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叶剑英离开中南，返回北京，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了“关于建军若干问题”的发言。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叶剑英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在这届大会上，他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1月9日，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航天技术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原子弹、导弹、火箭等新式武器的不断出现，极大地改变着战争的样式和进程，这就给世界各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毛泽东从50年代初就开始设计建设现代化国防的蓝图，提出了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任务。
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积极探讨未来战争和现代条件下的军队建设与作战问题，阐述人民解放军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的国防军的重要意义。他还对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型向诸兵种合成型军队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各军兵种的领导机构如何设置，组织指挥系统、编制体制如何确立，政治工作、教育训练如何进行，武器装备、供给保障如何加强，等等，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
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其他会议上，叶剑英多次发言。他分析了人民解放军的现状，认为，军队虽然逐步实现了由“小米加步枪”的单一兵种到诸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武器装备有了稍许改善，指战员的军政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从整体看来，军队的建设距离现代战争的要求相差很远。他着重指出：现代战争已进入原子时代。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将是一幅全新的战争图画。他形象地说，雷达的发展，使战场成为一眼望尽的象棋盘。红外线的使用，使黑夜变成白天。风火轮、芭蕉扇、雷震子、土行孙、千里眼、顺风耳等等《封神榜》上的东西，有许多都在我们的时代出现了。①1954年12月，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科学地分析了20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从总体上概括了现代战争的三个明显特性：（一）战争出现的突然性（“不宣而战，迅雷不及掩耳”）；（二）战况发展的迅速性（“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瞻之在前，忽然在后”）；（三）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诸军种、兵种在时间、空间上的组织协同，复杂的作战指挥”）。他提出：为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必须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加强战备，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①这一年，叶剑英身体不适，但仍带病坚持工作。他两次去青岛、北戴河疗养。5月，在青岛，与郭沫若相逢，两位老友忆往事，谈诗文，漫步海滨，游泳垂钓。他用自己钓来的鱼请郭氏夫妇吃“全鱼餐”，畅叙友情，纵论天下事。②在病休中，犹然为国事担忧。在《青岛浴感》一诗中写道：①叶剑英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1953年12月。
①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12月。
②访问李德才、宋继庆、佟祥泰谈话记录，1990—1991年。
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丛中。
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
轻波垂钓史，旭日弄潮童。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他望着浩瀚大海的层层波澜，心潮起伏，急切地希望早日恢复健康，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效力。他在《北戴河休养》一诗中这样写道：大陆回环海一湾，望中迢递起层澜。
双凫碌碌沙鸥懒，
病卧东山惜岁年。③
③《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1页。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替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担任副部长的有张宗逊、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等同志。训练总监部下设计划监察部、陆军训练部、院校管理部、科学条令部、军外训练部和军事出版部等部门。
这一年9月，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之中。
为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要搞“两弹”的决策，开会研究原子弹和导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并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但在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叶剑英态度鲜明，极力支持并赞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主张搞“两弹”，并逐步用之于加强部队装备和训练。此后，叶剑英就“两弹”和人造卫星研制、发射问题多次配合聂荣臻元帅，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作指示、批示，并就有关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报告。①原子武器的出现，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带来了新问题。部队在开始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时，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着对原子武器威力认识不足和夸大原子武器作用的两种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从1955年上半年开始组织全军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高级指挥员参加的战役法集训，在集训的总结讲评中，他进一步分析了现代战争中原子武器的性能、作用以及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他肯定原子武器是一种具有很大威力的突击武器，但又告诉大家，只靠原子武器并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原子武器的产生和使用不仅不能代替其他兵器的作用，恰恰相反，原子武器要有其他兵器的密切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各军种、兵种、各勤务部队的任务不但未减低，反而加重了。同时，原子武器也是可以防护的。在今后战争中，对原子武器的防护应该看作是最重要的战斗保障之一。他深刻指出：“帝国主义集团的武装力量是强大的、凶恶的、狡猾的。我们要战胜装备有各种现代武器的敌人，除了需要政治经济的优越条件以外，在军事上必须有受过严格的现代化军事训练的军队，必须有头等的现代化的装备，必须有大量的、优秀的、有现代军事科学头脑的指挥干部，才能够战胜敌人。”①在全军高级指挥员战役法集训之后，叶剑英到辽东半岛参观旅大要塞区、海岸炮兵、机械化师等，以及抚顺、沈阳等地的军工厂，了解战备设施和部队训练情况，总结经验，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②为了加强部队在现代化条件下的战备训练，叶剑英在这一年8月向军委提出了关于全军战斗训练原则的报告。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军队训练和夜间战斗的训练。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迅速下达全军施行。
①访问熊光楷谈话记录，1991年3月。
①叶剑英：《第二次全军在职高级指挥员战役法集训总结讲评》，1955年6月15日。
②访问汪玉峰谈话记录，1986年12月。
50年代初，叶剑英积极参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支持越南抗法战争的工作。
在此期间，他与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相识、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越南同志洪水（原名武元博，劳动党党员）重逢。洪水来中国后，曾一度在中共中央联络部任职，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负责与越南党和国家的联络工作。叶剑英等经常请洪水介绍越南情况，与他一起探讨抗法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1954年夏，洪水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条令局任副局长，继任《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常向叶剑英请示汇报工作，叶对他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洪水患肺癌，叶剑英多次去看望他，亲自帮他求医找药，安排住院。1956年9月洪水离开中国返回自己的祖国越南。叶剑英率军委各总部负责人萧克、孙毅等到火车站送行。洪水于10月21日不幸逝世，叶剑英非常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①三辽东半岛军事演习叶剑英不但从理论上潜心探索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和训练问题，而且更注重实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研究这一问题。1955年11月，叶剑英主持了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亲自担任总导演。为了组织好这次演习，他事前去辽东地区和部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参加演习的有海陆空三军指战员6.8万余人。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进行的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部队。①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委员会特别关心这次演习。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副总理，国防委员会聂荣臻副主席等，都亲临现场参观指导，使参加演习的广大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关于这次演习的意义，叶剑英指出：辽东半岛在中国国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濒临黄海，与山东半岛环抱渤海，是首都北京的门户、东北的屏障。这里，历史上曾遭敌人几次入侵。从辽东半岛的地理位置和以往战史以及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来看，在辽东半岛进行抗登陆战役演习，在国防建设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新式兵器的出现，必然影响到以往战斗、战役的样式，对军队的指挥方法也将产生若干的变化。此次演习就是在双方使用原子武器与化学武器条件下来组织实施的，这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演习过程中，叶剑英非常重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对现代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针对某些人提出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不能解决现代化作战问题”的论调，举例说明如何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创造战潮等原则运用于现代战争之中，战胜敌人，帮助大家提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加深理解。
在演习中，叶剑英坚持贯彻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原则，注重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整个演习，既坚持集团军党委集体领导，又充分发挥集团军首长组织指挥战役的积极性，探讨在现代战役中如何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问题。
针对“现代战争规模很大，参与作战的军种、兵种很多，情况变化急剧，以及战争残酷性带来伤亡较大等特点，叶剑英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高度的爱国主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能主动地与友邻部队协同一致，达成战役、战斗的目的。他说：“在战争中，我们不仅要求军队积极顽强地进行作战，同时要求广大人民坚决支援我们作战，没有政治工作和政治条件也是不行的。政治工作在今后的战争中，不仅不应该削弱，相反的，更要加强。”
演习中，叶剑英还认真探讨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许多问题，如关于对敌人主要突击方向的判断；关于战役的布势；关于抗登陆战役过程中反突击时机和反突击地区；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关于协同动作和军队指挥问题，等①访问宁文烟谈话记录，1986年2月。
等，都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并作出了精辟的论断。①这次演习要求高，难度大，条件比较艰苦。叶剑英在军事上严格要求的同时，很注意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据宋任穷回忆，那时他和许多同志白天演习，夜里睡在火车上。叶剑英特意组织舞会，请大家跳舞、唱歌。有一次还邀请他赴“狗肉宴”，笑谈演习趣事。
这次演习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首长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十分成功，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通过演习，训练了18个兵团以上的领率机关和32个实兵团（包括陆军、空军及海军），同时也教育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级干部及总导演部的干部，使他们初步认识了在新条件下抗登陆战役的理论原则和战役组织与实施的工作程式、方法。对敌人登陆以后的反冲击、反突击，直到合围歼灭敌人；对在抗登陆战役中组织各军种、各兵种的协同动作，以及司令部内部的工作协同等，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演练，丰富了在新条件下进行战役组织与指挥的知识。指挥员们普遍反映，两个多月的学习，胜读十年兵书。
这次演习之后，叶剑英先后到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召开座谈会，总结演习的经验，继续研究现代条件下军队训练问题。回到北京后，他又召集海、空军、各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的负责同志汇报部队战备训练情况，并研究安排下一年度的工作。
①叶剑英：《一九五五年辽东军事演习的总结讲评》，1955年11月15日。
叶剑英在致力于领导部队现代化建设，加强现代条件下军队训练的同时，非常关注军队的革命化建设。他认为，军队的现代化和革命化，是个统一的整体。要通过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使军队革命化，又要通过军事训练，使军队现代化。现代化是军事任务，同时又是政治任务；革命化是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军事任务，不能把两者分割开来。他在分析部队的现状时指出：“我军虽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编制、装备、制度、工作方法等等方面有了重大的变革，但是人民军队的本质并没有动摇过、改变过。但是，这决不是说我军在现代化建设中没有问题和矛盾，没有偏向和错误。相反，问题不少，缺点也相当严重。举其大者如：有人主张把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作用降低到只是保证指挥员决心和军事任务的地位。有人反对在军队中继续实行民主制度，采取群众路线。有人主张军队提建设计划可以只按军事需要，不必考虑可能与否，因为那是国家的事，因此，计划不要怕大，费用不要怕多。
近几年来军队中不关心士兵和下级生活，不关心人民生活，不愿倾听下级意见，不愿实事求是办事的偏向也有了发展等等。这些现象虽然从整个军队建设方面来看，只是局部的、个别的，但由于它们都是影响到我军根本性质的问题，因此是严重的。现在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法，虽然已受到了批判和抗拒，有的已经纠正，但是并未彻底解决，仍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基于这样的认识， 1956年9月，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建议：“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军建设，今后除应继续努力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加紧正规训练、学习国际上的先进军事经验和科学知识外，还必须特别强调坚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例如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民主制度、政治工作制度、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以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主要的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八个方面的关系：（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国家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国防建设则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没有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有军队的现代化。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准备逐步缩减军费开支，裁减军队员额，并用积极的行动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但我们也建议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适当的照顾国防的需要。除保持和发展一定比例的国防工业外，其他工业和经济建设，还应把平时和战时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二）人和技术的关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是军队中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因素。但是，军队没有一定的技术装备是不行的，技术落后了是要挨打的。我们的任务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充分的发扬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我军的技术装备水平，加强部队的训练和科研工作。（三）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
我军是我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既需要有坚强的军事工作，又需要有坚强的政治工作，两者不可偏废。但军事必须服从政治，政治是主要的，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四）官兵之间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现在我军上下级之间和官兵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那样融洽亲密。军阀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扭转，必将削弱我军的战斗力。为此，除应加强教育外，还必须修改现有条令和制度中那些不妥当的规定，才能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贯彻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原则。（五）集中和民主的关系。民主、集中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应当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现在我军已由单一兵种发展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为了实施有效的领导和指挥，进一步强调一下统一集中是必需的。（六）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的关系。拥政爱民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近几年来，自我们陆续驻进新营房，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以后，和群众及地方党政关系逐渐疏远。为了密切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关系，军队必须接受地方党的组织、政府和群众团体的监督，军队负责人应参加地方党委、军队工作必须受军队上级党委和所在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七）现实和发展的关系。军队现代化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适当的照顾到发展。既不能脱离现实而空谈发展，也不能只看到现实不考虑发展。
我军要发展，而且要用尽快的速度，但发展不能只凭热情和主观愿望，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否则便是空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我军现有的物质基础，适当的照顾发展。（八）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为了加速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经验，但是，我军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我军的历史经验。我们固然必须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经验主义，但也要防止妄自菲薄的自卑观点，既要虚心，也要有自信心。叶剑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针对部队中的现实问题提出的这些中肯意见，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新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①①叶剑英：《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1956年9月10日。
在50年代初期，全党全军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问题。尤其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5个文件，“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根据这一精神，叶剑英对如何从实际出发学习外国经验，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全军第六次军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形象地比喻说：“目前看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有两种学习的方法：一种人是学老牛吃草，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吃下去再‘反刍’；一种人是学西方寓言上的驴吃草，东瞻西望老吃不下，自己都快要饿死了，还是一根草都没有吃进去。前一种人说，你根本没有吃或没有尝过味道，怎么能分析好坏，结论是赞成做老牛。但后一种人反驳说，学习要有选择，但他们老迟滞在选择阶段，结果是做老驴。
我想，这两个方面应该加以批判的结合。就是说首先要认真学，要把先进的东西通通吃下去，不要东瞻西望。但在学习中要加以分析批判，学到手以后，又要加以发展；不加思考、不加批判，分不出青红皂白，是盲目的学习。照样教，照样学，不用脑子的学习，是搬教条。要提倡学习上用脑子，反对思想上的懒汉。有人把学习看成是简单的事，也不好。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万事起头难。学习就是这样，我们要克服开端的困难。我们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实践而学习。”①这一年10月，叶剑英在他主持召开的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用批判的态度去学习，并提出实事求是是批判的标准。他进一步指出：“所谓批判的学习态度，就是不迷信，不盲从，不作条文的俘虏。只有理解它的精神和实质，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如果单纯地从一个片面去理解，没有分析比较，没有批判，不能联系实际，不能实事求是，就必然产生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针对有人提出的“先要学会，再行批判”的观点，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论述，说明学习是永远不可能完善，永远没止境的。如果要等学会了再来批判，那批判就永远不能实现，而成为空话。他说：“我们在学习方面，不论对外国经验或我军历史经验，都应该从事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工作，深刻地理解它，具体地分析它，有机地联系它，多方面地比较它，才能达到正确的认识它，实事求是地运用它。这就是要按照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去理解原则和运用原则，那种背诵条文、洋洋自得的学习态度，不是正确的态度。”他要求全军干部和教学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要善于分析研究，要“批判性的学习”和“建设性的批判”、“创造性的批判”。由于叶剑英提倡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使当时军内一度出现的某些“五照”（照搬、照翻、照英照发、照行）现象得到了一定的纠正。①为了进一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关反教①叶剑英在全军第六次军校会议上的结论，1956年6月。
①叶剑英在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6年10月。
条主义的指示，于1957年3月15日至5月3日，主持召开了训练总监部（简称训总）党委扩大会议，检查训总的工作。会议就训练指导思想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与争鸣。参加会议的有训总的主要领导干部萧克、李达、张宗逊、郭天民、周士第等，以及训总所属各部、处的负责人。据叶楚屏、陶汉章、莫阳等回忆，这次会议围绕着如何评价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否应在原子条件下进行训练以及如何进行反教条主义斗争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和辩论。叶剑英仔细地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并先后作了3次讲话。他着重讲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问题，强调端正学习态度和方法，同时强调领导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敢于承担责任。他说：“毛主席指示要学习先进的，可见有先进的就有落后的；要结合我军优良传统，可见有优良的就有不优良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工作上树立批判的态度。”叶剑英在会上强调“要站稳发言的岗位，带头作自我批评。”他严肃地说：“我们训总对军委来说，是负责实施军委训练命令的机关，但同时又是指导全军训练的负责机关。训练有成绩，我们有份；有错误，我们也有责任。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就是逃避责任。”他要求经过这次会议在反对主观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官僚主义，整顿作风，使训练部门的工作有个转变。同时要求“对下面的积极因素要加以支持。”5月3日，叶剑英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认真总结几年来的训练工作，并且下功夫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他说：“口口声声反教条主义，若会议得不到结果，会议本身就是教条。”这次会议对全军训练工作如何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
1957年10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召开了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他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几年来全军在现代（原子时代）条件下进行训练的经验。主要是：（一）军队训练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二）军事训练要同我们的战略方针相适应。叶剑英强调指出，我们要在训练中贯彻国家和军委既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认为，“积极防御”就是进攻的防御。我们必须训练部队在战役战术上积极组织进攻，消灭侵入我国领土和领空的敌人，同时，我们还必须拥有原子弹、氢弹等现代化的强大武器装备以防御敌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说，战略上我们是防御的，战役战术上我们是进攻的。因此，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军队，不但不违反积极防御的方针，而且恰恰是为了执行这个方针。叶剑英引用“盘马弯弓箭不发”这句古语，解释说：“我们的态度，不是僵武修文，而是盘马弯弓。只要看到敌人一动，我们就把箭发出去。我们的原则是：不打第一枪，不发第一箭，不先发制人。否则政治上就被动。”（三）训练必须从实战出发，与战备结合。叶剑英指出：陆军采取野营、转移驻地和作业场，空军采取紧急转场，海军采取转移海区等办法，就会使训练同备战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就会使军队把平时的训练当作实战来看。（四）训练重在干部。叶剑英经过亲自实践，总结出军官技术训练的经验是“摸、爬、滚、打”；搞好军官战术训练的经验是“抓、钻（钻技术、钻理论、钻条令）、操、演”。他强调这些经验急待普及、推广。叶剑英在这次会议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在现代条件下训练我们的军队，并不否定我们过去的传统和经验。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从形容词来讲，这里需要分清的一个是‘优良’，一个是‘先进’，发扬的是自己的‘优良’传统，学习的是人家的‘先进’经验。”
①
叶剑英从1954年11月开始，相继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训练总监部工作，到1957年12月离开，整整在这两个部门工作了3年。在此期间，他竭尽全力，日夜操劳，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下，全军实施了有计划的正规训练，到1957年底，基本上统一了陆、海、空三军的训练计划，加强了各级司令部机关的建设，提高了首长和司令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了军兵种合成军队战术技术水平。同时，他多次主持召开院校会议，加强了全军正规院校的建设，建立了基本适合人民解放军情况的各项制度，培养了26万名干部和近3万名教员，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矗这一期间，叶剑英还先后出席了全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炮兵积极分子代表会议、通信兵技术竞赛大会以及海、空军有关会议等，并分别就现代条件下加强后勤工作，加强空军、炮兵和通信兵建设的重要意义及根本要求，作了重要讲话。他对体育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支持，帮助“八一”队解决困难，多次接见运动员和教练员。①同时，他还参加了一些外事活动，先后出国访问缅甸、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并写了西行杂诗《赴莫斯科途中》（十四首）和《访问印度》（二首）、《访波杂咏》（八首）等诗篇。
他在访印期间写下不少诗篇，由随行的邓家栋教授译成英文，受到印度友人赞赏。因旅途劳累，叶剑英在加尔各答突然发病，尼赫鲁总理得知后，亲自探视，并派私人保健医生诊治。②1956年年底，叶剑英作大西北之行，沿甘肃永登、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直至新疆伊犁。他深入河西走廊，沿途考察，视察了玉门炼油厂、酒泉夜光杯厂、酒泉中学等地，并亲切地接见了驻敦煌的骑兵三团官兵。③他在此行中，望长城内外，戈壁滩头，逸兴遗飞，诗如泉涌，录下沿途自己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著名边塞诗《西游杂咏》。他在诗中讴歌“铜铁煤油遍走廊，戈壁荫成瓜果乡”的甘肃；赞美“最新人物最新装，引得春风度玉关”的玉门；吟咏“拔海二千七公尺，乌鞘白衣卧云天”的永登；评点“五凉故事谈遗老，西夏钟文在土楼”的武威；记述“风雪关山访古来，评泉品酒看光杯”的酒泉；描绘“老子青牛去不还，而今钻探满天山”的新疆，①妙语连篇，珠玉闪光，自始至终贯穿一个“建设祖国边疆”的主旋律。
①叶剑英在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①访问周之同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②访问邓家栋谈话记录，1989年10月。
③在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武威、酒泉市委党史征集办，酒泉夜光杯厂，酒泉中学，敦煌研究院、博物馆等处查阅的资料。访问徐国珍、苟鑫、秦助国、杨廷成等谈话记录，1991年。
①叶剑英：《远望集》，人民文学出版杜1979年8月版，第16页。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和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都遭到批判。
两位元帅从大局出发，主动承担责任，尽力保护从事军事训练的部门和干部。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英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四十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剑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①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这次为时达两个月之久的、有1000多名军队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把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别有用心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在会议的“高温”下，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毛泽东对这两个单位也提出了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不得不违心地做了“工作的检讨”。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也抱病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检查。后来的实践表明， 50年代，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全军开展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后来在训练和教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向，但并未形成“教条主义”思想体系，因此，从上至下大规模地反教条主义，造成扩大化，不适当地伤害了许多同志，这是错误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当年这场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逐步得到妥善解决。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 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①叶剑英在军事学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58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