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陈云与潘汉年的直接交往不多，在党的历史上他们仅两度并肩工作过，时间都很短暂。但这两度交往在党的历史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发生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关于这两段交往，无论是陈云还是潘汉年都未详细叙述过，后人只能沿着他们生前的足迹和他们点滴的回忆及有限的历史资料，去寻找那不寻常的战斗情谊。
在中央特科
1931年1月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潘汉年一度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值陈云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同年4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中共中央的可能。幸而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及时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得知后，在陈云等同志的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局势转危为安。此后，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更加困难，活动范围被迫大大缩小，连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会议都难以举行，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状态。
为了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逐步稳定下来，中央决定重建特别工作委员会，于是陈云、潘汉年、康生被同期调往中央特科。陈云任特科总负责人，潘汉年是陈云的助手，任特科二科科长，主要负责搜集情报工作。”
重新调整的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下，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协助下，克服各种困难，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上海，为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期间中央特科主要处理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协助周恩来处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机关的转移。第二，惩处叛徒王世德。此人绰号“老先生”，原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员，叛变后，泄露了特科工作机密，给党的特科工作造成困难。后受到特科“红队”的惩处。第三，配合营救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及夫人。牛兰是太平洋劳动书记局秘书长，当时他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无理逮捕，后又交给国民党反动政府解往南京，关在“模范监狱”。
牛兰被捕后，中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在牛兰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释放他们。1932年3月陈云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曾召集全总党团开会，研究营救牛兰夫妇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于5月7日发表《反对国民党政府危害世界职工运动革命家——牛兰夫妇告全国工友书》；7月9日又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赤色工会领导全中国工人阶级来援助世界职工运动革命领袖牛兰之决议》。与此同时，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各国的著名学者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也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议国民党政府，要求他们释放牛兰夫妇。
当时的营救活动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要证明牛兰夫妇是蒋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证明牛兰夫妇还活着。为了搞到这两个证据，必须获得牛兰从狱中写出的亲笔信。这件事交给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汉年通过各种关系，买通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四，派遣宗益寿打入敌人内部。宗益寿，江苏宜兴人。1927年曾参与发动宜兴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到上海参加党的工会工作，改名孟平。后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和特科的安排，在上海报上刊登脱党启事，打入敌人内部。宗孟平在敌人内部曾成功地保护了中共被捕的同志。
第五，揭穿国民党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此事由中央特科协同党的上海地下组织付诸实施。当时，采取的主要反击行动是：
1．在《申报》刊登《伍豪启事》。《申报》在上海影响大，共产党和申报馆又有一定的关系。1932年2月16日《时报》刊出伪造启事后，中共党组织即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上海的临时中央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词。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2月20日，《申报》馆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申报》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不能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它的作用是；（1）使人得知有两个伍豪，因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已在《申报》登出，而又说伍豪有个启事未能刊出，可见后一个伍豪与前一个伍豪不是一个人；（2）使人得知后一个伍豪的启事是对着《时报》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正如陈云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2．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传单。这一传单于2月20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3．在党内披露事实真相。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刊登了党组织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4．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1983年1月23日，陈云在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我虽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所以我只知道报上登出《伍豪启事》时，恩来同志已去中央苏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而不了解地下党设法揭露这个阴谋的情况。那时接替我负责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据他说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任务，那时是交给潘汉年办的，由此也可以说明潘汉年同志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陈云于1933年7月17日由上海转到中央苏区。不久，康生去了苏联，特科工作实际上是潘汉年具体负责。1981年11月，陈云在回忆特科工作时讲，在特科中，“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他是领导”。
1933年5月，潘汉年亦从上海转至中央苏区，到苏区后立即被任命为中央局的宣传部部长；同年六七月，调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此时，陈云在苏区继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两人工作上没有直接往来。
共同担负特殊使命
1934年10月，陈云与潘汉年都加入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陈云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潘汉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同年二三月间，在红军重人遵义城不久，张闻天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随陈云到敌区，主要任务是：在上海附近长期埋伏，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打听上海方面有无国际关系，以恢复我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张闻天还嘱潘汉年先行一步。当时，潘汉年与陈云约定白区的联络方法，是在与陈云相识的潘汉年的表妹吕鉴莹的住址会合。吕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汉年的堂弟，中共党员。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即从遵义起程赴贵阳城。途中改名杨涛，化装成商贩，以邓发为他找的一个广东商贩为伴。到了贵阳，找到了贵州工委的秦天真，经秦天真派蓝运城（女）同行掩护，约三四月间抵香港。到香港后，潘汉年即写信给吕鉴莹，得到潘渭年回信知道他们安全，才赴上海。在沪通过潘渭年的上级、临时中央上海宣传部负责人董维健找到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其时，中央上海局已遭到1934年6月、10月，1935年2月三次大破坏。1935年3月至8月成立了临时中央上海局。以维持白区工作及与各方联系的局面。同年5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伦斯）被捕。潘汉年到上海大约就在这个时间。浦化人告诉潘汉年：国际负责代表已不在上海，并认为白色恐怖严重，潘在上海不安全，主张潘暂返香港，等待时机活动，国际方面也待取得联系后再通知。于是潘汉年重返香港。在港潘获悉共产国际预备在当年下半年于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便产生了去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联络国际关系的想法。并经梅龚彬（原名海电龙，自1932年起，与潘有来往）会见了陈铭枢、蒋光鼎等人，托他们疏通两广关系以办理出国护照。
再说陈云。自潘汉年接受任务，离开红军队伍之后，陈云继续随军西行，经过两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等艰难里程，于5月31日到达西康地区的沪定县。当晚，陈云出席在沪定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陈云受命后，约6月中旬离开长征队伍，在四川中共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出发，经荣经、雅安、成都、重庆，乘船前往上海。
约6月底，陈云到达上海，住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馆，化名李介生。由于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陈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大学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二弟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此时，章郁庵改名为章秋阳，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为安全起见，章秋阳将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这时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奉组织之命亦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掩护陈云在沪的安全工作。安顿之后，陈云即通过章秋阳，找到厂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还通过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在此期间，陈云分析时局，产生了赴苏的想法，并通过章秋阳顺利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
约8月，陈云与潘汉年在上海取得联系。鉴于上海形势险恶、暂时还没有恢复白区工作的条件，他们两人决定先后乘苏联货船赴海参威，然后转赴莫斯科。作出决定后，陈云便通过秘密交通，与陈潭秋、杨之华等先期乘坐苏联货船经海参威，于8月20日到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及陈云、滕代远等人。而后，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化名史平。
约8月下旬，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托，列席了少共国际代表团大会。随后，潘汉年化名柏林，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学习，并与在苏的陈云、曾三、孔原、饶漱石、杨之华、高自力、梁广、夏采曦等一起参观访问。
陈云与潘汉年的赴苏，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特殊使命，使中共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使共产国际了解了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的情况。
1936年初，国民党为谋求国共合作的途径，派其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据陈云同志1981年11月8日回忆，当时是他与王明、康生三人共同商议决定。派潘汉年出面与邓文仪接头的。随后，又指派潘汉年为联络代表，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洽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并要求他默记密码，以恢复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年4月间，潘汉年离开莫斯科经法国巴黎回国，为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日夜奔波。
这年10月，陈云亦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他回国迎接西路军的指示。1937年4月，陈云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驻新疆代表。5月，他和膝代远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而后在新疆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为战友伸张正义
陈云与潘汉年自莫斯科分手回国后，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为党竭力工作。陈云从1937年11月由新疆赴延安，12月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直至1944年3月；后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直至解放。潘汉年回国后，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等职，为党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近新中国成立之际，陈云受中央之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出色的领导了建国初期统一财政、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等重大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有过直接的指示。当时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曾为落实中央一系列指示，协助市长陈毅在上海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整顿金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4月，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逮捕并定罪判刑。但其问题始终查无实据，政治名誉也未能恢复，直至1977年4月14日在长沙蒙冤病逝。
对此，陈云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潘汉年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党内了解他情况的同志并不多，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央领导层中与潘汉年共过事的、还健在的，仅有陈云一位了。无论是从党的利益，还是从战友情谊，陈云都认为必须彻底搞清潘汉年的问题。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了要重新评定“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三中全会后，陈云便委托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潘汉年的材料，以查清问题。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大手术。手术前，陈云郑重地给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案子。姚依林来医院探望陈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没有别的事，潘汉年的问题也给耀邦同志写了条子。在疾病威胁生命的关键时刻，陈云提出潘案复查的问题，充分显示了他对党的历史和事业及战友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1年3月1日，陈云再次就潘案复查问题致信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及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信中说：“我认为潘汉年的案子需要复查一下。”“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刘晓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党的组织的完整保存，从反面证明了潘汉年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陈云明确提出：“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3月3日，胡耀邦批示接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纪委复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特科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又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询问潘汉年材料的情况，并对在场的原特科工作人员说：“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必信他将恢复名誉。”短短的几句话凝聚着陈云对战友的深重的情意和无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位特科老战士的心。
历史不容歪曲，这是铁的原则！中纪委在公检法有关部门的协同下，根据档案材料和大量人证物证，彻底否定了强加在潘汉年身上的“罪状”及错误结论。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纠正。通知还充分肯定了潘汉年自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著功绩。
历史传扬着许多友谊的颂歌。陈云与潘汉年在白色恐怖及生与死面前所结下的战斗情谊，就是非常动人的一曲。时至今日，两人已相继谢世，但他们共同灌注的战友之情和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万古长存！
潘汉年与宋庆龄
林铭纲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汉年身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重任离开陕北，经西安、南京，风尘仆仆到达上海，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他十分景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对于宋庆龄的情况，潘汉年是相当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庆龄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友谊与交往以及对左翼进步文化运动的关怀与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她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八一南昌起义时，她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第一位成员；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领衔担任执行委员，和沈钧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领导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潘汉年还知道，1936年初，宋庆龄曾接受宋子文请她帮助沟通国共两党联系的委托，派董健吾和张子华一起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面交重要信件，并带回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就在3个月前，潘汉年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还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她的赞同。
潘汉年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亲切而热诚地欢迎这位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并从他的手中接过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戴上了眼镜，一字一句地仔细看了起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①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①指蒋介石。 ②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声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关于这次潘汉年与宋庆龄会见的详细情况，我们迄今尚未见到有关的史料。但是，从此后一连串的事态发展中可以判断，宋庆龄对于潘汉年转达的毛泽东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张，是完全赞同与坚决支持的。她与中共驻沪办事处（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仍由潘汉年任主任。“八办”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经常保持联系，并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而竭尽全力。她于1936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同时，“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为了执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潘汉年日以继夜地从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一是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复杂的谈判；二是向各方面的朋友做好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在这两个方面，潘汉年都得到了宋庆龄有力的帮助与配合。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委派潘汉年为代表，直接和国民党当局谈判。11月9日，周恩来又电告潘汉年，要他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正式谈判。在谈判中，潘汉年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并及时用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同陈立夫谈判的情况。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给潘汉年打电报指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使谈判陷于僵局。同时，他对内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于11月26日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国”罪名加以逮捕。在长达8个月营救“七君子”的过程中，潘汉年同宋庆龄经常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宋庆龄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国民党镇压抗日的救国会领袖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发起了影响巨大的“救国入狱运动”，领衔和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义正辞严地指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之责任。’讲公开发表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肺腑、震撼人心！1937年7月5日，宋庆龄不顾天气炎热，胃病发作，疼痛难忍，坚持与胡子婴等12人亲赴苏州高等法院投狱，使该院院长、首席检察官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救国会本身并非犯罪。宋庆龄返沪后，又于7日致电蒋介石等，坚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7月底，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沈钧儒等7人，营救活动取得了胜利。当“七君子”回到上海时，潘汉年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并转达了中共关于抗战的方针政策。他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会见七君子，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转向抗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宣布了“讨道令”，准备轰炸西安，企图置蒋于死地。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强烈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谋取妥协，把蒋介石救出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深知，如果蒋氏一死，宋氏利益难保。她不仅请兄长宋子文去见二姐宋庆龄，打听中共方面的立场与动向，而且急急忙忙找到二姐宋庆龄央求她出面斡旋，与中共联系，以求保住蒋的性命。宋庆龄立即将此情况转告潘汉年，征询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决定派出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潘还建议宋庆龄劝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及中共代表团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
潘汉年还向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说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表示陈立夫如果要去西安，他可以陪同前往。潘汉年从宋庆龄、张冲那里分别获悉了南京方面的种种动向之后，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赶到南京秘密会见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商定由端纳陪同宋氏兄妹去西安参加谈判。另外，又同陈立夫面谈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很快就取得了比较圆满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共正确主张的胜利。也少不了潘汉年的一份努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经过周恩来等同蒋介石的多次谈判，终于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宋庆龄闻讯后“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潘汉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宋庆龄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贡献。
1937年12月23日，距芦沟桥事变仅5个月16天，上海、南京都已沦落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从延安连拍两次电报，建议她离沪去香港。潘汉年收到电报后，立即派交通联络员李云（祝秀贞）转达给宋庆龄。宋庆龄接到第一次电报，表示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暂缓离开上海。接到第二次电报，她才决定离沪去港。这天早晨，她惜别了居住多年的莫利哀路寓所，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护送和李燕娥陪同下，到达公和祥码头。由李燕娥陪同登上一艘德国邮船驶往香港，潘汉年派李云在船上陪同前往。
宋庆龄到达香港后，为了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五大洲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援助，支援抗日战争，支援正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依靠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于1938年6月组织了有国际友人参加与支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潘汉年也于1937年12月撤离上海到达香港，和廖承志一起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并领导一部分秘密工作。在香港，潘汉年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廖承志一起向海外华侨募捐寒衣，运送给八路军。他还参加了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宋庆龄领导“保盟”向海内外许多友好团体和人士募集了大量医药物资等，源源不断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周恩来紧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立即帮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离港。9日，宋庆龄从香港启德机场乘飞机飞抵重庆。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将工作重心移至上海，继续进行情报工作。1943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1944年11月，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在沈阳、北平、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统战工作及情报工作，并为解放区提供紧缺物资。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蒋介石政权覆亡。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5月初，潘汉年奉调到北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分别接见。随即南下经丹阳于26日进入上海。27日，苏州河边的枪声完全停息，上海解放了。当天，受命任副市长的潘汉年和陈毅市长一起到宋庆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拜会她，向她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征询她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作为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曾多次看望宋庆龄，并经常关心她的生活，宋庆龄为此曾亲笔写信给潘汉年表示谢意。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从事国务活动的同时，始终特别关怀妇幼保健卫生和儿童文化教育工作。她认为，这是为祖国缔造未来的重要工作，应当更好地开展起来。1950年5月29日，宋庆龄致函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并附去25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以及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它的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计划、预算草案等抄件。信中说：“我建议他（周总理）通知你们关于接受我们的计划和预算一事，以便你们提供必要的经费，为我们开展工作之需。……中国福利基金会一直为上海和全国人民服务，将来，我们将更全心全意地做好这项服务工作。”宋庆龄还亲自提名潘汉年担任中国福利会首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潘汉年欣然表示同意。7月25日晚，宋庆龄在她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主持召开了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潘汉年出席会议，参与讨论《中国福利会章程（草案）》。1954年5月30日，潘汉年还和谭震林、陈丕显等一起到少年宫参加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联欢晚会，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欢乐的夜晚。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从此，宋庆龄就再没有见到过这位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曾和她多次交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代表和新上海的副市长了。1981年5月29日，88岁高龄的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在北京病逝。她在临终前并不知道潘汉年已于1977年4月14日逝世于长沙。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①
①本文原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略作删改。
尹骐
文坛巨子、革命前辈、与世纪同龄的夏衍同志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写着的第二部《回忆录》，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内容的他与潘汉年的交往……未能写出就离我们而去了，这真是一大憾事。
笔者曾经接触到有关夏衍与潘汉年交往的若干资料，并为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友深情所感动。我想把它们记述下来，虽然无法和当事人的直接回忆相比，但也可以窥见其中若干精彩的历史风貌。
20年代末，在左翼文学战线上共商团结大计
夏衍和潘汉年相识，是在他从日本回国后，到创造社出版部给《洪水》编辑部送稿，潘汉年当年在《洪水》当编辑。不过，这只是匆匆的一次会晤而已。还算不上真正相识。
夏衍与潘汉年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的秋天，即左联开始筹备的前夕。这时，夏衍从日本回国已经两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不久回国，并且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入党后，夏衍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开始了以翻译为主的著述生涯。到1928年冬，他就已经成为上海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员，并当选为执委，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文学翻译家。潘汉年入党的时间比夏衍只旱半年多一点。但他经过北伐战斗的洗礼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这时已经从一个普通青年作家成长为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战士，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夏衍在会见潘汉年之前，已经听了洪灵菲传达的中央精神，应解决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纷争，停止由创造社、太阳社挑起的和鲁迅、茅盾之间有关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潘汉年作为文委书记，原先也是创造社成员，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消除隔阂筹组左联的重任。他一面拜访鲁迅，虚心听取鲁迅的意见广面在他主编的《现代小说》上著文，带头作自我批评，以消除歧见，促进团结。与此同时，他约见夏衍谈话，要求夏衍和冯雪峰、柔石等党员作家在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隔阂方面多做工作，让这位从未写过文章卷入争论的党员作家充分发挥沟通对立双方促进团结的作用。
潘汉年约见夏衍的这次谈话，成了他们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成了他们后来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点。当时，29岁的夏衍虽然在学历和社会经验方面都胜于23岁的潘汉年，但因潘汉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级领导，夏衍对潘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并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积极推动左联筹备工作的进程。
数月之后，在潘汉年、夏衍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战线终于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大好局面，组成了以鲁迅为旗帜，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正是在左翼文化战线上共谋团结大计这一历史性的活动中，夏衍和潘汉年之间不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夏衍看到了潘汉年的朝气蓬勃、精明干炼和勇于负责的革命精神；潘汉年则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稳、博学多才和献身革命的宝贵品格。这两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战士之间的战斗情谊便由此而建立、发展，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升华。
30年代初，在隐蔽战线上的心灵沟通
左联成立后不久，夏衍和潘汉年就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战斗。夏衍继续在左翼文化阵地上担负组织领导工作，为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为左翼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着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内，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我国左翼戏剧与电影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汉年则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岗位，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1930年夏开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艺工作范围代表党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社会团体，包括“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反帝大同盟”等。还参加了以救援受难者及其家属为主旨的“中国革命互济会”的领导工作。1931年初，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层的工作。1931年5月初，他又被调到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长职务，并参加特科的领导工作。
当年，中央特科的一切活动，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极为机密的。中共中央也只有少数主要领导人掌握特科的情况。为了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并发挥作用，特科干部都必须减少以至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亲属在内。在一般情况下，特科干部不仅要严守机密，而且要求把自己的身份隐蔽起来，让自己的政治面目表现得灰色一些。潘汉年到特科工作后，就象他的老朋友之一楼适夷后来形容的那样，这位原先十分活跃的文化人，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再也难见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场合碰见他，他也只是稍稍点个头，就算招呼过了，马上就避开去。
潘汉年的这种异常态度及其有时表现出来的灰色面目，曾经引起了不少同志和朋友的误解。但夏衍在潘汉年销声匿迹之后，不仅没有对他产生误解，而且依然是那样的完全给予信任和真诚地无保留地支持。
潘汉年离开左翼文化战线后，在思想上仍然关注文化战线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关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况。有一天，他忽然约夏衍到爵禄饭店见面。这时，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一开始夏衍便忙着问潘汉年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潘回答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夏衍又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就避而不谈。夏衍对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么误解，仍象过去一样向潘谈了许多文艺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潘汉年也仍象过去一样仔细倾听着，随后便告诉夏衍两件事：一是要他转告主编《文艺新闻》的袁殊，对国民党社会局长吴醒亚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测；二是告知中央已决定由翟秋白来领导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今后这方面的事将会好办些的。
193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又一次约夏衍见面。见面后，潘汉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夏衍带到薛立华路的一座小洋楼里去见一位50岁出头的绅士模样的人物。潘汉年对这位绅士说，他自己要出一趟远门。然后就将夏衍介绍给这位绅士：“今后由他和你单独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我们是老朋友。”潘汉年既不向夏衍说明这位绅士的姓名和身份，也不说明为什么要和他单独联系。离开小洋楼之后，潘汉年也只向夏衍简单交代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但仍未将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诉夏衍。直到后来夏衍和这位绅士熟悉了，才知他就是当年袁世凯搞复辟运动的大将之一杨度。
原来潘汉年主持特科情报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专职情报干部外，还通过各种关系建立情报网络。杨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面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师和食客，实际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经常从杜月笙那里为特科搜集一些有关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这种特殊情报关系当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不是特科干部，潘汉年要他和杨度联系，从杨那里接受情报，只是一种临时调用性质。因此，潘汉年向他交代任务时才显得那么简单、那么神秘。但是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位战友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心灵沟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释一句，夏也决不多问一句。彼此都确信对方能够理解。这或许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了。
抗战爆发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同开创新局面
潘汉年1933年夏离开特科前往江西苏区。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并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忙于和国民党当权派陈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时又要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经过西安事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国共谈判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共合作的局面即将形成。这时，大约在6月的一天，潘汉年设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向他分析形势，传达党在上海即将实行的工作方针的转变，要他并通过他转告一些党内外的朋友作好思想准备。同时又询问了他个人的许多情况。
这次谈话，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已有的战友情谊，而且事实上决定了夏衍后来数十年的工作与生活道路。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扩大，党需要调集一批得力的适宜担负统战工作任务的干部去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过国民党，认识许多国民党要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他的才干，他对党的事业的热诚，以及他在文化界具有的声望，更为潘汉年所看重。果然在7月10日，潘汉年又约夏衍见面，见面后便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究竟见谁也不明说。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规矩，不多问一句，老老实实跟着潘汉年坐上出租汽车上路。等到走进一座石库门房屋的二楼，才知道是周恩来要见他。周恩来是在前往庐山和蒋介石谈判的途中临时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很紧迫。正是潘汉年事先已经向周谈了夏衍的情况，并向周作了推荐，周才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决定亲自向夏衍交待今后的工作任务。夏衍这是第一次见周恩来，也是第一次见党内这样威望极高的领袖人物。虽然他在拘谨中向周表示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于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点，但周恩来已作出了决定，一向组织观念很强的夏衍当然只有服从。周恩来又指示夏衍说，他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以后的一切“就由汉年和你联系”。这就意味着，以后夏衍的工作将由潘汉年直接领导。如果说，左联时期和特科时期潘汉年虽在党内职务比夏衍高，但他们之间基本上还是某种横向联系与合作，是战友之间的理解与支持，现在又加上了一层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上下级关系丝毫也没有影响或妨碍他们已经固有的友情，而是继续不断地加深和升华这种情谊。
和周恩来见面之后不久，潘汉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统战工作的第一线。先是派他去给刚刚回国的郭沫若当“参谋”和“顾问”，向离国10年对国内情况已经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绍各方面情况，帮助郭沫若处理某些难题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汉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总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询问，也决不轻易透露具体情况，不提前多说一句。这虽然可以说是潘汉年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慎重和机警，但从另一侧面也恰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高度信任与理解。
接着，潘汉年又派夏衍参加由郭沫若领衔主持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工作，担任中共方面派出的总编一职。不言而喻，既是统战性质报纸，夏衍就必须和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潘公展等人打交道，诚心诚意地和人家“联合办报”，同时也必须贯彻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主导与核心作用。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制定者之一，并且是这个领域内的杰出帅才。潘汉年是贯彻执行统战策略的高手，是周恩来在这一领域内的得力助手之一。夏衍在进入这一领域后，很快也显示了他的出色才干，把一张四开的《救亡日报》办得十分红火，销路与影响与日俱增。夏衍没有辜负周恩来和潘汉年的重托。这同时也反映了潘汉年对夏衍的真正了解与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后，上海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从上海撤退和转移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政有权的国民党人士尚且争先恐后备找门路，在野无权的共产党及其进步的朋友们自然更是困难重重。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按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紧张而有秩序地组织指挥了整个撤退和转移工作。首先是将一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内地去；又指挥夏衍派先遣队去广州，准备在那里恢复《救亡日报》的出版。到12月中旬，即上海经沦陷一个月之后，潘汉年才安排夏衍撤退，让人给他送去一张船票。等到夏衍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后，才在船上发现潘汉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条船。潘汉年又是事先不加说明地安排夏衍和他自己差不多已是最后一批的撤离。这一对革命战友真正是患难与共，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虽然这是党的工作需要，但确实反映了这两位革命战士的可贵情怀。
抵达香港后，夏衍前往广州主持《救亡日报》，潘汉年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被召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后又被留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这两位战友一别竟达9年之久。虽然在1941年间，他们两个都同时在香港活动一段时间，但因夏衍是公开的文化人身份，而潘汉年则是中央社会部（后改情报部）派往敌后主持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行踪飘忽，不时奔走于港沪之间，非常隐蔽，因而再没有机会和夏衍往来叙旧。
解放战争期间，在香港的全面合作
岁月如流，转眼就到了1946年的夏天。夏衍已从大后方重庆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战线上从事艰难曲折的斗争。潘汉年又以中央情报部代表的身份受周恩来的调遣来到上海。他肩负双重任务：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前者隐蔽，后者公开或半公开。在这两条有分有合的战线上，潘汉年轻车熟路，驾驭自如。这时，他和夏衍又恢复了密切联系。
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烽火迅速蔓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不得不撤离南京、上海。在上海的中共机构及其成员也只能分别撤离、转移或转入地下完全隐蔽。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潘汉年和夏衍都属于转移到香港去开展工作的干部。而且潘汉年又负起了组织指挥撤离和转移的重任。这一次潘汉年又安排夏衍和自己同时撤离。不过这次乘的是飞机8月中旬的一天，他们从上海直飞香港。
在香港，潘汉年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情报部的代表，又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员。中共华南分局成立后，组织上则由上海局兼管，潘汉年便又以上海局成员的身份参加华南分局的领导工作。他的主要任务还是两个方面：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主持情报工作。夏衍是华南分局的成员，并主持分局所属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以文化宣传为其主要职责。从组织关系上，潘汉年又成了夏衍的直接或间接领导。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在香港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便往往要超越原有的分工范围而需要通力协作。潘汉年的特殊身份，使他实际上成了协作的总调度和总指挥。用夏衍的话来说，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汉年来“牵头”办理。当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时，各方面的人士都要来找共产党，向共产党询问方针政策，打听人事和各种消息，他们最想见到的也是潘汉年，从潘汉年那里得到权威的答复。因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始终保持着和中央的直接联系。于是，潘汉年便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夏衍成了潘汉年的重要帮手之一，又正是在这新的频繁的接触与密切的合作中，他们之间进一步加深了战友情谊，从而成为莫逆之交。
1948年，为迎接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驻香港机构要设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国统区各地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三百多人邀请到解放区去。这些人士又大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的对象，一旦发现他们将去解放区“投共”，必将加以阻挠甚至谋害。这无疑是一项难度很大并且是充满着危险的任务。潘汉年调集了许多得力干部，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无一意外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这过程中，分管文化宣传的夏衍也被调积极参与其事，全力以赴协助潘汉年一批又一批地将中央指名邀请的人士通过海运送往已经解放了的大连、烟台等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除了要不断搜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向中央领导机关及时报告外，还要负责开展策反工作，以加快胜利步伐。国统区不断有人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关系，打听或联络有关起义投诚一类事情；各地地下党也常派人到香港报告他们那里已经策反或联系到的敌伪人员准备起义的情况。潘汉年行踪不定，住所难寻，于是许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办的公开报纸《华商报》，通过在《华商报》办公的夏衍再找潘汉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从上海到香港，要向党报告章士钊策动杜月笙参加和平谈判的情况，并请示处置意见，金山原是李克农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知道。李克农曾向他交代，无法和李直接联系时，可去香港找潘汉年。金山无法知道潘汉年的行踪，只好先找到《华商报》的夏衍，通过夏衍才和潘汉年联系上。又如在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地下党的蔡叔厚给夏衍写信，密报当时担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妻子正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马上将蔡信转交给潘汉年。潘便派情报干部专程去上海了解具体情况，参与策反活动。
夏衍以满腔热情积极支持和参与潘汉年的工作，潘汉年自然也同样地关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华商报》，1948年冬因亏损而陷入困境时，不得不进行募捐活动。潘汉年便通过情报系统，动员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拢的实业界人十，积极帮助募捐并带头捐助，从而使《华商报耀脱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兴。
解放初期，在上海甘苦与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为了加强对即将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农亲自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人部分别和他们会见谈话，听取汇报，指示工作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对他们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对去上海工作的重视。根据中央决定，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衍负责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并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许涤新负责工商统战工作。
夏衍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赶到江苏丹阳，在丹阳仅仅停留数日，便开赴上海履行新职。
潘汉年作为陈毅的重要助手，为接管和治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陈毅的领导下，他先后主管政法、统战、财经和市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世人公认的成绩。他和陈毅还在新四军时期就已相识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无论在开始的接管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恢复与发展时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文化艺术方面，上海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发挥着别处无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个人作为一介书生，作为一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已经多年养成了自由职业者的诸多习惯。当他进入上海当了执政党的高官后，有一个时期很不适应解放区的某些制度、习惯和作风，包括互相之间及上下级之间的称谓等等。不过，只要夏衍一踏进潘汉年家的门槛，那一切制度、习惯和作风便不复存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称谓而论，当面或直称“汉年”，或和过去一样戏称“小开”。夏衍有时离开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国访问，在给潘汉年写信时，那称呼就更随便而显得更亲切了：“汉年兄”、“开兄”或“凯兄”等等。有一次从国外访问归来，途经广州时给上海潘汉年夫妇写信，大约是在国外呆久了，思乡心切，信的开头称呼“慧姊转开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跃然纸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传的领导。解放后不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方面阶级斗争的弦便逐步绷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都使夏衍这个宣传部长难辞其咎。夏衍的老战友，直接主管电影的于伶所受压力更大。夏、于两位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口头检讨和在报刊上公开自我批判。潘汉年自己虽然也并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为朋友和作为上级领导人，还是尽可能地给夏衍和于伶以真诚的宽慰与鼓励。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受到批判的同时，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门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谓的问题。虽然他不是直接责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关主管单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战友扬帆作为直接责任者已经作了多次检讨后仍不能过关。对此，潘汉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压力和忧虑。
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他们之间的交往频繁依旧。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们促膝谈心，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们的艰巨努力与心血。他们同时也为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不安。自然，也为他们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谓问题而困惑。他们在思想上经常互勉互励，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夏衍有什么心事，或是遇上了什么难题，往往要首先征求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有什么心事，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常常要求助于夏衍的理解与帮助。例如，有一段时间，中央考虑要调动潘汉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时便到李克农那里去打听有关的消息，并及时写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汉年。又如，潘汉年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想收养一个孩子，便和夏衍商谈。1955年3月31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为自己的一个历史情况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时，就主动去找夏衍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与苦恼。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的深厚友情。
在历史的大灾难中，保持始终不渝的忠诚友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往，在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显得很和谐亲密，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严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时，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避之惟恐不及忙着划清界线者有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情谊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始终不渝、忠贞不贰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对这位突然失踪的战友至为关切，到处打电话打听下落。直到上级领导出面通报情况为止。
日益猖獗的极左思潮，很快就给潘汉年案件定性。潘汉年这位革命老战士被强加上了“内奸”、“反革命”罪名。并且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机关将潘汉年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即又采取假释措施，将潘汉年夫妇从秦城监狱转到团河农场监管改造。按当时的某种宽松政策，潘汉年夫妇被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包括进城购物和探访亲友的自由。潘汉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进城购书购物的自由，而不准备使用探访亲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已经“天天讲”的年月里，再给别人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有一天，潘汉年夫妇在东安市场书店里，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这位侠肝义胆的唐瑜坚持要求下，潘氏夫妇到了唐家作客，并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孙师毅。劫后余生，依然能够受到老朋友的欢迎和善待，对潘氏夫妇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后的两三年间，潘汉年夫妇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唐瑜和孙师毅家作客小叙。但当唐瑜问及可否将潘的近况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时，潘汉年坚持没有同意。潘汉年对唐瑜说，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级干部，不同于普通平头百姓。和他们往来对他们实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给朋友添麻烦呢？这样，从1963年夏到1967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潘汉年始终没有利用给予他的访友自由去见夏衍一面。虽然他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能象过去那样和夏衍这位挚友一叙衷肠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掀起后，夏衍也遭遇了几乎同潘汉年一样的恶运。“搞修正主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围攻鲁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这位革命文艺老战士的头上，身陷囹圄，惨遭批斗，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汉年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汉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监审查，也同样受到了“文革”期间那种对“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毕竟已是一只所谓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谓历史问题已经折腾了十多年，无论专案人员的政治嗅觉有多么灵敏，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然而潘汉年从20年代中期就参加革命参加党，又在好几条战线上奋斗过，经历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大量的重要历史人物。于是，找他外调和要他写揭发某人某事材料的专案人员便络绎不绝，访问、审问、追逼，一心想要从潘汉年这里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了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逼，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转动。夏衍和潘汉年的命运也在不断地变迁。1975年，潘汉年在被加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区的一个劳改茶场去监督改造。1977年春，当历史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而天空的乌云还远没散尽的时候，潘汉年终因多种疾病缠磨含冤去世、遗恨终身。夏衍则在1977年的同一历史时空获得了“解放”，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
1979年后，潘汉年一案在陈云、廖承志等人的竭力推动下得以复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中央下达文件通知到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这和当年在报刊上大张旗鼓公开讨伐潘汉年的情况相比，一份党内文件显然不足以完全恢复潘汉年的真实面目。于是又在陈云的关注督促下，由夏衍带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从而引发了1982年至1983年间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和资料，终于使这位卓越的革命老战士，在革命文化战线、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领域内，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人物的一生光辉业绩为世人所知。
为了进一步颂扬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在荧屏上重塑一个潘汉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经92年高龄的夏衍又牵头和阳翰笙、罗青长两位潘汉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联名致函中央领导，建议拍摄一部反映潘汉年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中央领导迅即批复同意。虽然这部电视剧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预期在1996年潘汉年的90诞辰前后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阳翰笙这两位老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他们的建议完全实现，便也先后与世长辞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汉年这两位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革命业绩以及他们之间可贵的经受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友情，却是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1995年3月写于夏衍逝世1个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