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学进入大学,是一个人学历的重要台阶,也是生命历程的一个重大转折。张太雷的大学生涯是从到上海报考大学开始的。上海当时是一个文化发达、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许多北方的名牌大学都在上海设点招生。张太雷和李子宽离开常州府中学堂后,有一天张太雷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的广告。便决定与李子宽结伴前去报考。张太雷的母亲非常支持他的决定,张太雷终于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
张太雷和李子宽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他们对坐在车厢中,透过车窗贪婪地看着窗外江南的美景。火车开动不久,同车的一个外国神父就向乘客们传道说教。张太雷在刚进中学时,曾对基督教感兴趣,当时他每逢星期天都前往基督教教堂,做礼拜,听神父讲圣经,当时他风雨无阻,很是虔诚。可是当他看到不少信徒,非常善良、虔诚,可无论怎样每天祈祷,还是贫困如故,社会还是动乱不安,便心生疑窦,后来他知道了帝国主义是利用宗教信仰,利用传教布道作为伪装,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文化侵略,他明白了宗教并不能使人民富裕、国家强大,就再也不去教堂做礼拜了。今天在车厢里看到传教士又在宣传基督教,要大家信仰基督耶稣,他感到非常荒谬,十分反感,便站起来走到传教士的面前,问他上帝能不能让人民吃饱穿暖,让中国强盛兴旺。传教士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无以作答。张太雷对乘客们说道:“世上是没有什么上帝的,要是有,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们靠只有辛勤的劳动创造财富,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大家不要听他胡言乱语!”张太雷的话语坚定有力,铿锵有声,传教士被吓得不敢再说什么,听众纷纷散去。
张太雷和李子宽到上海后就去报考了北京大学,在上海没待几天,便返回常州。一个多月后,他们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两人均被录取了,欣喜之情无法言表。这本是喜事一桩,可对于张太雷这样贫困的家庭而言,却又成了一桩难事。上大学要交学杂费、伙食费,去北京还要旅费。母亲和姐姐做工赚的钱仅够维持一家人最低的生活,哪里还有钱供他上大学呢?可是母亲为张太雷的前途着想,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她四处借贷,一家人正在为此事愁苦无奈的时候,又是亲朋好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张太雷平时正直、孝顺,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深受族人的喜爱,这次他又考上名牌大学,张绍曾等几位长辈商量,决定由族人资助他上大学,张绍曾号召族人赞助,很快大家就凑足了各种费用,这真是雪中送炭,旱时降雨。张太雷一家人都非常激动,张太雷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上大学后,一定要发奋学习,将来用学到的知识报答父老乡亲。就这样,他在亲友的帮助下,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此时的张太雷满腔激荡着的是求学报国、强国兴邦的情怀。
1915年,当层林尽染,菊桂飘香的时候,张太雷由常州抵达北京,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及法律科预科学习,在这里他与常州府中学堂高一班的同学吴南如相遇,异地见到熟人,自是异常亲热。当时北京大学预科学生宿舍有两处,一是八旗先贤馆,另一处是东舍。张太雷住在先贤馆,而吴南如住在东舍,两人虽然住得不近,可因为既是老乡,又是同窗,两人在中学时就非常投缘,所以到北大后经常来往。
张太雷在北大法律预科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对所教授的课程兴趣不大,再加上这里预科要学习三年方能转入正科,这无疑延长了学习的时间,增加了学费的负担,因为他是靠亲友们资助上的大学,自然希望尽快完成学业,因此颇为此事苦恼。此时,恰好他得到一信息,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招考特别班,进去后只须学习一年的预科就可转入正科,这样比在北大可少学两年的预科,毕业自然比北大也提前两年,可以节省很多费用,于是张太雷便去找吴南如商量,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去报考北洋大学。吴南如是个稳重的人,他认为能在北大读书,按级就班学习读到毕业就很不错了,他不愿意另考北洋大学。可是经张太雷的一再动员,强调去北洋大学读书可以省时省钱的好处,最后他终于同意与张太雷一起去投考北洋大学。几天之后,他们便一起去天津投考,结果两人双双被录取。
甲午之战,中国败于日本,朝野皆愤,民心思强,兴学救国的思想深入人心,北洋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而生的。它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10月2日,初名为北洋大学堂,1951年更名为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创办之初,曾经分设头等学堂(正科),学制四年;二等学堂(预科),学制四年,设有法律、土木、机械、采冶四科。学校设在天津小营门外,聘请美籍著名教育家丁家立博士担任总教习。1901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学校被德国军队占领,次年被划入德租界,学校被迫停办。到了1903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将天津北八里西沽武库全址及所有房屋(占地350亩)拨作大学的校舍,正式命名为北洋大学堂。这座武库原来是李鸿章创办的火药制造厂,存放大量的军用物资。甲午之战中被英国海军破坏,仅剩余大库房八座。北洋大学堂迁入后,便将其中的两座改为教室,另外六座改为学生宿舍,并新建教学楼一座。因为其正门上有“北洋大学堂”五个金字,还刻有蟠龙浮雕,因此有“龙牌大学堂”之称。天津的老人称之为西沽大学堂或武库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建校之初就只设了当时国家最急需的工科和法科,课程设置均以美国著名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标准,教科书除国语外,完全采用美国大学的原本教材,教员中有很多是外国人,英文、德文、物理、化学等等课程全部采用外语讲授,每天六个小时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学校有严格的教学计划、完整的课程体系、齐全的实验设备,因此在此校毕业的学生成绩都不错。在北洋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需要再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各著名的大学里继续深造。
北洋大学位于天津城北的西沽村北运河的堤岸上,校舍四周有大堤预防水患,堤上垂柳成行,桃李并排,春光明媚的时节,花红柳绿,水波泛影,枝叶迎风,摇曳多姿,四季风光宜人,成为天津的八大景观之一。一进入学校大门,沿着宽敞平坦的校道,可达三层的教学大楼,楼顶建有钟塔,大楼伸向左右两翼的楼房是图书馆和实验室,穿过大楼便可进入校舍的庭院,一条甬道被两行参天的白杨树夹住,通过两间遮风挡雨的过厅,可以到达一座操场,操场的两侧就是用武器仓库改建成的教室和宿舍,房舍之间各种花草树木点缀在四周,如同花园,环境清静,风景优美。
名字是人的标记,是可以更换的,张太雷1916年1月8日进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班学习时使用的名字是张曾让,这是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祖先仁让堂的风范。张太雷进入大学使用此名,大概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吧。
北洋大学当时的环境还很艰苦,整个学校由武器仓库改建而成,学生宿舍也是由并排的六座武器库房改造的,每栋用两米高的木板隔成一间间的小屋,每间仅有六七平米,内放小床、小桌、小书柜、小椅子各一个,房间的一边是走道,另一边是用蓝布将相邻的房间分隔开,两间房的上面是相通的,两间房共用一盏灯,学生们一般自修、睡觉都在房间里,学生宿舍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等七斋,每斋有一个公用的房间作为盥洗室。张太雷先在丙斋住,后又住丁斋,与吴南如都是隔房相住,共灯而读。张太雷对住这种车厢式的宿舍感到很有趣,垂帘可自学,挑帘可交谈。这样好像火车车厢似的宿舍在我国的大学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当时的学校的环境所造成的,而且只有从1903年到1923年的二十年中是如此,后来新建了宿舍大楼,三人住一间,情况就大为改善了。
张太雷和吴南如进入北洋大学后,先在法科预科班学习,主要补习英文和法学知识。因为常州府中学堂的教学质量比较高,也部分采用过英文教科书,他俩在中学的英文成绩比较好,所以经过半年学习后,他们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考试成绩优异,于1916年便升入法律学门己班学习。他们第一学年的功课学习不太紧张,张太雷在学好功课的前提下,读了很多课外书刊。张太雷在中学时就很重视锻炼身体,上大学后更加积极地参加体育活动。北洋大学当时的校长赵天麟对学生是德智体教育并重,他专门从美洲请来一位体育专家柯拉克,柯拉克向学生们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运动史上的地位,他介绍时是用放幻灯的方法,按图来讲解,由于这种方法非常直观,大大地提高了学生们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以后学校又增加了许多体育运动设施,并专门派教员依力斯负责指导学生们的课间操和各种球类活动。张太雷高大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校园的球场上,他与后来和他一道创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采矿冶金系的同学谌小岑就是在球场上相识的。每天晚饭后,张太雷都要和吴南如一起到河堤上去散步,让微风带走一天的疲惫。
校训可以体现一座学校的精神。“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至善门”——学校的大门上就镌刻着这四个大字。这是校长赵天麟提出,经过教师门复议而定的。北洋大学就是本着这样的一种精神来教书育人。学校要求行政上用这种精神来治校,教师们用这种精神来执教,而学生们则要用这种精神来学习,毕业后,以这种精神来立业。
北洋大学的教学内容是比较高深的,课程越是高年级,越繁重,考试非常频繁,淘汰率比较高,因此到这里来读书,必须非常刻苦用功,方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学校从招考起就严格把关,每年报考者多达两三千人,但只录取一个班,仅有60人,另外还录取一个补习班,也只有60人,预备补习一年后,经考试合格方能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每年进入预科一年级学习的学生为120人,但六年毕业时,只不过60人左右,可见淘汰率之高。张太雷所在的法律学门己班开始时也是60人,到毕业时仅有22个人。从课程设置上看,法律学门所设的必修课有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济法、罗马法、法制法、法理法等等十五门之多,选修课有比较法制史、刑事政策、国法学、财政学等。另外课余还要阅读英美法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原文书,厚厚的一本。上课的全是外国教授,说的外语的速度非常快,稍微一走神,就听不懂,而且每堂课都要布置课前阅读的案例,上课时就要针对这些案例来提问。由于要预习的功课太多,课余时间有限,即使是开夜车也很难将全部功课预习完,不过困难也可以逼出办法来,张太雷和吴南如等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商量,大家分工作准备,把老师指定的预习案例,每人看三到四个,了解原理,写出心得,互相讲解,交流意见,这样节省了时间,上课时又能正确地回答老师的问题,而且这样做既有益,又有趣,大家都很乐意这样做,称它为“金点子”,而张太雷是此点子的发明人之一。
北洋大学是座有名的学府,设备齐全,教学先进,学校的图书馆在国内馆藏算是比较丰富的,馆藏有中外书籍一万多种,中外报刊一百多种,而且许多是刚出版不久的书刊,如当时王宠惠、顾维钧的博士论文刚一出版,就可以在北洋大学的图书馆中找到。另外,还专设了法理图书馆,内藏美英成案(案例)及中西法学名著。张太雷和吴南如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北洋大学不仅教学认真,考试也是严格的,两门不及格要补考,补考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将被退学。每学期考试的次数很多,除了学期末的考试外,还有月考、周考,以及教授临时在上课时插进来的小测验,学生们只有平时课前预习好、上课时认真听课、课后认真复习,才能应付这些数不清的考试。学校还采用每学年考试成绩平均在85分以上者,可以免交学费。学校还曾一度采用公布考试成绩的方法来鞭策、激励大家学习,但是这种方法只能保持一个阶段,过后就容易淡忘了。学校后来又采用按考试成绩来分配座位的方法,就是把教室的座位按照每年考试的名次榜依序排列,使之成为实际的固定的名次榜,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学校督促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成绩的良苦用心。张太雷是热爱学习、胸怀大志的青年,他出于学好知识报效祖国的信念,来到北洋大学后,学习上他更加自觉和勤奋,他总是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课,课余时间认真地预习和复习。进入本科后,课程多、作业量大,业余时间不够用,差不多每天都要开夜车,常常学习到午夜时分。由于白天整天看书,晚上又是在昏黄的灯光下或跳动的烛光下看书,眼睛长时间极度疲劳,眼睛就更加近视了.
民以食为天,从饮食方面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追求。北洋大学虽然是有名气的高等学府,在教学上是高水平的,校风却极力提倡朴实无华。因为招收的是全国各地成绩优异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多数家庭都比较贫困。当时学校只收学费10元和住宿费12元,学校的书籍可以借用,如果要想自己留下来,只需要交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学生自办食堂,每月的伙食费平均在5元左右。根据当时的物价,每年平均学杂费加上寒暑假往返的费用大约在120-130元之间,而当时一般的大学每年的费用在300元左右。学校提倡学生们勤俭节约,大多数人只穿蓝布大褂,很少穿西装、革履,大家都终日埋头苦读,很少到市区去闲逛、吃喝玩乐。与当时天津的河北法政学院以及私立南开大学相比,北洋大学的学生是显得很贫困、寒酸,所以当时在天津群众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法政是老爷,南开是少爷,北洋是听差”。
张太雷来北洋大学读书,第一年还由族人资助,筹到了一百多元学费,可是到了第二年所筹到的款项就有所减少了,他只好进一步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了,在用的方面早已紧缩开支,还是再动脑筋,另找窍门,比如把字写得小一点,一张纸多次使用,正反两面都用;把铅笔头套上铜帽,以求用尽;买最便宜的墨水粉兑水当做蓝墨水用。这些节约很有限,无济于事,他就在吃上打主意。学校伙食团是由同学们自己办起来的,当时有南方和北方两个伙食团,南方伙食团做的饭菜全是南方口味,每顿都有红烧肉、红烧鱼,常常是四菜一汤,吃得相当好,价钱也比较贵,每月需要六块银元,大家称之为贵族饭团;北方伙食团是按北方的口味来做的饭菜,吃包子、馒头、面条,菜就是炒大白菜,粉丝豆腐汤,相对南方伙食团来说要差一些,每月只要三块银元,大家称之为平民饭团。张太雷和吴南如是江南人,初来时在南方伙食团就餐,后来张太雷因经济条件限制,吃不起南方伙食团的饭菜,便改到北方伙食团去就餐,好在他从小就吃苦吃惯了,所以吃起北方的饭菜来,他并不觉得有多苦,吴南如虽然经济条件好一些,吃得起南方伙食团的饭菜,但他们既然是同学,又是好友,所以也转到北方伙食团来陪张太雷一道就餐。他们虽然在伙食上吃得稍微差一些,但在学习上仍然一样用功,晚上也照样开夜车。
人既具有生物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同学之情是十分美好、令人难忘的。因为这时候的人思想非常纯真,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1917年,这是张太雷就读北洋大学的第二年,这年四月里的一个假日,在张太雷、吴南如的策划下,12位在天津读书的原常州府中学堂的同学来到北洋大学聚会,加上张太雷和吴南如总共14个人,此时正是花繁叶茂、莺飞草长的季节,他们一起参观了北洋大学的校园和教学设施,游览了校园旁边的运河风光,交谈着各自的情况,畅叙来天津后的见闻和感受,通过你说一段,我讲一节,渐渐形成了下面的共识。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北靠燕山,华北地区的五大水系在天津汇合成海河,海河横贯市区,流入渤海。水陆交通都非常发达,历来是华北、东北、西北物资集散地和对外贸易的港口,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远在十三世纪就在此地建立了“直沽寨”,明朝燕王朱棣率兵从此渡河南下,遂赐名天津。1404年(明永乐二年),在此设“天津卫”,筑城设防,拱卫京师,保障漕运;清代初年,随着天津盐、漕两业的兴旺和军事体制的变更,先改天津卫为天津直辖州,旋又并为天津府。清朝放宽海禁,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使天津成为北方的重要的商业中心。根据《北京条约》,天津于1860年被迫辟为通商口岸,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开设的官办企业,天津产生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二十世纪初,天津的民族资本开始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出现了短暂的发展高潮,工人阶级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天津的工人已达10万人,他们因为是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所以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和解放,他们曾进行过无数次英勇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张太雷和同学们经过这样一番畅谈后,对天津认识得更深刻,更加热爱天津这座美丽的城市,也很庆幸自己能够到这里来读书。吴南如朗诵了他自己写的《津门春日杂咏》中的诗句:“春风堤柳迎人碧,夜雨家山入梦青……”张太雷给大家唱了北洋大学的校歌。他们整整在一起待了一整天,临别时还拍摄了照片合影留念。这张照片虽然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但幸运的是仍然保存了下来,成为珍贵的史料,照片中14名常州府中学堂的校友的面目仍然清晰可辨,他们身穿长袍马褂,面容纯朴可爱。
1917年北洋大学的科系作了调整,当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以德国法科大学的编制作为样板,即将法科、工科分办。当时北京大学和北洋大学都设有法科和工科,显得重复,所以他建议教育部自1917年起,北京大学的工科预备班的毕业生升入北洋大学学习,从1918年起,北京大学的工科和北洋大学法科同时停办。教育部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一来,1916年进入北洋大学法科已班的学生就成为该校最后一班的法科学生,在张太雷读完此班到1920年以后,北洋大学就不办法科了。这件事情对张太雷的学业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他在北洋大学就读时与一位教授的相识,却对他日后的生命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太雷所在的法科己班,当时有三位美国教授,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教国际公法和私法的老师名叫伊文斯(Erans),而教刑法和契约法的是汤玛斯(Thomas),教外国政府组织(各国宪法)的是法科主任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福克斯教授是一位有进步倾向的年轻人,他长得很英俊,穿着很入时,颇有绅士风度,他做事非常爽快,教学时很认真,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喜爱。张太雷的英文水平在班上比较突出,学习又很努力,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再加上他性格开朗,为人随和,所以深受福克斯教授的赏识。当福克斯得知北洋大学将改为工矿专科学校后,他为了传播新的思想,也为了自己日后的生计,于1918年初创办了一份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他邀请了张太雷等四位同学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张太雷的学识和其所具备的英文水平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课外时间兼做一些编译工作,并不会影响他的学业,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些报酬,这样也可以改善他的生活状况。正由于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较高的业务水平,受到了福克斯的赞许,为他后来能够被推荐为鲍立维的翻译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份工作也为他接触社会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渠道。
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了陆军和海军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的中国学生对此予以揭露和反对,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于是这些中国留学生纷纷罢课回国。5月21日,自日本归国的留学生李达等人在北京策划、发动了向反动当局示威、请愿的运动,天津的学生也派代表参加了,北京、天津两地相继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张太雷虽然是一心研读教科书,但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支持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不买日本货等等政治活动,上大学后,他就更关心国家大事和政局的变化。这次段祺瑞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在中国实行专制统治,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张太雷当然不会置身度外,他主动加入了天津学生救国会,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在斗争中结识了天津救国会的领袖马骏、郭隆真,还与北京学生救国会的许德珩建立了联系。后来由于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学生们才返回学校上课。这是张太雷在天津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也是他参加革命运动的开端。
出生、结婚、死亡是人生的三大仪礼。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1918年,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学习非常紧张,而且家庭贫困,根本没打算这么早就结婚,但当时他们家的情况是,他姐姐张泰临已经出嫁,只剩下母亲一人孤居,母亲年岁虽然不太大,但多年劳碌,积劳成疾,急需人照顾,也希望有人作伴,张太雷的外祖父和族中的长辈都希望张太雷早日完婚,并且表示愿意资助他,张太雷是一个至孝的人,他们家一直得到族人的大力帮助,这种种原因,使他不得不改变自己晚婚的初衷,便于1918年暑假返回家乡,与陆静华成婚。陆静华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中,他父母早逝,依靠叔父抚养成人,她没有进过学校读书,只能在家靠叔父教育,识得一些文字,她为人厚道、贤淑,性格温柔、随和,人长得端庄秀气。张太雷与她原来就认识,对她的印象很不错,而他母亲对她则非常喜欢,成婚时因为两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所以一切从简,但是成婚时的气氛还是非常热闹、喜庆。成婚后,在外祖父和族人的帮助下,他们在常州南门外(子和里三号)租到两间房,这是一栋两进三开间的旧式民宅,后进的一排房子中的东间是张太雷夫妇居住,西间是母亲薛氏居住,中间的堂屋作为饭厅,堂屋后面是厨房,张太雷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这个家是什么状况呢?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据母亲讲当时清凉寺一带是常州最偏僻的地方,周围没有几座房子,距家门一箭之远,就是清凉寺门前的影壁,近旁有一座废弃的土地庙。日落黄昏后,行人绝迹,野狗四窜。一到晚上,我们祖孙三代,坐守斗室,不敢外出,我们的童年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度过的。”此处的房屋后来经过修整,1987年12月辟为张太雷故居。
张太雷在北洋大学读书时,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住一个月左右,1922年至1924年,因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这种身份,再加上工作繁忙,只回过两三次家,而且都是在晚上突然回来,悄悄地住几天,又赶紧离去。1924年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只是来信或托人送些钱物来,以表示对家人的思念或关怀。张太雷是非常主张妇女解放的,他很尊重妇女的权利,对妻子陆静华的聪明、贤慧非常欣赏,对她勤俭持家、孝敬老人十分感激,他俩婚后感情非常融洽,相知相爱,张太雷回家的时候,常常给她讲革命的道理,教她读书、写字,使她懂得了不少国家大事,文化程度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能自己给张太雷写信,看一些通俗的小说。1920年,陆静华生下大女儿西屏(细屏),1922年二女儿西微(细妹)诞生,后更名为西蕾,1923年又生下儿子一阳。因为张太雷长期不在家,孩子的抚养、教育完全就靠陆静华一个人,1927年张太雷牺牲后,她的日子就更艰难了,但她毫不抱怨,默默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陆静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老根据地代表团的成员,曾经到北京参加过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她后来还当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曾任常州市妇联副主席,1968年不幸去世,时年70岁。她的外孙女张子娟在谈到陆静华时是这样说的:“她是我所见到的女性中最善良、最和蔼的人,她是一位伟大的妇女。”
1917年11月27日,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虽然很大,国与国是分开的,但民众的心却是相通的。作为俄国的近邻中国,受到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黑暗中苦苦地寻求国家的富强、民族振兴之路时,俄国的工农大众在列宁的领导下,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以深刻的启迪,使他们深受鼓舞。此时忧国忧民的张太雷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非常激动,他希望能知道更多的详情,便想方设法地寻找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来阅读,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十月革命进行的情况。当时的北洋政府非常害怕人民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怕引起国人的仿效,动摇它的统治地位,便对十月革命的消息严加封锁,禁止革命书刊。可北洋当局哪里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是封锁不住的,真理的传播是禁止不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地传播开来,张太雷是通过福克斯教授和一些进步的同学手中得到有关的书刊,特别令他高兴的是,1918年秋天,他从法租界一位朋友手中借到一本《国家与革命》,他爱不释手地躲在宿舍里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这一年的秋天,一位俄国朋友鲍立维(又译为柏烈伟)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了解中国的情况,进行革命联络工作。鲍立维是位汉学家,他在中国居住多年,在中国文学上颇有造诣,中国话说得也很好,他是十月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他到天津后,想找一位英文翻译,通过朋友介绍,他找到福克斯,请他帮忙。福克斯便把张太雷介绍给他,鲍立维与张太雷见面后,两人谈得非常投机,鲍立维感到非常满意,便同意让他当自己的英文翻译。张太雷与鲍立维的相识,不仅使他从鲍立维口中得知了很多十月革命的情况,而且还得到了不少革命的书刊,这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很多方便,同时对他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很有影响。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他是河北省乐亭县人,他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至1913年曾在天津北洋大学就读。他在大学时代,就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主要是主持编译革命书刊,为实现民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四处奔忙。大学毕业后,他积极地从事新文化运动,他是在文章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怀疑,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第一人。1913年至1916年,他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注重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1918年,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对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意义进行了详尽地分析,指出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它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这篇文章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8年11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文章,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热情赞扬了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军阀、帝国主义,“遇见这个不可阻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他热情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张太雷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再加上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他开始学着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事情。1918年11月，李子宽回北京就读之前,途经天津,曾到北洋大学看望张太雷,两人相见,自是欣喜万分。张太雷坦诚地向好友倾诉了自己这些日子以来思想上的变化,他对李子宽说道:“做人要整个地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从此,他从思想上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这是他由民主革命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