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的工作局面打开以后，叶剑英即把主要精力转向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的工作。早在1949年10月、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他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党政职务集于一身，他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
根据党中央的意图，华南分局应负责广东、广西两省和广州市的工作。
叶剑英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始终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首位。他认为，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必须建立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党委制。各级党委会、党组，应定期地有准备地召开会议，讨论上级的政策和指示，决定本单位、本部门的重要问题。党委的成员，要认真负责地执行上级指示和党委决议，特别要负好掌握政策之责、团结干部之责和联系群众之责。叶剑英充分发挥华南分局“一班人”的作用，领导人民群众为开发华南、建设华南、尽快改变华南地区的面貌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华南包括广东与广西，人们习惯地称为“两广”。解放之初，广西的工作主要由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主持，叶剑英将主要精力放在广东方面。
广东全省面积22万平方公里，人口3100多万。怎样才能使全省的建设，特别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全面开展起来？早在赣州会议期间，叶剑英就对此作过认真思考。当时，他曾形象地把广东全省比作一条“龙”，把以广州为首的城市比作“龙头”，广东农村比作“龙身”，沿海岛屿比作“龙尾”，提出了“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的设想。到了1950年，他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设想，明确提出了“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①的经营全省的工作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把广东的城市、农村、海洋联成一个整体，以先进的城市指导农村、支援农村、以广大农村作为城市的依托，组成巩固的城乡联盟和工农联盟；以城市、农村帮助和支援海岛；以海岛作为巩固国防的前哨，保障城乡改革和生产的发展。在巩固城市、农村、海岛的基础上保卫好辽阔的海疆，利用和开发好海洋的资源。实践证明，这是从广东实际出发贯彻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带全局性的根本大计。
①叶剑英：《在广东省首届民政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50年9月20日。
城市工作是华南地区、广东全省的重点工作之一。叶剑英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把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精神，首先结合广东的实际，抓紧开展城市工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广东城市比较发达。叶剑英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城市工作需要建立一个领导体系。省应以广州为中心，领导几个较大城市；地委以较大城市为中心，领导大县城；县城领导镇。这样，通过抓好大城市，推动中小城市，并通过抓圩镇，联系广大的农村。当时，广东的城市，工业基础薄弱，商业畸形膨胀，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经济特征。即使在首府广州市，规模较大的工厂也没有几家。各城市的工厂都开工不足，失业问题直接威胁到劳资两个方面。鉴于这种情况，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政策和部署，在广东解放初期，着重抓城市工业生产的调整和恢复问题。他主持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进行多次研究，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对工业和商业采取部分调整措施，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使生产能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维持、恢复并逐步发展。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制订进一步调整工商业的政策。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结合广东的情况所作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兴趣。叶剑英在发言中说：“广东在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的许多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也的确有些毛病和麻烦。??应该采取调整的办法，达到共存共荣，和平转变。”毛泽东听到这里，赞扬说：“讲得对！”叶剑英说：“在这一个时期，政权制度是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建设的武器就是调整，也就是限制。依靠调整、限制，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也就是达到恢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毛泽东对此不仅完全赞同，而且还补充道：“有些是我们要自己限制，要把昆巴夹紧一点。”
叶剑英深为自己的看法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而高兴。他继续发言说：“自己办的贸易、办的工厂多了，公的多了，私的就会垮，也要限制一下。公的劳动条件太高，也要限制一下。现在的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大家都承认和拥护的，生产手段也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想是可以搞好调整的。要以调整的方法来克服生产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不要使这些毛病发展到激烈的对抗，要互助互利，达到各得其所，这是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的，也是有利于人民的。”
叶剑英开完这次全会回到广东，立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市镇工作会议，狠抓中央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他认为，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最根本的是要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经过会议讨论研究，确定了管理城市工厂的方针，主要内容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技术人员，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全厂人员的积极性，在搞好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工人福利。这一方针在各工厂实行以后，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1951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开展城市民主改革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华南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城市民主改革的政策、方法等问题。他在这次会议中的讲话和其他一些讲话中，对民主改革的必要性、目的、政策、方法等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由于广东是新解放的地区，所以无论在工厂、企业、码头、行业各方面仍存在着一些封建残余势力和反革命分子，他们控制着一部分群众，恐吓、威胁和欺压工人，破坏生产；还存在着反革命组织及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如果不经过民主改革，就不能彻底肃清封建残余势力、反革命势力，同时也就不能搞好生产。生产搞不好，城市的根本问题便不能解决，政权便不能巩固。①叶剑英对民主改革的方法、步骤提出了重要意见。他强调要做到“五有”，即有力，有证，有底，有理，有法。所谓有力，就是要建立领导核心，培养积极分子，团结广大群众，形成有力的强大的队伍；有证，就是对反动势力必须经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材料，然后报告上级批准，再开展斗争；有底，就是说要有计划有目的去进行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对内部和外部问题要有区别，不能都采取同一方式进行斗争；有理，就是要以说理的方法，作为主要的斗争方式；有法，指处理一切反革命分子，要根据政策法令和法定手续，不能只相信自己的拳头。
叶剑英还提出在改革中实行系统的方法，并把这种方法形象地比喻为“一筒竹”运动，意思是把一根竹子的一切关节都打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或整体。他解释说：“开展城市的民主改革运动必须有系统地进行，所谓‘一筒竹’，是说明事物之间有着互相关联的系统，如航运，码头和船舶；城市，农村和圩镇；工厂，运输和市场；它们之间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这是‘一筒竹’的概念。”①他要求各级领导者要正确掌握政策和运动发展的规律，经常纠正偏向，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全省城市的民主改革工作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在此基础上，叶剑英进一步抓紧组织发展城市的生产。
在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许多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为了加强私营工厂对生产的管理，他提出组织工厂的生产委员会，以工人为主，资本家也参加，民主管理工厂。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他提出多方面开辟资金来源，可以动员部分工人参加集资。这些措施，有利于调动工人和资本家双方的积极性，推动生产的发展。
1951年，叶剑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示，直接领导和组织在广州举行了华南土特产交流大会。这次大会由他亲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等人任副主任。他强调这次大会是华南经济力量的总检阅，总调查，总宣传，总交流，一定要办好，并动员了3000名工人，1000多名教授、专家、教师、学生和干部参加筹备工作。与此同时，华南各地如广西的南宁、梧州，广东的湛江、西江、珠江、潮汕等地区，都动员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先后举办了上特产展览交流大会或小型展览会，为在广州举办全华南的土特产展览大会创造了条件。经过4个月的筹备，大会于10月14日广州解放两周年的日子里胜利开幕。叶剑英为大会题词：“华南的山区水域平地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位于亚热地带，具备着优良的生产条件，同胞们，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和经验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次展览交流大会，达到了活跃与繁荣华南经济，促进华南城乡、华南与全国各地物资交流的目的。
叶剑英针对广东城乡之间的圩镇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特点，强调要做好城市和乡村工作，必须抓好圩镇这个中间环节。他在盛地、县的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圩镇工作的重要性。他交代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对圩镇工作①叶剑英：《在华南分局大中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51年8月5日。
①叶剑英：《在华南分局大中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51年8月5日。
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拿出加强圩镇建设的有效办法来。1950年5月，他亲笔起草了华南分局《关于圩镇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强调做好圩镇工作是打通城乡关系、实现城市对乡村领导的关键，要求各地区尽快把圩镇工作开展起来。
9月，叶剑英提议召开了圩镇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从贯彻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再次强调圩镇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做好圩镇工作，是贯彻党中央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实际步骤，也是逐步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乡对立、巩固工农联盟的实际步骤。他深刻地分析了圩镇的地位和作用，说：“圩镇一方面紧贴着农村，掌握着农村，另方面又连结着城市。从农村方面看，它是周围乡村的上层建筑；从城市方面看，它是城市的基层组织；从城乡关系看，它是城市和乡村之间联络的纽带。如果把圩镇周围的农村比作人的头发，那圩镇就是头发集起来的辫子。
抓紧了圩镇，形同抓住了辫子，抓住了圩镇周围的农村。因此，城乡互助也好，帮助农村也好，一定要经过圩镇来做工作。”
叶剑英关于重视圩镇建设，把圩镇作为城乡的中间环节来抓的思想，体现了党的城乡经济建设的重要政策思想。实践证明，它不仅符合广东经济建设的实际，对当时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农村乡镇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东解放时，全省有农民2800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90％。农民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突出的问题。对此，叶剑英有深切的感受。他说：“30年来的经验证明，前方作战，出兵出粮的是依靠广大农民；巩固后方，发展生产，也是依靠广大农民；而要依靠农民，不提高他们的觉悟，不发动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不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是不可能的。”①对于长期受地主、宫农剥削压榨，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来说，土地问题，是切身问题。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中共中央在全国大陆（除西藏外）业已解放的新形势下，决定在约有2.8亿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采取有区别、有步骤的方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并于1950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结合广东的实际，全力领导进行土改。土地改革是推翻农村强大深厚的封建势力，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进行认真的准备。在1950年1月召开的广东首次党代表会议上，他提议将“准备土改”列为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以后，他要求分局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村情况的调查研究。5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李坚真被分配到广东工作，叶剑英便让这位曾在闽西参加过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又在华中参加过土改工作的老红军女战士具体负责全省士改工作。他与方方派李坚真带领调查组，到兴、梅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作调查。
一个多月中，他们调查了农村土地占有情况，群众的生活情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对土地的要求，以及基层干部和党组织的情况等等。李坚真等人回到广州向叶剑英、方方汇报后，叶剑英明确提出：“农民对土地有迫切要求，我们就要尽快开始土地改革。”为了使全省的土改能够顺利进行，叶剑英与华南分局其他领导同志经过商议，决定先选择粤东的兴宁、龙川、揭阳三县作为典型，进行实验，以便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叶剑英说：“广东是新解放区，干部没有土改经验，我们先从三个县开始搞，但着眼点要放在全省，从三县的土改中取得经验，培养干部，逐步向全省铺开，就是‘全省着眼，三县着手’。”叶剑英将在三县进行土改试点的部署，先后向中南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10月，毛泽东指示说，土改面积除规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进行试点。叶剑英和华南分局根据毛泽东指示，又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8县为土改试点县。叶剑英告诫土改工作团的同志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团结大多数，结成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要注意斗争策略。对地主的斗争，侧重点放在发动群众，揭发地主阶级剥削的罪恶上，除少数罪大恶极及公开和我们对抗的恶霸要坚决镇压外，一般不要在肉体上消灭，斗争要说理讲法。①土改工作团到达各试点县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叶剑英的指示，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他们一般采取了三个步骤：一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群众诉苦，斗争恶霸；二是在基本摸清各家各户情况的基础上，划分阶级成份；三是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分配①叶剑英：《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2年7月6日。
①《李坚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
在土改试点过程中，叶剑英同方方一起，及时了解进度，掌握情况，研究政策，解决问题。他根据中央颁布的土改法和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大政方针，结合广东的实际，同华南分局、省政府、省土改委员会负责人一起，研究确立了一系列适合广东特点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强调，要坚定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和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要照顾华侨，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要从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巩固工农联盟出发，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要搞好渔业的民主改革，消灭渔业中的封建剥削制度，要适当照顾小土地出租者、自由职业者、起义人员、民主人士的利益。这些政策，对保护和发展广东城乡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各试点县的土改基本结束。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充分肯定了土改试点县的成绩，并亲自总结经验，向全省推广。1951年春，叶剑英在华南分局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大家认清广东上改面临的形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遭受一连串失败以后，企图利用蒋介石进攻华南地区。因此，广东可能有小战。战争要求土改，不仅要求必要的时间，而且要求必要的空间（战场）。这就要发动群众加速进行土改，巩固南中国的大门。叶剑英对于如何领导土改运动，提出了“四个结合”：（一）时间与空间结合。各级领导要根据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着眼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分别地区，争取时间，有重点、有次序、有选择地进行工作。（二）点与面结合。必须从点着手，从面着眼，由点到面，逐步展开。（三）热与冷结合。要经常保持领导者和领导机关头脑的冷静，同时又要经常保持群众运动的热烈。（四）快与稳结合。要以稳中求快的方针，使土改运动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在稳的基础上求快，又在快的要求下求稳。叶剑英还亲自下乡到惠阳、鹤山、顺德等地视察；并召开会议与一些县、区负责人吴有恒、郑群等座谈，研究解决土改中遇到的问题。在叶剑英和华南分局的部署下，全省加快了土地改革的步伐。
就在叶剑英和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土改试点县的工作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中南土改委员会的负责人到了广州，对广东土改试点县的工作提出批评。
他们认为，土改试点县的工作缺乏农运高潮，党内部分同志未坚决站在农民方面；照顾其他阶级多，照顾农民生活少；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
叶剑英和华南分局的领导人充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但认为土改试点县的工作是根据中央制定的土改政策，从广东的实际出发的，成绩是主要的，经验也是可行的。他们继续坚持按照原来的方针、政策，进行全省土改。为了进一步增强土改的力量，叶剑英要求多动员组织有斗争经验的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一起参加土改；同时，他还同部队有关负责人商定，抽调大批指战员，对25个县的土改工作实行包干。这样，土改工作进行得更加扎实而有成效了。①1953年4月18日，叶剑英以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布告，向全省人民宣布：全省土地改革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今后农村工作的任务，是进一步团结各阶层人民，全力发展生产，开展爱国增产运动，进行经济建设，继续改善人民生活。他把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公开告知全省人民，以保①访问吴有恒、郑群、左洪涛、刘田夫、杨立等谈话记录，1986年。
护和发展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有：提倡勤劳致富、爱国发家；确保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屋及各项财产的私有权利及劳动所得；允许自由雇工，保证借贷自由；强制地主劳动，并保护地主的劳动所得；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农业负担政策；贯彻奖励爱国增产政策以及不违农时，精简会议，任何工作不得妨碍生产，等等。这一布告，受到了广大农民及全省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在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过程中，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领导开展了广东的镇反运动。解放初期的广东同全国一样，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它们极端仇视新中国。残存的特务、土匪、恶霸地主、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灭亡，互相纠合，内外策应，进行种种捣乱、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根据广东全省1950年一年的不完全统计，残存匪特所进行的袭击、暗杀、破坏、放火、放毒事件共达488起，杀害中共军政人员，农村干部及农民积极分子1898人，破坏桥梁18座，毁坏粮食1.414万担；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打击反革命势力，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共中央几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950年10月起，又决定开展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叶剑英多次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研究如何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布置广东地区的镇反工作。他明确提出：抗美援朝、土改、镇反，是目前三大中心工作，必须在抗美援朝与土改两大高潮中发动群众完成镇反任务，并以坚决镇反来保证抗美援朝与土改的顺利进行。在最近，务必坚决贯彻镇压方针，主要对象为特务、土匪、恶霸及黑社会的首恶分子。
要从发动群众、加强破案、突击侦捕三方面着手，着重打击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要在不错抓错杀的原则下，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坚决、大胆、放手地动员群众，反对宽大无边，优柔寡断，姑息养奸，贻害人民。①在叶剑英和华南分局的领导下，广东镇反从1950年11月中旬贯彻中央公安会议精神开始，至1951年2月的3个半月中，就已取得初步成绩，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破案108起。在破获各种案件的过程中，还缴获了大批证件与武器。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广东和华南地区的镇反工作十分重视，多次直接发来电报，给予指导。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给叶剑英及广东军区几位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庭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分子，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
电报还指出，对于重要反动分子，必须坚决予以打击，才能降低敌焰，伸张正气。周恩来并就广东的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反动分子的处置问题，直接发电给叶剑英，进行查询并提出意见。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继续抓紧开展镇反工作。至1951年4月底，整个华南地区的镇反工作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计破案3617起，捕获了一批反动分子。叶剑英在9月2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从运动的结果看，最显著的和行动性的反革命分子已基本上受到了打击。广大人民因此更加拥护我们，并给了目前正在猛烈开展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与抗美援朝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东的农村工作经过上改、镇反及清匪反霸，进一步打开了局面，取得了新的成绩。
叶剑英在领导开展城市民主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的同时，还领导全省沿①访问安平生谈话记录，1984年11月。
海和海岛的渔民，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1951年7月5日至14日，华南分局召开了广东省第一届沿海工作会议。叶剑英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广东海岸线长，岛屿多，沿海和岛屿上生活着大批渔民、盐民。解放后，我们虽然在渔民和盐民中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不系统，也不彻底。必须结合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运动，放手发动渔民群众，开展渔业改革，使渔民翻身作主人。会后，他主持华南分局，相继作出了《关于沿海渔民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关于配合城市民主改革与农村土地改革，系统地开展沿海渔民运动的指示》。沿海各地党组织和干部按照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指示，深入开展民主改革运动。他们组织渔民、盐民，斗争渔霸、盐霸，镇压反革命分子，在沿海及海岛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基层政权。同时，加强渔民、盐民与内地的联系，在沿海村镇建立水上渔民的居住点。发放渔贷、组织渔业合作社，开设水产市常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广东沿海和岛屿开始呈现出新的气象。
1951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初，又决定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叶剑英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领导开展了广东省的“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21日，他在广东盛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合举行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基础上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动员报告。他说：“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中心任务。这一任务在目前来说，是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中心环节；从长远来说，是积累资金，进行经济建设大业，按计划，大规模，快速度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根本方法；从思想改造来说，是肃清旧社会余毒，避免剥削阶级思想对我们干部进行腐蚀的有效办法。应当指出：增产节约，最大的敌人是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要进行增产节约的工作，只有放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成功。”
叶剑英的这些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当时，就广东地区看，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等问题也十分严重。在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一些贪污分子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盗卖国家资财，勾结私商，投机倒把，走私漏税，盗卖商情，篡改合同，暗收回佣，敲诈勒索，乱罚乱收。少数单位甚至集体贪污，上下蒙蔽。一些部门和工厂、企业的浪费现象也十分惊人，给国家资财造成了很大损失。而许多贪污浪费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又是一些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因此，要反贪污，反浪费，必须同时反对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只有反了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才能更有力地与贪污浪费现象作斗争。也只有揭发了领导机关中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以后，才能更深刻地教育干部。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广东盛市党政军机关的“三反”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批评领导上的铺张浪费与官僚主义。第二阶段，领导和群众一起，集中力量，打击贪污分子。
第三阶段，集中全力打击大贪污分子，经过这几个阶段的斗争，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广东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陆续揭露出资产阶级分子大量违法的事实。从1952年初开始，叶剑英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又领导在全省开展“五反”运动。运动中，反复动员和发动工人、店员职员，站出来检举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同时也要求不法资本家自动坦白。为了摸索经验，并用事实教育群众，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决定，首先在广州市的新药工业、新药商业，粮食加工业和植物油等四个行业展开“序幕战”。“序幕战”中揭露出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新药业全行只有231户，被查出盗骗国家财产达1000亿元（旧币）以上。他们制卖假药，严重地影响人民的健康，甚至危害人民的生命。粮食加工业，是解放以来接受国家委托加工扶助最多，因而从奄奄待毙，转为欣欣向荣的行业之一。可是，这一行业中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多方欺诈，大量盗窃，甚至偷运粮食出口，拿霉坏的大米套换人民解放军的粮食和失业工人的救济粮。植物油业的不法资本家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派遣人员打进国家经济机关，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严重地破坏了植物油的对外贸易管理，使国家财产和产区农民都受到很大损失。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广州市的不法资本家，利用广州是进出口岸的方便条件，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偷运钨砂、锡、锑等战略物资出口资敌，偷运大米、黄金、白银出口，又从国外奸商手里换来吗啡、鸦片等毒品以及许多有害国计民生的商品偷运进口。他们在经营必要的进出口物品时，则投机取巧，兴风作浪，进口劣货充好货，破坏价格政策，抗拒国家管理。他们还进行集团走私，逃汇套汇。针对这些严重事实，叶剑英要求在“序幕战”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迅速扩大斗争规模，在各个行业都尽快开展起来。同时，他多次主持华南分局开会，对全省其他大中城市的“五反”斗争作出了布置，确定了方法步骤，强调从调查研究入手，实事求是，对不同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规定严格的政策界限。
经过半年多的斗争，至1952年6月，广东省的“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清除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也挖出了一批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并根据党的政策对其进行了严肃处理。这场斗争，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些单位也出现了打击面过宽，伤害了一些好人的现象。
叶剑英在领导运动中，一旦发现问题和偏差，便要求各级领导及时纠正。但有些单位仍留有“尾巴”。后来，随着党的政策的深入贯彻，遗留的问题逐步得到了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