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来说，一九三○年上半年，不仅赣南、闽西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有了迅速发展，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共十三个军，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这年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说，都是空前的。双方参战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在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杀达半年之久，直到这年十月间才以阎、冯的失败而告终。这次中原大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派军阀之间的大混战，一方面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来用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队抽调到北方前线作战，拿江西来说，只留下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这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然而，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却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在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时，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强调：“我们现在应集中红军攻坚。”
①在三月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中心城市。有人在会上提出：“朱毛红军要向江西的南昌发展。”并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②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经中共粤赣闽省委转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目前的全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当然先胜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红军“猛烈的扩大”，“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强调说，这“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哪些地区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说：“目前首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红四军的任务，“是加紧配合这三省的工作，与这三省革命的力量，谋得共同的发展，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这时，朱德、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这一行动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指示红四军，“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中央对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也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
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提出要朱德、毛泽东“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③。
四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目前我们对红军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都作了具体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在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④。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转变路线”，就是要红四军由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环境下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各地主力红军分别编成军团，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等问题。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这次会议，在会上致开幕同并作政治报告。这两个会议，虽对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这两个会议是在李立三的“左”的指导思想急遂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它的基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左”的错误。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否定朱德、毛泽东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行之有效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说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⑤。在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把过去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农民错误意识的反映”。强调指出：“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⑥这两个会议结束不久，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样，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个决议在分析形势时，武断地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在这种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己“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批评朱德、毛泽东所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根本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相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在决议中，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决议最后强调说：“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⑦不久，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发展得更加完备。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这种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使党和红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于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地红军和苏区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没有能立刻对红四军产生影响。六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利用战争间歇时间，从六月十二日开始在长汀县的南阳（今属上杭县），举行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在十九日又移至长汀县城进行，到二十二日结束，对闽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红军的整编和行动方针以及政治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六月十五日，正当朱德、毛泽东在南阳开会的时候，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信。信中一开头就严厉地指责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递??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又说：“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应当准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信的最后发出警告：“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⑧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红四军前委到十月份才收到。这封信中谈到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间的严重分歧。六月二十一日，较早受中共中央委派的涂振农，由上海来到长停这时，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正在长汀县城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涂振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报告，传达李立三的许多“左”倾冒险主义部署和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决定，并严格督促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联席会议不得不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指示，并通过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
根据中央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共两万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将闽西、赣南和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等地方部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会议还根据中央指示，把原来决定向赣东游击、进攻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准备夺取九江、南昌。
联席会议虽然原则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中央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抱有怀疑，认为把地方部队也编入正规部队，离开苏区去进攻中心城市，“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⑨另一方面，对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执行，一九三七年，朱德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到过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情：“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他又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⑩尽管如此，朱德、毛泽东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理，尽力避免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
六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11)这个命令既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又留有余地，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具体部署。朱德。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还决定将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仍留在闽西和赣南苏区坚持斗争，保卫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这是具有远见的决策。否则，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将会因缺乏防卫力量被敌人轻易攻占而导致严重后果。
当地群众知道朱德、毛泽东将率领红军北上后，在长汀县城南郊举行欢送红军北上大会。“到会的工农群众，达三四万人之多（全县人口二十余万），多数从远隔数十里的乡村而来，赤脚、光头，有的持红旗，有的荷步枪，有的带梭标或鸟铳、刀棍，完全武装，红色遍野，成为赤色世界。这天演说的有二十余人，除了朱德、毛泽东和一台湾共产党的代表外，其余都是工农分子。”(12)这次欢送红军北上大会，体现了朱毛红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由长汀出师北上。六月二十五日，进入江西石城县境，敌军弃城而逃，红军解放石城县城。随后，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兴国，并在兴国召开北上誓师大会。当年参加这次誓师大会的萧华回忆说：“一九三○年六月，红军根据中央命令进行北上战役，来到了兴国。七月中旬，在兴国县平川中学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帅大会。各路军马纷纷聚集，红旗招展，梭镖闪光，昂扬的战歌声，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一派临战出征的雄壮气氛笼罩着大操场，忽然，热烈的掌声铺天盖地，如江潮一样汹涌而起——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政治委员等领导同志登上了讲话台！”
“毛泽东同志，我早已见过两次了，而朱德总司令，则是头一次见到。
在我的意象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13)萧华那时刚调到红四军军委担任青年委员。他回忆到那天同朱德谈话的情况：“经毛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总，我对朱总讲，我刚从地方调到部队，是一名新战士，对部队工作不熟悉。朱总笑着说，这没关系，你大胆去做，有军委的同志帮助你，搞一个时期就熟悉了。朱总说话时声音不大，也不着急，使人感到亲切。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又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和蔼可亲。”(14)七月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在兴国发出向樟树推进的训今。“本军团决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15)这里没有说“夺缺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就是说，到南昌附近以后，视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里也是留有灵活的余地的。
按照训令，红一军团即日分三路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涂。
七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取樟树的命令。这时，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及其所部滇军已调离江西，省政府主席改由湘军将领鲁涤平接充，他派第十八师五十三旅一百零五团赶到樟树。七月二十四日拂晓，红军开始进攻，击破鲁部两营，缴枪近二百支，俘虏一百余人。进驻樟树镇后，朱德、毛泽东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形势和红军的政策，并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人民，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援。
红军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向东夺取临川（即抚州），还是按照中央指示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七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在樟树镇召开红一军团干部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抚州有敌两团。戴岳部则有由新涂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16)针对这一情况，会议决定：既不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略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增援南昌的鲁部，而是向西渡过赣江，绕道逼近南昌。朱德、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发出西渡赣江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务要切实照办”(17)。七月二十六日拂晓四时前，全军团渡过赣江，向北前进，攻占高安、上高等十余县。
七月三十日，红一军团推进到距南昌城三十里处，这时，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调集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固守。南昌周围的防御工事密密层层，相当坚固。朱德、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中央指示硬攻南昌。只派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的一部分部队，于八月一日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南昌守军躲在城内不还一枪。
向南昌鸣枪示威后，朱德、毛泽东在八月一日发出撤围南昌的命令。命令指出：“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18)并命令红十二军开赴安义，向九江方向警戒。红一军团于八月二日全部撤离南昌近郊。朱德、毛泽东这一决策是很高明的一着。如果不顾一切地强攻南昌，不仅难以攻克，并将使红一军团遭受重大损失。这也是朱德、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巧妙抵制。
红一军团从南昌近郊撤离后，国民党军队不敢出城追击。朱德、毛泽东抓紧这一有利时机，领导红一军团在赣西北的安义、奉新、靖安、高安、上高和宜丰等县休整待机，并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红军人数从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扩大到一万八千人。以后朱德回忆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时期。我们大大扩充了红军，聚集资力，组织群众，许多新的村庄加入了苏维埃。”(19)这时，“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20)如果红军在赣西北久待，集中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会前来攻击，红军将处于不利地位。又得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在七月二十七日攻占长沙。
于是，朱德、毛泽东在八月十日命令各军西出万载。他们也随同总部于八月十二日进驻万载县城，还到县苏维埃住地会见县委党团书记辛克明等人，“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并指出县委必须在城内发展各种革命组织，特别是发展党的组织，从而把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说明红军不单纯是为了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21)八月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由万载到达湘赣边界的黄茅。
他们在黄茅获悉：由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以优势兵力进攻长沙，彭德怀己率领红三军团于八月六日退出长沙，正在乎江县的长寿街及其附近转入防御。何键率领十团以上的兵力主向红三军团追击，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率领四个团，孤军突出地盘踞在浏阳县的文家市和孙家段一线。朱德。毛泽东立即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决定乘戴斗垣部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奔袭文家市歼灭该部。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作战命令，指出：“何键残部约有兵力三团，盘踞文家市（约两团）、孙家缎（约一团）之线，文家市与孙家段之间之青江，亦有敌之联络部队。”
“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22)命令规定全线总攻击时间为八月二十日拂晓。
次日，红一军团根据朱德、毛泽东的部署，兵分四路迅速进入阵地。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戴斗垣根本没有发现。八月二十日拂晓，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向文家市发起总攻击，一举全歼戴斗垣旅的三个团又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击毙戴斗垣，缴获步枪一千四百支，水机关枪二十挺，手机关枪和轻机关枪等十七挺，驳壳枪一百余支。这次战役使红一军团得到相当大的补充。这是红一军团自长汀回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战果比樟树战役大得多。
文家市大捷后，朱德、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三日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到达水和市，同由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一万五、六千人胜利会师。这是朱德、毛泽东第三次同彭德怀部会合。
由李立三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此时仍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
八月十日，在给长江局的信中，严厉指责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并称：“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进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在必要时，即使未下沙宜，亦应超沙宜攻汉阳；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23)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立即举行两个军团前委的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24)联席会议决定由这两个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共三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
还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三十五人为委员。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对于实现集中兵力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中也提出：“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25)九月，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朱德为候补中央委员。
联席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第二次打长沙的指示时，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26)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朱德一向顾全大局，他的意见既被否决，只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中央指示和联席会议决议，率领部队再次去攻打长沙。
八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指出：“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拟于明日（二十五号）由现在地出动”(27)。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分途向长沙开进，经过四天急行军，各路红军于八月二十九日先后进抵长沙东南近郊，对长沙城取包围态势，当红军向长沙推进的时候，何键率领三个旅于八月二十八日由浏阳退回长沙，同原来留守长沙的一个旅会合。此外，又增调其他援军进入长沙防守。他们修筑了欧式的重层配备的防御工事，碉堡、壕沟和电网等共有八、九层之多，还有飞机、军舰作掩护。
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深知，红军的长处是野外作战，尚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如果硬攻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准备将敌军诱出工事，逐个加以消灭。八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长沙敌军仍依据工事向我顽抗中”，“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28)朱德站在长沙城外的一个山头上指挥全线作战。他几天几夜没有睡眠，但仍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九月一日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二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三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其中陶广师的两个旅由猴子石出击，被红一军团驱至湘江边，大部缴械投降；陈光中旅由大托铺偷渡，被红四军迎头痛击，败退易家湾；公秉藩师一部和王东原、罗树甲，彭信仁旅，被红三军团击溃。这次激战中，共歼敌两个旅，虽然取得胜利，但未能攻进城去。九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全线攻击，连续冲锋四、五次，仍未攻入长沙。
这时，朱德、毛泽东对战场态势进行分析，认为已发起两次总攻击，虽然歼灭一部分敌军，但未能攻克长沙。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己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于是，他们在易家湾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说服全军领导干部主动撤围。这时，从长江局的来信中又得知，国民党张发奎军已开到湘潭。朱德、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时机，以先去湘潭消灭张发奎军、再取长沙为理由，在没有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决策，于九月十二日发布撤围长沙转移到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
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率领部队分途向江西进发。九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会后仅在三天内，就有一千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工作，说明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
回师江西，攻取吉安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可是，中共中央却命令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也不赞成攻取吉安的计划，要求按照中央指示回头再打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在部队由湖南回师江西的途中，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争论。
朱德后来回忆说：“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29)异常紧迫的客观形势要求红军内部尽快结束这场争论，统一思想。否则，数万红军行动方向不明，迟疑不决，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九月二十八日，红军进占袁州。第二天，总前委在袁州城内举行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黄公略、蔡会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膝代远、邓萍、张纯清、吴溉之、袁国平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已争论数日而仍未解决的行动方向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还是打南昌、九江的问题。
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和朱德坚持按原计划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干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张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并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30)毛泽东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并对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进行比较，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却无把握。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和毛泽东一起做说服工作。彭德怀后来回忆道：“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31)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吉安。这次会议使红一方面军又一次避免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
根据袁州会议的决定，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命令红一军团于次日拂晓由袁州到阜田集中，按原计划攻取吉安。红三军团按原计划经新余向临江一带开进，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的警戒任务。
这天晚上，当部队正在束装待发的时候，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八月二十九日的指示信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
当晚，毛泽东同周以栗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最后周以栗被毛泽东说服了，同意改打吉安。
十月二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由阜田出发向吉安推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几万红军神速地赶到吉安城下，把吉安严密围祝可是，红十二军经安福向吉安前进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伍中豪中弹牺牲。
朱德异常悲痛，若干年后，他谈到这位先烈时，还沉痛他说：伍中豪同志是黄埔军校学生，英勇善战，忠实于革命事业，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32)
吉安城守军约四个团，其中正规部队只有邓英师的不足三个团，分别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岭一线，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内还有江西省警察大队一个团。
十月三日午后二时，朱德、毛泽东在山前总部向红一军团下达总攻击命令。
命令部队“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晓前夺取吉安城。”命令中还明确规定：“进城后各官长士兵，须格守纪律，不得乱拿东西。”(33)十月四日拂晓，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天激战，邓英见红军势大，不敢死守，在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率部从赣江乘船逃走。午夜一点钟左右，红军攻人吉安城内。朱德也很快进入城内。以后，朱德回忆道：当时，因吉安周围的苏区有很大发展，所以，各地土豪都集中在吉安。到深夜一点多钟进城，土豪一个也未跑掉。红军一打就打到邓英的司令部，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土豪家里。我们先把他们统统看起来，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捉光了。这次的确筹到了足够红军使用的军费，为以后第一次反“围剿”准备了经费。(34)“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命令部队要严格执行。”(35)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围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手举红旗，兴高采烈地涌进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贫苦群众也纷纷走向街头，欢迎红军入城。十月七日，朱德出席在吉安县城中山场召开的有二十万军民参加的庆祝胜利大会。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等五十三人为委员。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他说，我们工人农民，我们工农红军，要打他几十个州县，打天下嘛！(36)他的讲话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十几天内有一两万工农群众要求参加红军。朱德亲自出城会见他们，向他们讲述参加红军打天下的意义。红一军团在吉安“补增了新兵八千”(37)，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赣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过去地方工农武装虽曾八次攻打过这座城市，都没有攻克。这次打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对开展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十多年后，朱德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到吉安视察工作，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挥笔写下《忆攻打吉安》诗一首：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
红军速到声威震，
一充名城赣水红。(38)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对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产生过不良的影响，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等的坚决抵制，影响并不大。苏区和红军仍不断向前发展。一九四五年，朱德这样说过：“由于立三路线历来对苏区和红军不重视，后来看着红军的发展，虽一再强迫命令，企图利用红军作为其城市暴动投机的工具，但在各苏区或遭着顽强抵抗，或在执行不通时，即迅速掉头。因此，立三路线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影响并不大，而各苏区和红军是一贯站在六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者注）精神之下，正确地执行了和完成了其发展革命的任务。”(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