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在苏俄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毕竟是出国离乡,在国外常常萌生思乡恋家之情,所以当1921年8月回到祖国,他便借到上海党组织报到之机,中途在常州站下了火车,回家探望家人。他的突然归来令家人喜出望外、惊喜万分,老母端详着他的面庞,怜爱地问长问短;妻子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跑前跑后,买来他最爱吃的酒菜,为他接风洗尘;女儿西屏已经两岁了,因为张太雷在家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所以父亲在她眼中是陌生的,张太雷紧紧地抱着女儿,与她逗笑、嬉耍,想要把所欠的感情全部还给她。母亲患有关节炎,张太雷特意在莫斯科买了一床厚重的长绒白色羊毛毯送给她(这床毛毯现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又把一件列宁式的女装送给妻子;而给女儿的礼物则是他在满洲里车站买的一只狗熊玩具。夫妻久别重逢,自是温情无限,张太雷关切地询问妻子的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并认真地看了她的刺绣和绘画作品,对妻子能够按照他出国前对她的期望去做感到非常高兴。可他给家人带来的欢乐是短暂的,他必须得赶到上海去报到,所以仅仅在家中住了两天,就告别了家人,匆匆地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临行前,他将在国外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钱交给妻子留作家用。
张太雷到达上海后,向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汇报了他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工作的情况。陈独秀听了他的汇报后,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
马林(1883-1942),荷兰人,荷文名为Hendricas-Sneerliet,中文译音为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他的俄文名字为Mapllhr,中译音为马林,他在中国时曾化名为孙铎。他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后参与建立印尼共产党。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在中国的使命是研究中国、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尼等等远东国家的工人革命运动;到中国联系并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办事处。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党员,还缺乏革命实践的经验。他们自觉地接受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运动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理论,对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他们是非常尊重和信任的。马林凭着他朴素的进行世界革命的炽热信念,靠着在莫斯科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在印尼工作时积累的经验,到中国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了解、研究得不够,再加上受到当时通信、联络条件的限制,不能及时地把中国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也不能及时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他在中国的工作有成功的地方,但也有处理不当之处。对此,我们在这里不作探讨。
1921年6月马林来到中国后,就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另一成员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一起,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商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事宜。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全国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推选的十二名代表参加,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马林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介绍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并提出中国应该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国际资助,但他的意见在会上没有得到响应。后来大会转到嘉兴南湖上召开时,怕引起警方的注意,他们两人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没能来上海参加此次大会,但因为他是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此次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当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9月10日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马林得知陈独秀回到上海,立即来找他,商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事宜。两人会谈时,张太雷担任翻译。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不同意加入共产国际。张太雷劝陈独秀别急于作出决定,不妨再考虑一下。但是陈独秀坚持不予考虑,使会谈陷入僵局。
张太雷作为马林的翻译和助手,在马林和陈独秀会谈时他不便插话,但看到他们意见相左,关系紧张,他心里非常着急,只有在会后再找机会与陈独秀交换意见。一天上午,张太雷来到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北边的一栋新建的楼房里,这里是总书记陈独秀的办公室。张太雷找到陈独秀后,当他一坐定,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仲甫同志,你对中共参加共产国际的事情,现在有什么新的见解吗?”
“我的看法在与马林交谈时都说出来了。你不是都听到了吗?现在我的看法依旧,毫无改变。”陈独秀一提到这件事,心中就不太高兴,语气也显得很生硬。
“当今世界是一个整体,共产主义运动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的,都应该在第三国际领导下活动,中国共产党也要加入共产国际……”张太雷的话还没说完,陈独秀不耐心听下去,插嘴说道:“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中国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进行!”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加快了速度说道:“中国和别的国家情况不一样,共产国际并不深知,也不一定领导得好!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我们要自谋独立,犯不着戴人家的现成帽子!”
陈独秀说到这里,忽地站立起来,准备外出,张太雷急忙婉言劝阻道:“仲甫同志,你坐下来,再听我说几句好嘛!”
“你的话同马林的话是一个腔调,我不想听!”陈独秀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帽子往头上戴。
“不过我是同意你的看法,要保持我党的独立自主权!”张太雷还在说话时,陈独秀竟然充耳不闻,一阵风似地走了出去。
张太雷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怔怔地站在房里,凝神沉思。张太雷虽然回到国内,但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还有联系,对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还有牵挂,因为他参加了该会的筹备工作,对大会还是极为关注。马林也要他继续为这次大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21年9月底,马林安排他秘密去日本一趟,任务是联络和组织日本共产主义者赴苏与会事宜。原定10月5日乘船前往日本东京。可就在张太雷准备动身的前夕,10月4日,法国巡捕房查抄了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住宅,将陈独秀、高君曼夫妇连同当时在他们家中做客的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共五人,带到薛华立路法国巡捕房(即法租界的会审公堂),第二天上午初审后,当堂开释高君曼,其余的四人仍旧收监。
张太雷从高君曼处得知这个坏消息后,立即报告马林,马林到底是在国际上闯荡多年的政治活动家,见多识广,他知道巡捕房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总是要乘机敲一笔竹杠。于是他与张太雷商议,由马林出钱,张太雷出力予以营救。张太雷立即托人请了一家铺保,当天黄昏就把陈独秀保外候审,又请了一个名叫巴和的洋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巡捕房对陈独秀也没抓到什么确切的证据,只好定了一个“《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妨碍租界治安的罪名,姑念初犯,罚款五千元,以示警戒。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引起更大的麻烦,马林和张太雷商量,认为还是破财免灾,当即接受判决,不再申诉。替陈独秀交了五千元罚金,就不用再接受审讯,其余三人则在三天后才被释放。
张太雷因为早已订好了船票,就按照原定的计划,于10月5日傍晚,乘日本春丸号船前往东京。
张太雷秘密赴日本的任务是联系日本共产主义者,组织他们前往苏俄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他带了马林的信函及周佛海的介绍信,来到北丰岛郡高田村1556番地的三崎馆,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的施存统,将自己到日本来的使命告诉他,并请他协助。施存统听了他的来意,当即表示愿意帮助他,第二天,施存统就陪同他去见日本共产主义者界利彦,商谈组织代表团赴苏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事宜。最后确定组织高濑清、德田球一、吉田一、和田轨一郎、北村英以智、小村进次郎等六人,取道中国,前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参加会议。张太雷在日本工作仅一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于10月12日,与高濑清、德田球一等人一起乘船回到上海,然后又精心安排,秘密组织德田球一等人去伊尔库茨克开会。
第四节 陪同马林去桂林拜会孙中山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陈独秀这次历险是马林鼎力相救,对此陈独秀深为感激,也因此对马林产生了好感,认为他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感情上的变化,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重新加以考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会有所依靠,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对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总是有益处的。对张太雷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仍应该保持独立性的意见也很重视,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加入共产国际后很有必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张太雷从日本回来后,陈独秀和马林再次就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举行会谈,仍由张太雷作翻译。陈独秀在这次会谈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参加共产国际,但共产国际要尊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中国共产党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可以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马林同意陈独秀的看法,这样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马林和陈独秀会谈中还谈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人刚开始未能取得共识。共产国际按照列宁的观点,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软弱的一面,但有可能参加反帝的民族运动,应该和他们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哪怕只是暂时的。马林在与陈独秀会谈时提出在当前革命初始阶段,应该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一同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作斗争。陈独秀对马林的这个建议不赞成,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保持自己的“绝对独立性”,绝不和其他党派进行合作。他说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中有明确的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在阶级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持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在中间没有任何的妥协。”“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与共产主义绝不相容”。马林指出国民党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有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积极性的。马林还说孙中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十分兴奋,他对十月革命是持欢迎的态度。1920年秋天,维经斯基来上海时孙中山曾会见他,孙中山在会见时很有兴趣地问及苏俄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问题,要求一苏俄建立电台联系,1921年8月,孙中山写信给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外交委员会,表示要向俄国学习的愿望,后来他还写信给列宁,希望得到苏俄的帮助。张太雷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马林是一致的,所以他便帮着马林说服陈独秀。经过马林和张太雷两人从理论到事实的讲述和劝告,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松动,认为既然联合国民党会给革命带来好处,那就不妨试一试。
马林在陈独秀同意与国民党联合后,便决定马上去上海找孙中山派驻上海的代表张继。1921年11月20日,张太雷陪同马林前往上海,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找到了张继,把来意说明,提出要与孙中山先生会谈。张继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孙中山作了汇报,孙中山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欢迎他们到桂林去与他会谈。马林得知孙中山的态度非常高兴,张太雷更是兴奋异常,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对孙中山先生非常敬仰,十分佩服,中学时还参加过在常州火车站迎送孙中山先生过境的仪式,那次火车未停靠车站,他连孙中山先生的面容都无法看清楚,一直深以为憾,而此次能够陪同马林去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就可以近距离地与先生相处,聆听他的教诲,怎能不让他欣喜万分呢?
他们去桂林本来可以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转车去桂林,但马林过去在香港从事过革命活动,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所以不能再去香港,以免引来麻烦,他们只好从上海乘船到汉口,再转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南下。12月10日,张太雷陪同马林由上海乘岳阳号轮船到达汉口,他们找到在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包惠僧、包惠僧替他们买了两张到长沙的头等车票,于是他们乘火车到达长沙。在长沙,马林与湖南督军赵恒惕会晤,赵恒惕虽是军阀,但对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有所同情,所以与马林谈得还很投机。
在马林和张太雷离开长沙时,赵恒惕还派了士兵护送一程。马林在长沙时,还会见了学生代表,向他们讲述了十月革命的情况,谈了组织工会的必要性,并了解了当地开展工会活动的情况。后来又在衡阳作了短暂的停留,他们于10月23日到达桂林,马林和张太雷到达桂林后,住在广西银行的接待处。当时孙中山的大本营设在桂林独秀峰下的桂王府,他在此操练士兵,整顿军队,为由桂入湘进行北伐而紧张地准备着。
马林在桂林停留了两周,与孙中山会晤了三次,均由张太雷担任翻译。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苏俄国内的情况和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状况。孙中山听了很感兴趣,并说新经济政策和他所制定的《建国方略》中所阐明的经济制度十分相似。在马林向孙中山介绍苏俄红军建设的过程和实力时,孙中山对此非常感兴趣,表示要“以俄国军队为楷模”建立一支国民党的军队。孙中山也向马林详细介绍了他领导辛亥革命、组建国民党的经过。在会谈中,孙中山同意派张秋白为代表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
对于与苏俄联合的问题,孙中山较为谨慎,他怕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认为等北伐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后,再进行为妥。而目前只能派一个代表秘密赴莫斯科考察了解情况。
在几次会谈中,孙中山多次谈到国民党是一个历史较长、人数较多、在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统治中有功的大党,而共产党是新近组成,人数较少,还没有什么影响的小党,言语中流露出对共产党的轻视。马林感到国共合作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能留到日后再作商议,所以国共合作这个问题未能列入议事日程。
马林在桂林期间还应邀在一次青年人的集会上作报告,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红军的情况,受到青年人的欢迎和好评。张太雷在马林和孙中山会谈时担任翻译,在沟通他们之间的感情、加强联系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张太雷还与孙中山先生专门就青年运动的问题交谈了一次,张太雷积极主张把广大青年发动起来,动员他们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孙中山非常赞同他的主张,并提出先把南方各省的青年发动起来,投入到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
马林和张太雷于1922年1月10日离开桂林,前往广州。1922年1月12日,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广州的海员纷纷积极响应,踊跃参加,支持香港海员的行动。罢工使往来于香港的航运全部瘫痪,香港市内的交通也中断,生产停顿,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来源受阻。港英当局被迫于3月8日接受海员工会提出的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工人家属等要求,罢工坚持了56天,终于获得了胜利。马林和张太雷恰好这段时间正在广州。他们看到工人罢工的情况、高昂的斗志,心里无比兴奋,极受鼓舞,除了对此事件全力关注、大加赞赏外,还写文章介绍这次罢工的过程,马林曾为荷兰共产党机关刊物《论坛报》写了一篇详细的介绍这次罢工运动的文章,文中对这次罢工倍加赞扬,有些地方给人的感觉评价有点过高了。
马林在广州时,曾访问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其进行了三次谈话。陈炯明表示向往十月革命,拥护社会主义,并同意共产国际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但是见多识广的马林却没有被他的空言泛语所迷惑。
马林和张太雷的这次南方之行历时三个月,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到他们具有革命性的一面,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很有必要的。3月22日,他们回到上海后,同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张国焘等人进一步商谈国共合作的事宜,依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马林建议中共中央迁到广州,以便公开进行工作,但未被陈独秀等人采纳。鉴于这种情况,马林感到必须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组织汇报这些情况。于是他于1922年4月24日,离开上海,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张太雷在担任马林的助手和翻译的这八个月来,陪他与陈独秀、孙中山会谈,在桂林、长沙、广州等地接触官员、青年、工人,了解到许多地方的革命情况,并向马林学到了许多革命知识和工作方法,也提高了自己对国共合作必要性的认识,特别是能够和心目中最崇敬的孙中山先生面对面的交谈,被他思想所吸引,被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召,这些都是他的重大收获。
1922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撤消了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这一机构原来所负责的工作改由莫斯科新建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东方部成立后不久,青年共产国际便派代表达林到上海来帮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整顿。
当时中共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处在初创阶段,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对于团的性质任务不够明确,不少人入团“只不过带着社会主义倾向,并没有确定那一派社会主义。”那时入团手续也不够严格,是发出通告招收的,不需要介绍,愿意者就可以参加,所以团员成分很复杂,除了少数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信仰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人。有的人是怀着好奇心,有的人是为了赶时髦,怀着不同的动机而参加进团,因此引起组织不纯、纪律涣散,不能有效地开展革命活动。党也在初创阶段,忙于自身的建立和巩固,还没来得及整顿团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重视中国青年团的问题,并且派出达林来指导和协助解决,中国共产党自然高兴,很是欢迎,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红色使者。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领导成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一条小巷里的房屋楼上,接见了达林,向他表示欢迎,并且简短扼要地谈了整顿工作的有关事宜。陈独秀还确定张太雷担任他的助手和翻译,让他协同拟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陈独秀之所以要指定张太雷协助达林整顿团,出于下列原因:张太雷是中国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他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执委,并接受了回国进行团的整顿工作的委托。他已担任过共产国际的工作和两位国际友人的助手及翻译。
在送走马林之后,与达林会合之前,恰好有段空白,又逢春节,张太雷就利用这个间隙,挤出三天的时间,从上海返回常州一趟,和家人团聚,共度佳节。当时社会并不安宁,加上他有着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不能外出活动,整天藏居在家中,生活并不富裕,但能与家人聚会,总是非常难得、十分欢快的,这是张太雷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和家人共度新春,令他珍惜,让人难忘。
1922年4月,马林已经准备返回莫斯科,达林已从莫斯科到达上海,张太雷正好奉组织之命与达林会合,一道从事整顿团的工作。
四月初的一天,张太雷邀约俞秀松、施存统、邓中夏、蔡和森等中国青年团的领导人和达林一道来到上海的一个公园,装扮成游客,坐在一座亭子里,商讨了召开团的全国会议的各项工作,并确定由达林、张太雷两人共同执笔,草拟会议的有关文件。
1921年12月中旬,苏俄派出了第一个苏维埃外交使团,来北京谈判苏俄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代表团团长是裴克斯(一译巴意开斯)。谈判进展很不顺利,因当时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不急于解决与苏俄建交。裴克斯有意与孙中山接触,想了解孙中山对中苏建交的态度,同时也考虑到孙中山如果北伐成功,建立了新的政府,也好与他谈判建交之事。于是意识到达林是一个可以走动的合适棋子,恰巧陈独秀有意让达林去南方会见孙中山,这就通知达林去北京面授机宜。达林在4月初和张太雷一起同往北京。裴克斯在北京向达林面授会见孙中山的意图,还把苏俄政府委托达林与孙中山的联系的委托书交付给他。这就为张太雷再次见到孙中山提供了机会。
张太雷陪同达林在北京期间,还参加了北京青年团非基督教青年会的反帝活动。达林与张太雷返回上海后,达林见到陈独秀,谈了裴克斯要他去广州寻访孙中山的任务,陈独秀自然同意。并告知他中共中央已研究决定,在广州召开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他和张太雷在完成访问孙中山的任务的期间,共同拟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为团的一大作好准备工作。双方商定之后,达林就和张太雷从上海起程,乘船先去汕头,再由汕头到广州。
1922年达林只有20岁,是一位十分年轻的青年共产国际干部,他充满青春活力,活泼乐观。而张太雷也只有24岁,两个年轻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再加上开朗的性格,直爽的脾气,使得两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乘坐的轮船在去汕头的途中,因为装卸货物,在厦门停靠了几个小时。喜欢观赏异国风光的达林当然不会放过上岸一游的机会,张太雷自是主从客愿,陪伴他上岸,两个一同欣赏这座风光绮丽的滨海城市。他们来到河岸的街道上,这里小店林立,行人如织,货物丰富,热闹忙碌。他们信步闲逛,登上了山,到了外国租界,各式各样五颜六色欧美风格的外国人居住的公寓掩隐在绿荫丛中,真是个消夏避暑的好地方。他们对这里美丽的景致赞不绝口,后来他们又来到一个广场观光,这里是个摊贩云集,人来人往的集市。他们缓步行进在各种小摊之间。当走到一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正站在高处演说,他身旁插了两根竹竿,支挂着一张大幅的人体解剖图。年轻人用手中的小棍在图上指来点去,在向围观的群众介绍着人体的器官和功能。张太雷站在达林身边,向他说明,这是一个大学生在“到民间去”的号召下,正在向群众进行科普知识宣传。他们听了一会儿,继续向前走去,又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拉胡琴的老汉,听他又说又唱,他们驻足观看,张太雷轻轻地用英语向达林叙述这老汉说唱的内容,原来这是说书老艺人在向听众演唱一部古代的英雄传。他们听了一会儿,便离开人群,返回轮船。轮船开动后,达林向张太雷讲了他上岸后的感受:“一个大学生讲人体结构,一个说书人唱古代英雄,他们分别象征着新中国和旧中国。”
“是呀,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新旧同在并存,交织着,过渡着,在向新的方面转变,我们在促成它尽快地、更好的转变。”张太雷有些激动地说着。
达林说道:“我希望能为此助一臂之力。”
1922年4月19日,轮船到达了汕头。汕头的城市规模比厦门小一些,当时人口将近十万,是个商业城市,那时北伐军已经占领了这个城市。达林和张太雷下船后,住进了靠近日本和法国领事馆的一家旅馆里。他们从汕头到广州,需要先步行到韶关,然后从韶关再转乘火车到广州。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正在与陈炯明的粤军交战,战火纷飞,兵荒马乱,路上很不安全,他们只能暂时先住下来,等局势稍微平静以后,再继续上路。
张太雷和达林经过商量,认为应该利用这个空隙,抓紧时间草拟青年团的一大的文件,为大会的召开作准备。张太雷曾起草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所以这次驾轻就熟,而达林在青年共产国际供职,对青年工作很熟悉,两人在旅馆里,一边写,一边讨论,互相补充,配合得很默契,整整三天,他们足不出户,把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的草案和各种决议草案拟定出来了,虽然手脚和脸上都被蚊虫咬起了包,但工作顺利完成了,两人心里很是欣慰,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达林是用俄语唱,而张太雷则是用英语唱。因为战争仍在进行,路上还是不安全,他们只好利用这空闲的时间来游览和了解这座城市。在游览的过程中,他们结识了当地报纸的一名编辑,他热情地向他们介绍汕头的历史和现状。汕头许多学生组织联合组成了非基督教青年会,而基督教青年会汕头俱乐部人去楼空。这位编辑还请达林向青年人做报告,介绍苏俄的情况。达林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欣然答应。报告在一个能容近百人的会场里举行,达林主讲,张太雷将他的话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由那位编辑翻译成当地的客家话,这样听众才能听懂,这样就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在翻译上,尽管时间拖得很长,但听众还是很有兴趣,达林演讲完了,还有不少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苏维埃的经济怎样?法律如何?工人的地位情况等等。达林的报告作完后,会上还通过了建立汕头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会开完后,达林和张太雷尽管有些疲惫,但看到在这样一个小城市听众对苏俄社会主义的情况如此有兴趣,他们心里非常高兴。
第二天风和日丽,碧空如洗,达林和张太雷上街转悠,浏览市容,他们在一座大庙对面的广场上,看见一群人围得密密麻麻的,达林很好奇,想挤进去看,可他自己怎么也挤不进去,张太雷身高体壮,便护着达林钻入人群中,没想到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地上竖着一根柱子,柱子上捆着一个男人,他垂头闭目,万分羞愧地站在那里,柱子上还悬挂着一块木板,上面贴着公告,张太雷看后,用英文对达林解释道,这人是贼,盗窃时被捉住了,被绑在这里示众,是为了劝大家不要学他的样子。达林听了,说道:“这种绑在街上示众的惩罚虽然有些原始和野蛮,不可仿效,可是它有威慑力,对制止偷盗是有作用的。”
随后,他们又来到大街上,看到一队很长的游行队伍,队列前面还有人打着旗帜,队伍中有人敲着锣鼓,一边走,还一边呼喊口号。不时还有人走出队伍来向群众作着慷慨激昂的演说。张太雷仔细地听了一会儿,告诉达林,这是印刷工人在进行罢工游行,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已经进行了三天,城里的报纸已经停止发行了。游行队伍走过去后,他们便继续向前走,但两人一直在议论这件事情。数日后在他们即将离开汕头时,得知印刷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他们所提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们两人深为之高兴。
这天晚上,张太雷还陪伴达林去戏院看戏,戏院设在公园里,四周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像是一个大棚子。戏台是用木板拼搭而成的。观众的座位是一排排竹制的椅子,演出的剧种是粤剧,剧目是一部连台本的长篇历史剧,据说已经演出两周了,还要一个月才能演完。达林和张太雷找了座位刚刚坐下来,演出就开始了。台上演员涂着花脸,穿着古代的服装,又说又唱,十分卖力气。张太雷不懂粤语,所以听不懂歌词所唱的内容,但所看的故事情节他大致知道,便轻声地给达林讲述剧情。舞台没有布景,全凭唱词和动作来体现情境,如挥动马鞭表示策马在路上奔驰,这种用象征性的动作来表现剧情和情境的方式,达林认为与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剧院的演出有些相同。但观众在演出过程中大声地喝彩,说笑,进进出出,这种现象在俄国或西方任何剧院中都不会出现,达林对此觉得很不习惯,而另一种现象更让他觉得惊奇,开演后,两个小伙子一个提着一桶热水,站在戏台旁边,一个拿着毛巾,站在观众席中间的通道上,提桶的小伙子把毛巾浸入热水中,拧干后,再把毛巾扔给站在通道的小伙子,他便把毛巾转发给观众擦汗后,再扔还给前者,前者再把毛巾放到桶里热水中,拧干了再扔过来,给另一位观众擦汗,如此重复不停,毛巾在观众的头上飞来飞去,两个小伙子仿佛连看都不用看,就能准确无误地扔接着毛巾,没有一次失误。达林顾不上看戏,花了很多时间来看两个小伙子扔毛巾,这一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年迈时所写的有关中国的回忆录中,对此事还津津乐道,不厌其详地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为了在下一阶段旅程中能够顺利一些,达林和张太雷找到了汕头市国民党党的党部,以求得他们的帮助。汕头市国民党部的办公室位于一条繁华的小街,是一栋挂满了红蓝彩旗的房屋,党部主席接待了他们。办公室当时有三位老人,他们是党部主席和党部委员,党部主席向他们介绍道,汕头市当时有国民党党员近千人,多数是商人、教师和学生,也有一些工人,他们很少开会,有事就用写信或在报纸上登广告来通知。
“请讲讲贵党的主张”!达林请求道。
“我们反对压迫中国的外国人,反对军阀,我们拥护人民政权,拥护民主。”党部主席侃侃而谈。
达林问道:“诸位对苏俄的情况是否有所闻?”老人们的情绪顿时活跃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谈起了他们对苏俄革命的看法,言语中表露了他们对十月革命的赞扬和同情。
达林将来意说明,提出请求给了他们去广州方便后,党部主席立即提笔写了一张证明,说明达林是“中国之友”,有人一路陪同,务请沿途单位部门给予协助。达林和张太雷拜访的目的达到后,便道谢告辞而去。但这张证明后来并没有派上用场。这主要是因为陈炯明当时已与孙中山唱开了对台戏。
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人,原是清朝的秀才,1908年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曾任广东都督,后被孙中山任命为粤军总司令。1921年4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政府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成为孙中山所器重的“军事领袖”,但他一直心怀野心,私欲膨胀,一面假装拥护孙中山,一面扩大自己的个人势力范围,想取孙中山而代之。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成立大本营,准备取道湖南进行北伐。陈炯明却力主“联省自治”,反对北伐,并与湖南省督军结成反孙联盟,暗中扣发接济北伐军的粮饷。孙中山得知他的所作所为后,1922年两次电邀陈炯明与其会晤,但陈炯明拒绝会晤,还以辞职相要挟,孙中山为了不影响北伐,于是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长等三项职务,仅保留他的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长一职。陈炯明表面上装作拥护,心中却非常不满,暗中积极地作着叛变的准备。孙中山在这种情势下,只好依靠忠于自己的军队把陈炯明赶出广州,但陈炯明的军队还据守着广州附近的全部军事要冲,而忠于孙中山的军队为了占领这些要地,与陈炯明的军队展开激烈的战斗。
1922年4月下旬,孙中山从桂林回到广州,达林就赶到广州去会晤孙中山。可从汕头去韶关的路由于战争无法通行,达林和张太雷在汕头已经等待了七天了,他们必须在4月30日之前到达广州,因为5月1日要召开全国劳动大会,5月5日还要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再也不能拖延了,两人仔细地商量后,决定改变路线,从汕头乘船去香港,然后从香港再乘船到广州,这样不仅时间可以得到保证,而且比较安全。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以防万一,他俩决定分别行动,事先约定好在广州见面的地点,达林先一天乘船走,张太雷第二天再走。两人都顺利地到达了广州,两人会合后,住进了广州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所在地。
1922年4月27日,达林和张太雷来到总统府。这是一座中国宫廷式的建筑,外面是高大的红墙围绕着,里面是一进一进的宫殿式房屋。
他们进了总统府大门,经过第一个天井时,看到甬道两旁有几堆篝火,上面用棍棒支架着锅盆,正在煮食物,院中还堆架着来福枪,树枝和草地上还晾晒着衣物,估计在这里有一个营的兵力。只见军官们在跑来跑去地发布命令,士兵们排成队去换岗值勤,无事的士兵就在阴凉的草地上休息。
他俩穿过许多道内门和僻静的庭院,来到一个山坡下隧道的门前,这里的卫兵不扛步枪,而是挎毛瑟枪,检验过通行证后,一位下级军官带领他们穿过黑沉沉的地下通道,然后出洞,见了天日,又向山坡上爬去。不久他们来到一个小平场,这里栽满树木,岗哨密布,他们通过一道道岗哨,到达一栋玲珑别致的二层小洋楼,这就是总统府。
达林和张太雷被引进楼下的一个房间里,这房间的石头地上铺着一张普通的苇席,墙上挂着几张风景照片,墙角放着茶几和银制的小花瓶,房子的中间放着一张小方桌和四把木制的油漆得直放红光的红木椅子,整个屋子显得宁静、雅致。
他俩刚刚坐下来,孙中山便笑容可掬地从另一个房间走了出来,达林和张太雷立即起立相迎,张太雷这是第二次见到孙中山,招呼打过后,他立即向孙中山介绍达林,他俩握手之后,达林便把随身携带的苏俄政府委任书交给孙中山,在孙中山阅读的时候,达林认真地打量这位为人们所崇敬的伟人,只见他身材中等,五官端庄,穿着竖领的灰色的费列奇式的上衣,灰色的西裤,足蹬中国式的漆皮鞋,此时他已经五十五岁了,人到壮年,显得精力很充沛,特别是一双向内深陷的深棕色的眼睛,目光炯炯有神,他的表情和姿态非常从容、沉静,给人以老练、成熟的感觉。
孙中山看完信后,面带微笑,头部微微后倾,热情地说道:“达林先生,欢迎你到广州来!”
“总统先生,我代表苏俄工人、农民向您致敬,并表示青年共产国际以及我本人的良好祝愿。”当张太雷翻译完达林的这段话后,孙中山笑容满面地连声说道:“谢谢!谢谢!”
当时国外的报纸在报道孙中山时,不称他为总统,只称他为孙逸仙博士,而达林却尊称他为总统,从而赢得了他的好感。两人的谈话便在友好的气氛中展开。孙中山向达林询问了苏维埃共和国近来的发展情况以及列宁的健康状况,表示了自己对苏俄的友好感情,还扼要地介绍了中国目前的局势,尤其是华南的情况。孙中山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人们与他在一起,总是让人有平静、舒适的感觉。
“总统先生,我听说您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和陈炯明谈判,要他停止冲突,回到您的政府中来,您预计谈判的结果会是怎样?”达林提出这个问题后,孙中山一改原来平静、闲适的态度,有些激动地提高了声调说道:“我是总统,部长们应当服从我,他反对我,反对共和国的总统,就是反对人民的意志。如果他一意孤行,不服从我的命令,就没有任何和解可谈,他将被消灭!”达林对孙中山也会激动、发火,显然没有心理准备,他对此有点吃惊,听了孙中山的话,他一时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孙中山此时显然激动尚未平息,也没说什么,出现了静场。机敏的张太雷见状便说道:“进行北伐,统一国家是深得人心的,现在民众渐渐地看清了陈炯明的个人野心和罪恶的企图,都在抵制和揭露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他倍加警惕。谁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谁就能取得胜利。陈炯明反对总统北伐,肯定是要失败的!”
孙中山听了张太雷这番话,心中大快,怒气逐渐平息了,他又心平气和地与达林交谈起来,详细地询问了苏俄的政治、经济形势,还问了红军的人数、组织形式、政治教育等等情况。在谈话的最后,孙中山对北伐战争作了乐观的展望,他说已经增调部队到北线,他认为北伐会很快取得胜利。达林告别时,孙中山高兴地对达林说,他很高兴与他谈话,希望下次再有机会与他会晤。
没隔两天,达林又和孙中山进行了一次坦诚直率的会晤。这次谈话的中心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达林较详细地作了介绍,孙中山也很仔细地听取,最后他提出一个有趣的建议:“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荒凉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里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里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试验成功,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
闻此言,达林感到突然、滑稽,一时无话应答,只是哈哈大笑,张太雷笑了。孙中山也跟着笑了,就这样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了又一次友好会晤。
以后由于孙中山忙于军务,达林急于筹备青年团的全国会议,两人就没能再行会晤。但通过两次会晤,达林了解到孙中山对和苏俄建交的态度是矜持和谨慎,还在犹豫不定,他如实地报告了裴克斯。
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游行队伍在广州最宽阔的滨河大街上进行,工人群众像汹涌的潮水,红色的巨浪,在街道上不停地滚动、流泄,一面面旗帜迎风飘扬,有的是红旗,有的是工会会旗。游行队伍中,有用几根棍子抬着的大鼓,鼓手们站在鼓旁边走边擂。还有吹笙吹笛的,放鞭炮的,更有耍长龙、舞狮子的。还有一艘很大的轮船样式的彩车,上面插满了彩旗,是由几辆汽车隐藏在船内拉拖着前进的。参加游行的人都拿着红纸做的小纸旗,高举着挥动着行进。旗子上写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八小时工作万岁!”“五一劳动节万岁!”
中小学的学生,带着乐器从城里四面八方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队伍也在行列中整齐地行进,他们手上的小旗写的是“共产国际万岁!”“青年共产国际万岁!”“苏俄万岁!”
游行队伍在城内主要街道转游了一个多小时,就集中到公园里去开会。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工会的领导人,都到高塔起的台子上去讲话。还有一个来这里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华北工会的工人,在会上发言,当他激动高昂地讲到:“我们宣誓,我们将万众一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说这些话时,他把食指放到嘴里,咬破一个小洞,流出了血,他另一只手拿起一块白手帕,用血在上面写了“誓死斗争”几个血字,脸上显出痛苦但坚定的表情,此情此景使达林激动不已。
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张太雷都伴随着达林参观,还领他登上市里一座高楼的屋顶,观看游行队伍的全貌。五一节在中国的壮观热烈的场面,深深地嵌印在他俩的脑海之中,使之终生难忘。
19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州,除了规模巨大,盛况空前的庆祝游行外,1日到5日还召开了广州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持召开的。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对中国工人运动起到有力的组织推动作用。张太雷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致了贺词,他衷心地祝贺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取得可喜的成绩,对不久前举行的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并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竭尽全力支持工人斗争的正义事业。
1921年5月5日到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确定这会议开幕,为的是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地代表25人,代表着全国各地15个青年团地方组织和5千多名青年团员。
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大的开幕式和纪念马克思诞辰及欢迎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一起举行,使会议显得格外隆重热烈。会议由张太雷致开幕词和作关于团纲团章的报告。达林代表青年共产国际致词,陈独秀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另外施存统(方国昌)作了临时中央局及上海社青团情况的报告。
五天的会期中,举行了大小会议八次,讨论了如何引导青年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怎样改善青年工人和农民生活状况?如何加强对青年教育等问题,也对团纲、团章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最后会议通过了七个决议案。
会上经过代表们热烈讨论,一致通过的团纲团章,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来的第十个团纲团章,它明确了青年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它的任务是:“一方面为改善青年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其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同时还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在会上还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在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下,东西方青年联合起来,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共同斗争。
10日晚上,在大会闭幕之前,召开全体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出高尚德(高君宇)、施存统、张椿年(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等5人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又推选施存统为书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圆满结束,这在团的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次大会之后,团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全国青年,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积极斗争。张太雷在为这次大会的召开,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达林也有重要的贡献。
团的一大召开以后,张太雷一方面忙于陪同达林进行调查访问,一方面还积极关心和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其中较重大的有以下两个事件:
5月中旬,葡萄牙发生了政府镇压国内工人运动事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援助葡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各界在广州组成了葡案外交后援会,张太雷积极参加活动。5月28日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当局军人枪杀中国工人,张太雷撰写了一篇声讨文章,刊登于广州的《群报》。广州团执委组织召开声援群众大会时,张太雷出席了大会,并代拟了一封大会警告葡萄牙政府的通电,可惜的是这封电报因贻误时机未能发出。
6月份在广州进行青年团的改组工作,对原有团员进行审查,重新登记,但是6月16日发生了陈炯明兵变事件,学校提前放假,团员多数都回家了,重新登记者只有四百多人,人数较少。张太雷在6月30日给文亮(施存统)的信中,告知此事,并要他转告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