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航船，象在大海的怒涛中颠簸、漂摇、转舵，正沿着新的航向前进，由日中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掀起的巨浪，此伏彼起。“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①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离不开下述条件：整个红军在大西北的集中和发展壮大；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巩固，并从秘密联系状态转为公开联合状态；扫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动势力，特别是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势力，建立红军和友军可靠战略后方；从宁夏和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打破日本割断中苏联系的企图；给蒋介石的“进剿”部队以有力打击，粉碎其“灭共”计划。在这些条件中，最关键的又是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①打通苏联，红军才不致被限制在陕甘苏区这一仅有40万人口的“弹丸”
之地，而能够放开手脚，跨黄河两岸发展，建立广阔的后方根据地，并保持便于机动回旋的战略退路，避免对日作战开始后陷于背腹受敌的不利境地。
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不断取得苏联的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藉以抵抗优势装备敌人的军事进攻，而这对缺乏武器装备和供应物资的一支抗日大军来说，在战争初期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打通苏联，能极大地振奋友军，坚定友军，更加巩固红军与他们的联盟，活跃那些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力量，逼蒋抗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这些，就是当时的历史实际，是当时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出发点。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战略企图，就是为了西渡黄河，先取宁夏，后取甘西，完成从两个方向打通苏联的任务。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对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如芒在背。他对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早有所闻，一直不安。这时他处理两广事件已经脱手，便赶紧调兵向西北急进，下令组织“通渭会战”，并准备亲赴西安督战。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对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争取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残部”则予以收编。另一方面，强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战争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如不服从，则将他们调离西北，逐步肢解，免留后患。这是一个极其反动而阴险的计划。
10月上旬末，张学良把蒋介石“通渭会战”的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接通苏联。党中央鉴于形势紧迫，专电征询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朱总司令和张国焘9日抵会宁，当即找徐向前、陈昌浩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01页。
①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侍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立）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
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巳、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庚、十一月十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
规定三个方面军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实施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
依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朱德、张国焘召集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传达中央的指示，明确规定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渡河攻宁。造船任务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负责。
严重的敌情和《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使红四方面军面临重大的考验。在优势敌人的围攻防堵面前，既要控制西兰通道在手，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以扇形运动防御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突击完成造船任务、选择渡河点，突破黄河天险，这意味着红四方面军的5个军，将处于多面对敌，前后作战的艰难地位。一头失利，全局皆非，宁夏战役计划就有流产的危险。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都深深感到，这是一副十分沉重的担子。
冷静的头脑，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指挥才能，丰富的作战经验，使徐向前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凡属军事行动和战役指挥方面的问题，政委陈昌浩一般都尊重他的意见，看他的决心。徐向前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的企图是将红军压迫于渭水以北、黄河以东地区，聚而歼之，形势柏当严重。四方面军两个拳头对敌。而部队又困连续行军作战，补给不足，减员较大，疲惫不堪；地形也不利，全是光山秃岭，不便大部队隐蔽和防御；黄河天险又障碍于前，要南阻敌攻、西渡黄河，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红军也具备若干有利条件：一是从各种情况和迹象判断，敌人尚未完全弄清红军会合的战略企图，如突然西渡黄河，进击宁南，出敌不意。二是向红军进攻的南敌主要是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部，他们虽属蒋之嫡系，但互存戒心，各保实力，联合作战时很难形成拳头，快速突进。红军争取渡河的机会是存在的。三是会宁会师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给了部队以有力鼓舞，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决心打好会师后的第一仗，完成党中央和军委赋予的光荣使命。四是部队有强渡江河的经验，按现有技术力量，每天能造两三只木船；一方面军正帮助搜集木料、铁钉、工匠，渡河工具问题不难解决。五是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挥，有一、二方面军的有力配合，还有东北军的暗地策应等，红军的作战不是孤立的。只要把任务向部队交待清楚，作好政治动员，恰当分配兵力，实现宁夏战役计划，有相当大的把握。
徐向前与陈昌浩确定了如下的具体部署：以三十军作为抢渡黄河的先头部队，立即开赴靖远附近，绝对秘密地隐蔽造船，选择渡河点，迅速完成渡河攻宁的一切工作；以四、五、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构筑工事，进行扇形运动防御，节节抗敌，尽量迟滞其前进时间；以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为机动部队。如三十军渡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进，则以四、五军牵制敌之翼侧，以三十一军及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这一部署经军委批准后，红四方面军全军上下，层层发动，投入了迎击南敌、西渡黄河的紧张准备工作中。
“黄河之水天上来”。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犹如一柄倚天巨剑，把大西北的黄土高原劈成两半，纵贯甘肃、宁夏两省，穿过内蒙库布齐大沙漠，折而东流。在甘肃境内，河床狭窄，水流湍急。河水卷走大量泥沙，穿过许多狭谷，旋涡密集，浊浪雷奔，乍合乍散，削壁飞石。古老的黄河，没日没夜地吼叫，似在吞噬它要吞噬的一切。
马家军为防止红军渡河，早已将河东岸的大小船只、羊皮筏、牛皮筏掠劫一空，水手也大都被他们抓走。三十军奉令开到靖远附近后，在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的组织指挥下，立即集中造船材料和人员，突击营造木船。
李先念当过木匠，造船有办法。他将造船地点选在离靖远约40里路的大芦子村庄的一片柳树林里，目标隐蔽。党中央和军委获悉三十军造船所需之石灰、桐油、铁钉不够，缺少工匠，便命令红一方面军火速从前后方搜集材料，聘请技术人员，进行支援。
10月19日，军委电令：“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党中央、军委的关怀和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持，使三十军指战员及船工队员深受鼓舞。他们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即成船16只，每船可容10多人，一次即能运送近两个连过河。另外，还从靖远附近找到一只能够运送100多人的大船。渡河工具，已不成问题了。
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亲自组织、训练二六三团作渡河前锋。熊师长是湖北黄安人，贫农出身，念过5年私塾，虽年仅23岁。但已是个能征惯战的疆场“老将”了。他1930年参加红军、从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连长、营长、团长步步升为师长，屡建功勋。在徐向前心目中，这位年青的师长活蹦乱跳，打起仗来却异常老练、沉着、勇猛，不仅敢打敢拼，而且善于动脑筋，抓住敌人的弱点，出奇制胜。他带领的二六三团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中曾荣获“钢军”的称号，并出色完成过强渡嘉陵江先头部队的任务。以二六三团作渡河前锋，徐向前是有较大把握的。
据侦察，靖远一带黄河河面较为开阔，水流较稳，由人工划驶的木船有4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对岸。两岸是一丛丛梨树林，有些梨树已有数十年或上百年历史，树干粗大，枝叶繁茂，便于部队隐蔽和集结。对岸的马家军兵力呈一线式配备，只要红军渡河成功，突破其防线并不困难。徐向前、陈昌浩和三十军领导人决定，以少部兵力围困和严密监视靖远县城的守敌，围而不攻，迷惑敌人；渡河先遣部队则全部隐蔽在靖远以南的沿河村和梨树林里，准备从靖远上游突破。
这一带群众长期遭受马家军的欺压和掠夺，见红军态度和蔼，纪律好，要渡河消灭马匪军，他们高兴地把藏起的粮食、梨子拿出来慰问红军。有些躲到外地的船工跑回来，主动帮助红军修船准备参加渡河。由于群众心向红军，大部队在这里集结、造船、演练，始终未被敌人发觉。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8日，国民党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军司令朱绍良颁布《剿匪计划纲要》，宣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之朱徐等股匪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面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附近地区而歼灭之”。21日，敌总攻开始，次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决心在最短期间内“剿灭共匪残余”，并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漫山遍野，密密层层，象一群群黄蚁，向红四方面军的前沿阵地华家岭、界石铺、马营、通渭、静宁一线冲击。西兰通道附近的宁静村庄和山岗，炮火连天，地动山摇。顶住南敌的进攻，是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先决条件。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和五军的战士们，平均每人仅有三、五排子弹和两三枚马尾手榴弹，打退敌人的几次冲锋就消耗得差不多，最后只能同敌人肉搏。敌人一次次冲进红军的阵地，战士们一次次地用大刀、刺刀将敌人消灭，从敌人手里夺来武器、弹药，继续坚守。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在华家岭战斗中壮烈牺牲。鉴于敌人来势凶猛，多路突击，齐头并进，红军硬顶下去损失太大，徐向前遂下令四、五、三十一军边打边撤，逐步向会宁一带收缩，利用山丘扼守，尽力控制会宁至靖远的大道，寻机诱歼敌人。
这时，中央令朱德、张国焘赴打拉池，会见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商讨宁夏战役部署。中央指出：三十军渡河以备足10只船为宜，原定20日渡河，是否推迟数日，依具体情况而定。2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他们行前交待，前线作战事宜由徐向前和陈昌浩负责，按《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置。朱德紧握徐向前的手说：“向前同志，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们会到彭德怀同志，就马上和你们联系。”
22日，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离开会宁，抵甘沟驿指挥作战。徐向前计划以九军一部及三十一军、四军、五军全部在会宁附近迎头痛击前进之敌。但这时，一个意外的严重情况发生了：敌三十七军在7架飞机的助战下，猛扑红五军阵地，激战一昼夜后，红军被迫退出会宁城，全军伤亡800余人（占五军兵力的四分之一）。红军防线，被打开了缺口。如敌继续向纵深突进，红军从靖远地区渡河的计划将要落空。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徐向前异常镇静、沉着，他令五军军长董振堂在会宁城北的三十里铺一带，利用山丘坚工防堵，不许后退一步；同时，火速从左右两翼的四军、三十一军抽出四个团的兵力，投入五军阵地；另以九军第二十五师控制甘沟驿，作二线预备队。至23日，敌虽占领了华家岭、马营、通渭、静宁、会宁、界石铺等地，但红四方面军的整个防御阵线并未被打乱。它象一只收紧的铁拳，有力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
战局的发展，使红军渡河计划的实施，刻不容缓。徐向前的心一直悬在三十军能不能迅速突破黄河天险的问题上。
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于23日抵打拉池。彭德怀己先行到达。他根据中央的意图首先提出战役计划的要旨，朱德、张国焘表示完全同意。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当即命令三十军首先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跟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23日晚，李先念、程世才奉命率部队进入黄河岸边的丛林地带隐蔽集结，准备渡河。首先由程世才、熊厚发指挥二六三团的先遣连，从红咀子渡口偷渡。先遣连连长是该团一营营长赵海丰，指导员是三营教导员周纯麟。
全连都是挑选出来的有作战经验的机智、勇敢、懂得水性的战士。
午夜，徐向前下达渡河的命令。先遣连把早已运到岸边的木船推下水去。
16只木船迅速向斜对岸驶去。10多分钟后，船身受到急浪和旋涡的袭击，漂摇、颠簸得厉害，前进的速度也减慢下来。舵手和划手们使尽全力拼命保持船身的平衡和驶向，以避免被急流冲走或卷翻。划不多久，船身靠“岸”了，战士们纷纷从船上跳下，才发现这是河中心的一片浅滩，前面还有河水阻隔。
等他们驶回东岸时，已近拂晓，有一只船被激流卷走，10多个人献出了生命。第一次偷渡就这样失败了。
情况报告到总指挥部。徐向前下达了死命令：分秒必争，另选渡河点，请老船工掌舵，一定要从这带突破。同时，命令四军、三十一军和五军坚决阻击南敌，迟滞敌人前进。总指挥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红四方面军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是同徐向前的这股硬劲分不开的。这时，党中央已获悉蒋介石抵西安督战的消息，连电红军总部和彭德怀，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三十军领导人决定由程世才率八十八师和二六三团的领导干部重新选择渡河点。经过周密勘察，渡河点选在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这是一个老渡口，岸边山岩峭立，河面较窄，对岸是一片平滩，据老船工说，只要把稳了舵，渡河不成问题。
黑沉沉的夜，漫天的星星发出微弱的光芒。从蒙古沙漠地带吹来的干风，透着寒意，枯黄的树叶，一阵阵地飘落下来。在大芦子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里一片沉寂。参谋、勤务员，心里都七上八下，今晚渡河能成功吗？紧张、焦虑、等待、期望，攫住了每个人的心。徐向前在电话机旁踱来踱去，如豆的灯光照着他清瘦的面庞和高大的身影。他不停地抽烟袋锅。午夜，电话铃响了，李先念兴奋地报告：三十军渡河成功。总指挥徐向前心里象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发出命令：“立即向总部和军委发报！”
三十军的后续部队，一批批地渡过黄河。两岸的枪炮声、喊杀声、欢呼声划破沉寂的夜空。呈一线式配置的马家军河防阵地，一处突破，就象黄河决口似的，越扩越大，所谓的“突不破的防线”彻底崩塌。
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在打拉池获悉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和徐向前、陈昌浩：“钳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己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之（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前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期间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地区和尽力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和扩大西兰大道以北广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目的。”具体要求：第一，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等一带地区要点，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和拦阻兰州方向北进之敌；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必要时协同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河东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的敌人。该掩护部队将来均必须渡河，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从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第二，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一带地区，准备渡河技术，从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或五佛寺渡河，并准备直取定远营。第三，二方面军接替一方面军之对南防御任务，控制海原、固原一线。①26日凌晨，中央军委同意九军渡河。电称：“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据此，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九军继三十军跟进，五军担负警戒渡口和监视靖远守敌的任务。四军、三十一军继续阻击南敌。方面军总指挥部跟三十军、九军行动。
白天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封锁河面，部队渡河只能在黄昏后至拂晓前。
每天夜里，大小木船和牛羊皮筏子一起出动，穿梭般地来来往往，手电筒和提灯的光亮在波涛滚滚的河面上晃来晃去，犹如无数萤火虫翩翩起舞。至27日拂晓，红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29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但因彭德怀建议留该部在河东作战，30日军委又改变命令，着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当天，南线敌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控制靖远两岸船只及监视靖远守敌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红军三个军渡河成功，指战员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信心。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面前虽有千难万险，他们毫不畏缩，向前，向前！
①彭德怀于10月27日致电党中央，说明25日有他署名的这份电报是发后才给他看的，并声明无效。
11月初的河西地带，寒气逼人，风沙扑面，干涸的河川，荒凉的戈壁滩，桔黄而带刺的骆驼蓬草，黄河沿岸连绵不断的黄色山梁，使大地如同冬眠的冷血动物，冷漠、僵硬，没有半点儿生气。
黎明时分，徐向前跨上战马，带着参谋和随从人员，驰向附近一个小山包上。他举起望远镜，观察地形地貌。眼前的荒凉景色，犹如《吊古战场文》所描绘的：“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索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自秦汉以来，这一带是征马嘶鸣、战鼓如雷、白刃交加的古战场。中国的汉回民族为保卫疆土，屡屡与入侵的匈奴等异族统治者厮杀。现在，徐向前挥军布阵，将在这片古战场上，与马家军一决雌雄。渡河后的红军共2.18万人。战役展开的首要一环，是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通道。下一步则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定，以三十军为前卫军，猛打猛进，抢占一条山、五佛寺地区，控制五佛寺渡口；以九军攻占锁罕堡、打拉牌等地，屏障三十军，遏阻西南方面的援敌；以五军殿后，驻三角城休整和看守船只，警戒兰州方向的来敌；总指挥部和总直机关、医院、妇女团等居中。徐向前的总指挥所设在三角城至一条山之间的一个小围寨——赵家水。赵家水，背靠光秃秃的山丘，前临铺满鹅卵石的干涸河川，住着几十户人家。村名虽带”水“字，其实水象油一样贵重。这是一个缺乏地下水源的地带，掘地几十丈深，也挖不出水来。老百姓种田不叫种田，叫”闯田“。种子下地后，碰上几场透雨，闯过了干旱关，收一季就能对付两三年。”闯“不过去则颗粒无收。只能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平时，老百姓的食用水大都靠人拉水车运来，男女老少常年不洗脸。人们渴望有水，便把一些地点与“水”联系起来命名，如赵家水、野狐水、喜集水、福禄水、眼井堡、大卢塘、三塘驿、一碗泉等。一条山因形而得名，它横卧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断断续续，犹如被斩成数截的巨龙。当地有一个神话传说，也与水有关。相传从前祁连山里住着一位修炼成仙的老道。一天，有个道童犯了教规，老道为了考验这个徒弟是否诚心改过，便命他前往东海赶两条活龙回来降雨，以解除河西地带的干旱，不然，要将他永远革除教门。
道童欣然受命，带着老道赐予的仙剑，跋山涉水，果然从东海赶了两条龙回来。可是，当走到一条山地带时，这两条龙己是精疲力竭，奄奄一息。道童坐在路边望着两条龙正犯愁，一位农妇路过。道童便请她朝地上跺三脚，震一震，看龙是不是还活着。农妇狠劲地跺了两脚，见龙纹丝不动，向道童说：“我跺了三脚，它们动也不动断气了。”道童自惭无法回去向师父交差，抽出仙剑将二龙斩成数截后，遂横剑自刎。被斩的龙身变成一节节的山，从东到西摆了几十里。农妇深感内疚，愧悔自己没有跺三脚。于是，向乡亲说明原委，动议修筑庙宇纪念道童和二龙。庙字命名双龙寺，又名碧云寺。年年人们常来庙里顶礼膜拜，香火不断，祈求道童和双龙惠泽这片干枯的土地。
渡河红军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英勇展开进击。蜷缩在一条山村寨的马家军，很快被三十军的先头部队消灭。李先念和程世才的军指挥所设在双龙寺里。他们将兵力部署就绪后，即由程世才亲率八十八师两个团出击，一举攻克离一条山30多里的五佛寺，控制了那里的渡口和船只。与此同时，九军在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的指挥下，也消灭了打拉牌等地的守敌，并将锁罕堡的600多敌人围困起来。河西部队初战的胜利，为开展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河东的敌人，正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红军企图在海原、打拉池一线歼敌一两个师的计划，未能实现。10月30日，中央军委电示红军总部：“九军、三十军暂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11月1日，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会见林育英后2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说苏联援助红军的军用物资已准备好了，何时到达定远营尚待通知；河西的部队要准备单独北进宁夏，去定远营取援助物资。河东部队有与敌暂成相持状态的可能。
这一重大变化，意味着宁夏战役计划的推迟，使徐向前焦虑不安。他和陈昌浩分析了面临的困难：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少，决非大军久留之地；三面临敌，背水作战，地形开阔，不便红军隐蔽集结和运动，相反却利于敌骑兵的突袭。红军坚守待机，势必被动挨打，困难会日甚一日，部队如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指定地点还是未知数，孤军深入该地有极大危险；河东敌人有向宁南增兵企图，战机丧失，宁夏战役计划有流产的危险。徐向前、陈昌浩根据以上分析决定：一面令各部队在现地待命，坚工防御，准备迎击马家军的反击，一面向军委详陈面临的实际困难，建议河东部队力争按原计划渡河，进行宁夏战役，此计不成，则河西部队准备向凉州、大靖、古浪、永登线发展，伺机配合河东部队进击宁南或打通远方。请军委早日明确河西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这时，马步芳、马步青己纠集五个步骑旅赶到一条山地区，向九军、三十军的阵地猛扑。军阀马步青、马步芳是长期盘踞甘肃和青海省的土皇帝。
他二人既是同胞手足，又为争夺势力范围互相倾轧，积怨颇深。马步青和马步芳共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10万余人。红军渡河后，蒋介石即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新二军军长，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马步青的骑五师。
红军渡过黄河控制一条山地带，使马步青极为惊恐。他深知徐向前的部队能征惯战，自己手中的有限兵力，绝非对手。如若红军西进凉州，他安身立命的老巢就有被端掉的危险。马步青是个不学无术的军阀，头脑简单，少谋无断，遇事全靠周围的一批亲信出谋划策。他除连续打电话向马步芳告急求援外，当即召集其“高参”人员，筹划紧急对策。马步芳为防止红军西进，威胁青海和甘西，同时趁机染指马步青的地盘，接到兄长的告急电话后，即慷慨应允立即派出3个旅又4个团的兵力，驰抵前线参战，但提出两家的部队，要统归马步芳的前线总指挥马元海调度使用。马步青和他的“高参”们左盘右算，觉得这样固然能够应急于一时，但终非善策，倒不如及早同红军妥协，让红军北进宁夏或西进青海，把战火烧到别人的防地，自己保住地盘，坐山观虎斗。因而派出其兽医处长张志坚先赴前线与红军接头，自己随后亦从永昌赶到一条山附近的寺儿滩，等候谈判消息。但是，这时马步芳的两个骑兵旅己从青海赶来参战，把正向红军阵地偷偷接近的张志坚击毙。马步青的妥协打算，遂化为泡影。
从11月2日起，马元海指挥马步芳、马步青的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反动民团一部，向一条山地区的红军阵地猛犯。徐向前命令三十军、九军坚决顶住，决不许丢失已有阵地。
守在一条山庄的三个团，在李先念的组织指挥下，沉着应战，英勇抗击。
每座土房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打得马家军人仰马翻。村庄前沿有些房屋被敌人占领了，指战员们就组织反击，洞壁翻墙，肉搏格斗，重新夺回来。在一条山庄以南，三十军政治部的近百人被两千多马家军包围在一个小围寨里。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将仅有的两个步枪排、一个手枪排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一条山庄的围敌刚被击溃，李先念当即派出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一部兵力向南出击，救出了政治部的人。次日，被九军包围在锁罕堡的马步青600多人，经一再争取，表示愿意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交出部分粮食撤回凉州。锁罕堡这个重要据点遂为红军占领。经四天激战，红三十军、九军共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迫使马家军停止了攻势。
11月3日，中央书记处收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来电，内称从宁夏运送物资已不可能，可否派部队从新疆方向接运物资。当日，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目前战役计划己决定，务请速战，迟则敌齐头难决战斗。关麟征师、马鸿宾师既有令开石咀子，如不速战，则该两敌若先我出中卫、宁夏后，使宁夏战役更难速完成。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配合右岸行动。”5日，红军总部复电徐、陈，令河西部队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消灭马步芳部，“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独立开展新的局面。
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这一决定，给了河西部队以较大的机动余地。六日，徐向前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报请军委批准。这一战役计划，以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即永登）、大靖间的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作立脚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为目的。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有件偶然的事，更加强了徐向前的西进决心。一天，红军驻守一条山的团队忽将一名外国人“俘获”，送到赵家水总指挥部。这个外国人个头不高，穿一身皮衣服，有着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自称是蒙古红军带着900匹骆驼的运输队，奉命从苏联径来中国给红军运送军用物资的，但途中遭到宁夏马家军的突然袭击，货物全部被截去，他只身逃脱，前去找红军联系，报告情况。陈昌浩在苏联留过学，懂些俄语，反复盘问后觉得所谈情况比较可靠。
他和徐向前商量，一致认为到定远营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中央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大靖、古浪、凉州地带，显然是希图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争得援助物资。为保证河西部队党政军的统一组织领导，他们向军委提议成立西北前敌委员会，以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李卓然等11人组成。
11月8日，中央及军委提出了《作战新计划》。总的意图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三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分别从延长、延川地区和神木、府谷地区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继续逼蒋抗日，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则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但是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徐向前、陈昌浩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11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河西部队于11月9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向西开拔。第一纵队三十军和第三纵队五军居右翼，由一条山、吴家川向大靖前进；第二纵队九军和总部直属队居左翼，由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于柴洼向古浪前进。徐向前、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王树声随九军行动。这时部队衣衫单薄褴褛，许多人赤脚穿着草鞋，武器弹药极端缺乏，在寒冷、饥渴、疲劳和风沙中同敌人拼搏，伤病员逐日增加。三十军进至大靖附近，守敌第五师祁明山旅固守不出。为争取时间，李先念率军绕道而行，包围了土门子，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投降。与此同时，左翼红九军亦迸至于柴洼地区。11日晨7时许，敌骑五师两个旅、一百师一个旅在反动民团配合下，分由东、西、南三面向于柴洼猛扑。激战到晚，九军将敌击溃，主力进至横梁山地区，继续打击追堵之敌。
在大靖附近，徐向前、陈昌浩收到中央军委11月11日的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来电还征求意见：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陈昌浩召开了军政委员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徐向前在会上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新疆的必要性：一，可以解决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二，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三，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四，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讨论中，大家赞成徐向前的意见，一致认为，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会议决定西进。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大靖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准备接通新疆、蒙古。决心在甘州、凉州、肃州、永昌、民勤地区创造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永昌。当即将这一意见报告了中央。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2.2万，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15日，中央电复西路军：同意向凉州前进。并说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得到中央的明确电复，徐向前立即将部署作了调整，命令部队迅速西插。
13日，九军进占古浪城，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当时，马步青就在凉州城内，兵力空虚，见西路军大队人马绕城行进，吓得连夜组织民团、商团登城点起无数的灯笼，虚张声势。后接到西路军派人送去的函件，知是借路打通抗日路线，只要不作对抗和追击，红军便无夺取凉州之意，才松了一口气，终日紧闭城门，作壁上观。三十军继以一部西进，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控制了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为全军开辟了西进的通道。随后，徐向前令五军跟进，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此时，出入意料，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古浪是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南北两面临山，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地势险要、古称虎狼关。城西是一道平川，直通凉州。王树声、孙玉清、陈海松根据这里的地形，以红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方向，红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方向，并重点布防于两面山头的制高点。16日拂晓，马元海指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并4个民团，向九军阵地发起突然袭击。九军仓促应战，被优势敌人夺去了城外的制高点，压进城内防守。该城城垣曾因地震毁坏，缺口甚多，极不利于坚守。经3昼夜血战，双方各损伤2000余人，九军被迫突围。徐向前急令三十军派出部队接应。
古浪战斗的失利，使九军减员增至三分之一，排以上干部伤亡极大。军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壮烈牺牲，军长孙玉清负伤，部队元气严重挫伤。对此，徐向前甚为震惊和痛心，心头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没有及早组织突围。
为此，陈昌浩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前往九军，进行整顿。徐向前令三十军在四十里铺负起遏阻追敌的任务，置几军于二线进行休整，总结教训，调整建制，争取早日恢复元气，以利再战。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带建立根据地。
陈昌浩表示，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徐向前皱起眉头，语重心长他说：“昌浩同志，现在可要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带能不能站住脚，这里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都是问题。关键是看敌我力量的对比，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看还是大家好好讨论讨论吧！”陈昌浩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九军的损失完全是该军领导人指挥失误造成的，而不是马家军有战斗力的表现。他漫不经心他说：“现在形势已经好了，马家军基本上己被我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徐向前冉也无法按捺，异常严肃地说：“你的估计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基本击溃’要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但现在呢？是敌人在进攻我们，我们在防御敌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持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
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这天晚上，徐向前和陈昌浩争得面红耳赤，谁也无法说服谁。漫漫寒夜，窗外的西北风夹着黄沙凄厉地呼号，使这场争论显得愈加恼人。徐向前、陈昌浩裹着羊皮大衣，踩着取暖的烤火盆，相对而坐；他们时而争吵，时而沉默。陈昌浩认为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认为他头昏脑胀，根本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他们的争论毫无结果，在默默无语中不欢而散。最后，陈昌浩利用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撤掉九军军长孙玉清的职务之机，怒气冲冲地说：”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们击溃，形势大好，在永凉地带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是具备的。不相信这一点，就是夸大敌人的力量，灭自己的威风。“会后，陈昌浩还找了军政委员会的一些人个别谈话，准备对徐向前的”右倾路线“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休。
争论暂时平息下去了。徐向前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
11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总指挥部从凉州城外进抵永昌城。行前，有情报说河东的毛炳文部已奉令开赴河西，增援“二马”，对付西路军。徐向前判断，“二马”是地方军阀，最怕蒋介石的部队借“剿共”的名义侵夺其地盘，他们为示强而拒毛，必将倾力寻西路军决战。根据这带的地形、给养、民情等条件，西路军与敌人决战是不利的，迫不得已时应坚决放弃永昌、凉州，向敌力空虚的甘西地区进军，按原定的计划行事。这时，李先念向总指挥部报告，马家军以5个团的兵力向四十里铺的三十军阵地发起猛攻，红军因子弹缺乏，全靠大刀、长矛拼杀，与敌激战3日，歼敌2400余人，仍未能阻止敌人的攻势，坚持下去困难很大。徐向前同意三十军西撤一步，至永昌东南的六坝、八坝一带继续阻敌。另据五军军长董振堂报告，山丹地区也有敌人的骑兵活动。西路军不进不退，面临强敌前后夹击、分割包围的危险。
为争取主动，摆脱困境，徐向前于11月24日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行动方针。他指出：第一，马敌现虽伤亡5000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第二，马敌战术系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黄昏后畏我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兵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即无生还。第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少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第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的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矛刀、刺刀又少，难阻敌攻。九军现有4600人，步枪1800支，每枪平均子弹不足两排；五军不足4000人，枪弹更少；三十军近6000人，步枪2000余支，每枪子弹仅二三排；骑兵师人马约500，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拟壮大骑兵，但筹马困难。第五、九军激战古浪，受大损失，正在休整；三十军激战四十里铺，子弹耗尽，全靠大刀拼杀，己伤亡500余人；五军更弱，指直在永昌，大部担任城墙守备的任务，敌马彪部有3个团正在永昌城郊附近活动。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请求中央军委迅速指示下一步行动方针。陈昌浩也在电文上签字同意。
25日，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并说：“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徐向前不了解河东红军的战略企图，对上级的指示迷惑难解，但也不便再提异议。他和陈昌浩、李卓然等猜测：河东红军或许要在结冰期渡河西进吧！
留西路军在现地不进不退，策应河东，恐怕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西路军屯兵永凉地带，南迫西宁，北慑宁马，东窥河东，象是在甘、青、宁四马之间钉进一个楔子。甘青“二马”受到威胁最大。他们还怕西路军迟迟不走，蒋介石就会以“剿共”为藉口，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那样连马家的“祖业”也给霸占了。因而，连原来答应对西路军采取妥协让路方案的马步青，也改变了态度，加紧了同马步芳的联合。他们以骑兵为主力，配以大批民团，兵分三路，向西路军展开了新的攻势。
马家军长期受狭隘民族观念、宗教迷信和反共的教育，对红军和汉人怀有盲目仇恨情绪，加之性情骠悍、野蛮、残暴，熟悉地形，适应天候，骑兵多，补给足。他们有时故意屯兵远处，诱红军远离阵地出击，利用其骑兵运动神速的特长，施行两翼包抄逆袭。西路军有的部队没有经验，就吃过出击的亏。
徐向前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敌人。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经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永昌东南八坝之战，永昌以南水磨关之战，永昌之战，山丹之战，先后共歼敌6000余人。但困自身有耗无补，大量减员，光彩病号达2000多名。气候越来越寒冷，部队越来越饥疲，象这样死死蹲在一条狭长的“弄堂”里，被动挨打，在徐向前的军事生涯中，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了。消息象闪电般在西路军中传播开来，指战员惊喜万分，奔走相告。徐向前是一个性情内向、不易流露感情的人，但也被“西安事变”的喜讯深深激动着，高兴地听取参谋人员陈明义、吴昌炽和电台负责人宋侃夫、王子纲等报告的每个消息。他指示他们要尽一切努力，搜集有关情报和敌人动向，随时向他报告。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连夜开会，讨论“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情势，向军委提出了八条紧急动议，主要内容是：党必须用全力推动这一事件的发展，实现全民武装抗日，应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内战；分化与调动蒋介石嫡系部队，使其不能迅速与我作战；团结川、滇、桂、晋的力量，使西北和西南打成一片；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蒙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质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宾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成立中国临时中央抗日委员会，成立国防政府，成立临时抗日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统一抗日武装的指挥；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各种群众的抗日组织，并趁机扩红与巩固苏维埃及党的活动；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为民族利益坚决斗争到底。
不久，徐向前、陈昌浩即接到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兵力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明确规定了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为争取苏联的支援，巩固西安战略总后方，18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称：“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于是，徐向前、陈昌浩立即动员部队，准备西移。
“西安事变”的风暴，也把河西马家军抛到了尴尬境地。宁夏的马鸿逵是有名的“滑马”，蒋介石被扣，吉凶未卜，他左不敢公开响应张、杨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右不敢配合何应钦的“讨伐”军出兵进攻红军和东北军，见人就痛哭流涕，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马步芳素以“野马”著称，与蒋介石早就有默契，他对张、杨的爱国行为暴跳如雷，拒不接受西路军提出的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也不同驻守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缓和关系，而是一意孤行，与西路军和抗日力量为敌到底。马步青军权旁落，受制于马步芳，本来早已心怀不满，蒋介石被扣押后，见西路军来信主张谈判，共同抗日，内心不无波动，但慑于马步芳的威势，迟迟不敢表态。
时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东北军的主力亦向西安集中，准备会战。
张学良考虑，胡宗南、毛炳文部有乘东北军主力向西安调动的机会，袭击天水、宝鸡、兰州等地的可能，且河西四马极不可靠，西安侧后方的安全缺乏保证，因而向共产党建议，由陕甘红军出动打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兵力东返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为此，中共中央曾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于学忠处补充子弹、被服，而后东渡黄河，策应河东。
西路军已根据军委主席团的先前电令，作了西进的部署和准备。这时又要考虑东进，军政委员会展开了争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按原计划西进，取得苏联接济后，再向东打。陈昌浩主张一部兵力东进，到兰州补充子弹、被服。徐向前认为，目前马敌的主力正集中在东边，而西面则是敌人防堵比较薄弱的环节，西进最为有利。如果东进，势必与优势敌人决战，根据西路军目前的实力，很难有把握取胜。要战胜马敌，须电请中央由兰州友军派出一部兵力西进古浪一带接应。会议最后决定，将上述意见报请军委主席团酌定，同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24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决定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5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徐向前连夜调动队伍，准备东进击敌。
正当军委对两路军的行进方向尚在考虑和同友军协商之际，西安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经周恩来努力，12月24日，蒋介石答应“以领袖人格作保证”，接受张、杨和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在他回南京后即派代表与中共直接谈判。中共中央考虑解决红军的驻地问题，是今后两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长远观点看，红军亟须得一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利于同苏联接通的区域，以便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完成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
这个区域，自然是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和宁夏地带最为理想。留西路军控制甘西，至为必要，可为将来谈判驻地问题创造条件。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抵洛阳。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月底，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撤离永凉地带，继续西进。
皑皑白雪覆盖着森林，祁连山脉象条看不见头尾的巨龙，披着银白色的鳞甲，横卧在高原上。大地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变得象岩石般的坚硬。堕指裂肤的严寒，使伤彩号不敢坐担架，只能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地随着队伍艰难地行走。呵气成冰，战士们的眉毛胡须挂满了冰花，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转瞬冻成了硬梆梆的冰筒。黎明前，停止前进的军号声吹响了，指战员们从附近找来枯树干枝，燃起一堆堆篝火，围着取暖。雄壮嘹亮的歌声响彻原野：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
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
英雄的西路军的儿女们，在与苦寒的搏斗中，送走了1936年的除夕之夜，迎来了新的一年。
1937年1月上旬，徐向前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今蓼泉），就粮休整。五军主力驻高台，总直机关及五军一部驻临泽，九军驻沙和堡（今临泽），三十军和总指挥部驻倪家营子。三十军是当时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摆在东边负责掩护全军，阻击追敌。徐向前、陈昌浩计划部队稍作休整后，便继续西进取肃州、安西，力争短期内取得苏联的接济，恢复部队的无气。
但是，这时河东局势又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和“审判”张学良，同时调集40多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内战乌云，再次出现在陕甘上空。中共中央一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一面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部署，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西路军暂勿西进，留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7日、8日又连电西路军，要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陈昌浩建议调四军、三十一军西进来援，与西路军共同夹击马步青和马步芳，以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军委因四军、三十一军正在三原、淳化一线，策应友军，无法抽调，故电令西路军加强团结，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克服一切困难，独立完成任务。
徐向前、陈昌浩不了解河东的战略部署，对军委给予西路军的任务一再变动，提出了意见。张国焘即以个人名义发电给西路军领导人，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甚至批评西路军领导人“如果还有困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要求他们“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于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关键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于积极对付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展甘北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有苦难言，决定咬紧牙关，不说二话，坚决执行军委主席团的决定，在临泽、高台地区坚持下去。
蒋介石获释，张学良被扣，给西北马家军打了一针强烈的兴奋剂。尤其是“野马”马步芳，欣喜若狂。他在西路军主动撤离永昌、山丹后，大肆吹嘘，连电蒋介石“邀功”讨好，并派出代表团从西宁赴前线“慰劳”马家军，庆祝“胜利”。接着，又令其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共2万余人，尾追西路军，叫嚣“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进”，“消灭共匪于河西走廊”。
1月12日，敌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红九军、三十军，而以大部兵力绕道西进，插入红五军孤守的高台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董振堂指挥五军与高台群众并肩作战，坚守城池。他们把木箱、木柜等抬上城墙，装上土再浇水冻结，使城墙加宽加高，以利防守。由于该军原来只配有一部电台，置于临泽地区五军政委黄超处，故高台被围后，无法同外界电讯联系，取得兄弟部队的救援。为保住高台这个西路军的前进阵地，董振堂面对孤军奋战的危难局面，毫无惧色。他号召五军指战员：“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每当敌人攻城最激烈的时刻，他挥舞着大刀在城墙上指挥作战。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突然打开城门，引敌入城。五军被迫仓促应战，逐街逐屋，与敌争夺。经九小时血战，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高台县城遂于24日晨沦人敌手。这时，西路军总部才从破译敌人的电讯中得知高台危急的消息。徐向前火速派出唯一的骑兵师500余人马星夜驰援。途中，遭敌优势骑兵的截击，血战一场后，红军骑兵师大部伤亡，师长董俊彦、政委秦贤道均献出了生命。
噩耗传来，徐向前、陈昌浩和西路军全体指战员都沉浸在极度悲愤之中。
徐向前深深感到，高台战斗的失利给西路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而部队的拼命主义、复仇主义情绪又象野火般地蔓延着。他面色阴沉，用异常坚定、严厉的口气通知各军要冷静，要沉住气，要掌握好部队，不得轻举妄动。
马家军攻克高台后气焰嚣张，复掉头转攻临泽，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五军军部阵地，以另一个多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城内红军多为直属队、总经理部的人员，武器装备少，战斗力量薄弱。他们面对强敌的围攻，男女齐上阵，前仆后继激战3天后，徐向前令守城人员突围，会同城外的五军一部，抵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亦撤离沙和堡。西路军的1.4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的43个屯庄里。
徐向前将兵力向倪家营子集中，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东南，分上、下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是个大粮较丰的大自然村。南北长约16里，东西宽约3至4里，靠南的屯庄与祁连山毗连。
每年春去夏来，祁连山上的积雪消融，变成清澈明净的溪水流淌下来，滋润着这里的草木、庄稼、土地。这也正是家家户户积蓄用水的大好时节。每3至5家人合有一个“涝池子”，直径20多米，深度2米左右，供人们积水终年食用。粮食以小米、麋子、红芋为主，因水源较充分，产量较高。每个屯庄的四周都用厚厚的黄土砌成高达2至3米以上的围墙，方方正正，防御土匪、盗贼、野兽的袭击。大户人家的屯庄的院落，围墙修得更加坚固、厚实，四角并筑有高高的望楼和碉堡，能看出好几里地远。屯庄多以主要人家的姓氏命名，如李家屯、赵家屯、雷家屯等。这些距离不等、星罗棋布的屯庄，使外地人乍一进来，就象掉进了不辨东西南北的八卦阵一样。西路军刚到时，群众困受反动宣传的蒙蔽，大都跑进山里“避难”，十屋九空，景象凄凉。
经过一段时间，老乡们听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杀不烧不抢，才三五成群，陆续从深山老林里回来。西路军把各屯庄的群众组织起来，斗恶霸，分粮食，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地区武装。
根据军委主席团的指示，1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决定率部东返。致电军委：“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达到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23日，西路军总指挥部率三十军全部到达西洞堡，王树声率九军进至龙首堡，拟稍加休整，继续东进。当时除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袭外，最难办的是大批伤病员和妇女、小孩无法就地安置，都是南方人，留下会被敌人识破，遭杀害。随军行动，又影响部队的机动力。
24日徐、陈电告军委：“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军委当即电复西路军：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战斗来完成东进。”同时，中央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令马家军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可停止东进。
1月27日，敌马元海令其第一百师手枪团和青海省宪兵团向两洞堡红军阵地袭来。敌步骑配合，分左右两翼围攻。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见敌人兵力不多，提议组织反击，歼其宪兵团一路。徐向前在电话里详细询问了敌情和三十军的作战计划，高兴地说：“我批准你们的计划，命令部队出击！”
下午3时许，以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为主力的出击部队，在响亮的军号声中冲出围庄，向宪兵团猛扑，将敌包围在空旷的戈壁滩上。敌左翼骑兵部队见西路军突然出击，慌了手脚，快马加鞭，一哄而逃。徐向前令三十军争取时间，速战速决，全歼敌人。敌宪兵团虽全是日式装备，但兵员多系缺乏实战经验的青年学生，突遭猛虎般的西路军指战员的包围和袭击，早已吓得晕头转向。不到4个小时，战斗即胜利结束，800多敌人被歼，红军共缴枪1200余支，并获被服、军毯、罐头等大批军用物资。但此时发现西路军企图东进的马步芳，已在东面调集重兵堵截。徐向前、陈昌浩考虑，西路军立即东进危险甚大，决定暂回倪家营子，伺机行动。
1月29日，马元海电告马步芳：红军大部离开甘新公路进入甘州南的倪家营子，占堡寨43处，星罗棋布于周围十里之地，总人数约有1.3万人。马步芳急于消灭红军，向蒋介石邀功请赏，遂将其防堵红军的主力及大量民团，火速向倪家营子地区集中，对西路军展开了全面围攻。从2月1日起，敌先后投入的围攻兵力有6个步骑旅及大量反动民团，共7万多人。西路军以寡敌众，与敌展开了一场为期40天的大血战。
西路军总指挥部设在下营子中心地带的一个坚固屯庄——廖家屯。徐向前为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阵地相接，构成了一个椭园形的坚固防御体系。
敌人的马队整天象潮水似的向西路军的阵地不停地冲击。五颜六色的黑马营、花马营、白马营、红马营的骑兵，奔驰在戈壁滩上，发出震人肺腑的嘶鸣，冲上来又退下去，退下去又冲上来，用白布裹着脑袋、蓄着络腮胡子、穿着羊皮袄的马家军，象醉汉似的，喂哇乱叫，挥舞着马刀，不断地冲锋。
他们疯狂、残忍、野蛮至极，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砍。西路军的指战员们，胸中燃烧着杀敌复仇的怒火，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与敌人血战，“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每个屯庄周围，每个指战员的面前，都是埋葬敌人的坟场。他们的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头、树叉同敌人拼搏。围墙被炮火轰塌了，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堵上来，负伤倒在地上了，仍握紧武器，单等敌人来到跟前，拼上最后的力气搏杀。武器没有了，就抱住敌人用牙齿咬，用手撕，拔掉敌人的胡子，扼住敌人的喉咙，咬掉敌人的耳朵、鼻子、手指。在这块战场上，没有男和女、中壮年和青少年、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人人都是威武不屈的战士，他们用生命、理想迸发出的全部力量，以一当十，以百当千，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反复拼搏，日夜厮杀。红三十军二六三团九连的130多人，坚守在前沿阵地的一个屯庄里。从拂晓战斗到黄昏，全连最后只剩下9个人，而阵地却巍然屹立。著名的“夜老虎”团，侦知敌人在雷家屯存放着大批弹药武器，他们派一个排，借着夜色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敌人的阵地，翻进了雷家屯的围墙。守敌一个排尚未清醒过来，即遭全歼。
敌军火共有24车，被战士们通通点燃，爆炸声震天动地。
血战在继续，谁也难以预料战斗结束的时日。徐向前忧心忡忡，彻夜难眠。他的眼睛熬红了，面容愈加消瘦，脸色象铁石般的青硬。他从得到的情报和敌人进攻的凶焰判断，短期内敌人是不会停止攻势的。这样坚持下去，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危险甚大。总指挥部的所在地廖家屯，己屡遭敌人骑兵的袭扰。白天，徐向前除了用电话和电台指挥各部队抗击敌人外，经常要到屯庄的望楼和围墙上，观察敌人的动静，检查防御工事，鼓励指战员们保卫阵地。夜晚，他大部在电话机旁或电台旁踱来踱去，及时综合战斗情报，反复思索、分析、判断，设想着种种摆脱危境的方案。
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先后击退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达八、九次之多。总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以下万余人，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但西路军自身伤亡亦大，兵力已不足万人，彩病号占三分之一。军政委员会讨论了当时的处境和行动方针，除陈昌浩外，一致支持徐向前的突围自救意见。
最后，陈昌浩才勉强作出了突围的决定。
西路军突围进至威狄堡地区，又受敌阻。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但陈昌浩反对所谓“右倾逃跑”，又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这就注定了它最后失败的命运。
许多指战员对于一会儿东开，一会儿西进，迷惑不解。徐向前判断：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敌人势必迅速合围和猛攻，以求短期内歼灭西路军。他号召部队作最困难的准备，想尽一切办法搜集粮食、用水，众志成城，战胜困难，在绝境中求胜利。同时，和陈昌浩数电党中央，请求火速派部队西进来援。
敌人的围攻又开始了。他们依仗众多的兵力，对西路军层层包围，多路突击。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已残破不堪，西路军指战员依仗断垣残壁坚守，伤亡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险恶。敌人的进攻，不仅限于前沿屯庄，而且往往直插纵深，对红军心脏地区和后方的屯庄，进行包围和突袭。廖家屯仍是徐向前和总指挥部的所在地，也屡遭敌人围攻，在最危急的时刻，徐向前上到房顶，指挥战斗。他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一房顶，指挥部队打击冲进屯庄的敌人。那矫健的身影，沉着威严的气概，激奋着指战员们英勇杀敌。24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军委：“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东迸亦不可能。”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进攻，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经7昼夜血战，陈昌浩眼看部队损伤惨重，待援又无希望，这才和徐向前一同下决心，下令再次突围，向祁连山转移。陈昌浩这时也痛切地感到，重返倪家营子是最大的失策。徐向前没有埋怨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这种时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紧密团结与合作，比什么都重要。
中共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危难处境，极为忧虑。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申述中共中央的严正要求，要蒋介石履行诺言，勒令二马立即停攻西路军外，于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委任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出兵增援西路军。但指示以不影响和平大局，不使增援军又陷入困境力前提。3月5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
周恩来也在西安向顾祝同申明了援西军西进的理由，要国民党政府从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令二马立即停止进攻西路军。但这时显然己无法扭转局势了。
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后，急速转移到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
三道流沟，是由东、南、西三条低洼的古流水沟形成的一块狭长地带，每条流沟里都座落着一些稀疏的堡寨和房屋。流沟周围，多是戈壁滩和沙漠。
被围在这里，大家已精疲力竭。听到军委己派出援西军的喜讯，无不高兴。
徐向前、陈昌浩决心坚守防御，“死斗待援”。近8000人被围困分割在三条流沟里，整天被敌用“羊群式”的战术，轮番猛攻。太阳被硝烟尘土掩得暗淡无光，战地处处是刀光、血影和凄厉的马嘶声、喊杀声、爆炸声、枪炮声。
侍援无望，激战五天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部队突围，向祁连山里转移。
夜幕低垂，北风呼啸。积雪覆盖着的祁连山麓，无声无息地蜷伏着。敌人的宿营地里，篝火熊熊，人影幢幢。黎明时分，西路军的大队进入梨园口。
徐向前将九军的两个团部署在山口的两端，卡住大门，三十军的两个团部署在二线，顶在中间，总指挥部和其余部队住梨园堡，拟稍加休整后沿着狭谷转进深山老林，坚持斗争。年仅25岁的九军政委陈海松，指挥队伍经过屡次血战，虽然还保持两个团的建制，但实际上合共不到1000人。进入梨园口后，他不顾连夜急行军的疲劳，一会儿爬上这个山头，一会几又爬到那个山头，不断察看阵地，部署部队完成把守山口、掩护全军的光荣任务。一轮红日高高升起的时候，远处的地平线上，突然卷起了滚滚烟尘。霎时又有大量运动快速的骑兵，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从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兜了过来。
这里的山包既不高，又不陡，敌人的骑兵在山地运动，如履平地，一个冲锋就能直接窜到山顶上来。九军的阵地，被敌骑冲得七零八落。经几个小时的血战，陈海松政委和七、八百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这时，三十军的二六三团、二六四团为掩护总指挥部和其余部队，也正在自己的阵地上与敌激战。二六四团被敌压迫在一道狭谷里，二六三团被分割到另一条山梁子上，都和马家军扭成了一团。大刀砍卷了，刺刀折断了，子弹打光了，喉咙嘶哑了，鲜血染红了狭谷。战士们衣服撕扯成碎片，几乎一丝不挂，在同敌人扭打、撕咬、格斗，抱住敌人，一同滚下山崖。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牺牲。他们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总指挥部和兄弟部队的安全。
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黄昏时分，徐向前带着西路军仅剩的3000多人，边打边撤，13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徐向前一直指挥在战斗的第一线。经一场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又遭重大损失。部队被敌人冲散，已不成建制，纷纷越过他的指挥位置，向祁连山上败走。
这时，陈昌浩正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康龙寺南石窝山顶召开有部分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确定的问题是：一、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
会议进行的中途，陈昌浩派人找徐向前到会。徐向前略为安顿了一下队伍，匆忙赶到集会地点。他满脑子还是战场上生死搏斗的情景，对于这次会议提出的三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然而陈昌浩却宣布军政委员会关于上述三个问题已决定了。徐向前对于决定部队分散游击没有表示异议，因为这既有中央电示的精神，也是目前客观条件允许的唯一出路。但是对于叫他离开部队，他明确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但是，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部队的分散行动。”这话当然也包括指他自己。
“你们走吧，赶快回去向中央汇报去。”还有人这样提出。
经过一番争论，会议终于还是作出了徐、陈离队的决定，并当即向中央发电报作了报告。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把两路军余部编成3个支队，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