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东南的达维一带，同从岷江地区西进的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经过八个月万里征战、历尽艰难困苦、有三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同有八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夹金山下一片欢腾。
六月二十五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迎接从杂谷脑（今理县县城）前来会见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当天，举行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在大雨滂沱中，朱德和张国焘先后讲话。
朱德在讲话中热情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张国焘的讲话语气傲慢，流露出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说：“这里有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①，这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阴影。
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第二天，即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松理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朱德等都发了言。朱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②。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③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在两河口时曾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④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准备趁国民党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坚决地攻占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刻率领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仓德梁子）等几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七月十六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
从懋功北上后，环境十分艰苦。这不仅因为雪山连亘，雨雪无常，道路泥泞，自然条件恶劣，而且因为这里是藏族区域，没有多少做买卖的，藏民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恐吓而大多藏匿起来，部队粮秣得不到接济，连两餐青稞、养麦、红薯也难以为继。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上一顿，也只能吃个半饱，或者以野菜充饥。成仿吾回忆说：“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组织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把大家吃过的野菜都挖来，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解决了不小的问题。”⑤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沟谷地带，七月中的青稞麦已呈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由于部队已近绝粮而又遇不到当地居民，红军总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进行十天割麦，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去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还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⑥可是，在一方面军出发后，张国焘却迟迟不指挥四方面军北上，他在两河口会议上虽曾表示同意北上方针，但看到红一方面军兵力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在会后又致电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⑦并要求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⑧，唆使他的追随者致电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企图将红军置于张国焘的控制之下。
红军总部在七月十日到达芦花后，见四方面军没有跟上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⑨。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七月十八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⑩。二十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将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并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这时，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在芦花开会，听取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对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朱德在发言中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11)。
但张国焘却在暗地里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而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有少数人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错误地提出“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批评，还公开写文章抨击，这也引起了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这些复杂的情况，使朱德对两军会合后的团结问题感到忧虑。
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同四方面军指战员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地以诚相待，因而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徐向前回顾当时的情况说：“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12)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经中央批准，原在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月底，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这时，敌情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蒋介石调往川北堵截红军北上的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中，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薛岳部和川军也从东南方向压来。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时机贻误，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八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三日，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十几天后对编组又作了一些调整，规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北进，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在准备北上时，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四日至六日在毛儿盖以南不远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13)。同时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遥朱德在发言时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14)。
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这以后，朱德同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暂时离别。要同张国焘共事，朱德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后来曾回忆道：“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两河口去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15)朱德与党内同志共事一向以宽宏大度、谦虚礼让著称，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一贯是目空一切、专擅用权，在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便尽力排斥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而以个人意志挟制总部领导，进而同党中央对抗。
朱德和张国焘率总部去左路军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16)但张国焘仍坚持西出阿坝，甚至提出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夏挑战役和以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17)，它正好适应敌人希望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睡地区的需要。《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会后，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进入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随右路军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几次致电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向夏、洮、岷前进。八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攻占包座，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候左路军的到来。
朱德指挥左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攻占阿坝，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部队在阿坝延宕不动。在党中央和右路军一再催促下，八月三十日，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二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
部队在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这条河本来很浅，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它却被张国焘用来作为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会合的借口。他独断地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18)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潘开文后来回忆道。
噶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噶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蹚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19)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陈明义回忆道：“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20)
张国焘置朱德、刘伯承的反对于不顾，重新布置左路军的行动。九月五日，他在由噶曲河返回阿坝的途中，电令正要北上的第二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那几天，等待在巴西的党中央几乎天天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矛盾的办法。
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朱、张，说明“胡（宗南）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21)。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又在九月八日以“朱、张”名义致电徐、陈，要右路军准备南下。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向左路军发出电报，电文如下：朱、张、刘（伯承）三同志：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炉，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接到中央电报后，朱德力主左路军应该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张国焘只得在九月九日单独用个人名义致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他的南下主张。中央当天回电：“陈谈右路军南下的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22)九月十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况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一、三军先行北上。十一日抵俄界后，又致电张国焘，指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23)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竟于十二日亲拟电致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一、三军“速归”，“南下首先赤化四川”(24)。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在朱德过去的生涯中，曾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两大红军主力会合整整三个月后，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还有由八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25)。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26)会场气氛更加紧张。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看到一部分人这样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挺身而出，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27)这一来，把一些人的攻击目标转移到对伯承身上。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常阿坝会议没有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28)有一次，张国焘等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29)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九月十七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于十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乎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30)
为了扩大伪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31)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32)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同志都关心他们，张国焘终于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中，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有了同部队接触的机会，就来看望这些指战员，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在五军团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的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
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33)随左路军行动的总政宣传队也被迫跟着南下了。刘志坚和李伯钊不知怎么办好，先后冒着危险去探望总司令。朱德对他们说：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上豪分田地，主要是缺少政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34)由于朱德的引导，这些原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到部队下层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就是一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那些坚持原则、反对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朱德很为这种情况忧虑，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朱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35)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把他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立刻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36)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抢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让彭绍辉“回去吧”(37)，使彭幸免于难。
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二十多个掉队人员，给他们强加了一个罪名：“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
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又是由于朱德的制止，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被抓的二十多人也回到了五军团(38)。
受到朱德保护而免遭不测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总卫生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
十月中旬，南下的红军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那时，张国焘渐渐觉得南下后没有办法，打不开局面，没有出路了，消极起来。朱德就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和徐向前等一起指挥作战。徐向前回忆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川军打过交道，对军阀部队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说：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朱总司令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刍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39)。
经过多天的战斗，红军连克绥靖、崇化、丹巴、抚边、达维和懋功等地，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五个旅又两个团，毙俘敌三千余人，取得南下初战的胜利。
十月下旬，红军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邓（州）、大（邑）”战役，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朱德缜密地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经验，作出战略战术上的指导。
他先后撰写了《绥崇丹懋战役中我左支队二十七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夹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康沪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迫击之失败》、《雪山老林的战斗》、《搜获俘虏之疏忽》、《对防空应注意之点》等文章。
在《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现存有手稿）中，他提出隘路战攻击时应注意之点：先头团要选战斗力强的，火力要强；要用迂回包围；侧击截断敌人退路，才能消灭敌人，并可使守敌动摇；突破敌人隘口时要猛烈追击，使敌人不能节节抵抗；遇某一要点或工事不能打开时，可以派队包围或监视之，大部队可绕路袭取敌后。
在《康沪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一文中，他从部队已打出川西高原山险隘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这次战役在战术上应和绥崇丹懋战役有所不同，地形较平坦，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多是山地、隘路。作战形式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但红军一般的战术原则，在这种地形上也是适用的，即集中兵力打敌人的弱点；机动地寻求打运动战，而不是被迫硬攻堡垒；即使打城市和打堡垒，也必须在野战中击溃敌人，再乘胜直追袭取之，或是在夜间或是在拂晓时发动袭击，并须注意对付敌人的阵地反击。
《对空防御应注意之点》一文，针对部队进入开阔地形条件作战、蒋介石投入大批飞机参战的情况，强调要加强防空教育，指出：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拜物教主义者，绝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又要承认敌机确有杀伤威力，要研究采取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和具体措施，不应该空喊不怕，那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文章对如何组织对空射击、对空侦察、对空隐蔽和伪装、疏散队伍及战斗中应注意之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红军迅速翻越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击溃杨森部、刘湘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共十七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蒋介石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薛岳部两个军迅速参战，刘湘也指挥川军主力倾全力扼阻红军向川西平原推进，在遭红军进攻的名山、邛崃一带集结了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的兵力，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
南下作战一路告捷的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十一月十六日，在攻占邛崃、名山之间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后，遇到优势川军反扑，仓猝地展开决战。这是一场异常剧烈的恶战。川军由六个旅增加到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接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来。百丈一带地势开阔，无险可守。红军指战员浴血坚持了七天七夜，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出百丈地带。这一仗，虽然毙伤国民党军队一万五千多人，红军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
百丈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这以后，他们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重兵相持。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拒，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下来。红四万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经过几个月的苦战锐减到四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是一个转机。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40)。
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刻里，朱德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立场，又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始终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以取得进行说服教育的可能。以后，当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去同中央会合时，他对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