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同日，在懋功县城召开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两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大喜日子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①中共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他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革命发展的趋势，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报告，到会同志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会上经过讨论，张国春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会后，张国焘回到理县的住地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张国焘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了3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①①在小金县（懋功）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85年9月26日。
①访问耿飚谈话记录，1991年3月。
7月21至22日，党中央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着重讨论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张国焘、徐向前在会上汇报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的历史，与会同志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各项工作成绩，赞扬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精神。同时也严肃地批评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
同一天，中革军委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告别，几位领导人同他进行了亲切谈话。随后，他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10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立即从黑水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叶剑英到指挥部后，抓紧实施机关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8月3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挑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干8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向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中共中央不得已，于8月4日至6日再次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继续解决组织问题。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党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针对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和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决议明确指出：要“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红军有害，对敌人有利的”。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当时，张国焘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提出再增加红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8人），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中央领导成份。会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是为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增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沙窝会议之后，叶剑英召开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并要作战科提出行动路线的意见。当时，叶剑英忙得不可开交，他白天组织部队到处征粮，收购青稞，晚间还要同大家一起炒麦磨面，准备干粮。
在征粮的过程中，有的部队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叶剑英分析骑兵的特点，提出了对骑兵的几种打法，并亲自到部队讲解打骑兵的要领，解决了当时在战术上以我之步兵战胜敌之骑兵这一大难题。
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原。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叶剑英到三十军讲完打骑兵的战术要领后，在程世才军长帮助下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他亲自向老李作调查，然后，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马上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最后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愣的行军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开路。
8月18日，叶剑英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五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主力跟随前进。①叶剑英走后的第二天，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会议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行动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红军主力速占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主要是河东岸），尔后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根据地。并指出张国焘提出的以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错误主张，是“一种危险的退却方针。”
会后，党中央和右路军其余3个军亦先后经草地北进。
茫茫草地，气候多变。荒无人烟，浊沼横潦。战士们走在烂草淤积的沼泽里，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偶尔失足，踩进淤泥中，就会向下陷去，越陷越深，以至没顶。
叶剑英抱病带领部队行军，和大家肩并肩、手牵手走在沼泽地里。别人休息了，他还要召开干部会，了解行军中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同时，还要向前敌总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宿营地点以及大部队行军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一天晚上，部队在沼泽地年朵坝宿营。只见满天乌云翻滚，顿时倾盆大雨直灌下来。因为没有帐篷，没有栖身之处，大家或蹲或坐，紧靠在一起，忍着饥寒，苦捱苦撑。程世才回忆说，那天夜里，我们和叶剑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全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寒颤。有些同志不声不响地在饥寒中倒下去了。叶剑英看到这种情景，就鼓动士气，给大家讲故事，领唱《国际歌》。
高亢的歌声响彻夜空，使大家振奋起来。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碧空无云；同志们集合在一块湿草地上，埋葬了战友的尸体。叶剑英领着大家伫立默哀片刻，以坚定的语气说：“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
在草地走了三四天以后，带的干粮都吃完了。叶剑英就同大家一起找野菜，吃野菜。有人吃了中毒，浑身浮肿，躺在草地上，永远起不来了，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部队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好不容易来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班佑，被大家想象成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
在这个小寨里井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
叶剑英和程世才等经过草地能住进这样简陋的房子，比起风餐露宿已经好得多了。他和大家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吃点炒面，睡上一觉，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多少年以后，他忆起“牛屎房子”的生活，还津津乐道。
班佑靠大路边，是敌人骑兵经常出没的地方。叶剑英在进班佑前一天，先头部队与敌骑兵相遇，打了一仗。进班佑后，敌人3000多骑兵又来向二六五团驻地进攻。叶剑英当机立断，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阻击敌人。同时，命令二六四团增援，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
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敌军许多马匹。第二天，程世才派出两个营的部队去“打粮”，又从敌骑兵手中夺得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叶剑英向程世才建议，把战利品分出一部分送给党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后来，秦邦宪见到叶剑英、程世才，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叶剑英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继续找向导老李和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待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陆续到达班佑后，他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愣，还要走4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点头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根据叶剑英带先遣部队侦察到的情报，获悉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已从松潘北上向包座地区急进，企图与驻守在求吉寺、钦多的敌第一师康庄团相配合，堵截红军北上。根据中央的部署，叶剑英协助徐向前、陈昌浩，在班佑制定了以第三十军全部和第四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红军的包座之敌的作战计划。8月29日，红军向大戒寺和求吉寺发起攻击。
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于31日歼敌1个师约5000余人，俘敌8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包座战斗是在部队经过一星期的草地行军，缺乏粮食，体力疲劳，又与敌人骑兵作战之后翻山越岭的情况下，在没有居民点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带进行的。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在下包座、钦多之间的未巴山上亲自指挥了这一战斗。红三十军与红四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机智歼敌，充分体现了徐向前倡导的狠、硬、快、猛、活的优良战斗作风。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为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前敌总指挥部于8月末经班佑、下巴西，胜利进驻古城潘州。中共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随后亦进驻潘州及其附近的上、下巴西和牙弄、阿西茸一带。
红三军亦同时进抵上述地区，红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①
当时的敌情是，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东北军于学忠部尚在两当、徽县地域，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占领甘南，打开一个新的大好局面。
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处处同中共中央离心离德。他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部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据欧阳毅回忆，朱德和刘伯承对此坚决反对，并亲自到河边派人测试河水的深浅，认为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多次提出要部队按原定计划同已抵班佑、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但张国焘不予理睬。9月5日，他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持消极态度。那时，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劝说陈昌浩等改变态度，坚持北上。但陈昌浩无动于衷，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行事。张国煮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于9月8日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1935年9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人开会，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会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并列举4条理由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在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之后，恳切写道：“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却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出了部署。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潘州镇汉官衙门）以后，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给带领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刘志坚发报，要他见电立即返回红三军驻地。
就在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9月9日24时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更好，提出“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
叶剑英对于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
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已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甫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
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
限十天之内粑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
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农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①就这样，叶剑英当晚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据胡立教回忆，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凤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三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第一军所在地俄界进发。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
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中央走后，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说，已得悉中央率第三军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公开抗拒中央命令，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同日，党中央再次向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张国焘令右路军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团（第一、三军）后前进。”并指出：由于张国焘不能实行总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之”。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1982年3月12日、4月2日。
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等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他送信或致电第一、第三军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西”。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陈昌浩发党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据当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的这个决断，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的冲突，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恢宏气度。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除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据杨尚昆、伍修权、吴烈等回忆，当时李特等人在第三军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说了一段很诚挚很感人的话：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回。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了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说罢，告别而去，重新上路了。
但仍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干部，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
9月11日，叶剑英和大家到达俄界。同日，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张国焘置若罔闻，抗拒命令，反诬中央逃跑，制造分裂。他公然继续致电一、三军领导人，恶毒诬蔑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行动。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战略方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决议没有向全军公布，只发至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第二天，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由俄界地区出发。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张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向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一意孤行。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后，对朱德、刘伯承等进行迫害，另立“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地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国焘早在1924年5月就出卖革命，叛变了中国共产党。①这一次反党篡军的罪行，只不过是他叛徒本性的一个十足表现而已。
①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关于张国焘一九二四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将张国焘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红军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叶剑英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一大功绩。②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当时和后来曾多次谈及。1935年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① 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②
毛泽东在其他时间和场合也多次谈到这件事，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③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我们就当俘虏啦。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那里还有点根据地，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呢？
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搞那么多根据地呢？”①周恩来于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就密电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
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
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93页。《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30页。《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1页。《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29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70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69页。《毛泽东选集》第1版、第2版中“巴西会议”的注释和校订说明。
①访问杨成武、吴烈谈话记录，1990年6月，1994年10月。
②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66页。
③访问杨成武谈话记录，1989年4月。
①毛泽东在长沙和丁盛、刘兴元、韦国清谈话记录（汪东兴参加），1971年8月28日。
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板荡识忠臣’嘛。”②邓小平对张国焘的这一密电事件一直是肯定其存在。他的女儿毛毛记述这一事件时写道：“过草地后，张国焘一再迟滞，拒绝与中央和右路军会合，同时无视中央的一再劝告，密电在右路军当政委的陈昌浩把右路军拉出来南下，阴谋分裂和危害中央。这封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立即报告了毛泽东。”③陈毅于1964年12月1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毛泽东送给叶剑英的两句赞语，写在叶使用的笔记本里：“剑英道兄正之：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①徐向前于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八十寿辰之际，赠叶一首“七绝”，其中写道：“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②张闻天和秦邦宪是巴西会议的参加者，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到了这两位中央领导人当时谈话的情形：“有一次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对我说，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是不同意的。??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立即南下。??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张闻天向刘英也曾讲过上述同样的内容。
③
巴西会议的另一位参加者和重要当事人王稼祥曾向朱仲丽说过这件事：“叶剑英同志对党很忠诚，很机智，积极维护党的团结，他将张国焘背着中央下令右路军南下的密电及时报送毛主席，立了一大功。”④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时，“张国焘就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①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②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2日。
①
②原件存时剑英办公室。
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364页。访问刘英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④访问朱仲丽谈话记录，1989年5月。
①朱德谈话记录，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整理，1982年。
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②他在1959年8月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也谈了叶剑英在与张国焘斗争中的作用。
杨尚昆1986年9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回忆了当时密电来往，直属队“打粮”，与叶剑英星夜出走，李特“追兵”，以及毛泽东劝阻，当众散发传单等具体情景。他说：“当时中央和我们对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分裂党和红军这件事，都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没有时帅获取那份密电，透露张国焘威胁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为什么走得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吗？”③当时在潘州镇与杨尚昆同住一室的陆定一也回忆了类似内容。
④1984年4月3日，杨尚昆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谈话，对这段史实作了更为具体的回忆。
1984年6月15日，李先念在与这位美国作家谈话时也谈到张国焘密电问题，他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①
聂荣臻在1977年5月14日为叶剑英祝贺八十寿辰，曾赠诗一首：“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其中“川西传讯”即指张国焘密电事件。1986年，他在《昌端大事不糊涂》一文中写道：“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懋功地区。9月，张国焘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达到顶点。张国焘居心险恶，竟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在此党和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剑英看到这份电报，火速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并设法提供了一份军用地图。中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脱离了险境，使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图谋落了空，也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②1981年，邓颖超在接受爱泼斯坦、刘洪、曾淑芝采访时说：“他（张国焘）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③薄一波在谈到叶剑英一生中两件最大的贡献时说：“一件是长征途中获悉了张国焘要陈昌浩南下的电报，及时报告毛主席，保证了中央和中央红军按原定方向北上。记得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指定我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大事不糊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02—204页。
③访问杨向昆谈话记录，1986年9月。
④访问陆定一谈话记录，1991年4月。
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18—325页。
②原载198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③邓颖超：《坚定的信仰，不懈的奋斗》，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8期。
涂’，剑英足以当之！我想主要指这件事，当然还有其他的事！”①当时曾受叶剑英之托保管甘肃地图的萧向荣和接到叶剑英电报立即从包座返回总指挥部的刘志坚，以及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叶子龙、陈昌奉、黄有风、范金标等回忆密电事件和中央脱险的经过，都证实了密电确实是迫使中央突然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徐海东将军当年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张国焘密电事件，但他听毛泽东亲自向他谈过这件事的经过和叶剑英的功绩。徐文伯回忆说：“父亲生前非常敬重叶剑英，常常告诫我们要好好向叶伯伯学习，毛主席多次夸他大事不糊涂，当年张国焘闹分裂时，多亏他把张要右路军南下的密电送给毛主席。主席说，好险啊，差一点脑袋就搬家了！”
此外，还有一些与张国焘密电事件有关的当事人、知情人，以及许多参加过长征，了解同张国焘斗争情况的老同志，如凯丰、成仿吾、萧劲光、何长工、黄克诚、伍修权、罗瑞卿、耿飚、杨成武、宋任穷、许世友、宋时轮、李聚奎、王平、陈士榘、李伯钊、余秋里、欧阳毅、孔石泉、莫文骅、孙毅、方强、叶楚屏、吴烈、何廷一、曾希圣、童小鹏、钱益民、石敬平、贺俊桢、周涌、钱江、戴镜元、李质忠、颜太龙、范希贤、徐国珍等著文、谈话，回忆张国焘的密电事件，都有同样的记述。他们认为，叶剑英获取张国焘密电这一功劳已载入史册。当年，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是张国焘错误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党中央同张国焘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当年参加长征同志的个人命运问题，更主要的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①1982年3月12日，叶剑英看过吕黎平回忆的电文抄件后说：“意思是这样。”其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杨尚昆、胡乔木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0月6比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摘录了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关于密电的谈话材料，并整理一份《关于吕黎平回忆长征途中张国焘“密电”事件的一些情况》。他们把这些材料呈报叶剑英。叶剑英看后，当即报给杨尚昆、胡乔木。②1984年9月7日，曾在长征途中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说：张国焘的电文内容以前我回忆的只是大意，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此后他又有专著论述这一问题。③中共中央对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斗争，作了高度评价和明确的结论。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写给叶剑英的致敬信中说：“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叶剑英逝世以后，经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由胡耀邦于1986年10月29日代表中央在叶剑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再一次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①簿一波接见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谈话记录，1994年7月5日。
①各该同志的著作、回忆、访谈录，1937—1994年。
②访问王守江、张燕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在北上进军中，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越过岷山，于17日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休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休整后，叶剑英率领第三纵队继续北进。9月27日，红军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在这里。叶剑英和几位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有关陕甘苏区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陕北的建议。①其时，中央也正在分析全国局势，对陕甘苏区和西北军的情况尤为关注。在榜罗镇，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规模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于10月上旬翻越六盘山主峰，在铁角城附近，与敌骑兵遭遇，发生激战。当时，彭德怀、叶剑英站在一个山头上的破庙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彭德怀一把将他按倒，一颗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叶剑英对这件事一直铭记心头，曾多次对孩子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彭总救过我的命！那一次好险啊！”①陕甘支队继续向吴起镇前进。在吴起镇何连湾一带，彭德怀、叶剑英指挥部队消灭了一股敌军。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的敌骑兵2000余人。2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途经11个省的2.5万里长征。长征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高高矗立起一座丰碑。它铭刻着红军男女战士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的壮丽史诗。叶剑英以对党的耿耿忠心和殷红鲜血为这首史诗谱写的光辉的篇章，永放光华。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8日。
①访问叶剑英亲属谈话记录，199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