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还只是开始,而在“五·四”运动以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种思想潮流,声势和规模越来越大。张太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日益加深,开始懂得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指导自己的革命活动,分析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
“五·四”运动从六月三日起进入第二阶段,从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核心力量,团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的爱国运动,发展成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爱国运动,爱国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
1920年上海工人阶级约为五十余万人。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遭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革命要求强烈,“五·四”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从6月5日到19日,参加罢工的工厂有五十多个,工人有五六万人,也影响到全国,到6月10日,全国有二十二个省的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工人参加罢工。北京的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于6月10日发布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免职令。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张太雷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又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论述,就重视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一面阅读工人运动的书籍,一面到京汉铁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长辛店去作调查研究,这也是他毕业以后,从事革命形成的主要活动之一。大约在七、八月份,他写了一篇记述中国工人阶级的文章,刊登在《工人世界》九月号上。张太雷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中国,只有大城市和外贸开放的港埠才有一些工厂。……不过,大多数中国无产者并不在这些外国人的工厂中做工。大体说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主要成员是在中等的本国工业企业里,且多为手工业工人。只是近些年,在西方文明、欧美和日本的工商业的影响下,中国的轻重工业的工厂的数目才开始逐渐增加起来,工人数目也随着逐年增长。截至1920年,工人总数已达六百万。其中,以机器操作的工人的数目不超过三百万……”
在这篇文章中,张太雷还谈到了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极其恶劣的,工人被视为同奴隶一般,承受体罚、罚款、无偿增加劳动等等惩罚,他还生动地描述了“拜工厂”的仪式。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里,他谈到由于生活必需品大幅度涨价,工人当时生活非常困难,再加上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从1920年5月起,工人罢工浪潮席卷中国,他在文章中向工人们呼吁道:“工人弟兄们,如果你们想前进,如果你们想使自己劳动得到保障,你们就应当组织起自己的工人联合会。但是,如果你们组织了像英国工联或是如同上海那样以小资本家和旅馆老板为领导的联合会,那你们将肯定是一无所获的。应当组织起新型的、没有资本家走狗参加的、纯洁的工人联合会,立即觉醒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工人联合会!”
从张太雷早期所写的关于工人情景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早在1920年,他对中国工人的情况就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已有了大体的了解,同时他也十分关注工人运动的开展,向工人兄弟明确提出了不要参加行会性质的联合会。因为那样没有阶级斗争的独立性,而是要组织新型的、纯工人阶级的工人联合会,所以舒米亚茨基在《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片断》一文中称赞张太雷是“第一次展现了战后时期中国工人生活状况的有条理而又完整的画面”。“而且是以中国工人罢工斗争组织者身份,首次向我们提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消息。”
张太雷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他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个起步,以后他更是不断地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研究工人运动的理论,并且热情积极地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成为了他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维经斯基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决定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宜。1920年4月中旬,张太雷作为维经斯基的翻译陪同他前往上海。
维经斯基一行到达上海后,找到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商谈,首先由维经斯基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陈独秀也介绍了中国革命运动进展的情况,然后双方在一起共商建党事宜,由于陈独秀等人对十月革命的情况早有所了解,对马克思主义也有所研究,深感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中国振兴之路。所以双方的谈话非常投机,就尽快在中国筹建共产党组织达成共识。张太雷虽然是翻译,但在会上也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这年的五月份,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等七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组织;八月正式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从九月开始,又把原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改为共产党小组的机关刊物;11月7日,又出版了中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月刊。
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后,还进行了建立青年团的工作。当时派了共产党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同施复亮、陈公培、李汉俊、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再加上陈独秀共八人一同筹办,在1920年8月22日,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担任书记。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而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共产党的许多活动是以青年团的名义进行的。当时共产党和青年团是一家,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员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陈独秀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所以他也领导青年团的工作,当时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的一些进步青年,因为对旧的社会体制不满,怀着爱国的热情,纷纷来到上海,找到《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要求帮忙寻找职业。上海青年团组织便从他们当中发展了一批最早的团员,如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廖化平、卜世畸、李维汉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革命的骨干。上海青年团成立后,便向各地的革命者寄发团章,联络各地的进步青年,发展成员组织,相继在各地建立青年团。1920年10月,李大钊也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以北京大学的师生为主。最早参加者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黄德荣、张伯根等等。不久,北京共产党小组内对共产党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发生了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就相继退出了共产党小组。后来,张太雷、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等人先后参加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此时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已扩大到15人。于是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不久支部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还组织翻译出版了马列主义著作,其中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它是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规定:“我们党的其他创始人,其入党时间都应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时算起。”张太雷是1920年10月参加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就应该是他入党的时间,他的入党介绍人可以算是李大钊。
张太雷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后,便与直隶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于方舟共同筹建了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会刊,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10月下旬,李大钊委派谌小岑到天津,找张太雷共同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谌小岑也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到汉口扬子厂工作。谌小岑与张太雷一起详细地商讨了建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宜,决定把天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他们在当时称为“特别二区”的大马路上的一家裁缝店租到一个房间,以此作为团址。1920年11月10日,他们在这里召开会议,宣布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出席会议的共有七人,除张太雷、谌小岑、吴南如外,还有觉悟社社员胡维宪、南开大学学生陶君,另外两个是京奉铁路局的青年职员。会议由张太雷主持,他首先向大家说明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的筹建情况,明确指出,这个小组是隶属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地方支部,是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工人运动为宗旨的青年组织。接着,张太雷宣读了他起草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与大家一起对团章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经过修改后,大家一致通过了团章。在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张太雷为书记。团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目的:研究社会主义并实现社会改造。
二、方法:1.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开展工人教育;2.调查工人状况;3.散发文献书籍;4.口头鼓动宣传;5.组织讨论;6.出版书籍;7.邀请名人演讲;8.研究社会主义;9.协助组织罢工。
三、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可成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学生;2.工人和农民;3.人力车夫;4.铁路工人;5.搬运工人;6.店员;7.士兵;8.经大多数团员赞成的所有同情者,都可以接受为团员。
从这份团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下列特点:
一、明确了青年团的奋斗目标。团章中明确指出,创建青年团的宗旨,不仅是要研究社会主义,还要实现它。这体现了青年团的阶级性。
二、突出了阶级基础。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广泛吸收各界先进青年,但它主要是依靠青年工人组建起来的,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
三、强调了工作的任务。团章规定了九种方法来宣传教育工人,还要协助工人罢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四、规定了各项条件。举凡入团、经费、处分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五、建立了严密的组织。设有书记处、全权代表制的小组、工人调查委员会等等。这有利于开展青年团的各项工作。
虽然这个团章还有不完备的地方,但在当年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实属不易,显示了张太雷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这份团章的制定,展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全国各地建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后来张太雷将这份团章送到共产国际,受到远东书记处高度的评价。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后没几天,成员的数量便翻了一番,发展到14人。又筹集了一笔经费,决定创办了以关注、研究工人问题的报纸《劳报》,它是一份刊物型的日报,设有以下栏目:国内外新闻、工人状况、杂志、故事、通讯等等。报纸定为四开版,每份定价为铜元一枚。因为谌小岑在“五·四”运动中,曾经担任《北洋大学日刊》的经理兼记者,所以张太雷提议由他担任《劳报》的经理兼编辑,张太雷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劳报》于1921年1月4日正式出版,它是天津第一份宣传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因为经费有限,他们没有订阅通讯社的电讯消息,只能订阅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十几份报纸,从这些报纸上改编或摘要选登有关工人运动的新闻。张太雷从共产国际得到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他从这些小册子中选择了一些合适的内容加以摘译,再刊登在《劳报》上,他还在《劳报》上发表了一些有关国际工人运动的消息,并撰写文章介绍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的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这份报纸虽然并不抢眼,但由于它内容丰富,发行方式与一般报纸不同,它没有固定的发行点,除邮寄外,都委托派报所发行,每十份仅收铜元四枚,由于有百分之六十的利润,所以派报所非常乐意发行《劳报》,因为内容是面对老百姓的,因此销路也不错。可是《劳报》出版不到两个星期,就被警察厅发觉,便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禁止发行。张太雷、谌小岑他们并不就此罢休,在《劳报》被查封的第二天,他们就将《劳报》更名为《来报》继续出版。之所以取名《来报》,一是取自英文“劳动”一词的中文译音;二是表示要弃旧迎新。
因为出版《来报》时,没印出版、发行的地址,长辛店的一位工人读者反映,有人想投稿,但因为不知道地址而无法联系。当时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择的会址不便公开,所以张太雷和谌小岑召集大家商量,决定在法租界租了一栋小房子,让陶君住到那里负责发行工作,并将此房子的地址公之于众。同时决定改变发行的方向,主要向外埠铁路工人集中的地方发行,印毕委托那两位在京奉铁路局工作的同志,利用铁路之便,将报纸分送到京奉路和津浦路各个车站去。
可是仅出版了一个月,《来报》也因为革命色彩非常突出,又被天津警察厅发觉、注意,他们会同法租界工部局,将陶君逮捕,没收了全部报纸和资料,查封了社址。陶君被拘留了几个小时,虽然未被刑讯,但被宣告驱逐出租界。《来报》也就夭折了。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除了出版报纸之外,还进行了下列各项活动:他们每逢星期日都到谌小岑在天津的住所聚会一次,会议一般都由张太雷担任主席。会议的内容是讨论会务、交流情况、研究问题,在报纸还发行的时候,还要商量报纸的内容、如何改进以及扩大发行等等问题。再者就是分发外地寄来的刊物,如上海党组织出版的《共产党》月刊,他们每期都给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寄来二百份,张太雷他们除了将这些刊物分发到各学校外,还要托人拿到南开大学,省立一中等处去出售,他们还将《共产党宣言》以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单行本分发给工人。
1921年1月中旬,张太雷突然告诉谌小岑,他要出国去俄国,不能再领导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这一年的2月,谌小岑又到北京华俄通讯社当翻译,再加上其他成员也因为有事离开天津,于是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便亭顿下来了,它虽然仅仅活动了两个月,但是张太雷在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时起草制定的团章,是现存早期地方团组织章程中较好且完整的一份。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学说,它只有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才能显示它的正确和威力,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五·四”运动的锻炼,逐步加深了这方面的认识,他们都很重视工人运动,李大钊在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就不断派党小组的成员深入到工人中去,在当时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积极开展宣传、组织的工作,有时他还自己亲自去,1920年冬天,他派张太雷、张国焘、邓中夏、谌小岑等人到长辛店、唐山、南口以及京奉、津浦、京汉铁路沿线工人集中的地方去活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以平民教育为名,作为培养工人的骨干、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当时由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捐了一笔钱作为开办费,派张太雷和邓中夏前去负责进行。
这年的12月9日,张太雷、邓中夏、仁机、郭淘四人,从前门车站,坐火车去长辛店开展工作。长辛店距北京城二十多公里,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就可到达。这里当年只是个较大的村子,有三个大工厂,共有二千五百多人,归京汉铁路局管辖。张太雷、邓中夏一行到达长辛店后,受到工人们的热情欢迎,当时长辛店有位名叫邓寿亭的工长,他非常热心教育,筹办了一所女子国民学校,办得很好,当地的居民给他送了一个“乐育英才”的牌匾,张太雷他们到达的这一天,正好他摆酒请客,他一再邀请张太雷他们赴宴,张太雷他们见盛情难却,只好参加。饭后,一位名叫明科的工长向他们介绍了劳动补习学校筹办的情况,他告诉他们款项是靠募捐得到的,已经准备就绪,准备在1921年元旦召开成立大会,元月5日正式上课。
他们还参加了学校召开的会议,会上郭淘讲了创办这个劳动补习学校的意义,他说道:“人要想得到幸福,先要有知识,就要受教育,亚当斯密说过:‘人类生来本是平等的’。工人和资本家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教育和幸福。”他的话赢得与会人的赞许。张太雷也在会上,向到会的工人,联系他们生活的实际情况,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他问工人:“我们工人每天做工,资本家不做工,为什么他们生活得比我们好得多呢?”有的工人答道:“他们是靠剥削我们才过得好的。”张太雷又问:“他们是怎样剥削的呢?”工人们说:“我们做的产品,卖了大钱,可他们只给我们小钱。”张太雷听了说道:“你们说的没错,但还不够全面,我把这其中的秘密告诉你们,我们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后就能得到钱,这就是产品的价值,这个产品的价值是我们工人创造的,其中除了购买原料、机器磨损、厂房折旧、管理费用外,其余的钱照理应该全部分给工人,资本家只能拿投资的消耗和管理费用,可是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拿走了,只给工人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那一小部分,这就是剥削了工人。”说到这里,张太雷略为停顿了一下,用手扶了一下眼镜架,接着问道:“工人被剥削的这一部分叫什么?”工人们回答不上来,张太雷说道:“工人被剥削的那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说完便用笔在一张纸上写下“剩余价值”四个大字,高高地举起来给大家看,工人们看了,有的点头微笑,有的张嘴朗读,还有的用手指在大腿上照着样子写下这四个字,从表情上看得出来,他们都为得知了资本家剥削他们的奥秘二十分高兴。邓中夏不失时机地说道:“我们工人阶级要知道的道理还多着咧,等劳动补习学校开学后,我们还要来这里给大家讲课,与大家一道学习革命斗争的道理,你们说好不好?”工人们听了非常高兴,齐声叫道:“好!”并使劲鼓掌,会场的气氛此时达到了高潮。
会开完后,几位工长带着张太雷他们参观各个工厂。因为这天是星期天,只有少数工人在上班,所以他们看到的生产情况并不多,只看到了检修汽锅、修理机器的一些过程,他们因为不是学工科的,对机器制造方面的知识懂得并不多,兴趣也不太大,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人的劳动强度、工作待遇方面,在参观过程中,他们问得最多的还是工人每天要工作多少个小时,能得到多少工钱,生了病怎么办?当他们得知工人们的生活待遇很差,不敢生病,生了病无钱去就医,往往是小病拖成大病,得了大病就只能等死。他们在长辛店虽然仅仅只有一天的时间,却使他们对工人的生活状况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邓中夏返回北京后,立即以《长辛店旅行一日记》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投寄《晨报》,这篇文章刊登在1920年12月21日的《晨报》上。从这篇文章中我们除了可以得知上述的内容外,还看到了劳动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招生简章及其预算案,这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后,李大钊、邓中夏和张太雷经常到那里给工人们上课,向他们讲述工人受压迫、剥削的原因和如何团结反抗的方法,并向他们宣传工人阶级革命的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张太雷和邓中夏常常与工人们同吃同住,进一步了解了工人的思想、生活状况。他们那时在学校可以领到七块钱的生活费,但他们省吃俭用,每月只花三元钱,剩下的钱,他们就拿来补贴那些生活困难的工人,还经常买些糖果、茶叶等东西招待到补习学校来谈心的工人。他们虽然穿着长衫,但他们的心与工人没有任何距离,所以工人们不把他们当做外人,大家成了知心朋友,工人们有什么话都喜欢和他们说,有什么事情也愿意找他们商量。
劳动补习学校除了对工人学员讲解革命的道理外,还开设国文、算术、常识等三门课程。他们所用的识字课本是张太雷他们自己编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字。他们在讲课时,先教工人们识字,然后再讲革命的道理,把学文化知识与革命的道理结合起来,使学员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同时提高,认识到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些工人学员后来就成了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随即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会,他们领导广大工人开展斗争,使得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
天津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在青年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有了组织,可是要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也需要有个组织来负责。上海、北京先后都有了共产党的组织,长沙、汉口也在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和张太雷商量后,决定在1920年12月底,由张太雷负责在天津组建共产党组织,由张太雷担任书记,成员有吴南如、姜般若、郑德等人。
天津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开展工作,首先在京奉铁路唐山站设立分部,由唐山各铁路修配厂中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组织,负责人是邓培。邓培,字少山,曾化名为邓少铭、唐凤鸣,1894年出生在广东三水,他14岁便到天津德泰机器厂当学徒工,出师后到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做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率领三千多名工人集合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爱国斗争。1919年7月唐山制造厂成立职工同人会,他任总干事。1920年加入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天津共产党组织唐山分部成立,他义不容辞地担任了分部负责人,这也是众望所归。
唐山地区当时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业中心,那里有京奉铁路各修配厂,共有二千五百多人,启新水泥厂有二百多人,开滦煤矿公司所属矿山有一千四百多人。张太雷在天津建立党组织后,十分重视在唐山开展工人运动,主要通过开办工厂学校、工人俱乐部、建立工会等等办法,对工人进行宣传组织活动,除了建立分部外,还建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工人小组,在它们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有关的工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前后,西方各种思潮也纷纷传入,当时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非常混乱,各有所宗,因此在1920年前后有过几场大论战,经过无数次交锋,才使更多的人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1920年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建者曾经积极领导了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两次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论战。张太雷作为北京、天津共产党成员和领导,在这些活动中自然是积极地参加,特别是在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意思是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英国,它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必要的,只要依靠职工的行会组织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这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工人阶级的思想。张太雷除了参加批判持这种观点的梁启超和张东荪外,还直接与来华作宣传的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的罗素作过辩论,在一次辩论会上,张太雷毅然登台,批驳罗素的“现代社会里最先进、最有益于进步阶级是‘智力的无产阶级’,即知识分子,而‘体力的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则仅仅是社会进步的辅助力量。”的观点。张太雷在发言中运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原理,说明工人阶级所具备的几个特性,说明无产阶级是旧社会的掘墓人,新社会的创造者。他的发言话音刚落,就赢得了响亮的掌声。由于受到罗素组织职工行会、资本家与工人和谐发展改造社会的思想的影响,香港工人联合会以及几位工程师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想引导工人走与资产阶级合作制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按照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由工人创办自己的工厂企业,然后工人参与分红。香港工人联合会筹集了五百万墨西哥元,组织工人创办了模范铸造厂,按五十元为一股,共分十万股,每个工人至少应分担一股,初次交纳十元,其余的按每月工资10%来交纳。在1920年底,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凑集了五万多元资金,并且还为建造厂房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地皮。
张太雷对此事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他认为这是对工人进行欺骗,是要使他们丧失革命的斗志,于是他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向工人说明组织这种工人参与“利润分红”的私有合作制工厂的做法对于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毫无益处,没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人们不可能得到幸福。
十月革命的发生和成功,“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传播,涌现了一大批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们通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和揭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推动了各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从上海、北京开始到天津、武汉、济南和广州,都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而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并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组织工人,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造就了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张太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张太雷自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到1920年11月组建天津共产党小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国情,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锻炼,使他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提高很快。这段时间是他思想定型的关键时期,从此,他更加积极地投身到为人民大众谋福利,振兴中华的事业中去,成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