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是在并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奉命上庐山开会的。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便不顾旅途疲劳到旅坛寺国防部大楼去办公。总参谋长黄克诚向彭德怀询问了访问的情况和观感，然后向他汇报国内经济形势和当前部队的思想情况。使彭德怀感到担心和意外的，是国内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黄克诚向他汇报时说，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
听到这里，彭德怀再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在室内踱来踱去。甘肃省是他亲自考察过的省份，就在几个月之前，省委领导和下面干部还告诉他，全省每人平均可占有粮食1500斤。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严重缺粮省？
在回国的最初几天里，彭德怀阅读了中央文件和各地送来的大量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材料。他发现国内形势远不象他在国外从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那样乐观。全国的粮食、日用品、建筑材料、电力、运输……都处于紧张状态。月末，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彭德怀沉思良久。他想让黄克诚去庐山开会，自己留下值班。彭德怀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他考虑到：黄克诚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地方的情况比自己熟悉；另外，彭德怀计划写一本关于建军经验的书，想抽空做些准备，并看看出访期间积压下来的文件材料。当彭德怀找到黄克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时，一向不避辛劳的黄克诚却出乎意料地没有立刻表态。这位素来稳重的总参谋长考虑得更多一些，他想到在不久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突如其来地点名批评彭德怀，口气严厉令人摸不着来由，使彭德怀一连几天迷惑不解，闷闷不乐。黄克诚惟恐彭德怀不出席庐山会议引起毛泽东的误解，便非常恳切地说：“老总，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开会的好。”无论是彭德怀还是黄克诚，都没有预料到庐山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当时考虑的，只是两个人中一个上山，一个留守，谁去谁留的问题罢了。
彭德怀是7月1日早晨到庐山的。和他一起到达的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等。他们从北京出发，乘一组专列先到武汉，然后换乘江轮到九江，由九江登岸乘汽车上山。在火车上，彭德怀一直埋头阅读这一时期中央发的重要文件、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50多天的八国之行，与国内隔绝，他需要了解的情况太多了。
在火车上，保健人员发现彭德怀吃饭很少，两顿饭都是只吃几口就把碗筷一放，回自己的包厢去了。在包厢里，他长时间地凝视着窗外，闷坐不语。保健人员便不安地问：“是不是病了？”彭德怀轻轻摇摇头。“是在车上睡眠不好？”彭德怀又摇了摇头。接着用手指了指窗外说：“你看看他们……叫人怎么还能吃得下去！”
这时保健人员才注意到，在列车停靠的站台外边，拥挤着许多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有的背着肮脏的行李卷儿，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他们一个个面带菜色，用手把着站台边的白色栅栏，向列车这边张望着。很显然这是一群被保卫人员赶到站外的灾民。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始的计划只是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7月2日到达庐山后，被安排住在河东路一侧的176号别墅。这是一座有一间大厅，两头各有一套卧室、书房、卫生间设备齐全的美式建筑。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气候宜人。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给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峰壑不断地改变着容颜，为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十三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地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7月2日开过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陆续提出的十九个问题：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共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团基层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十九、国际问题。
当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概括为这样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的概括，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
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分歧是从对毛泽东概括形势的三句话那中间四个字“问题不少”的不同解释开始的。
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的经济情况，已经开始有所缓和，但没有根本好转。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毛泽东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己经从思想上提出纠“左”的问题。他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和中央全会，制定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并且获得了一些成效。毛泽东对于这方面的成绩是相当满意的。
但是，由于当时所有这些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仍然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和实行的，因而这种纠“左”的工作也是很不彻底的。一再修改后的指标仍然偏高；公社中仍然保留着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许多“左”的做法，严重危害着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在彭德怀和一部分与会者中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求，主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扭转紧张局势。
对当时形势，特别是对存在的问题的不同看法是：一部分人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195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己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积极的领导人。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
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暴露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 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但收效甚微，有的地方还在发展，还需要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己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中的一个。
彭德怀登上庐山，对于闻名遐迩的匡庐胜境没有多少心思去领略。“暇日登临固宜乐，其如天下有忧何。”在山上，他除了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以外，就是整天翻阅中央和各部、委的文件，以及参加小组会议讨论。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6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到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以他自己一贯的风格，发言开门见山，毫不拐弯抹角。有的话直涉毛泽东，他也不加回避：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只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
4个月前，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号召大家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学习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他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众把人打死，还是有臣下敢进言。当时尽管海瑞对皇帝攻击得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会后彭德怀返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本线装的《明史·海瑞传》，批阅文电之余，便拿起仔细阅读。在彭德怀作以上发言和插话的时候，他脑子里是否想到了海瑞，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海瑞中受到了鼓励，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那次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和陈云同住在瑞金二路五号，同席进餐，饭后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在修改和调整当年的钢铁生产指标中，毛泽东在会上多次称赞陈云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还说有时候真理是在一个人手里。会后，毛泽东即委托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研究落实钢铁生产指标的问题。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一直是很敬佩的。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言人所不敢言，有人赞同，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还有人冷眼旁观。
彭德怀从来不看人家的脸色讲话，仍然照直说下去：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什么‘算帐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彭德怀在发言中还间或加杂有粗俗的言词，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大不快，这是不难理解的。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中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当着毛泽东的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当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时，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下去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他们两人的住所只相隔一条甫道。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等。周小舟、李锐二人在不同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被毛泽东称为“秀才”。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和彭德怀相近。特别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怀反映了许多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和问题。
7月12日，周小舟到176号去看彭德怀，谈到粮食问题时，周说：“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是压出来的。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彭德怀愤怒起来：“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谈了自己的体会。过一会儿他又对彭德怀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里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这些问题，你该照实向主席反映一下。”彭德怀说。“我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
周小舟把头天晚上他和周惠、李锐在毛泽东那里谈话的情况，向彭德怀详细谈了。接着又建议说：“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彭德怀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在山下，彭德怀常常把部队反映的一些问题转呈毛泽东，他希望引起毛泽东更加重视工作中的问题。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德怀意见中那些言词最尖锐的部分，特别是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一些话，都删去了。发现这种情况，彭德怀很不满意。其实，负责整理《简报》的工作人员是出于一片好心。
7月10日，毛泽东在各组长的联席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那天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对于城乡仍然存在着的紧张局势，很少提及。他说，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己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供给制。在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上，他的设想也仍然是过高的。
毛泽东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他的讲话与当时全国城乡出现并日益发展的严峻形势，相距甚远。
就在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吴冷西、李锐和田家英，成立一个起草文件的小组，胡乔木任组长。由他们负责把各组对十九个问题的讨论意见加以集中、整理，写出庐山会议议定的记录（草案），印发各组研究修改，准备最后定稿，然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这个文件的草稿，于14日印发给各组，名叫《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再用几天时间把《议定记录》修改好，通过一下，印发下去，庐山会议就可以按期结束了。许多人看出这种趋势，会上不再谈什么缺点、问题，研究经验的空气也淡薄了。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已在筹划下山的路线和交通问题。这样的结果与彭德怀原来对会议的期望，存在很大距离。特别是听到会议将于7月15日结束的消息后，他更加着急：开了这么多天会，问题并未很好解决，难道就这样结束了？想到这些，彭德怀在7月11日晚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7月12日上午，彻夜未眠的彭德怀踩着晨露向毛泽东住的“美庐”走去。经过一夜的反复思索，他决心找毛泽东面谈，把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看法统统告诉他，希望毛泽东能在会议上把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再着重讲一讲。在他看来凭着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扭转这些问题并不困难。
事有不巧，“美庐”的警卫人员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
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归。
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为了紧要事情，曾经排开警卫人员的阻拦，掀过毛泽东的被窝。那时，闯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都是急急披衣起坐，谈完要谈的问题，有时候还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
现在的情况虽然也紧急，但毕竟已不是当年了。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到毛泽东住的“美庐”，走林荫雨道不过200来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当晚，彭德怀从周恩来总理处开会回来，向随行参谋王承光说：
“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我在西北小组会上讲的一些意见，简报上也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
随行参谋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彭德怀又说：
“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可是在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只要主席讲一次，就会起很大的作用。”
这是彭德怀第一次明确表露给毛泽东写信的想法和动机。在此之前，周小舟到176号别墅去看望彭德怀，两人也曾谈到写信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记下的情况是这样的：周小舟向彭德怀问了一些他出访八国的情况，话题就转到这次会议上来。彭德怀问周小舟：“你们小组对于国内形势讨论得怎么样？" 周小舟说：“不怎么样。讨论不容易展开。”
周小舟谈到小组会上发言时，只要一谈缺点和问题，就会被人打断。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不错。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把没有讲完的意见，写一封信给主席。”周小舟说：“你同主席当面谈谈不好吗？”
彭德怀说：“当面谈固然很好，不过我说话总是不容易说完全，又好顶撞。主席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看得很深。对问题没有很好研究时，当面谈不仅浪费他的时间，有时还容易引起误会。”
周小舟说：“那你就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了。”
7月13日中午，彭德怀拿着拟好的提纲，把参谋王承光叫来，口述了他给主席写信的内容，让参谋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清，成为二稿。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对二稿仔细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抄清楚后，彭德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5点半左右，王承光奉彭德怀之命，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这就是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所谓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的简单过程。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接受批判时，为了保护身边工作人员，一直坚持说这封信是自己花一夜的功夫写成的。王承光在抄信时，把彭德怀信中说大炼钢铁“有得有失”错抄成“有失有得”。毛泽东在批判这封信时，对“有失有得”四个字特别指责说，把“得”放在后面，“失”放在前面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也没有作一句解释和辩驳。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株连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封具有特殊价值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的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己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己经过去，己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二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己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 “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信送上去之后，彭德怀如释重负，静待毛泽东的回音。在萌生了写信的念头之后，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他认为：“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彭德怀估计毛泽东看完信后会找他去谈谈，或把信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议一议。但毛泽东对那封信的处理方式，完全出乎彭德怀的意料。 第三节 “鼓咙胡”的回声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住的“美庐”别墅，门牌为180。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看后，没有立即作出评论。两天以后，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对中央常委的几个同志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住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来参加讨论。在电话上还告诉彭真说，如果林彪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毛泽东要中央办公厅将会议小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6个小组。目的是为了各地区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避免同一个地区的人谈来谈去总是一个调子，问题展不开。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他事后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印发给到会人员。它象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已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波澜。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有些没有讲话的人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从7月17日到22日，各组共讨论了6天，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意见书》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是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话讲得重了一点。还有人说，《意见书》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赞同《意见书》的人，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表示，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有的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认为，彭德怀的信对于引导大家畅所欲言，对于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是很有好处的。当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有人还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许多人在发言中，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一位省委书记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一位在中央负责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己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也有人基于某种经验，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悄悄对人说：“这封信可能要惹乱子！” 在为数众多的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是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3个人的发言。 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才到达庐山的，上山后和彭德怀共同住176号别墅。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他们两人在庐山第一次见面时，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在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上，黄克诚作第一次发言。他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问题不少”。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又补充了几点：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第二、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认为，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后果是：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了影响；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黄克诚在发言中没有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政治性”等等词句，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是一致的。7月19日，周小舟在第二小组会议上发言。他说，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他赞成刘少奇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认为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在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言中，观点最鲜明，对问题分析最透彻的，要算7月21日小组会上张闻天的发言了。他的长篇发言，分作13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自庐山会议开幕20多天来，象这样态度严肃，内容精辟，对大跃进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的发言还没有第二份。 在谈到彭德怀的《意见书》时，他表现了毫不含糊的赞同与支持：“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对《意见书》中某些不大准确的提法，逐个为彭德怀作了解释。在张闻大谈的13个问题中，特别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囚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这几天，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人的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 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些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申明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自己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存档。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也是笼统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 ,“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但也有人明确地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论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 持反对意见的人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大多也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因为那时大家都认为并坚信，维护党的利益的最高标志就是无条件地相信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