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雅、谦和、细致、坚韧，几乎所有见到徐向前的人都会得到一种与预想截然相反的印象，他们说：“徐帅像个教书先生。”好奇的人们细细地思索其性格历程，不由得生发出诸多感慨来……
人们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军人。可所有见过他的人，又一致认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常常用“教书先生”或“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确，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然而，这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性魅力之所在。那么他是如何将“书生”与“武将”这两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特征统一于一身的呢？
每个人性格的形成，都同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双亲性格的濡染分不开。徐向前也不例外。
徐向前小时候，父亲多在外谋生，他整天跟着母亲屋里屋外转。
他的母亲姓赵，名金銮，生于1862年，长在离徐家不远的槐阴村，家境与徐门相当。她中等个，眼近视，裹小脚，话不多，明事理，性格温和，办事稳重。她不是徐向前父亲的原配。在她之前，徐父曾娶一妻，两三年后病故，没有留下子女。赵氏并没有因为是填房而降低她在徐家的地位，相反，由于她的善良和纯正，博得了长辈的喜爱。婆婆信任她，放手让她操持家务，她成了家庭生活的实际组织者。她信奉佛教，家里的阁楼上，供着一尊木雕观音，天天吃斋念佛。她怜贫惜老，施舍僧侣。冬天，街上来了乞讨的人。她总是把他让到屋里，给吃、给喝、给施舍，净手素斋，不吝布施。母亲这种行为，影响了徐向前。他幼小的心灵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盲目崇信的意义。他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的。他朦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平等相处。母亲在他的心田种下了博爱的种子。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徐向前在母亲身边长大，伴随着母亲劳动，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他的劳动观念。七八岁以后母亲便开始安排他和哥哥劳动，规定他俩早起必须拾一箩头粪回来。北方冬天的五更时分，人称“鬼龇牙的时辰”，冷得透骨彻心。好强的银存（徐向前的乳名），要完成母亲定的数额就得早起床，要得到母亲的赞扬还得走在哥哥的前面。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他冻得缩成一团，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可就是不说降低定额的话。徐向前到成年后才体会到，母亲这样做，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而且是真正的爱。这对他吃苦而劳的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到了夏天，母亲安排他去割草，挖野菜，采榆、杏、桑、槐、杨、柳叶。受生活的逼迫，他小时候吃过许多种野菜和树叶。这对他后来从事千难万苦的革命事业倒很有好处。战争年代，长征途中，他这些生活经验帮他度过了许多难关。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时，粮食极度缺乏，他带头采野菜充饥。
母亲的教育，使徐向前学会了许多适应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他会做各种家务事，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学会了各种编织手艺。在他当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家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
毛泽东曾给他的挚友、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徐向前的母亲也属于第三种人。
在母亲的影响下，徐向前不仅勤劳、善良、能吃苦、讲求实际，而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使他成年以后能忍人所不能忍，承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母亲是慈爱而又严厉的。父亲同样严格而慈祥。在徐向前带兵打仗以后，他也继承了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生于1857年。因家境艰难，从小在外祖母家就学。13岁丧父。近20岁时通过了清朝科举制度的最低一级，获得了能在县学、府学读书的生员学位。一般称秀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乡试合格称举人。可是由于家境不济，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到老还是个“穷秀才”。
“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这是徐向前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徐向前的父亲学字“次江”，号“遇丰年”。次江这个学名很少有人称呼，“遇丰年”倒是村里人经常叫的。村里有大小事情，如打架斗殴难解、家庭纠纷不平时，都愿意找遇丰年评说；有分门立户、割地买房的事，也要找他作中证。
村人信任他，不完全是因为他有一点学问，主要是他热心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村里设立学堂，他到处奔走去请先生，学堂的房子坏了，他也率先出力维修。
父亲的行为，是家风的体现，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模仿着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不阿强凌弱，不媚富欺贫。但是，徐向前也不是对父亲所有的行为都效法的。父亲在外对人很友善，在家尽管与母亲感情很好，但放不下男人对女人的威严。徐向前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维护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徐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由母亲安排，但家庭经济的掌握和支配权是在父亲手里，母亲手中很少存过一文钱，徐向前对此颇不平。他当了小学教师之后，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水，父亲要求他如数交给自己，不能给母亲。可他看到母亲手里年年不进一文，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回，他领到薪水，偷偷地交给了母亲3块钱。父亲问他怎么只有17块，他只好撒谎说，一个同事成亲，那3块送礼了。这大概是徐向前从小到大唯一对父权的一次“反叛”。
徐向前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家庭里，这使他很少产生逆反心理，性格中缺少反抗精神。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反剥削反压迫，而是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他这种本份、听话、顺从的“好孩子”性格，使他上黄埔军校后很容易便接受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格言，并恪守终生。
父亲看儿子，总是把眼光放在年龄的前面，给设计一条路，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徐懋淮虽然没有给儿子的未来“定向”，但他心里清楚：儿子有了学问才会有前途。
徐向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杂志》之类的书，并让他描红摹字，临帖抄仿。这不仅是对徐向前，对徐向前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对徐向前的大女儿松枝，都是这样的。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徐向前说：“我小时候并不聪明，学习不落后，主要是父亲给了我启蒙教育。”
徐向前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后，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小学里设有语文、算数、英语、历史、地理、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比较正规。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从学习内容到学校活动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徐向前在这里住读，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开阔了眼界，不断获得新的知识。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学生军”在亥革命中发挥过作用。
抗战爆发后，这里又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但徐向前在沱阳学校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因为他父亲认为他会写白话文，写不好八股文，怕他作文退步，又要他回村读私塾。这对他打击很大，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面对乏味的四书五经，想到沱阳小学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朝气蓬勃的同学，他也第一次为自己生活的倒退产生了自卑感。更不幸的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父亲决定只供哥哥一个人上学，要他在家干活。这一年他才15岁。
生活从高潮坠入低谷，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差不多整整拌随了他一生。
父母看他失学后心情忧闷，决心给他找门手艺活，一来学点技术，二是挣点钱。母亲觉得木匠在农村很吃香，提议要他学木匠。父亲不同意，几经周折，在河北阜平县一家远亲的书店找到了活，让他当学徒，直到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
后来，徐向前回忆这段学徒生活时说：“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生活的磨练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而早熟。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不肯多语，常常一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因此，在军校中，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学生。
少年时代又读书又劳动的生活，使徐向前兼具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性格特征。成年后弃教从军的经历，使他身上劳动者的本色转化为一名军人必备的优良素质。先书生后武将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他性格的二重组合，使他有勇更有谋，最终成为一位具有浓郁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军事家。
曾经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象一位小学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入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我在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
显而易见，徐向前的家庭出身和教养，养成了他谦虚、诚恳、谨慎、严易近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他更象或者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
有人说，毛泽东的性格带有湖南辣椒的味道，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而徐向前则恰好相反。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由于他的妥协，使他晚年追悔莫及。那么，为这位战功赫赫、威震敌胆的元帅，为什么性格中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呢？对此似乎从来没有人专门探讨过，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敏感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悬案。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之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议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议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聂荣臻回忆录》）显然张国焘等分裂红军的活动，并没有背着徐向前。那么徐向前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听了他模棱两可的四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同一军团集中。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二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是个单纯的军事家，不愿为政治斗争分心。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很压抑。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是他所不忍看到的。加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使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追随中央红军。这就是徐向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的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应该说，张、毛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徐向前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知道张国焘这个人“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历史的回顾》）面对人多势众的张国焘，中央红军无疑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境地。可徐向前一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就使他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显得格外天真，对于这“突然”的变故感到“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束手无策。
徐向前是个天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锐、胆识和韬略。这从他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
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相继被捕。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陈昌浩告诉他：“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的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徐向前听了将信将疑：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他心中虽然有疑团，但还是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即使他的爱人程训宣无辜被抓，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周恩来、陶铸接见学生后退席，陈毅、徐向前、贺龙、叶剑英先后讲话。陈毅比较实锐，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主要讲战备问题，他说：
“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骚、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能为力。反三路围攻大肃反时，张国焘的主要予头是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一批领导骨干。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吉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并于长征途中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毕竟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又留过学，文化水平高。他不能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彻底怀疑张国焘的所做所为，他只能自卑于自己的不能理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念支配了他，文人“外圆内方”的普遍心理特征使他自我压抑，他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曾中生、旷继勋等曾作过他的上级的高级将领的无辜被害，使他寒心，他不愿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需要他做的事还很多，他只好装聋作哑，埋头于具体工作。陈昌浩和聂荣臻谈话，他虽在场，却如“徐庶进曹营”，原因不言自明。这不是简单的“保存实力”，也不是明哲保身，实在是事出无奈。
张国焘不但不许他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军事上也一意孤行，处处牵制他，以致置红军于被动的地位，使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几乎成了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中的一个棋子。有一次，为了一个战术问题，徐向前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了五、六个小时，硬是讲不通，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人，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
“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
“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心家。
文革期间，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虽是毛泽东的决定，却是江青提议的。在江青看来，徐向前年老体弱，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一定不会多管闲事。而作为全军文革顾问的江青，就可以借重徐向前的名义，唯所欲为。她没有料到，徐向前既是一个随和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交给的任务决不敷衍了事。他拿出了当年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上任伊始，决定狠抓军队的稳定。这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打倒的祸根。
在军事指挥上，徐向前以灵活多变而著称。但在政治上却缺乏政治家的韬略，不擅变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长后，他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的头疼病经常发作，疲劳不堪，火气也大，说话有时“出格”。常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周总理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穷于应付的徐向前，最终还是被打倒。
因为沉默寡言而逃过了张国焘的魔掌的徐向前，为什么到晚年反而变“外圆内方”而为针锋相对了呢？请看下一节：
海伦曾经这样描述徐向前“他看上去显得忧郁、沉静、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偶尔露出一种孩子式的微笑。”这是中年时代言行谨慎的徐向前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人到老年的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后，“一度闯宫，两次拍案”，干了三件大事，捅了三次马蜂窝，令熟悉他性格的人大为吃惊。这一“突变”意味着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呢？
徐向前上任前后，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徐向前请示林彪、江青，不是说休息了就是刚吃了药，总是不予理睬。徐向前心急如焚。
1967年1月24日晚饭后，徐向前实在憋不住了，决定要“闯宫”——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当时，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徐向前不宣而至，林彪很不高兴。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身为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也深知部队稳定的重要性，况且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并当即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又送到钩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改为“七条”。因为林彪参与制定，江青不便反对，但她很不满意。在中央文革讨论时，她坐在一个角落里阴着脸，冷言冷语地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
后来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中南海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就是徐向前“闯宫”，促成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整个过程。在这前后，徐向前一反常态，和叶剑英等老帅一起两次拍案而起，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第一次是1月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江青阴阳怪气地明知故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正在这时肖华来了，讲述了因昨天白天的会议内容被泄露，晚上被抄家，逃到西山避难的经过。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徐向前愤怒地拍起了桌子，茶杯盖子“当”一声摔到了地上。昨天散会时他明确要求“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特别是关于有人批肖华的事情。叶剑英也气愤地说：
“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边说边拍桌子，将手骨都拍伤了。这就是当时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第二次是二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会上，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连续数日争得面红耳赤，每次都不欢而散。2月11日下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激愤地敲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积压在老帅胸中的愤懑情绪迸发了。
两位老帅慷慨陈词，康生、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也发了火。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大闹怀仁堂”。
其实，一向以“沉稳、内向、含蓄”著称的徐向前，本身就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只是他“少年老成”，惯于克制自己。
红四军反三路围攻期间，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名单由他和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反革命”，被抓被杀。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指挥员就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副供，株连一大片，杀头的杀头，罚苦工的罚苦工。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
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陈海松等人。
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内忧外患的徐向前不得不从大局出发，克制自己的个性，尽力团结同志，特别是搞好领导阶层内部的团结，以求一致对外。1935年8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政治上的纷争他插不上手，也不想插手。他更多的是关心战事和战士，关心如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眼看许多革命战友闯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却没有躲过自己人的明枪暗箭，他痛心而无奈。当时，就是朱德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帅，在被迫同张国焘南下之后，也几乎过着被张“软禁”的生活，险些被害。朱总司令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
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徐向前传》）徐向前和朱德一样，“求大同，存小异”，为避免“内讧”，忍屈含冤，坚持革命。
当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徐向前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缺乏思想准备。
加上他长期卧床养病，本来就对政治变故不敏感的徐向前就更搞不懂了。但他搞了一辈子军事，懂得军队不能乱，涉及到国家安危。他被迫“闯宫”，只是出于作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捍卫自己天职的良心。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和人身污辱而东躲西藏，原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无缘无故地打为“叛徒”，满怀赤诚之心的老帅先后被打倒……这一系列的反常事件使他震惊，也使他警醒。“肃反”时张国焘的丑恶表演浮现在他的眼前；因一再迁就陈昌浩的错误主张而导致悲壮西征的惨痛教训涌上他的心头。当年的顾忌已经不存在，多年的隐痛和愧疚使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他拍案而起。
“突变”的不是徐向前的性格，环境和场景变了，时代不同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的血管里奔涌着军人的血液，也有书生的血统。
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挑唆下，不明真相的毛泽东暴怒了。1967年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盛怒之下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他们。在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下，徐向前再次缄默了。他对政治事件的一贯“滞后”反应，使他不可能对文革有全面清醒的认识。
几十年血雨腥风，他打破了张国焘代表中央“一贯正确”的神话，但没有打破由对毛泽东的崇信和热爱而自我编织的“神话”。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
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徐向前一生饱经忧患，给人留下了严肃、庄重、寡言的深刻印象。其实他是一个很爱笑，也很会笑的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在做报告的时候，常以风趣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逗得战士们哄堂大笑，并在笑声中轻松愉快地接受了他讲的道理。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自嘲地对黄杰说：“我得了五个鸡蛋”。在那个时刻，还能有如此聪慧的幽默，该是何等的大智大慧和坦荡襟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徐向前才正式出来工作。1978年3月，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他资格最老，被称为当代世界老一代军事家中仅有的国防部长。两年后，他激流勇退，主动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又辞去了国防部长。他的让位、让贤早已不是第一次，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决不逞强而延误工作。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胸怀，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革命理想：“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徐向前是一个复杂的书生，也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做事严肃认真，以致严厉逼人，令人生畏，却又十分幽默风趣，含蓄，和蔼、平易近人。他有城府，精明、寡言，也很坦率、外露，让人觉得简单得一目了解。他的多元化的性格，充分展示了他人格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