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毛泽东预计到国民党方面的进攻不会放松，立刻着手准备第二次战争。但蒋介石有了第一次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军事布置上相当审慎。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他们为了实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①的计划，除参加第一次“围剿”的兵力外，又向江西增调十多万军队，共有二十万敌军云集在中央苏区周围。
四月一日，国民党军队分为四路，分别由蔡廷锴、王金钰、孙连仲、朱绍良指挥，构成一条从赣江到福建建宁的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推进。同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鉴于第一次“围剿”时因轻率冒进而遭到惨败的教训，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由“长驱直人”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这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甘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第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②二十万敌军压境，形势十分严重。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比第一次反“围剿”时还少一些，只有三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第二次“围剿”呢？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意图，是想从南、西、北三面向东推进，把红军推到东海边，然后一举加以消灭。
针对对方这一战略意图，朱德，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采取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打法，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找敌方在行进中暴露出来的弱点打，各个击破。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这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上次大得多，要实现这个任务自然就更为艰巨。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由中央苏区北部边沿向南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引人中央苏区腹地，寻机歼敌。
这时，由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四月初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到达前不久，三月间，由项英主持在宁都的黄陂曾召开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决议，中央代表团来后，四月十七日在宁都的青塘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作为上次会议的继续，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朱德作为中央局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传达讨论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会议决议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但攻打长沙后，“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决议又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③。
但当时最紧迫的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因此，在中央局扩大会议后，立刻召集了几次由中央局委员和各军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会议。在第一次讨论时，“当时大多数同志以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及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我们此时主要的是如何退敌。所以当时的策略是‘分兵退敌’。那时认为我们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当时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④“项英提出‘牵牛’的方针对付敌人，即红军将敌引出革命根据地外打击敌人。”⑤还有人根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中所说的“为着保全红车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⑥那句话，提出必要时可以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并且以斯大林曾说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作为他们主张的依据。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过了几天，苏区中央局又召集第二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这次，多数人赞成毛泽东、朱德的意见。认为现在马上分兵不好，应该先同敌军打一仗，然后再考虑分兵问题。会议还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在中央苏区打。这样，打还是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先打敌军的哪一路？对这个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玉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⑦朱德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也主张先打在西面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因为它是蒋介石收编的杂牌军，同蒋介石有矛盾，实力较弱，内部也不统一。
它又是北方军队，不善于爬山，在南方作战水土不服。如果先打这一路，各方面条件都对红军有利面对对方不利。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后，多数人接受毛泽东、朱德的主张，决定先打王金钰部，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以击破这次“围剿”。
朱德后来回忆起这次会议的情景时说：最后我们决定打。当时敌人的夹夹形的阵势，像螃蟹螯似的已经形成。我们先打敌人的哪一股呢？大家相当有些争论。我们主要是先拣弱的打，一找就找到了北方军队王金钰部。⑧这个正确决策对以后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即于四月十九日下午五时，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准备先打王金钰部的命令，指出：“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的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歼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⑨命令下达后，各军急速向吉安东南的龙冈、上固地区集中，四月二十三日全部集中完毕。接着，朱德、毛泽东又命令部队从龙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移驻距东固二公里半的做上。东固以西离王金怔部进驻的富田只有二十公里。因为王金任部在富田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如果硬攻，就得打攻坚战，这对火力不足的红军是不利的。因此，朱德、毛泽东决定在东固一带长时间地秘密集结，耐心等待，继续“诱敌深入”，在王金钰部脱离他们的坚固工事后再在运动中待机歼敌。
事情看起来真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为什么红军三万多人能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达二十多天而不被对方发觉？这同东固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群众条件有关。东固地处中央苏区腹地，在五个县的接壤处，离各县县城都达五十多公里。周围丛山峻岭环抱，只有五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可以通往山外。山内土地肥沃，盛产大米等物品，有二百九十多个村庄、一万五千多住户。这里又是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九月党组织领导并发动了东固暴动，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是在这里产生的。经过土地革命，群众觉悟很高。红军主力到这里集中后，又采取了严密的封锁和保密措施，因而能有可能做到大部队长期在此埋伏而消息不致外漏。
在东固待敌期间，朱德于四月三十日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对作战方针再次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比前几次会议前进了一大步。参加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⑩
会议一致肯定了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还通过了毛泽东、朱德精心制定的整个战役中连续作战的方案。
但是，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时间内集中隐蔽在东固这个不大的山区内，毕竟会带来严重的困难。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包围和进攻，实行经济封锁，大肆抢夺粮食，恣意破坏生产，使中央苏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三万多红军集中在东固地区，缺乏足够的粮食供应，生活非常艰苦。尽管东固地区的人民群众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自愿地拿出来支援红军，但毕竟因人多粮少，不能满足红军的需要。当时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的陈伯钧有一段回忆：“那时正是五月份，粮食少，吃饭都成问题。东固的老百姓把所有的粮食都接济了我们。我们也上山采笋子，下田拣田螺，生活很苦。”“我们一个司令部只有两盏灯，师长、政委一盏，作战科一盏，就是这样过日子”(11)。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没有因为自己是总司令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是和广大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他回忆说：“我们住在东固很苦，没有粮食，就拿笋子来充饥。”(12)当时在红三军任第二十六团团长的李聚奎曾回忆起：“朱总司令组织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前来我团参观，由于缺粮食，我们不知用什么来招待这个百余人的参观团，只好发动大家一边挖工事，一边拔竹笋摸田螺，把仅有的一升多米掺上竹笋、田螺煮来请大家吃。我盛了一碗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还说蛮好吃。实际上那有什么好吃呢，百余人一升米，又冇油又冇盐”。
为了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朱德、毛泽东于五月五日发布《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指出：“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举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担任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碍作战及警戒外，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住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并强调说：“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务，如能按期作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决不能妨碍作战。”
(14)
五月八日，项英、毛泽东、朱德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节省经费的训令》，对节省经费作了具体严格的规定：伙食费“从即日起每日吃两餐，只发伙食费八分。柴自己采，菜自己采一部分。”“每个机关每月从三元起至八元止，按照至低限度的需要开支。总司令部不得超过八元。除上列规定外，过去各种开支，如挑伕费、药费、交通费、侦探费等项一律停发。”(15)朱德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但他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他经常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次在总司令部干部会议上动员说：“同志们！不怕敌人多，不怕没饭吃，只要我们团结努力打敌人，一打出去敌人就会送来大米白面！”大家一听都振奋起来，说：“总司令说有办法还怕什么。”(16)朱德的讲话鼓舞了大家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
红军在东固一直等了二十多天，仍不见王金钰部有离富田东进的迹象。
这时，不少红军指战员因求战心切而产生了急躁情绪。朱德经常深入部队，说服大家耐心等待，说明敌人是会东进的，战机很快就会到来。
事情不出朱德所料，等待已久的战机终于来到。对方沉不住气了。五月十二日，得到情报说，王金钰部的右翼部队第四十六师一个旅和第二十八师，正由富田出发分路向东固进犯。当晚十时十五分，朱德、毛泽东向全军断然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敌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17)正在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于五月十四日黄昏时分又截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驻在富田的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师部电台同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通报时，用明码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18)他们以为红军和过去一样还没有无线电台，所以敢于大胆地用明码谈话。台长王诤立即把这个重要情报报告总部。与此同时，朱德、毛泽东还获悉：王金钰部的右翼部队正分两路东进：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沿中洞向东固攻击前进。
从富田至东固相隔二十公里，只有两条大道相通，都有一段是险峻峭拔的山岭问的隘路。
朱德、毛泽东在掌握王金钰部已经东进的确实消息后，立刻商量歼敌方案，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钻牛角尖”，即：红军主力从北面的郭华宗师和南面的蒋光鼐、蔡廷锴部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中隐蔽西进，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敌军后背，消灭王金钰部的第四十六师和第二十八师。五月十四日下午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击宫田敌军的命令。
“牛角尖”能不能“钻”通而又不被对方发觉，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五月十五日拂晓，各路红军按照毛泽东、朱德的部署开始行动。毛泽东在半夜来到从中路正面迎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找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进一步调查西迸路线情况。经过调查，发现在东固至中洞大道南侧，还有一条过去不知道的小路。毛泽东立即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包围公秉藩师的右翼。这一改变，对歼灭该师具有重要意义。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等率领总部部分人员登上东固至中洞大道北侧的白云山，因为时间紧迫，毛泽东只能在一个小镇上留下字条，将这一改变通知朱德，并要朱德率领总部也上白云山。但朱德因为还不知道红三军已改变西进路线，在这天拂晓前仍按原计划率领总部由东固做上出发，沿东固通往中洞的大道向西行进。当到达白云山下时，同正在东进的公秉藩师的先遣部队遭遇。朱德立刻命令作为总部警卫部队的特务连，在林木丛生的山坡上进行阻击。公秉藩部先后以三个营的优势兵力猛扑过来。朱德指挥特务连且战且退，引着敌军向前走了二里多地。毛泽东在白云山上听到山下激烈的枪声后，立即指挥部队从山上扑下来，把追敌击退。朱德和毛泽东一起登上白云山，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担负中路的红三军已沿山间小路进到中洞南侧，在草丛密林中隐蔽前进。因为红军行动秘密，苏区人民又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得不到一点军事情报，始终没有发现红军主力的踪迹，误认为红军主力还远在宁都地区，便大胆地向东行进。当公秉藩师的后尾部队全部离开中洞后，红三军突然从高山上猛压下来。公秉藩师刚从北方调来不久，很不适应南方的山地作战。红军这一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使公秉藩师霎时间乱成一团，四处逃散。到下午四时许，歼灭公秉藩师大部。
与此同时，左路的红三军团也迂回到固肢，消灭公秉藩师的兵站，并于当天夜间从侧后攻入富田。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全部被歼。师长公秉藩被俘，他知道红军宽待俘虏，便混在俘虏中领了三元银元跑掉。副师长王庆龙被击毙。次日上午九时，红三军也进入富田。
多少年后，公秉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五月十六日早晨，我和平常一样，清晨运动完毕，率师直属部队从固肢圩出发。”“后方各地都平静得和水一样”，“沿途看不见什么征候”。上午十时抵达山坑，突然“在一声炮响下，步枪、机关枪齐发，山鸣谷应，响彻云霄。正在行进中的部队被打乱了，有的人马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横倒竖卧在山路和两旁的田地上。尚未死亡的官兵乱成一团，莫知所措。”“一个一万多人编成的师，一下子就被歼灭光了。”(19)右路的红四军、红十二军，在追击中，又将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一个旅大部歼灭。五月十六日，各路红军在富田胜利会合。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富田战斗胜利结束。
五月十九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向白沙猛烈追击，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乘他们军心恐慌，士无斗志，将郭华宗的第四十二师一个旅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残部全部歼灭，共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
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战斗——白沙战斗胜利结束。
白沙战斗结束后，朱德、毛泽东按原定计划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向东横扫。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六师正奉南昌行营命令由南团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五月二十一日，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到达中村。五月二十二日拂晓，红军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分两路包抄中村，全歼该先头旅，重创高师师部。其余残部向乐安溃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立刻命令李松昆的第二十五师于五月二十三日由东韶撤往宜黄。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战斗——中村战斗胜利结束。
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于不便随军行动而留住龙冈。为了更好地指挥前方作战和做好战地地方工作，避免因事事需要请示中央局而贻误战机，五月二十四日在南团重新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朱德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国民党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所属胡祖玉的第五师、毛炳文的第八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开始由头陂等地经广昌向南丰撤退，五月二十四日深夜，朱德、毛泽东命令全军于次日向东急进，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占领南丰城。随后率领总部于五月二十五日到达宁都和广昌交界的洛口圩严坊村。当晚八时，朱德在严坊村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分析了敌军的动向，指出：“毛（炳文）、许（克祥）部二十三日早由洛口退，到二十四日午后才退完，估计敌人今日可在广昌、头陂一线集中，头陂之敌明天或许可集中广昌城。”“头陂敌人（毛部一师）有退却形势，我们以第一军团去打他，是可以击退他的，但三军团还是在吴村，如果我们打下头陂，追到广昌，则三军团相隔百里，赶不上增加（援），不易消灭敌人。因此，我们有集中两个军团全力去打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的必要。”(20)会议最”后决定，全军于二十六日开到广昌县城西北面的苦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
五月二十六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苦竹后，得到情报说，在头陂的毛炳文部已向广昌撤退，广昌城驻有国民党军队三个师，有向南丰退却之势。当晚八时，朱德在苦竹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再次讨论：是按原计划先攻占南丰，还是改为先攻占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因此，我们应先夺取广昌城，击退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取得二次战争更好的胜利形势，然后猛追该敌，逼他放弃南丰城，使我们以后筹款工作更加容易。”(21)会议决定，次日开始进攻广昌城。
五月二十六日清晨，细雨濛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冒雨直逼广昌城下，从北、西、南三面发起猛烈攻击。国民党军队凭借城外山头上的坚固工事，阻击红军的进攻，掩护主力向南丰撤退。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每个山头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朱德和毛泽东登上城西面的乌石岗，在这里指挥战斗。晚上九时，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攻进城里，全歼城内守敌，夺取广昌城。
这次战斗，因国民党军队大部向南丰逃走，只歼灭胡祖玉的第五师一个团，师长胡祖五在城墙上视察阵地时被击成重伤，不久死去。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战斗——广昌战斗胜利结束。
广昌战斗前，何应钦、朱绍良曾把驻守福建建宁的刘和鼎部第五十六师调到安远策应广昌。广昌被红军夺取后，刘师匆忙地从安远撤回建宁。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朱德在广昌城北的沙子岭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讨论红罕下一步行动问题。会议认为，因通往南丰城的桥梁已被破坏，此时如向南丰追击逃敌已赶不上。“在战略上和形势上，我们都应追击刘和鼎，先他夺取建宁城，以便以后的筹款。”
(22)
会后，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三军团、红十二军主力，日夜兼程向东急进，直指建宁城，刘和鼎师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来到建宁城下，毫无戒备。五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趁敌不备，指挥红军从建宁城背后突然发起攻击。又命令一个师迅速渡过建宁河，从建宁城前面包抄。“刘和鼎在建宁城内无路可走，带了两个马并在河边抢了一只船，准备顺流而下。但由于自己不会驾船，同时水急滩险行不多远以及红军集中人力的射击，结果小船撞碎在岩滩石上，刘是在落水时，被马并们抓住腿，倒拖到岸这边来的。”(23)战斗进行到当日黄昏，共歼敌三个多团，夺取建宁城，缴获大批西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战斗，也是最后一个战斗——建宁战斗胜利结束。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打得痛快淋漓。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一方面军，从五月十六日到三十一日，短短半个月内在由西至东的八百里战线上，“横扫千军如卷席”(24)，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共歼敌三万多入，缴枪两万多支。此外，还缴获粮食、西药、电台、弹药等大量军雨物资。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了。
朱德后来说：“这一仗打下来是一个大的胜仗，可以说是三次‘围剿’中间最大的一仗。缴获非常之多，被打垮了的也多，有些是自己根本就不情愿打，自己就垮下去了。王金钰还是满清时编起来的陆军旧队伍，在作战中间捉了无数的俘虏，但都大批的放出去了。”“北面很长的一线，由吉安到建宁，都打垮了。”“这时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战争。”(25)中共中央在同年八月的指示信中，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也给予很高的赞扬，说：“一、三集团（军）二次冲破敌人的‘围剿，，十四日之内转战四、五百里，战败敌人在八师以上，这种伟大的胜利，是无可比拟的。”(26)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气焰。国民党各路军队被迫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
在这个时期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三月一日，蒋介石突然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四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为此事弹劾蒋介石。五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唐绍仪、孙科、许崇智、古应芬、李宗仁、陈济棠等，在广东又成立一个“国民政府”，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粤系军阀还准备进兵湖南。蒋介石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惨败和国民党内部反蒋声浪的高涨，“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大骂其部属无能，不禁痛苦失声。”(27)六月二日晚，朱德在建宁城外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分析打破第二次“围剿”后的形势，认为蒋军各部现已退出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暂时转入战略防御。两广的反蒋军队正准备进军湖南同蒋军作战。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8)红一方面军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转入战略进攻。基于这一分析，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进攻分三期进行。
会后，朱德、毛泽东按照会议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实施第一期工作计划，指挥主力部队向北推进到宜黄以南和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的闽赣边境，在这些地区积极开展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筹款等各项工作。
但不久就发现蒋介石有对两广军阀取守势而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的可能，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及时地改变原有部署，决定红军主力向东推进到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开展工作。因为这一地区地势偏僻，受敌人威胁较小；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有款可筹，一年以内不愁给养；群众很多，可以扩大红军。六月下旬，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开进这一地区。
在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分兵在赣东、赣南、闽西、闽西北的广大区域内，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大量给养和经费，整训军队，组建新部队，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朱德等坚决从实际情况出发，毫不动摇地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一九四四年，朱德在总结这次胜利的经验时说：“一九三一年五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有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