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得到了一段休整时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会上，由陈毅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是在粤闽赣三省新的“会剿”将要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准备得很仓促，会议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在这次会上，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锐地暴露出来，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七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就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脱离了原有根据地，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前委和军委显得重叠，所以一度宣布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①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正如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几天所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②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即四军党部）”，“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③反对建立军委的却认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④因此，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坚持要设军委的还提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并说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而主张不设军委的说，设立军委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必定是分权主义”，“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⑤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⑥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前己日见发展。当年曾参加红四军“七大”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记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队在新泉休整时，还专门召开过两次红四军前委会，朱、毛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答辩。”
⑦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当时，林彪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一说是三小时）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⑧平时，林彪也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刘安恭、林彪当时都是纵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刘安恭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后不久，在十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在这场争论中，他们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⑨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⑩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六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1)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派他带着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上杭蚊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给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红四军二次人闽、三打龙岩的节节胜利，震动了远近。国民党当局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三天，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集中于瑞金、汀州，闽军张贞师集中于连城、龙岩，粤军蒋光鼐师集中于上杭、永定，限六月三十日前都要到达目的地。六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又下令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三拾会剿”“均归其指挥，受其命令，毋俏延违。”(12)不久，据三拾剿共”指挥部透露：三省参战兵力为“闽省七团，赣省四团，粤省三团，共两万余人。”(13)以赣省为主力，闽粤为堵截。
七月八日，红四军前委决定以游击战争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将全军四个纵队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割据区域，粉碎这次“会剿”。前委认为：“此时东江、赣南皆不能去，只有留在闽西，敌来当相抗对付，现在分兵在永定、龙岩、杭、廷连之一部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敌来当打破一面找出路。”(14)这就是红四军闽西分兵的计划。毛泽东去蚊洋指导闽西党的“一大”后，朱德、陈毅率领前委、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连城的新泉，各纵队按计划发动群众。
七月中旬以后，参与三拾会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向闽西推进。赣军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的四个团占领了长汀；闽军张贞师分别向华安、龙岩行进，企图占据龙岩；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的第三师以永定、上杭为进攻目标，向粤闽边境开进。
七月二十九日，前委在新泉得到有关敌情报告后，为了商讨应急计划，朱德、陈毅立刻赶到上杭蛟洋，同正在那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经过讨论，决定改变原来分兵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人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15)前委并决定第一、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集中，向闽中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红四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拾会剿”。一九三七年，朱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这段历史时说：“红军这时也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另一支展开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16)前委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四月五日来信中所要求“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精神，陈毅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去向中央汇报。陈毅走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前委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的计划，在实施中有一些变动。第二、三纵队，在八月二日按时赶到白砂集中，由朱德率领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宁洋县城挺进，计划出击闽中，在外线打击敌人。但林彪率领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一带活动却因汀江水涨，过江迟缓，没有能按时同第二、三纵队会合，仍留在闽西，会同第四纵队同国民党军队周旋。这样，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从外线打破“会剿”的兵力就比原计划大力减少。
朱德判断：“在前来进攻的赣、闽、粤三路敌军中，“蔡廷锴、金汉鼎是比较很难打垮的，张贞是比较有把握打的，结果就准备着打他。”(17)八月四日，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攻占宁洋县城，在城内住了三天，做了三件事：一、刷制并张贴了标语和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宗旨和工农革命的道理。朱德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暴动闹革命。二、打击当地三个土豪，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分给贫苦群众。
三、烧毁国民党宁洋县的衙门，处决了从连城押来的两个土豪劣绅。
八月七日，朱德率第二、三纵队离开宁洋县城，沿双溪南下。在过罗溪渡口时，朱德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选择有利地点，指挥部队泅水强渡，一举击溃守敌，乘胜追击，于第二天进入漳平，消灭了当地民团和张贞的一个营。
朱德在漳平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号召当地的工农群众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会后，又把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他还召集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代表，分别座谈，进行调查研究。
然后，组织了漳平县工会、漳平县农民协会和城防第一赤卫队，并武装了城区赤卫队。十五日，红四军前委开会布置跳出外线，出击闽中。十六日至十九日，分两批离开漳平。
闽中，是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的地盘。他有十几个团，上万的人马，还有个可造枪弹的兵工厂。他依仗着人多枪多，霸占着闽中、闽北和闽西二十多个县，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分庭抗礼。(18)当红四军人闽时，他的部队据守在各个县城里，以逸待劳。前委发动党员进行讨论，广泛听取群众对作战的意见。“朱德军长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集中大家的意见，决定暂时不与卢兴邦匪部交战。好在红军与卢部没有直接打过仗，还可以‘礼尚往来’。在大田县城附近，朱军长派出信使到卢兴邦司令部，称‘借道过境’，卢兴邦这个‘山大王’毕竟老好巨猾，怕我们‘暗渡陈仓’，借口‘本乡地僻土瘠’，没有答应。”(19)八月二十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围攻大田县城不克，又转入永春、福鼎一带。
这时，闽中、闽西的形势对红军都不利，加上盛暑高温，病员急增，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二十天内接连攻占了宁洋、漳平两县后，国民党当局立即从德化、安溪、华安等地调兵向红军进攻。闽西特委这时也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调四军回闽西，在漳平一带工作。”
八月二十八日，红四军突然回师到漳平境内的杨美村驻宿。第二天。在当地农民带领下，从溪南后面的打鼓岭发动袭击，一举占领溪南圩，全歼张贞部的张汝劻旅一个团，击毙团副一人，俘敌二百余人，缴获大批枪枝弹药。
红军乘胜前进，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攻占漳平城，又消灭张汝劻一个团，俘敌一百多人，缴获一部分军用物资。当时，《时报》有一段报导：“二十九日朱德突率部二千余猛袭漳平，宁洋也同时受袭。漳平守军以朱已远去，无戒备，且众寡不敌，应战一日，至三十日遂不支，退至永福。朱部复陷漳平。”
(20)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漳平一带活动二十八天，足迹遍及十三个乡镇，近百个村庄。红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一律住宿在词堂、庙字、桥亭、市场等公共场所，买卖公平，一律付现款。有时用了群众的东西，群众不在家，就留下信和钱。有的红军战士用了杨美一家粮店的米，老板不在家，就在墙上写下：“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有些红军战士喝了茶水，也留下铜板和银毫子。
当地人民群众盛赞红军战士纪律严明。
张贞的“进剿”部队本来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漳平，一路再陷龙岩。当朱德率部回师闽西，再克漳平后，龙岩的守军弃城而逃。九月六日，红四军重占龙岩。这样，三拾会剿”中力量最薄弱的闽军张贞部己被击破。粤、赣两军无心恋战，也各自撤回本剩八月底，蒋介石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便以失败而结束了。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时间只有一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
回师闽西后，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同第一、四纵队会合，准备攻打上杭城。
上杭，位于汀江中游，汀江绕城而过，城垣三面环水，有砖石建造的三丈多高的坚固城墙，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上杭是闽西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
那时盘踞在上杭城里的是卢新铭部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是上一年长岭寨战斗中被红四军打败后逃到上杭的。
九月十八日，朱德率红四军和地方武装一万余人秘密向上杭运动前进，前委会作了周密布置，同城内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要求各地赤卫队配合攻城。第二天，朱德带着有关人员登上山头，仔细察看地形，制定具体的攻城方案。红军主力部队，趁夜间能见度低，由当地赤卫队带路，从汀江上游水浅处渡过汀江。第一纵队攻西门，第二、三纵队主攻北门，第四纵队在赤卫队配合下攻东门，另一部分赤卫队佯攻南门。
战斗打响时，卢新铭部还蒙在鼓里。当赤卫队乘着无数竹筏，划过汀江，用机关枪和土枪进行轰击，同时在洋铁筒里燃放鞭炮。卢部分不清真假，只得扼守城池，胡乱放枪。当第一纵队的炮火把守军的主力引到西面后，第二、三纵队立刻在北门发起猛攻。朱德在北门外一个小高地上指挥作战。红军战士架起云梯，翻入城内。当卢新铭发觉中计，调兵增援北门时，北门已被突破，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蜂拥入城。朱德也随军进入上杭。这次战斗，除卢新铭带着十几个贴身警卫从南门冲出重围逃走外，城内守军全部被红军俘获。二十日，朱德在县衙门前的广场上主持召开了上杭军民祝捷大会。
红四军打下上杭，不仅粉碎了三拾会剿”，而且又为红军争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红四军人数发展到七千人，每个纵队由两个支队发展为三个支队。
九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陈毅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尚未回来，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蚊洋养病），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夭，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回到前委。
正在这时，广东的政治局势又发生重大的动荡。九月十六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反蒋活动，率部南下，试图配合广西俞作柏部进攻广东。十天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同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开战。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村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中共中央鉴于时局的变化，在九月二十八日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他们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南下，同时也估计到局势发展有几种可能性，允许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地采取行动：“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境游击，以发动群众。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21)但福建省委在十月六日给闽西特委转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却只提出全军开往东江的要求：“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22)“开往东江并不是放弃闽西，反是，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来，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23)“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是应当加紧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24)并主张“在这次斗争中要尽量扩大红四军本身的力量，充实本身的基础，同时要帮助东江群众建立并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25)省委还派谢汉秋前去巡视工作。
朱德对进军广东原来是一直持慎重态度的。这年四月十五日，东江特委曾给红四军写信，提出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计划发动东江暴动，但又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要求红四军前往帮助。朱德在五月三日给他们写了回信，说：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这是各地皆同的现象。“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斗争”，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和“忙着公开干起来”。他又说：江西反动势力在全国是比较弱的，党组织有普遍发展的趋势，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因此，“红四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每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计得太大。”(26)但这次福建省委说是中央要求红四军全部开到东江去，而且两广军阀混战的爆发看起来似乎确是一个机会。
这样，他们虽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但还是遵照执行了。
十月十三日，福建省委派来巡视的谢汉秋抵达上杭。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蕉岭，占领蕉岭后，仍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推进，与闽西确取联络，留一个纵队（第四纵队）红军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前委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央。并提出由于陈毅去中央未返回四军，而毛泽东又久病未愈，“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红四军领导力量单薄，希望中央派“粤省委、东委重要同志来指示我们的工作。”(27)从十月十五日开始，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依照前委的命令，分别向闽粤边境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
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比闽西和赣南要强大得多。红四军刚进入粤东，有着较强战斗力的粤军第七旅陈维远部就从潮汕开往韩江上游堵截。红军在广东的第一仗就遭受严重的挫折。十月二十日，前委由上杭抵武平象洞后，获悉刘安恭指挥的第二纵队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市时“过于轻敌（前委没有指示他们去做，这一行动并且影响到整个工作计划）”，“是役牺牲了司令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长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伤数十人，为四军人闽以来未有之损失。”(28)在失利的情况下，红四军改变原有计划，转攻梅县松口。这时，粤军陈维远部一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松口，红军不得不取道蕉岭，转平顺、五华，以便引诱粤军到赤色区域内加以消灭。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前委机关。
陈毅带来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对红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间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会议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地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在中央“九月来信”中，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指示。
二十二日晚，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从松源出发，在次日抵达蕉岭，经侦察得知梅县城内没有重兵把守，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卫队。
二十五日，红四军向梅县进发，守军弃城而逃。红军人城后，立即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并召开群众大会。前委与县委召开会议，准备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但第二天粤军三个团突然句梅县猛烈反扑，红军碎不及防，被迫撤至丰顺边界。这时，前委才得知两广战争已经结束，粤军已有可能腾出更多力量来对付入粤的红军。东江地区原来留有蒋光鼐部两旅，陈济棠又将蔡廷锴部从梧州调回东江，力量对比红四军日渐不利。
但前委那时又接到一个错误的情报说，粤军占领梅县后，只留一个教导团驻守县城，于是又决定在三十一日第二次攻打梅县。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事实上粤军的守城兵力大大超过一个团。红军“本想一鼓而下，卒因包围大紧，敌遂凭城死守”，(29)加上第一纵队未能及时完成迂回任务，使第三纵队陷入孤军作战。战斗持续了七个小时，仍不能攻破梅县县城。
冒进东江，攻打梅县，给红四军造成重大损失。在回师闽西的途中，原来在上杭收编的俘虏兵大部分逃走了。红四军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减员约一千多人，第一、二、三纵队只好实行缩编，这是继“八月失败”后，红四军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损失。这次失败，首先是由于对广东局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以为两广战争一起，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可趁机进入东江。没想到两广战争那样快结束，粤军能以重兵对付红军。朱德后来说：“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
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
(30)他还说：“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31)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孤军深入，缺乏群众配合，并没有弄清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匆匆攻人，匆匆退出，又匆匆反攻，结果受到严重损失。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红四军大队撤离东江地区，经赣南的寻乌回师闽西。十八日，到达上杭官庄。前委在官庄召开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再占长汀后，前委写信给毛泽东并告诉他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口头指示的精神，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的健康虽然没有完全恢复，还是立刻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蚊洋到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32)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写信向中央报告他已回前委工作。
当天，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和东江特委代表也赶来参加。这次扩大会议除同意官庄会议的决议外，更深一层地检查了红军的一般情况，决定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计划，认为如不加紧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会议认为：“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定能“打破会剿局面”，求得“出路”。(33)扩大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决定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长汀会议后，立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还在长汀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十二月三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在新泉的望云草堂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政治、军事整训。
毛泽东、陈毅为了解部队真实情况，冒着严寒深入到连队座谈，同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内情况的调查，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各级党代表的会议。
他还带领一些干部到周围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力起草红四军“九大”的决议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朱德负责军事整训，他克服各种困难，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上课，言传身教，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他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和提高战斗力，也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创造了条件。
在新泉整训期间，前委得知国民党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仍以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十二月中旬，金汉鼎部再占长汀，向连城新泉一带逼近。前委为了集中力量开好“九大”，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在新泉一带警戒从江西来犯的敌军，其余部队向苏区中心后退一步，以便安全地举行“九大”。
红四军的领导机关这时移驻上杭的古田镇。古田是上杭县北部的一个大集镇，也是上杭、龙岩、连城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三条大道与外界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好，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有很好的群众基矗前委选择在这里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比较理想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下召开。会议地点在古田镇的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宗祠）。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和士兵代表。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前委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央关于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决定，还作了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会议的各个报告，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
最后，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包括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决议案等。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棋、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34)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有毛泽东对红四军建军经验作出的深刻总结和红四军“七大”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会前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人们常说的“古田会议决议”，作为一个纲领性文件，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35)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指导下，红四军内部消除了意见分歧，统一了思想。
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这支军队，踏上新的征途。
当古田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已步步进逼。参加这次“三省会剿”的军队共十四个团，在金汉鼎统一指挥下，分三路向闽西革命根据地进犯。形势非常严峻。朱德、毛泽东决定利用三省军队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打破这次“三省会剿”。
这时，红四军面对一个严重问题：给养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敌人“过年后，即开始分道向赤色区域进攻，红军已定了计划，于最近分别来破敌人，但有一当前人问题，即是全军给养，业己告罄，当此敌情吃紧之际，若不能等数日内筹得一笔款子，??则在闽西久顿，将生困难。”(36)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由古田北进连城，准备在这里筹款。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暂留古田，并在小他附近诱敌，掩护主力北进。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到距古田五十里的庙前时，获悉国民党军队已步步进逼：在长汀和上杭的赣军金汉鼎部准备进攻庙前、新泉；在龙岩的闽军刘和鼎部已向西进至小池和大池附近，准备进攻古田；粤军陈维远部已北进至永定、武平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朱德从容不迫地仍按原定计划率部在一月六日赶到连城，立即着手筹款。两天后，赣军从新泉跟踪追到连城县境，切断了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同暂留古田的毛泽东部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和红四军其他领导干部对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如果红四军在这时离开闽西转入江西，可以迫使这次“会剿”主力的赣军金汉鼎部回援江西。这样，闽西受到的敌军压力便会大大减轻，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可以得到巩固和扩大，对闽西的工作是有利的。而红四军进入江西后，又可以打通闽西、粤北、赣南三角地区的联系，扩大革命根据地。
根据这个分析，朱德在同毛泽东联系后，果断地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移师江西，威胁金汉鼎部后方，调动赣军回援赣南。一月九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连城出发，经清流、宁化向江西急进。次日到达宁化。从缴获的金汉鼎命令中得知，国民党军队这次“三省会剿”计划原来准备分七路围攻新泉，并约定在一月四日同时出动。由于红四军已离开新泉，结果扑了个空。
由于军情紧迫，红四军主力在宁化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向西翻越武夷山，冒着严寒，日夜兼程，进入江西石城县境。在石城，朱德宣传红四军在闽西开辟的大好革命局面，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一月十六日，朱德率部攻占石城以北的广昌县城。攻占广昌后，已有可能继续向北推进，再克南丰、南城、临川（抚州），逼近南昌。但由于红四军的目标是尽快打通闽、赣、粤三省的联系，并同中共赣西特委、江西红军第二和第四团会合，朱德决定不北上进攻南丰、南城、抚州，而是向西开赴宁都的东韶地区，准备在这里小憩两日后，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这时，毛泽东也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离开古田北进，经连城、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县境，西越武夷山到达广昌，在一月二十四日来到东韶地区，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会合。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后，参加“三省会剿”的国民党军队顿时失去了目标。闽军发生内江，纷纷撤离闽西；赣军因后方受到威胁，把主力撤回赣南；粤军见闽军和赣军都已撤走，也随着撤离闽西。闽西的地方红军乘机反攻，收复龙岩、永定等县城。国民党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就一无所获地被粉碎了。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四个纵队在东韶地区会合后，立刻决定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预定分兵十五天。这是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后的第一次分兵，各纵队都按照古田会议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开展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绩。第一和第三纵队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先后攻克乐安、永丰。第四纵队发起宁都战役，歼敌三百多人，占领宁都县城，并帮助中共宁都县委分配土地，组织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发展苏区。
这时，蒋介石同控制着晋、察、冀、绥和平、津六省市的阎锡山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原大战已一触即发，因而将第七师由江西调往皖北，在江西境内只留下第十二师、第八师两个旅和第五十师一个旅，兵力大大减弱。而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却发展壮大了。一九三0年一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等地方武装，在东固地区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同年七月改称第三军），以黄公略为军长、刘士奇（不久改为陈毅）为政治委员，在吉安到泰和一线的赣江两岸活动。红五军主力也由湘鄂赣地区开到赣西南的吉安、泰和一带活动。
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促进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年二月六日至九日，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和红六军军委，在吉安的陂头村举行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朱德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联席会议分析了形势，提出三项任务：“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37)为了加强党的集中领导，联席会议决定扩大原由中央任命的指导红四军及它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的任务，统一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赣南、湘鄂赣、闽西、东江地区的工作。同时，调整了前委的组织，由十六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星源五人为常委。红四军成立军委。为了培养军事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由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会后，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全面展开分田运动。
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满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次联席会议时说：“一九三0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38)根据“二七会议”的精神，在军事行动方面，前委计划集中兵力夺取吉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二七会议”刚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红四军由藤田地区向吉安推进，同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会合，准备先占吉水，后取吉安。
蒋介石得知朱毛红军逼近吉安，急忙命令成光耀旅死守吉安，金汉鼎部伺机占领宁都，湘军朱耀华旅开至乐安，戴岳旅在南丰、乐安之间集结。同时，急调湖北的唐云山部独立十五旅匆匆赶到江西，在二月二十日到达吉水县城至乌江镇一线。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形成包围圈，形势骤见严重。
朱德、毛泽东分析了这一态势后，认为红军不宜继续向北推进。吉水地处乌江北岸，不易涉渡。这一带又是当地地主掌握的会道门武装红枪会活跃的地区，红军不便在此作战。于是决定放弃原来攻占吉水的计划，改为诱敌深入、相机歼敌，将全军撤至富田休养待机。唐云山部发现红军向富田撤退，不知是诱兵之计，当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还在原地未动时，便孤军深入，分三路向富田冒进。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配合下，开始投入战斗。他们以一部兵力从侧后迂回，牵制右路和中路敌军，集中兵力向进至水南的左路敌军发起猛烈攻击。这次战役歼灭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大部，旅长唐云山被击伤，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武器很多。
这是古田会议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后来，朱德在谈到这次战役时说，“蒋介石派唐云山一个旅二十四个连，还附有炮兵来攻我们这样多的人，我们先诱他到了吉安的富田，然后拿一部分兵力；由左面绕包直夏，正面一打就缴了枪了。正在需要枪的时候，又阔起来了，人也得到了补充，迫击炮什么都有了。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会合，一方面又有人送来这么多财富。”(39)这一胜利，有力地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久，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打垮唐云山部以后，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水南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联席会议决定，红军经广昌入福建建宁，取得给养补充后，再看事态变化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根据这一决定，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三月十日到达东固，准备向广昌开进。这时，获悉兴国和雩都（今于都）一带没有敌军。雩都北乡群众正准备攻打上围子里的靖卫团。朱德、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不去广昌，而乘兴国、雩都一带空虚之机移师兴国。
到兴国后，又得悉原驻赣州的金汉鼎部已全部调往福建去打地方军阀卢兴邦，赣州空虚。朱德、毛泽东于是决定留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兴国发动群众，红四军准备“以强攻之决心，施行奇袭之手段”，乘虚攻打赣州。但进攻赣州的战斗开始后，才发现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本来，“屡据各方来报，有谓城中无敌，仅靖卫团百人，有谓城中敌人仅一营者，致使指挥官之判断敌方兵力误为一营，实则城内之敌为七十团全部（三营，每营步三连、机枪一连）”。(40)守军数千人，凭险闭门拒守。
三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从东门、南门、西门三面发起攻击。
由于守军顽强抵御，加上城周围有二十余里大河环绕，无法靠近城墙，红军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久攻不克，只得撤围。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朱德和前委在赣州城郊的楼梯岭，发布第三号《前委通告》。《通告》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指出：“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又指出：“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卢兴邦部——作者注）进占福州。
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41)鉴于蒋介石正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一时无力顾及南方，金汉鼎部主力又已入闽。《前委通告》在分析形势后，提出应该抓紧这个时机，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对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行动作了新的部署：以三个月力期，分散在赣南、赣西、闽西、东江、湘鄂赣等广阔地域内，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赣、粤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前委通告》中指出在此时实行分兵的意义：“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中，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犯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42)朱德、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三月十九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经验教训的训令，从这次没有能攻下赣州城的原因中，总结出六条经验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准确；二是对地形未预先观察；三是事先未充分准备；四是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是战场报告不确实；六是不按时实行总攻；七是部分指挥官指挥不适当。训令还要求各部队都要召开军官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报告司令部。(43)为了实现第三号《前委通告》的分兵计划，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在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南康县的唐江镇等地，第三纵队回宁都发动群众并开展游击战争。
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唐江镇以后，立即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并发布《关于整顿军风纪律的训令》，要求“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并强调：“凡违犯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予查究。”(44)这时，赣军金汉鼎部第六十八团、第六十九团开来进攻红四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经过激战后，在三月二十三日攻克南康，二十五日攻克大庾。
在大庾，朱德、毛泽东先后召开信丰、南康、南雄等县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和大庾、信丰、南康、崇义、上犹、南雄六县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发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朱德在会上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讲话。根据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并建立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四月一日，红四军在赣粤边境的梅岭关同粤军一个团遭遇，歼敌两个营，俘虏数百人。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于当天攻克粤北重镇南雄。
朱德、毛泽东在南雄得知赣军金汉鼎部发生兵变，认为这是打击敌人、扩大赤色区域的有利时机，立即率部回师江西，在十日和十六日先后进驻信丰和会昌。
到会昌后，朱德除指挥部队作战外，还进行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四月二十日，他参加在会昌县城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会见雩都盘古山矿工和靖石的农民三百余人，指示他们组织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军第二十二纵队。四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在会昌县的筠门岭召开手工业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为了打通赣南苏区和闽西苏区的联系，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纵队和寻乌县的红十团，攻克寻乌的澄江，俘敌一千余人。接着又攻克寻乌县城，扫清了通往闽西的道路。以后，以寻乌为中心，在江西安远和广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的问题提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总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45)从此，朱德除指挥红四军外，还指挥红五军和红六军作战。
到五月间，古田会议召开已近半年。为了总结近半年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朱德、毛泽东在寻乌县的马蹄岗，召开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出红军管理教育的六条原则：第一，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第二，干部要深入群众；第三，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第七，赏罚要分明。这六条原则，是朱德，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经验。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个月的分兵发动群众和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过分田运动，赣西南的农村中出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都发生根本变化，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踊跃参加红军。没有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农村社会大变动，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局面也有了很大变化。闽西的分田运动早已开始，当红四军回师赣南、迫使国民党军队结束对闽西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也有了发展：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于恢担任主席；组建了红十二军，由伍中豪（后改罗炳辉）任军长，邓子恢（后改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普遍地分配土地，深入土地革命，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三0年五月，鉴于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无力顾及南方各省，福建的地方军阀张贞、卢兴邦、刘和鼎之间又正在自相火并，红四军主力决定按原定部署第三次入闽，打通闽赣之间的联系，并取得经济给养的补充。
六月的赣南，骄阳似火。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头顶烈日，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由寻乌出发，向闽西开进。他们一踏上闽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庄击溃刚在兵变中脱离金汉鼎部的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占领武平、长汀县城，当时的《红旗日报》记述道：“朱毛这次到长汀，群众的欢声如潮涌，男妇老幼均持斧镰红旗欢迎，市面上顿现一番新气象。”(46)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历时半年的转战，扩大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两块赤色区域连成一片，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同时，在转战中，发展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为以后实现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