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14章 心碑


第一节 生死粮食

在敌后,生死存亡的最后一仗是争夺粮食。

从1942年秋季以来,太行地区少雨少雪,一场持续的干旱无情地袭击华北。枯焦的庄稼,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给刚刚有了转机的敌后战场笼罩上一层阴影。

抗战己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敌后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己学会了怎样在战争中生存。敌人发动“扫荡”,情报会通过各种抗日组织传到每个村庄、家庭。大家迅速埋藏好物资,设下地雷,布下暗哨。然后,民兵配合部队打击敌人,老弱妇孺上山进沟。生于斯,长于斯,太行山的一峰一壑,群众都是熟悉的,不愁藏身无所。敌人兵力有限,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仍然不得不撤走。房屋被烧了,窑洞还在;门窗被毁了,用草帘遮风。只要土地上长出庄稼,群众就能守住家园。

但是,干旱却是无法躲藏的。特别是三、五年一旱,本来就缺水的山区,历史上一次次灾荒,留下悲惨可怖的记载和回忆。清末光绪年间,辽州大旱,“所存凋残遗黎,仅有平时三分之一”,连吏役也“因饥馑逃亡无踪”。

抗战第五周年——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总部在麻田举行纪念大会,追悼左权和其他在5月反“扫荡”中牺牲的烈士。漳河水只剩下潺潺细流,宽阔的河滩作了会场,白底墨染的巨幅烈士画像,从左权开始,一个接一个,悬挂在岸壁,“为左权参谋长复仇”、“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唯有胜利能告慰死者。无论敌人扫荡、奔袭、蚕食、封锁多么厉害,都摧毁不了根据地。但能不能熬过灾荒呢?在河南省,严重的干旱加上贪财的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的搜刮,赤地千里,上百万人已开始逃亡,涌向收成较好的陕西。彭德怀沉入思索中,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变激昂的号召为实际行动。

会终人散。深夜,彭德怀还在翻阅着大叠的情报。一个月前,他曾下令部队帮助挑水抢种,但许多地方己经无水可挑。彭德怀提笔向延安毛泽东、朱德报告旱情。此时此刻,对党中央,他毫不掩饰自己无限焦灼的心情:“太行山、太岳、冀南均大旱,至今未下雨。不仅秋苗未种,且许多地方饮水亦甚缺乏,人心惶惶,粮价大涨,前途不堪……”

灾荒使敌人更加残酷。1942年秋,敌人计划在面临饥饿的华北征收2000万石粮食,以供其侵略战争的需要。从10月开始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即以夺取粮食为重要内容。敌人在其占领区实行全面的物资统制和粮食配给,强买强征;对根据地,则是赤裸裸地毁割庄稼,抢劫粮食。11月2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根据地粮食大成问题。”“目前(敌)在太行山‘扫荡’中,表现最毒辣者为抢粮、捕壮丁、赶牲口、杀弱小。”“华北相当普遍的旱灾,冀鲁豫、冀南均很严重,秋收不及平常的四分之一。太行山五、六两分区武安、邢台、磁县地区尤为严重,有30万人无法维持。”“武乡、襄垣、黎城及太岳较好,秋收有六、七成,但敌却在该区反复‘扫荡’与抢掠。”

华北敌我之间,一场殊死的战役——粮食争夺战,在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全面展开。

1942年秋,在太行区召开的贸易工作会上,彭德怀向到会者指出了与敌人争夺粮食的严重性:“今天,谁有了粮食,就会胜利。”彭德怀分析,尽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敌寇的残暴统治,对中国人民的压榨、掠夺,驱使群众背井离乡,致人力缺乏,生产情绪降低,是造成饥馑的最重要原因”。

他号召军民奋起,不仅要保护根据地的粮食不被敌人抢去,还要打击敌人在占领区的掠粮行动,保护敌占区的人民。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紧张地研究着粮食问题,帮助群众抗旱。保卫粮食成为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头等大事。

到岁末年初之际,总部所在的太行地区,灾情虽然十分严重,救灾保粮的斗争已取得成果。彭德怀给朱德并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太行区农业和财政状况的报告,这是敌后军民给延安中央送上的一份最厚重的新年献礼。彭德怀在报告中说:“1943年65000军政民脱产者以及约5000退伍、残废军人之粮食已得到解决。”1942年,太行山西部产粮区收成较好,敌人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总部根据情报仔细研究这一局势,最后彭德怀下决心,暂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大量购进粮食,组织灾民运到平汉路东缺粮区售出。这原是历史上华北物资流通的一个自然渠道,为群众所熟悉,抬高西面粮价收进,帮助了产粮区农民;向东部出售,又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受打击的是日本侵略军。原计划收进18万石,实际收进了21万石,向东卖出12万石,为太行山根据地增进了9万石2300万斤粮食。

敌人发现八路军的收粮活动,慌忙提高西部地区粮价以图破坏。但敌人晚了一步,八路军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已超额完成了收购计划。这一年,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抗征抗抢、保卫粮食,也取得传奇式的胜利。

1942年敌人在华北计划征粮2000万石,实际完成不到十分之一。我方公粮计划为100万石——只及敌征计划的5% ,则大体完成,敌占区人民通过斗争减轻了负担,从交粮利敌变为交粮抗日。

1943年3月,太行山区打退了敌人又一次年关“扫荡”,春回大地。

在根据地内,一冬开展的垦荒、救灾、修渠筑堰、减租减息,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可寒冷的华北,还要苦撑到夏收,新粮方能入口。一方面春耕劳作,一方面青黄不接,缺粮的人家开始捋树叶、挖野菜。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附近村庄,也常常可以看到提筐挖菜的妇女和孩子。饥饿正在猛烈地袭来。

彭德怀看到,村党支部锄奸委员赵小泉家的晚饭是一锅野菜。村里开减租减息的积极分子会,大家饿得坐不住,彭德怀让大家躺在炕上说话,节省力气。

这时,从敌占区和国民党区涌入太行、太岳区的灾民达25万,更加重了根据地的粮荒。社会上出现各种流言:“天旱是因为八路军不信鬼神”、“天旱是因为彭德怀压住了龙脉”。村庄里又搭起了神棚,烧香拜佛,请龙王。有的干部悲观,对抗战前途信心动摇。在无数次强敌进攻前镇定自如的彭大将军,在群众的饥饿前忧心如焚。

一个念头在彭德怀的心头萌动了多日——由部队节省一部分粮食来救济饥肠辘辘的饥民。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他还在斟酌,未下决心。

彭德怀爱引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斗力系于胃”。八路军的供给本来就仅保持最低需要,再节粮,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战斗力的削弱,意味着根据地人民要遭受敌人更大的蹂躏。

早在1939年2月,彭德怀就曾有过这样一次难于下决心的时候。那一个月,八路军只能给每个指战员发5角钱的鞋袜费,连津贴也说不上了。彭德怀十分不安,说:“我们的战士太苦了!”他和朱德、左权几次盘算,千方百计,想在3月份给每人增加5角钱的零用,仍然无法落实。到月末,彭德怀转侧通宵,第二天早上懊恼地对总部工作人员何廷一说,“各种办法都想了,还是办不成咯!”

这次,他把精于计算的后勤部长杨立三找来一起研究。杨立三报告,机关和部队垦荒生产成绩很乐观,预计可以自给两个月的粮食。太岳太行两区以6万人计,可得540余万斤粮,约莫能给农民每人减轻3公斤粮的负担。

彭德怀计算:“看起来数字不大,但太行区的贫农常年吃盒子饭,粮菜掺半,还有柿子、土豆等杂食。据我计算,每人每大粮食消耗量不过六两。3公斤粮就够一人维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只是……”彭德怀沉吟说,眼下还有什么办法呢?”眼前,确实没有更多的办法了。彭德怀下定决心:机关的粮食还要减,战斗部队必要时,也须节出粮来。

4月1日,彭德怀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各单位,从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1两小米救济饥民。

4月27日,彭德怀下令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各村公所可用公粮熬粥,救济过往灾民。这样,总部直属队的干部每日口粮只合今7两,战士每天口粮也不足1斤。彭德怀规定,北方局和总部的干部每日采一斤半树叶、野菜,交炊事班与粮食掺做。

几天之后,彭德怀再次指示,直属队不得在村庄附近采集,他带领干部攀崖越岭到仙人峰、南洞山一带寻野菜,把近处、平坦处留给群众。就是野菜、树叶,也不得与民争食。

细心的参谋长滕代远提醒彭德怀,没经过长征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对遍山百草,分辨不清哪些可食,哪些有毒。于是,在滕代远的主持下,八路军总部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野菜展览。

从4月直到秋收,彭德怀、滕代远、罗瑞卿等领导人,和北方局总部人员一起,每日两餐菜粥、榆叶面条,或玉菱芯、黑豆皮做的悖悖,个个面有菜色。彭德怀痔疮时发,经常便血。总部如此,太行、太岳、冀南等重灾区的领导机关和部队

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他的日记中写着:“这些人即使在战争中失利也不会被摧垮,八路军吸引着人民。”3月初,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奉命回延安学习,行前,彭德怀抱着一个特制米袋来到王政柱处。米袋里装的都是金子!王政柱知道,这是打仗缴获和没收汉奸积存的190 两黄金。彭德怀郑重嘱咐王政柱把“米袋”带回延安:“这是送给中央的。”

艰难的敌后,190两黄金可以派多少用场!但彭德怀知道,中央在贫瘠的陕北,这笔经费对中央更为重要。

第二节 曙光

1943年秋,华北继续干旱,干旱之后,又遭蝗灾。根据地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秋菜却取得了较好的收成。总部所在地的麻田一带,修了水渠,粮食亩产可达二三百斤,这在当时就是可观的产量了。减租减息运动使60%以上的贫农、下中农,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更多的果实。部队机关的垦荒生产,可以自给粮食3个月,还收获了大量的菜蔬、南瓜。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己定,美军转入战略反攻。华北战场上,日军深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得不逐渐收缩兵力,退守城市和交通线。华北抗日根据地从逐渐恢复到扩大。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各方面,都比两年前健全和巩固。日本的战史记述说:“中共方面自百团大战以后,用两年多的时间,极力扩充势力,进行地下渗透与政治工作,最近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积极行动,并取得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区发动了它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日军再次向麻田扑来。等候它的只是一座空村,彭德怀率领总部转入太岳地区指挥外线作战。北方局、总部、和一二九师的伤病员、妇女、体弱干部,包括彭德怀、滕代远、邓小平等人的妻子,都坚壁于黎城以北的南委泉一带高山之上。敌人在山下搜索,呼叫声山上清晰可闻。但敌人既聋且瞎,老百姓再也不会上当。日军要再演1942年5月奔袭合围的一幕,只是妄想罢了。5月25日,彭德怀率总部回到麻田,太行军民打退了敌人的“扫荡”,恢复一片生机。

自1942年5月敌人发动中条山战役以后,国民党正规军降日者,少将以上竟有数十人,兵力计15万。而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时,在战胜了日军的封锁、蚕食、扫荡和连续5次、长达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正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华北、华中、华南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一半以上,伪军的90%。

1943年7月,太行明月之夜,麻田镇漳河滩黑压压坐满了人,锣鼓笙箫,热闹非凡。八路军总部剧团为庆祝减租减息和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演出节目,下麻田、军寨、云头等附近村庄的人,扶老携幼而来。

一年前的7月7日,总部为左权参谋长和数十名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漳河滩上一片嚷泣、怒吼。今天的气氛完全不同。为烈士复仇的誓言化为实践,敌后最艰难的时刻即将过去,太行山己透露出胜利的曙光。八路军指战员和村民一起坐在河滩上,看得兴致勃勃,彭德怀也杂坐在人群中。

一出晋察冀区打退日军六路围攻的戏开场。锣鼓声起,只见一员大将身披战袍,头戴锥翎,脚蹬高底靴,阔步雄视,出台道自:“吾乃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是也。”彭德怀目不转睛地看着,不禁笑起来:“我们的聂司令员是这副装扮呀!”他忘记了,1937年底他回延安开会,延安的戏台也曾如此这般地扮演过他。

谁都知道,聂荣臻将军和他们眼前的彭德怀、刘伯承一样,身上是用槐树叶、核桃皮染的灰布军装,脚下是山区妇女做的双梁厚底布鞋,但台上那个忠肝义胆、威风凛凛的将军,又确符合八路军的英雄形象。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并不探究艺术原则的观众心中奇妙地沟通,戏台上和生活中的英雄自然地融为一体。谁也不去想,在敌后抗战这部威武雄壮、惊险奇绝的历史长剧中,自己正演出着动人心弦的一幕。

一代才子郭沫若从大后方重庆给八路军总部的友人写信说:“你们是在天堂里受苦,我们是在地狱里享受……你们如果把这些记载下来,将来抗战胜利后,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

第三节 回延安

1943年9月10日,彭德怀应中央之召从麻由镇动身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滕代远留总部主持工作。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代理。

敌后根据地已度过了最艰危的时期。经过两年的严酷战斗,八路军的兵力恢复到40万,战斗力大大超过了百团大战以前,而且有了百万民兵作后盾,不仅有绝对把握保卫住华北,而且向豫北、皖北扩展着根据地。

9月17日,在同蒲路东榆次、太谷间的一个小村里,彭德怀与刘伯承一行会合。敌人对太行区的封锁沟、墙,被远远地甩在身后。日军自夸在八路军各根据地周围修筑了1.1万公里的封锁沟、墙,7700多个据点。但这并没能阻挡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物资,通过地下交通站,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往来输送。从1941年以来,杨尚昆、陈毅、刘少奇等陆续返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数以百计,无一次失误。

同蒲铁路是敌人严密防护的交通命脉,八路军太行二分区的地下交通队已在封锁线上往返侦察了几遍。

大家按交通队的要求换了装。彭德怀白布包头,身着灰色对襟布褂、青布裤,浦安修头裹白毛巾,身穿黑色大襟短衫,一对农民夫妇的模样。刘伯承和他的妻子汪荣华,也是一副农民打扮。在交通队的周密安排和保卫下,经过两夜一天,彭德怀和刘伯承一行穿越星罗棋布的敌区堡垒群和同蒲铁路、汾河、汾太公路二道封锁线,于19日黎明时分进入晋西北的清源县。此去便是到延安的坦途。彭德怀和刘伯承一行人站在山坡上,向终年出入于敌人占领区的交通队无名英雄挥手告别,直到交通队的人转过山坳,大家才回身向延安走去。

到延安,彭德怀向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了华北前线的工作,又将自己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送给毛泽东求教。毛泽东阅后写了一些眉批。彭德怀在这篇发言中检讨华北6年的工作时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毛泽东用毛笔将这一句中的“基本上”三个字圈去,在眉批中写道:“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随后,毛泽东和任弼时邀彭德怀一起到王震三五九旅开垦的南泥湾——被誉为陕北的江南小住。

彭德怀的心仍在前方。他把积存的76.6元稿费交给党,希望后方的同志也为前方将士捐献。

此后,彭德怀住在延安杨家岭、枣园,协助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继续指导华北敌后抗战。

1945年2月,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举行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总结华北工作。彭德怀在会上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华北斗争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从严检查了个人在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由于整风运动中一度发生的“左”的过火斗争的影响,会议发展为对彭德怀的不公正的批判,从2月到7月,断断续续开了43天。虽然座谈会没有结论,但在会上提出的对彭德怀的一些错误指责,如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执行王明“左”倾和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等等,在14年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重被提起,使他蒙受了更大的冤屈,构成了那个影响全民族命运的巨大历史悲剧的一部分。

1945年4月,彭德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30日,彭德怀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对华北八年抗战作了简要叙述。彭德怀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不断南溃,不半年,华北即沦为敌后。我军深入敌后,在八年血战中解放了六、七千万人口,建立了六大解放区,八路军发展了15倍,达50万人以上。民兵大约有160万余。八年中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91000余次,打死敌人2个中将(整个抗日战争打死敌3个中将), 毙、伤敌17万余人,伪军十七、八万人。缴获23.7万枝步枪,四、五千挺机关枪。八路军从没有炮到现有炮800多门。华北战场经常牵制敌在华兵力的半数或半数以上。建立了438个“三三制”县政府,9个战略区的边区政府。根据地没有土匪,很少见到乞丐。

彭德怀在发言中总结华北抗战的军事工作说:在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中,锻炼出来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敌后犬牙交错的游击战争环境的军事政策,其实质表现为密切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表现在战斗与生产结合,发挥群众性的农民游击战争的特长,而没有被农民的地方性、保守性所限制。既继承了过去10年内战的经验,又有些地方发展和丰富了过去的经验,如军区制的建立、主力军与地方军的适当分工、民兵的作用、武工队的作用、军队的整训等。发言具体阐述了这些经验的内容及其中的教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八路军的时代过去了,但“八路”这一光荣和亲切的称呼,作为中华民族英勇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象征仍然留传。领导和表率全军的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也仍然被人们深怀爱戴地称呼为朱老总、彭老总。抗战八年,在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磨擦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彭德怀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展其雄才大略,奋其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精神,舍身忘我,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的功勋,进入他革命历程的成熟时期——从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帅才,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他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大量演讲,起草的大量文电、报告、总结,具体阐述了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八路军的建设、到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斗争情况和方针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战的壮阔场面与艰险历程,反映了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在华北的具体运用及其伟大成功。

在这场光耀千秋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就彭德怀来说,还有其恒久不变的方面,就是他始终如一地和士兵同甘苦,与人民共呼吸。在延安,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见到彭德怀,有感于彭德怀的艰苦卓绝、肝胆照人,题诗相赠: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志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在八路军总部居住过的地方——山西潞城的北村,武乡的土家峪、砖壁,辽县的武军寺、麻田……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彭德怀为群众饥送食、寒解衣,为村庄筑堰修渠,替老弱担水挑柴,做了数不尽的好事,表现了他对旧社会苦难人民的无限同情。太行山的群众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的心碑上,即使是以后“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的狂暴,也未能把他的形象从这个丰碑上挖掉。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后,全国大批彭德怀,八路军总部曾驻留过的麻田村支部书记刘米贵被指定去太原批彭,一言未发,回村后忧病而殁。麻田村当年的民兵王福臣,为躲开会卧床不起,不久也抑郁死去。王福臣临终时,把当年“老彭”从自己肩上取下来,披在他冻得瑟瑟发抖的身躯上的旧棉大衣留给儿子做传家宝(按:这件军衣现收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把“老彭”在全国解放后写给他的信和送给他的照片端端正正放在胸前,带向他冥冥不可知的去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老彭”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太行,当年的村干部、民兵、妇救会员及抗日群众不禁痛哭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