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侷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1966年秋，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勾结，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
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徐向前这个意见，实际没被采纳。
1966年国庆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肖华向徐向前说，请老帅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徐向前说，你们准备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肖华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好。
过了几天，肖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徐帅看后，加了加强战备的话。
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参加接见，周总理、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帅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头脑发热，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苦口婆心地引导。叶剑英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他出席大会，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他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的讲话。有几个院校成立了“批资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军队内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
11月29日，全军文革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会场上气氛有些紧张，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帅11月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话。叶帅和陈帅发了火，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头疼加剧，没开完会议，就先退出了会场。
老帅们的两次接见，都使江青恼火，她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全军文革”。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
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使徐向前越来越难以理解。他忧心忡忡，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会导致何方？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毫无思想准备。
会客室里气氛沉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么人，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把他推了出来！是信任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和不安。对这场“大革命”，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己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
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
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涌而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1月12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14日建立办公机构，在三座门开始办公。
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上两部。他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联！……”
“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海军司令肖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劲光送回来。
他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大批群众，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来。
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左右招架。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批。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静坐、绝食、哄叫，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隐藏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中央文革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头疼症频繁发作。周恩来总理关怀徐向前，对他说：“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往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
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5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会上，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肖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周总理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肖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华，都有发言稿，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只是老帅们都蒙在鼓里。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
但是，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肖华的家，肖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这时墙外传来“我们要见徐向前”，“我们要见徐向前”的吵闹声，徐帅闻声心烦，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身后留下“哐！”的一响关门声。他面对“造反派”，正襟坐下，气势凛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一时手足无措，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徐帅在前一天己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此时徐帅仍然说：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呼啸而去。
揪斗肖华后，又揪斗杨勇。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林彪不肯见。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
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陈伯达当即告退。上述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去前，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请他也到会助阵。
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还把总理也请来了。经讨论改为七条。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
他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
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不便反对，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
就在讨论“九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能工作了！”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她只有内心不平。“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八条”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含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接着，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抵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时，“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八条”，1967年3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
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
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
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他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
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他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呆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他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
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他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
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
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肖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
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涌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
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
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
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展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3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
不理解，检查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40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
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了……”
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符实了。9月12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
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
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
在一期“简报”上，竞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
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他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徐向前从来不哀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
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讨。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
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耽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人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僻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
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厂，继续“接受再教育”。
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日，遂发出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帅、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
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子，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耽心着一切。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明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
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师。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作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
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
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出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1973年7月10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己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优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