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当时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莫斯科是红都、无产阶级的圣地“麦加”,是革命人士向往的地方。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机缘,使张太雷能够再次来到这里,旧地重游,异乡再览,自是高兴,不过这次是组团而来,又身负重任,不像上次来苏那样能个人作主,自由自在。但精明通达、善于处事的张太雷,是能处理得当,完成使命的。
由于国民党已在中国国内有一定基础,比当时各系军阀要进步得多,国共已初步合作,这个代表团是以孙中山的名义,由高级人员组成,受到了苏联的高度重视和礼遇。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1923年8月16日离沪,经大连、满洲里,于9月2日到达莫斯科。
代表团到达苏联后,受到热情接待、友好相处,先后受到党政军方面六位主要领导人接见,他们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苏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梁斯基、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教育人民委员会卢那察尔斯基。列宁当时正生病住院,病情日愈严重,无法接见他们。
9月7日苏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蒋介石表明代表团此行赴苏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熟悉俄国共产党及苏联的情况,听取苏联对中国南方工作的建议,向苏联学习。鲁祖塔克认为国民党就其性质与俄共相似,都有解放本国人民、建设国家的任务。苏中两国人民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有长达几千俄里的边界,过去两国劳动群众接触甚少,相互知之不多,这次代表团来访,是加强相互联络的第一步,他代表苏联对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接着鲁祖塔克用了长达两个小时介绍俄国革命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发展工业和组建红军所采取的措施。双方在会议中谈得十分融洽坦率。
9月9日斯克梁斯基、加米涅夫接见了代表团。在会谈中代表团提出了三点希望:1.请苏联革命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模式编练中国军队,派去的人愈多愈好。2.为代表团提供方便考察红军。3.共同商讨孙中山军队的作战方案。关于这个作战方案还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在陕西建立一支突击力量,一是靠近库伦以南,中蒙接壤地区,建立一支孙中山的新军。苏方作了这样的答复:1.苏军方缺少熟悉中国国情及汉语干部,难以派大批人去中国帮助建军,最好是由中国选送合格人员到苏留学。2.同意参观红军,由苏联各大军事院校总监彼得罗夫斯基介绍苏军生活。3.建设代表团将作战方案写成文字,交苏方研究。
会见以后,9月13日,蒋介石在宾馆拟写军事方面的意见书,共8200余字,内分甲、绪论;乙、军事计划;丙、宣传计划;丁、结论;四个部分,10月8日交给俄方研究,并等待他们的答复。
俄方在9月16日为代表团安排了一次活动,参观苏联红军144团。俄方决定“不举行会见仪式,此次参观尽可能保密。”蒋介石起先为了展示自己的身份和风采,准备身穿戎装,以将军面貌显现,经俄方人员建议,他改穿便服进行参观。
代表团进入144团军营后,首先听取团长作的关于“团的内务,日常生活和组织状况、军纪和同志关系,演习情况,以及与工农结合的状况”等方面的介绍。接着参观了连队、营房、班组、修理所、俱乐部、图书馆、机枪班等处,他们还看了114团每周的食谱,品尝了红军战士的饭菜。参观完毕,代表团提出要和战士会见,俄方安排了约有400多人的集会,会上苏方要求蒋介石讲话。蒋介石情绪高昂,激动不已地说道:
“早在远东,我就已听说,红军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远东的被压迫民族都这么说。今天,我有幸来到你们光荣的红军,来到你们这个光荣的团队,亲眼看到了你们的强大和这强大的秘密——军民团结。还在我从西伯利亚往这里来的路上,我就到处看到你们的团结一致,你们的强大,现在我才真正了解其原因。”
“我们是到这里来学习,是来同你们联合的。待我们回到中国人民中去,提高中国人民的军事实力,进而战胜华北的军事势力时,我们将向你们,红军战士们伸出友谊的、同盟者之手,共同战斗。我重申,我非常荣幸能看到你们,看到你们的生活情况。我深深感谢你们的友好会晤和接待,感谢你们向我们展示的一切,我还想再次来到你们中间,请允许我通过你们了解红军,并通过你们向红军致意。”
蒋介石的这个即兴发言,充分表达了他那时的激动心情和真实感受,他的讲话不时为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在他演说完毕,会场上响起了“乌拉”之声。乐队高奏起《国际歌》乐曲,把欢快友好的气氛推向了顶点,以至“代表团们出去的时候都被抬了起来,轻轻摇晃着,一直抬到汽车旁”才放下来,把他们送上汽车,战士列队敬礼,欢送他们离营,这的确是一次令代表团成员难以忘怀的经历。
事后斯克梁斯基问起他们参观的感受时,蒋介石说“体验到了红军的精神”,“钦佩红军战士的纪律和文化水平”。认为苏联“军队之强大举世无双,因为苏联军队依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年36岁的蒋介石,显然是受到了“红都”革命气氛的强烈感染,对红军由衷的钦佩,应该说其所言是真情的流露。可以想见,斯时年方25岁的革命者张太雷,心情之激荡,感受之深刻,不会低于蒋介石所具有的程度。
在10月份和11月上旬,东道主为代表团安排了丰富的参观内容。他们参观了“红玫瑰”油脂厂、学校、军队营房等地方,亲眼目睹了苏联人民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亲身感受到建设新型国家的热情和成就,收获是很大的。代表团还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10月10日,代表团请东方大学全体中国学生会餐,蒋介石即席讲话,动员学生加入国民党。
蒋介石原以为他所拟写的关于军事方面的意见书,交给苏方会很快可以得到答复,可是他交给苏方一个多月了,仍不见有任何反响,他很不高兴,心里不安,曾对张太雷发牢骚地说身体不适,要去住院疗养。到了11月11日,齐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再次接见代表团,对中国派人到俄国军事院校学习达成协议。苏联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可接受3到7人,陆军学校可收30到50人。关于选派学员的标准和条件,齐克梁斯基提出,进军事学院的人,必须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不低于团长或营长的资历,选派的人员,重在质量精,不在数量多,主要是应忠于革命,忠于工人阶级,宁可少派,但派来的人应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胆小鬼或叛徒。他们还反复阐述了苏联军事委员会的看法,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当务之急是“在国内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还谈到“国民党应当倾全党人力物力先搞宣传——办报纸,出刊物,搞竞选活动。”“一家好的报纸比一个坏的师强大得多……在当前条件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没有战斗力的军更加重要。”“固然,军事也不应忽视,但只有在完成了大量政治工作之后,方可大举用兵。”参加这次会谈以后,蒋介石心情才较为轻松,情绪有所好转。
孙中山关于在中国西北开展军事行动的计划基本被苏联否定,否定的原因是:1.苏联不希望孙中山在毗连外蒙古的地方拥有军队,他们不希望这个地区再出现任何麻烦。其实这一点早在1923年初,越飞就已经当面向孙中山说明过,只是孙中山并不同意苏联对外蒙古的立场。2.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不赞成孙中山不注意做政治宣传,而偏重军事行动的做法。还有一个内部情况,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10月发生的德国革命抱着过高的希望,想等到欧洲形势明朗化后,再根据实际形势再议。后来德国形势明朗化了,起义军遭到残酷镇压,没有盼头了才在11月11日再次会晤,对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行动作了委婉含蓄的否定表态。这就是拖了一个多月才给答复的原因。蒋介石却等不住了,心情急躁,大发雷霆,认为苏联“完全藐视他”,有时夜不成再寐,竟对张太雷说,要向苏方提出安排他到疗养院去休养。在次会晤后,虽然西北行动被否定,但蒋介石心中早有准备,因为在会晤之前孙中山已告他不急于西北军事行动。加上苏联落实了军事援助,有了收获,所以一走出斯克梁斯基的办公室，蒋介石就立即对张太雷说,别再麻烦苏方送他去疗养院和找医生了,他的疑虑和焦急顿时烟消云散。而张太雷对此也是满意的,他觉得“代表团不虚此行”。
11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形势和国民党状况的报告,并希望共产国际派负责同志前往中国,研究中国的情况,帮助中国革命。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表示了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立场。蒋介石得到了这份决议,读后对张太雷、王登云说:“吁,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的世界革命之中心。”心里虽不满意,但这毕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图,是不可违背的,只有带回国内交给孙中山,好作交差。
不管怎么说,代表团来苏联后,按照计划完成了既定任务,在拿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后,没有什么需要办的事了。此时国内又发生了新的情况,所以蒋介石决定马上回国向孙中山汇报。张太雷另有工作任务,留在苏联未回。11月29日,蒋介石、王登云、沈玄庐三人离开莫斯科,12月15日回到上海。
张太雷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期间,除了随团活动,会谈参观之外,在个人方面,还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日本共产党首领片山潜、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当时也在苏联学习活动,张太雷和他们早有来往,建立了革命友谊,三位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又聚集在一起交流信息,研究问题,还在一起合影留念,显示出亚洲三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兄弟情谊。可喜的是这张十分珍贵的照片保留了下来,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二是帮助马林联系第三次来华工作。马林于1922年7月二次来华后,任职期满,1923年8月底回到莫斯科。9月2日代表团抵苏后,马林曾与蒋介石、张太雷多次会面共同商量如何在苏完成孙中山交办的事情。11月上旬马林回到家乡荷兰住了两个星期。11月5日他在离苏赴荷兰之前,他曾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第三次到中国工作,要求他向孙中山联系,蒋介石于11月12日去信荷兰,告知离苏之前给予答复。张太雷知道此事后,在12月12、14两日各写了一封信寄往荷兰,告诉马林蒋介石同意回国后,要求孙中山提出邀请马林再次来华工作,并请他代买《共产主义ABC》(德文版)、《世界工人史》、《俄文文法》、《德文文法》、《德英、英德详解大字典》等五本书,邮寄到上海。从这件购书之事,一方面可见张太雷勤奋学习之精神;另一方面也能知道他除了精通英语之外,还对德、俄文在努力学习,力求掌握,只是不见文字记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尚不知张太雷对德、俄两国语言文字的阅读运用能力如何。
遗憾的是马林第三次来华的愿望,未能如愿,不是蒋介石没有反映,也不是张太雷不能帮助,而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受着左倾思想的影响,认为马林右倾。共产国际1923年9月派了鲍罗廷与加拉罕一道来华。加拉罕取代越飞任苏联特命全权驻华代表。鲍罗廷则到南方协助孙中山,代替了马林的职务。马林终于未能第三次来华工作,1929年3月离开莫斯科,回到荷兰工作。
哪知事情还没完全结束,恰如大潮涌动之后,还留有细浪余波。不知内情的张太雷在1924年4月21日给在荷兰的马林,写了这样一封短信:亲爱的马林同志:
明信片收悉。
现有喜讯相告,你听到一定十分高兴。加拉罕和鲍罗廷决定请你回中国。此系昨日回国的达林告知。今日接瞿秋白函,内称他同鲍罗廷谈过,鲍罗廷已同意。因此,我认为你回中国已确定无疑了。
待得到确切消息我将电告你,最好是你发电给维里杰要求此事。
你忠实的张太雷
马林在4月29日也直接写信给孙中山,希望能再次回华工作,并愿意为孙中山写传记。
直到5月1日,张太雷还写信告诉马林,他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及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未得到有关消息。和马林在一起共事两年多,建立了深厚革命情谊的张太雷,哪里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马林的看法和采取的措施,还在积极活动,多方联系,为同志出力呢!仍在期望一有好消息,立即发电报喜哩!由此也可见,张太雷对战友的热情和忠诚,无奈事不由己,力不从心。
张太雷因在1922年10月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召开时,缺席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又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没有随蒋介石回国,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他搬到留克斯旅馆居住,留克斯旅馆是莫斯科当时最大的旅馆。此时达林也在莫斯科,两位年轻的革命同志、共青团的亲密战友、曾在中国共事过一段岁月的伙伴,现在又见面相聚了,两人工作起来配合得当,合作愉快。
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有了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诸位同仁和达林的关切和照顾,1924年的元旦,张太雷在莫斯科过得相当愉快。虽然是按照俄国人的风俗习惯来辞旧迎新,但是浓郁的过年气氛,诚挚的战友情谊,像醇烈的伏特加酒,让这位刚刚踏进二十六年人生旅程的中国南方水乡的远方游子,身心陶醉了,沉浸在无限欢乐和美好憧憬之中。只是在夜深人静,万簇俱寂时,睡醒梦回时,才会跌入思乡的惆怅中。他思念故乡的茉莉花,想到运河的帆影桨声,忆念白发的慈母,红颜的爱妻,两位秀美的女儿,而去年12月23日才降临人世的儿子更让他特别想念,儿子出生那天是农历冬至,一阳复生的日子,他为小儿起了个小名为一阳,大号叫燧棠,虽然至今尚未谋面,但在张太雷的想象中,是一个圆圆脸蛋、黑黑眼珠、白白胖胖、活泼可爱的小淘气。他远在异国,虽然思乡,但无悔怨,一则因为这是短期的,不会太久,他就可再回到祖国怀抱、亲人身边。再则他在友邦尽心竭力地工作,正是为国家人民创建美好的明天,为家乡亲人带回欢乐和幸福。
1924年元旦过后不久,中国方面传来了信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3月召开二中全会。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议决定派达林作为代表前去参加。张太雷因受委派在国外工作,不能回国参加,他对达林能去中国参加团的二中全会也是极为高兴,他协助达林撰写完成了关于亚非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状况和任务的简要报告。1月20日他送达林上火车,离开莫斯科,到海参崴乘轮船去上海.
达林再度去中国后,在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二中全会,还到广州与鲍罗廷会合,参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5月才回到莫斯科,仍然与张太雷共事。
1924年1月21日,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苏联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代人杰、伟人列宁,因重病一年久治不愈,离开人世。噩耗传出,苏联工农群众无比悲痛,各国人民深为痛惜。张太雷从学生时代就对列宁敬重仰慕,崇拜他的为人,学习他的理论,受到他的启迪影响而参加革命工作,他得知这不幸的消息后也是万分悲痛,心情沉重,他有幸的是,这时他正在列宁的国度,能够为他迎灵送葬。1月23日,张太雷和共产国际及青共国际的各国代表,一起参加了迎灵仪式。列宁的棺木是从他逝世的地方——一个距离莫斯科42俄里的农村,用火车运载到莫斯科萨拉托夫斯基车站的。张太雷在迎灵仪式的当天,撰写了《列宁底死》的悼念文章,文中记述了列宁逝世消息传出后,苏联全国劳动人民震惊和哀悼的情况,驳斥了资产阶级宣称列宁逝世后,苏联工农政府要垮台,革命事业会失败的谰言,坚信苏联政府和人民会“更坚固的团结,更努力的奋斗”。文中提到中国人民对于列宁的死也是无限的悲哀,会以更加努力于革命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他。这篇文章署名泰雷,2月1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1月24日,张太雷还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参加为列宁守灵,1月27日又参加了列宁的葬礼。
2月初张太雷又在莫斯科《工人日报》上发表了用中文书写的悼念列宁的文章:《列宁与中国青年》,报纸刊登的是他的手稿。在这篇只有二百来字的短文中,他再度赞扬列宁的伟大,阐明列宁对中国青年的影响。
“列宁同着俄国革命把中国青年的觉悟惊醒了!在运动里的中国青年工人当然人人都知道列宁是他们阶级的惟一领导者。
就是中国的青年学生,当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先师孔子的时刻,他们正找着了列宁做他们思想上的指导者。无怪乎在北京大学——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投票谁是世界上的最大人物,结果是列宁当选。这亦就表示列宁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而中国学生在目前的中国革命运动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列宁死了!但是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活着!”
到了1924年5月1日,他又作了《为莫斯科“工人日报”写的几句话》的极短文章,来悼念列宁:
“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觉悟,中国工人从1921年起就庆祝五一节,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和集会。今年五一节将有追悼列宁逝世的示威游行,并且要宣誓用全部精力来继续列宁所开始的事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世界无产阶级。”
1924年9月3日,张太雷又写了一篇名为《列宁与义和团》的文章,发表于《向导》第81期,署名为大雷,文中指责俄皇政府的性质和帝国主义政策,阐明列宁对民族问题的主张,赞扬列宁对义和团事件的正确认识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文章写得非常明白生动,从如下几段便可见一斑：“要知道苏俄所奉行的主义就是列宁的主义。列宁主义Linin-ism中最重要成份之一,就是对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列宁这种主张并不是到他做了苏俄人民委员会之后而是在二十多年前即是这样主张,当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时,列宁在火星报第一期上做了一篇论‘中国之战’,他分析帝国主义和暴露俄皇的阴谋。”
“各国政府,俄国政府同样,宣传中国义和团的野蛮,说他们是仇视白种和西欧的‘文明’,想因此可以得到人民的帮助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
列宁回答说:“中国人民并不仇恨欧洲的人民,他们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反对,然而他们确仇恨欧洲的资本家,和为资本家用的欧洲的政府。他们到中国去只为求利,他们用了他们所矜夸的文明去欺骗,去抢掠和压迫,他们同他开战,强迫他承认输入使中国人民愚蠢的雅片之权(一八五六英法联军),他们用传教遮掩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些人们除掉仇恨之外还有什么呢?
中国人有许多像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口吻一样说义和团事件是野蛮的排外,仇视西欧文明,因此是不对的,看了列宁的活亦可稍明白了。”
张太雷是学习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的,受到列宁领导开创的十月革命的影响,参加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他是在列宁的故乡生活过、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工作过的中国战士,他对列宁的崇敬和怀念,从他接二连三撰写有关的文章能有感受,他对列宁爱戴和了解,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得到体现。
故土难舍,故乡难忘,张太雷身在国外工作,心总是和祖国紧相连的。
张太雷参加过列宁葬礼以后,继续忙于在青年共产国际中自己所担负的一份工作,还抽出时间:撰写和翻译文章。在莫斯科《农民国际》第二期上发表《中国的农民及其革命运动》,介绍中国农民运动的情况。翻译了《美国十一岁小共产党人供词》(刊载在上海《中国青年》26期)。他还到东方大学向中国共产党旅居莫斯科的同志传达中共三大的情况,此次会议由彭述之召集。张太雷在报告中强调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他还协助东方大学的同学将共青团歌词译成中文与他们一同高唱。
张太雷是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人,这次来苏工作不像上次那样紧张,上回人生地不熟,还要加班赶写材料,参加会议。这回是按部就班的正常工作,有了业余休闲时间。张太雷年轻好动,兴暇广泛。闲趣时常漫步莫斯科街头,观赏市景风情。有时到旧书店去收集西方文学艺术书刊,将它们购回宿舍阅读。他和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罗亦农、王一飞往来密切,经常或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谈论政局形势,或者结伴去列宁山观赏自然景致,陶冶情操,养精蓄锐,然后以更加充沛的体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国外来数月,国内变化大。张太雷来苏之后国内发生了很多新的情况。
越飞1923年秋天返回苏联。加拉罕向共产国际建议,派鲍罗廷到中国任孙中山顾问。
鲍罗廷(1884-1951)苏联人,俄文原名M·M·bopolnh,又名格鲁申贝格(Tpyaehoepr)他青少年时期做过船夫、码头工人。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派往美国工作,1921年又派往英国工作,被英警拘捕,判刑六个月,期满被驱逐出境。1923年派遣来华工作,1927年10月末回到莫斯科。曾在工人部任职,在《莫斯科日报》任主编。1949年被捕,1951年死于狱中。
1923年9月,鲍罗廷到北京以后,9月23日加拉罕为他写了一封去见孙中山的介绍信,信中说:鲍罗廷为俄共(布)党元老之一,曾长久致力于俄国革命运动,请不仅视鲍罗廷为官方代表,也视为他的私人代表,你同他谈话就如同我谈话一样,鲍罗廷说的话亦如同我亲口向你说一样可靠。鲍罗廷对整个情况都很熟悉,在他去南方之前我们曾进行过一番长谈,他会将我的想法、希望和感触转达给你。
10月6日,鲍罗廷带着这封高度信任,全权委托的信件到广州,见到孙中山后,交出这封信,孙中山看后,自是热情地接待,会晤时就委托鲍罗廷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9日和11日,鲍罗廷就和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员瞿秋白、谭平山、阮啸仙等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对党内人士说:“我请鲍罗廷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因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同时孙中山还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李大钊等5人为改组委员。10月底,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研究了改组的具体事宜。
1924年1月20日到30日,在中共和鲍罗廷的促进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审议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孙中山是在共产党人支持下,顶住了右派的压力,使宣言获得通过,从此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方面是一致的,也就成了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是否允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在国民党一大会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黄季陆等提出,在章程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声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愿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有所贡献,是孙中山允许的光明正大行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即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章程和纪律,如有违反,理应受到惩罚。李大钊言正理足的郑重发言,受到国民党人廖仲恺、汪精卫的支持以及大多数代表的赞同,最后大会否定了方瑞麟、黄季陆等人的提案,通过了接纳共产党员的章程,当然,在会后执行时,还是有斗争的。
大会结束前,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韩麟符、沈玄卢等10人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约占全体委员的四分之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
远在莫斯科的张太雷听到国内传来国民党一大胜利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消息,他十分兴奋,备受鼓舞。因为他参与了此项事业,对此项工作倾注了心血,今天总算有了预期的结果,他怎能不为之欢欣鼓舞呢?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由季诺维也夫主持,主要讨论和决定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策略方针、加强各国共产党建设等问题。中国共产党派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等四人组成代表团参加,李大钊任团长,彭述之为旅莫斯科支部领导成员,东方大学学生(有的材料中,还提到代表中有姚佐唐、罗文虎,尚需研究考证)。
李大钊以琴华为名,在7月1日的第22次会议上发言,谈了中国民族革命问题,提到中国民族革命的方向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联合统治,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
张太雷担任代表团的秘书兼翻译,除了出席会议外,还要处理代表团的各项事务,翻译整理大量文件资料,一身兼二任,工作十分繁忙,休息时间很少,可是他精力充沛毅力惊人,工作非常勤奋、细致周到、有条不紊,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博得李大钊的赞赏。
会议结束后,李大钊以中共驻共产国际常驻代表的名义,留在苏联学习考察,而其余团员经德国柏林回国。
能到苏联来学习考察,是他李大钊多年宿愿,但这时来苏联开会,却另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1924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以“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殊属胆玩不法”的罪名,下令通缉李大钊。为了躲避缉拿,李大钊不得不离开北京,带着儿子李葆华到昌黎县五峰山暂住。6月上旬,于树德来到五峰山传达了党中央的紧急通知,派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当然知道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党出于对他安全的考虑,他心中既高兴又感激。第二天,李大钊化妆成一个行庄生意人,冒着被悬赏缉拿的危险回到了北京,和另外几位代表会合,他们便乘火车先到哈尔滨,在那里作了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又转移到满洲里附近的一个小客店里。他们又雇了三辆马车,深夜起程行至将近天亮时,冒着一阵阵的枪声,冲出了国界。来到苏联铁路上的一个小站,站长夫妇热情地接待他们,这样才安全顺利地抵达莫斯科。开完会后,党让他继续留在苏联,当然也含有保障他安全的考虑,直到1924年10月,冯玉祥回到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改组了内阁,表示倾向革命,形势有了好转,党才让他回国。
李大钊会后留在莫斯科工作考察,张太雷能与这位名人,自己的导师、战友、革命引路人在异国他乡重逢,朝夕相处,自是极为高兴、满心欢喜。他除了向李大钊学习、请教、研究工作外,还陪同他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功的一些地方参观访问。
秋天是成熟和收获的季节,也是游赏览胜的时机。莫斯科的列宁山,风景优美,地貌独特,充满俄国风情,是从异国他乡来苏联的人都要去的一个旅游胜地。一个星期天,天高云淡,金风送爽。张太雷陪同李大钊、罗亦农、罗章龙等一道游览列宁山。
他们爬上山来,伫立峰巅,俯视莫斯科,城区房屋如林,栉比鳞次;河渠如带,弯曲环绕,似儿童所搭之积木,如军人所制的沙盘,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叹为奇观。仰望天穹,白云飘忽,不停变幻,时如万马奔腾,忽作波浪翻卷,令人观后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山上的花草五颜六色;峰间树木千姿百态。李大钊、张太雷他们都被大自然的瑰丽景色所迷恋,为造物主的惊世杰作所折服。
他们在山上纵情奔走,尽情欣赏,累乏了脚腿,忙坏了眼睛。直到下午两点,他们才在一块大树浓荫掩护下的柔软草坪上席地而坐,大家把带来的面包和罐头食品堆放在草毯上,不拘形迹轻松自如,各取所需,细嚼慢饮地共进午餐。大概是爬山行走时间太长了,劳累了,也许是野外风景太诱人了,大家都饱食痛饮,食量超过平日。
在吃饱喝足之后,大家就随兴之所至谈聊起来。从中国谈到俄国,从工作谈到生活,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听其自然,议论唠嗑,话题逐渐转向了文学艺术,音乐雕塑。
张太雷话锋甚健,畅谈细说:“施特劳斯说过,‘音乐是人生的艺术。’听一首优美的乐曲,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听一首激昂的歌曲,能够鼓舞斗争的勇气。如听了《蓝色的多瑙河》,可以使人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听了《国际歌》,会让人满怀激情地奔赴前线。”
李大钊听后表示了同感:“尼采也说过‘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个错误。’我们这些研究理论,从事政治的人也需要音乐的陶冶,歌曲的滋润。艺术会使我们变得更纯洁高尚,促使我们走向勇敢坚强。”
“歌舞明星邓肯来莫斯科献演时,我有幸一睹她的艺技,舞姿瑰丽,歌声优美,看了她的演出,深感艺术所特有的魅力。我还欣赏过罗丹的雕塑,那是师法自然,出乎人寰的佳作,让人感到世界之爱好,宇宙之神奇。我还看过海京伯驯虎的高超绝技,也让人大开眼界,赏心悦耳。我有时想,如果没有了艺术,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怎样的单调、枯燥,世界也会暗淡无光。”张太雷既是在谈自己欣赏过的艺术,也是在叙述自己的艺术观。
罗章龙也发表自己的见解:“罗曼·罗兰对艺术是这样认识的:‘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我想这样说:‘艺术是人生完美的增添剂,没有艺术,生命是残缺的。’”他一讲完,大家禁不住为他鼓掌叫好。
他们四位政治家、革命者,这时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漫游在思想的广阔海洋中,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尽情地享受着生活之乐趣,这对于他们是多么的难得,又是多么的需要啊!
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话,话题广泛,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似小河流水,滔滔不绝;如大浪淘沙,奔腾难止,时光老人总是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太阳开始西斜,他们只好起身踏上归途,心满意足、情趣盎然地下山而去。
后来张太雷还陪同李大钊、罗章龙等到苏联大歌剧院,看芭蕾舞和歌剧。去附近的“中国城”,观瞻元朝成吉思汗进军欧洲的遗址,他们颇受启迪,大有收获。李大钊来苏时间虽短暂,却参观游览了不少地方,这里面也有张太雷一份协助之劳,而张太雷也弥补了第一次来苏联时忙于开会和工作,因而无暇游览的遗憾。
1924年7月15日至25日,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及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人又在莫斯科,理所当然地参加了这个会议。大会决定在殖民地国家除共青团外,还要建立由共青团领导的群众性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张太雷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谈到共青团员必须积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同时着重强调,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保持独立的共青团组织的重要性。
就在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期间,张太雷还撰写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的学生》,文中指出“要给中国青年学生一种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因为他们没有能扫除他们固有的个人主义的劣根性,仍旧不能走到革命的一方面来。”还提出“要使他们知道没有农民工人的参加,国民运动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有指示他们怎样到农民和工人中间去宣传和组织的责任。”文章也强调了学生会要吸引学生参加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讲出了他对中国学生的看法,吸收青年学生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来的重要性,是他对青年团工作的认识和体会。这篇重要文章在《少年国际》第一期上发表,署名是chantaly。不久之后略作删改,以《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为题,发表在《中国青年》1925年第62期上。
张太雷这次在苏联参加过两个重大的国际性会议以后,需要回国汇报会议的精神,加之国内青年团工作需要加强领导,党中央研究后决定调他回国工作。于是在1924年8月,张太雷向李大钊、罗亦农等同志殷殷告别,乘车回国,结束了他第二次赴苏参加孙逸仙代表团,以及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两项重大工作任务。他这一次比第一次来苏联工作的时间长近一倍,工作内容较多,参观学习的单位地方多,收获也是很大的,他变得更加成熟和干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