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这个生长在古运河畔的江南之子,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再次来到珠江之滨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8月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陈权为委员。张太雷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周恩来、彭湃、恽代英参加南昌起义,在周恩来未到广东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三人组成临时南方局,其职权为准备与指挥上述区域之暴动及一切军事、政治事宜,并负责传达中央紧急会议决议,根据决议整顿三省党部组织的责任,待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到达广州,与临时南方局汇合后,前委取消,正式组成南方局。
8月3日,南昌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以求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南昌起义军在入粤途中,周恩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广东省委立即发动东江、潮汕工农,响应南昌起义部队。党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在东江、潮汕一带积极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起义大军夺取广东,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血腥镇压。这样就决定了张太雷这次赴粤的任务,一是传达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二是准备全省特别是东江地区的暴动。
8月19日,张太雷由汉口抵达香港,第二天就在香港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筹备委员会,向到会人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上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分别组织了广州、北江、西江暴动委员会。选举了省委委员,正式成立了省委。会后张太雷写信向中央常委报告。
8月22日,中央收到张太雷的报告后,回信指出:“中央对于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贺、叶军队到来,技术上可参照两湖暴动计划。”
接着,中共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南昌部队进入广东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张太雷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召开了省委会议,制订了“起义军打到哪里,就在哪里组织暴动响应”的策略。为了组织各地武装暴动,8月28日,张太雷来到广州,召开了中共广州市委会议,部署了暴动的组织准备工作。
9月12日,张太雷返回香港,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首先发动潮汕地区人民,进行暴动响应。起义部队进抵东江后,便发动广州及其附近的工农群众进行暴动,夺取广东政权。并决定派黄平、杨殷回广州,指导暴动的准备工作。这个计划上报中央后,很快就得到中央的批准。
为了作好潮汕地区人民暴动的组织工作,9月19日张太雷秘密来到潮州。这时,南昌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已从闽西上杭,插入广东大埔,直奔潮汕地区。为了接应配合南昌起义部队的进攻,张太雷立即发动潮汕铁路工人起来罢工,挖断路基,使汕头的敌人无法运兵到潮州增援。又发动潮汕地区的商人、店员举行罢市,领导浮洋区的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围攻徐陇、洪港等地的封建地主堡垒三昼夜,一直坚持到南昌起义军的到来。
9月23日,南昌起义部队一路乘胜而下,在潮州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下了潮州。张太雷又立即组织潮汕铁路工人,连夜修复铁路,并组织当地农民自卫军,配合起义军击溃铁路沿线反动民团的武装,第二天起义部队乘上火车,迅速攻克了汕头。张太雷在汕头牛屠地,组织举行庆祝收复潮汕地区胜利大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均出席了这一群众大会。张太雷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鼓励士气的讲话。
在9月23日晚,张太雷又向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南昌起义前委成员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转达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将南昌起义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改名为苏维埃,唾弃中国国民党旗帜,改用斧头刀红旗。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放弃潮汕,部队转移到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建立革命根据地。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因为原书记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引起众人的不满,党已失去重心,会议决定改组南方局,会上讨论决定改由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委员中增加李立三,罗绮园任秘书。
张太雷27日在汕头写信致中共中央,报告南昌起义部队攻下汕头后的军事活动及工作情况。29日又给广东省委写信,告知担任南方局书记事,并提出张发奎部队内部我们现已稍有工作,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要积极进行。广东省委接此信后,一方面按信中要求作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将张太雷的信转报中央。
张太雷和周恩来、叶挺指挥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汕头忙于筹组政府时,桂系军阀黄绍●,集中兵力,包围汕头,为了避免在汕头硬拼,损失兵力,延误时间,影响广州暴动的任务,张太雷和周恩来等南方局的成员研究,撤出汕头。9月30日,离开汕头,10月1日,抵达普宁流沙,住进天后庙,也就是流沙教堂。
10月2日在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张国焘、李立三、刘伯承、恽代英、林伯渠、谭平山、吴玉章、聂荣臻、郭沫若,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国民党左派将领张曙时、姜济寰也参加了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张太雷在会上正式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研究起义部队最后的决策。
10月3日,张太雷召集李立三、张国焘、杨石魂等在普宁流沙平湖读书楼开会,研究指挥部的成员撤离战区问题。周恩来因领导南昌起义及撤出以后沿途作战行军的疲累,身患疟疾,正在发高烧,不能走动,张太雷等决定组织担架,将他抬走。
会议开到傍晚,大家还在热烈讨论,突然响起了断续的枪声,众人都感到情况不对,张太雷提出:“派个人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张国焘立即站了起来:“我去,很快就回来,你们等着。”说完跑出门去。
大家停止了讨论,静静地等着,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十分钟过去了,大家十分焦急,一刻钟过去了,张国焘还不见回来,枪声还是在断续地响着。张太雷觉得情况不妙,认为再不能坐在这里傻等,就对大家说:“同志们,一定有紧急情况,我们赶快撤离这里。”说完就收拾好文件向外走出,众人也赶紧把桌上的东西装进衣袋里,紧跟着他向房外走去。
他们一出大门,就看到有一伙反动军队手上端着枪,远远地从街的那头走了过来。张太雷向大家说了声:“快跟我走!”然后带领众人迅速钻进楼旁的一条狭窄的巷子中,接着飞快地奔跑出巷子。这时巷口那端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是反动军队发觉了他们进行射击的,幸好他们跑出了巷子,转入后街,乘着夜幕的掩遮进入安全地带,终于离开了流沙河,脱离险区,几经辗转长途奔波,在10月13日和同志们转移到香港。患病的周恩来在事先的安排下,也被安全地带进香港。事后,在谈论到此次流沙脱险时,张太雷还是悻悻地说:“只差一分钟呵!我们就完结了!”革命充满着风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张太雷已经多次遇险,这一次又能和一些共事的同志安全脱险真是大幸。大家对张国焘当时的表现十分鄙视,说他“太阴险、不正派,是个怯懦可耻的人!”
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的失败,使我党准备在南昌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发动广州工农武装起义,夺取广州的计划落空。张太雷及南方局各位负责人在普宁脱险后来到香港,张太雷到达香港后,第一件事就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议在10月15日召开,会期一天。张太雷在会上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发言,从决策决定之经过、政治上的错误、军事上的失策、我们应有之认识等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南昌起义失败之原因,他最后提纲挈领,击中要害地说:“这次的失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必然失败的。”张太雷在会上还对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所犯的错误,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说:“中央同意南昌起义后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定。不料他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也极力反对干。国焘这样做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也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他提高了嗓门,严肃地说:“此次国焘的行动,应该受处分。”张国焘听后不服,还为自己辩护。恽代英、彭湃等也对他提出了批评,他才不作声了。会议还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应当注意农工群众自动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扩大,要坚决勇敢地树起工农革命的大旗,集合一切武装势力以与土劣、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决死奋斗、建立工农政权。”他并在会上指出“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为了重整旗鼓,调整力量,迎接新的战斗,会上重新改组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南方局由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6人为委员。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6人负责。广东省委书记仍由张太雷担任。
张太雷在香港开完联席会议以后,于10月19日离开香港,再次赶赴汕头处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善后工作。
10月14日,广州市海员反对工贼成立的改组委员会,进行示威,得到全市工人的响应,后来被张发奎派军队镇压下去。张太雷对此事十分气愤。10月19日到汕头后,撰写了《广州工人十月十四日的大示威》一文,后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期上,文章严厉警告反动军阀与资产阶级:“我们的军队虽然一时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基本队伍还是日益增长地存在着,并且存在你们的心里;我们军队的枪把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击破你们的脑袋,但是我们工人的锤头将在你们的心胸中捣烂脏腑。”表达了对工人运动的肯定,对军阀反动派的仇恨。
加强纪律性,胜利有保证。张太雷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在汕头处理了起义军南昌的善后工作后对下一步的工作,特别是广州的暴动,应该如何进行,虽然广东省委制定了一个工作计划,是否周密可行,张太雷心里还很不踏实,还需要认真听取中央同志的意见,他决定带上工作计划去向中央汇报,直接听取意见,于是离开汕头转往上海。
张太雷10月22日抵达上海,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广东省委通过的工作计划,中央听后认为这一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准备另行起草一个计划。
正好此时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太雷是五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务委员、南方局成员、广东省委书记,是必然参加的代表。中共中央就在10月23日发出《中央致南方局并广东省委函》指出:“太雷带来的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中央已决定另行起草一个寄给你们。”同时告知:“中央决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紧急会议,省委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张太雷就留在上海等待开会。
11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到会的是“八七会议”上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共五大当选的中央委员30余人。会上讨论南昌起义时,张太雷揭发批评了张国焘在贯彻中央对南昌起义指示时“假传圣旨”的错误,可是张国焘狡辩抵赖,反诬张太雷“不是记忆错误,或传闻失真,便是有点故入人罪”,以求蒙混过关。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要超越民主革命阶段,转向社会主义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地高涨,要求继续组织各地的武装起义。
会议之后,中央指定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等起草新的《广东工作计划案》,以便常委会讨论通过。张太雷就和周恩来、苏兆征等研究起草了一个新的广东工作计划,其要点是“广东省委要利用粤军阀对广东的争夺”,“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成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在11月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等起草的新拟《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并决定由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铭、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组成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争权夺利,你争我夺的军阀政客们并没有因为共产党人在军事方面的失利促成了他们的团结一致,反而加紧了他们之间的冲突。11月7日,粤桂战争爆发,张发奎驱逐了桂系军阀,进驻广州。桂系军阀不甘心失败,黄绍●部正在梧州集结,准备进袭广州。张发奎不得不将其主要兵力开赴肇庆、梧州一带,准备与桂系部队作战。这时,留守在广州的兵力,只有第四军的教导团和新编成的警卫团,还有一部分警察武装,市内敌军兵力薄弱,防务空虚。中共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是发动广州起义的有利时机,于是命令张太雷迅速回广东,组织筹划广州起义。张太雷就立即作好各项离沪的准备工作。
11月19日,是张太雷次子张知春(又名永明)满月的前一天,张太雷为了庆祝知春满月,也是为了和同志们告别,特地在家里办了一桌简朴的“满月酒”,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等同志来家中聚餐,畅叙别情。席间瞿秋白向张太雷同志敬酒:“我的同乡、兄弟,敬你一杯酒,祝你这次出征旗开得胜。”张太雷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答话:“我的老乡、同学,谢谢你的祝贺,我这次去广东一定要充分发动工农,进行暴动,把张发奎赶出广东!”接着周恩来也捧起酒杯向张太雷敬酒:“我们也是老战友、大同乡,敬你一杯酒,祝你广州暴动马到成功。”邓颖超也站立起来,举杯接着说:“我要说的话恩来代表我说了,请你饮酒吧!”张太雷和他俩碰着杯说:“谢谢你们夫妻两人的祝酒,这次出征一定要把革命红旗插遍广州城!”说完将酒喝个杯底朝天。大家尽兴而饮,开怀畅谈,夜深方散。
张太雷睡得虽晚,第二天一早四点多钟天尚未明就起了床,他自己提起箱子,轻轻打开房门,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出门去。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背,穿着马裤的长长的腿,立刻消失在门外的夜空中。他那时哪里能预料得到此次一去竟永无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