和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如他发现我经常是一个人在新闻处大楼晚上放照片发稿，就及时嘱咐市府保卫科长李克同志，要他给我一件利器防身。不久李克同志给了我一把缴获的倭刀。以后，我就经常用爽身粉扑擦刀刃。令人痛惜的是这把倭刀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仍无下落。
“文革”前，我一直完整地保存着潘汉年同志所有活动的资料照片，十分痛心的是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查封后焚毁，现尚保存的仅是我在被抄家前，匆忙转移出来的极少部分。
1955年后，我虽未再能见到潘汉年同志，但我对他在我刚踏上新闻摄影岗位所给予我的教导和支持，一直铭记在心。
潘汉年同志蒙冤后，我也听到了关于他的“问题”的传达和一些传说，心中虽有些疑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组织纪律和观念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想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看到了一些文章，方知潘汉年同志是一个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而，更加激起我对潘汉年同志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潘汉年同志永远是我心目中崇敬的首长和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