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抵成都。
他终于又工作了，心中积聚6年的工作热忱迸发出来。他决心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国防重地的大三线军工建设上做出贡献！
刚到成都永兴巷7号住地，彭德怀就对接待他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说：“明天就开始工作。”杨沛说：“一路辛苦，休息几天吧！”彭德怀说：“我已经休息多年了。”
从第二天开始，大三线各局负责人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大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的指示，逐个向新上任的副主任彭德怀汇报情况。彭德怀对照挂图仔细记录、询问，最后发现，对他所关心的军工生产建设情况谈得很少，或避而不谈。
两个月前，彭真在人大会堂和他谈工作分配时，他表示不愿到三线去，说：“工业生产我是外行，到西南去能做什么？! ”彭真说：“军工生产你不是很熟悉吗？”彭真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亲自筹划建立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成为我军第一代军事工业。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接替了兵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此后7年中，兵工生产从常规到尖端、从原材料到成品、从军用到军民两用，都由他主持开会作计划、研究布局、批准产品定型。他跑遍全国各地的重要军工厂。就在他被罢官前，还研究过在成都、西安增建飞机工厂的计划。他原是新中国军事工业包括尖端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他到成都前，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德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还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动情形。
彭德怀仍然认真听汇报。汇报中，建委第一、第二副主任建议彭德怀分管煤炭和天然气生产的后勤工作。这说明，确实不让他接近军事工业了，他心头一阵不悦，没有表态，来人就未谈下去，分工没确定下来。以后，建委不再提这件事。他和李井泉谈话，李不提分工问题，他也不问。
安顿下来后，他翻阅来成都前后积压未看的报纸，看到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成都的那天）《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于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着看着，他一下把报纸摔在桌上，盛怒难当，说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思索了一会，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不管它，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12月10日，彭德怀在给彭梅魁的信中，表露了他孤独一人在远方迎接挑战的心情：“我即将外出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属于我的时间己经不多了，实在遗憾，我将珍惜时间，以慰晚年。”他把这些不快和不安抛到脑后，马上出发到工厂矿山参观、做调查。
12月12日开始第一次外出，到重庆参加三线建委政治工作会议。会后去内江、自贡、威远参观天然气和煤炭生产情况。1966年元旦刚过，政治风暴卷压而来，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指名地、但越来越明白地把“海瑞”——反党分子——彭德怀作为目标。不久前，1965年的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德怀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成都参加1966年1、2月间在锦江饭店举行的生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对三线建设充满了希望，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会议结束，彭德怀即起程第二次外出，去渡口参观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沿途视察了修建成昆铁路的现场、西昌专区、石棉县石棉矿。又特地去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和他曾率红军攻打过的会理县城。
2月30日，彭德怀到达渡口市。渡口市原是金沙江畔一个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时正兴建西南地区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彭德怀在山上山下仔细参观，走得汗流浃背，看得振奋不已，连说真是好地方，毛主席决断非常正确。
在参观建设中的宝顶山煤矿时，彭德怀不禁感情激动。他十分熟悉这些“乌金” ，曾身受掘洞挖煤之苦，一再嘱咐陪同参观的渡口市委领导人说：“巷道支撑一定不能马虎，要绝对保证工人生产安全。”
渡口市火热的建设景象，使彭德怀这个不写诗的人也诗兴大发。他并未把写的诗给别人看，只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他当日的满腔豪情：“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力无穷，众志成城心向党。”不想匆匆的渡口之行，惹出了两件是非。
3月25日，彭德怀在石棉县安顺场渡口，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不禁缅怀当年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出身家性命为红军摆渡的船工。红军胜利北上了，当年的船工呢？听说只有一位老船工帅仕高还健在，彭德怀很高兴，特地看望他，详细询问他解放后的生活状况。听出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临别时彭德怀送给老船工10元钱。
这件事后来被“揭发”，作为彭德怀“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例证，那位老船工也无辜受累。这使对老船工倾注了无限感激之情的彭德怀无法忍受，大声喝道：“人家是拚着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3月28日，彭德怀参观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场。牧场地处高山区，彭德怀为了解彝民的生活，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彭德怀一打听，去了10个人，一共付了两元饭钱。彭德怀说，那是人家的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写了一封信给畜牧场的干部。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两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两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两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3月28日这件事，连同他在其他一些场合的一些表现：如对造价每平方米为150元（高出当时一般建筑造价一两倍）、每位客人占用60多平方米的招待所不以为然；对许多县市专区和工矿企业竞相修建高级招待所、特别是对四川省用西昌建设下马的钱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锦江饭店更为不满等等，都被指责为“借此吹嘘他是一向主张艰苦朴素”。
1966年4月19日，彭德怀第三次出行，视察川南煤矿。这次川南之行，他了却了一桩历史上的心事：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命令彭德怀从红三军团中抽调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领，到川、滇、黔边开创新根据地。彭德怀选派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前去。以后，这支队伍与红军失去联系，最后杳无音信。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特借视察之机到琪县打听这支部队的下落，方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德怀听后，为之停署减食，痛悼不已。1965年到1966年岁末年初，当彭德怀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际，在遥远华北的太行山，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他，深深地怀念着他。这就是和他一起在庐山被黯的黄克诚大将。
1965年11月，以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时间，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黄克诚被下放到山西省任副省长。抗战初期，黄克诚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山西是他战斗过的地方。黄克诚重访太行、太岳，想到26年前阎锡山发动十二月反共事变中，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前方，路过高平县二四四旅的驻地，夜里，两人纵谈时局，不觉东方已白。就在这个夜晚，彭德怀下决心调集兵力，准备发动反磨擦战役，终于打破了抗日敌后根据地遭敌顽双方夹击的困境。想起这位忠诚革命、威震敌胆而横遭冤屈的老战友，黄克诚不禁感伤。遥望西南，赋成《江城子》一阙：
江城子
忆战友
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经常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奔走呼号，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
这首词一直深藏在黄克诚心中。直到1981年9月的一天，本书的几名作者前去访问，他述及往事，才将这首词口诵出来，让大家记下。这时彭德怀已含冤逝世7年了。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看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决定重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康生任顾问，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等任副组长，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候补书记杨尚昆均以“反党”的罪名被撤销职务。
在三线建委会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谈会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陪同彭德怀外出掌握情况的人，有的就出来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
彭德怀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说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暂时收场，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 ，“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神州。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共和国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遭“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一次被红卫兵认出来，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共产党员哪有怕群众的道理！”“怕红卫兵找我算帐？！算新帐没有，算旧帐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彭德怀密切注视着“文化大革命”，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他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国变色”、“党变修”的巨大危险的论断在他心中引起了共鸣。他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心毫不怀疑。
经常有红卫兵闯进彭德怀住的永兴巷7号的院子里来。开始是请他讲革命历史、红军长征的路线、怎样打仗、生活怎样艰苦等等，他热情作答。有些人提出些责难，他耐心解释。他很喜欢和青年交谈，帮助他们了解革命。
然而，红卫兵运动朝着和他的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并摧毁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1966年12月，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成都“揪（意为抓出来批判斗争）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彭德怀一一作答。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说：“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
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派两个人回京请示。戚本禹听了汇报，对“东方红”的头目很不满意，说：“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 要“东方红”赶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
12月23日晨5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7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顿时，他们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
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3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7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景魁英叫起来，硬推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
“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红卫兵说：“现在就走。”“红旗”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戚本禹怕“东方红”右倾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总之，一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
“东方红”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双方争吵一顿，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去成都，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沿途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12月26日，戚本禹报告江青：“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己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心知“揪彭”一幕是江青策划的，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得指示几点：不得开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来京；只许坐火车，途中确保安全；到后由北京卫戍区接走彭德怀负责安排食宿。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东方红”的“揪彭兵团”特意说：“我亲自关心这件事。”
12月25日晚，被红卫兵控制了3天，已经十分疲惫的彭德怀，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的一名干部和几名战士的护卫下上了34次火车的一节专挂车厢。满身灰尘、爬满了“大串联者”的列车吃力地驶出成都北站。
从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5日，彭德怀在大三线度过了1年又25天。
从北京跟随彭德怀到四川的景魁英和景希珍，这时也和红卫兵一起挤坐在车厢过道中。彭德怀本不让他们上车，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你们都有老婆孩子！”
红卫兵一路看守和提问彭德怀，彭德怀有问必答。景希珍劝他：“你少说几句吧，你就是吃的这个亏呀！”彭德怀摇摇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嘴了，不抓紧时间说，恐怕机会不多了。”在彭德怀的心头，对红卫兵的热情中，隐隐升起了矛盾和困惑。
12月27日16时25分，34次列车进入北京站。北京卫戍区奉周恩来的命令派一连兵力到车站接彭德怀，红卫兵拒绝交人，说：“要请示中央文革”，当即在车站打电话报告戚本禹。这时中央文革正在开会，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戚本禹，机敏的周恩来已走过去，接过话筒说：“这事我来办。”周恩来在电话中对红卫兵说：“中央决定把彭德怀送往卫戍区。”戚本禹却指使红卫兵悍然抗命，强迫司机将列车退出卫戍区把守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叉口上，然后把彭德怀劫至北京地质学院。为此，周恩来直接质问了戚本禹，又不得不折中处理，把彭德怀交卫戍区，地质“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可参加管理。
极度疲劳的彭德怀由两个战士撑扶着登上卫戍区的汽车，最后还一路跟随着彭德怀的景魁英和景希珍被留在车上。车轮转动，他们突然发现彭总比几天前苍老了许多，这两个在彭德怀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秘书和警卫参谋，禁不住痛哭起来。
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陆续有一些被打倒的“当权派”被关押在这里，叫做“监护”。在极度疯狂的红卫兵岁月里，这确实是既监管也保护其免受造反派的过度摧残。
彭德怀被安置在一间建筑队丢弃的简易工房里，屋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炉。彭德怀拿出日记本，记下了几天来的经历，最后写道：“为什么揪我来京，一点也不了解。”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失去了自由。不是红卫兵而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问：“把我弄到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是算旧帐？他着急：成都住屋内有许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了；他要求看报纸；……没有人答复他。红卫兵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你们想干什么呀！”1967年元旦，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骂了彭德怀一通，说他想翻案，声言要“敲打死你，揍死你”，说：“对你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他们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记下这一天的感受：“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写完，彭德怀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仔细叠好，放到眼镜盒里，随后悄悄要哨兵替他转交上去。
彭德怀的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部分，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