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仍保持着电报联系。
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十一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迅速扩展，民族危机急遽深化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消息，都使处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强了他的斗争信心。
毛泽东到陕北后不久，曾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①。这番充满深情、信赖和期待的话，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②。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③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然而，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这是朱德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
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④。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⑤，不敢把事情做绝。
“转圜”的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他是在这年十一月回到陕北的）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来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煮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⑦。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进退两难，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陕北，要求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⑧中央回电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⑨从这时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在军中的处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月初，战局对四方面军发生更不利的变化。国民党以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经过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朱德率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在战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总不断向朱总司令汇报敌情及我军情况，亦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持拼消耗了，而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⑩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正在这时，又接到中央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1)，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二月中、下旬，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康北地区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前进路上，首先要翻过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三千多米高的夹金山。翻越这座雪山，对四方面军来说，是第二次，对朱德和原一方面军的部队来说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翻山是在夏、秋季，这次却在隆冬时节，当地有“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歌谣。然而，五十岁的朱德率领红军不仅第三次征服了这座雪山，而且在向道孚进军中，又翻越了“万年雪山”党岭山。
党岭山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
当地藏族人把它奉为“神山”，在隆冬时节更没有翻越的先例。朱德却率领着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向着它挺进了。
部队迎着风雪，向直插云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喘不过气，头晕脑涨，四肢无力。到山顶时已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加上风雪弥漫。就像傍晚一样昏暗。接着便是漫漫长夜，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多少战士被暴风雪吞噬。但几万红军依然相互搀扶着越过了这座雪山。徐向前回忆说：“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12)。
翻过党岭山后，红军在三月一日占道孚，十五日克炉霍。到四月初，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现新龙）、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朱德率领红军总部驻在炉霍。
康北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域辽阔，但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对部队的生存发展都极不利。红四方面军原来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在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为了策应他们北进，红四方面军改变原有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
这一改变，是根据朱德的意见作出的。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仍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台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13)。三十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以尽力策应”。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14)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
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同志（二、六军团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谈起过这次决策的经过：“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同时，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5)。
这中间，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几乎使原来的决定发生改变，多亏朱德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才使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二、六军团北上的决策没有动遥当时，张浩曾来电，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16)。
这个电报，曾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17)为了这个目的，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地区等待了整整四个月，这是异常艰苦的四个月。
曾亲历其境的老红军回忆说：“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
“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18)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四月一日，朱德领衔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此后，全军就在“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迎接二、六军团”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开展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筹集粮食和御寒物资等工作。
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四月，春天已悄悄来到高原上。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正等待着耕耘，就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胞把地种上。他在动员大会上讲，“俗语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不能！这一季种不上，藏胞们将来吃什么呢？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19)。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在田间一起干，把许多事留到晚间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疑雾逐渐消除了，炉霍镇重新喧腾起来。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红军在藏族地区执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他们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波巴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
全国解放初，格达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去西藏做地方政府的工作，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后来在昌都圆寂。
四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
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20)同时，电令已奉派南下雅江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西出理化（今理塘），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
由于同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己指日可待，四方面军便加紧北上的准备工作。部队精简机构，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力，全军经过整编后辖六个军约二十八个团。为了在北上途中侦察道路、对付敌军骑兵的袭击，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由许世友任师长。骑兵师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举行阅兵式。朱德在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顺利北上同陕北主力红军会合作出贡献。
北上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装备。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组成粮食委员会，筹集粮食和牛羊。
但当地物产贫瘠，征集到的食品仍很有限，因此，要严格控制部队在康北期间的消费，分配给每个指战员的粮食每天只有几两，不足的部分要靠野菜等代替。朱德自己领导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有老农和医生，由他亲自带队，从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二十几种可食的野菜，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各连队还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
对御寒物资的准备，当时在总部供给处工作的杨以山回忆道：“总司令对我们说：不仅要学会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学会同雪山草地这个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革命才能胜利。
他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御寒问题。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们供给部门来，手里总是捻着毛线，一边捻，一边亲切地给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21)在朱德的带领下，经过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为了活跃部队生活，红军总部在纪念“五一”和“五卅”这两个日子里，举行纪念大会，并由朱德倡议，举行了运动会、展览会。运动会上，最别出心裁的项目，是朱德提议增设的烧牛粪比赛，这也是为过草地所做的必要训练。朱德在运动会上讲话时说：这次运动会是对我们的思想、意志、军事、生活等方面的一次大考验、大演练、大检阅，同志们都做得很好。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是钢铁的红军，是永远打不败、压不垮、拖不烂的(22)。
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的部队抢占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会合业已在望，朱德立刻召集会议，布置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这时，党中央也在五月二十日来电，表示对他们“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23)，这使朱德感到欣慰。张国焘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他的分裂活动终告失败。
这时，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的时机也很有利。六月中旬，党中央根据两广事变发生后胡宗南等部被调南下、甘南地区敌军空虚的形势，来电指出：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时，“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24)。二十五日又来电询问：“兄等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
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同时说明：“胡宗南业己南调，空军亦大部调去。兄等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25)四方面军在六月二十五日作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迅速北进，乘虚出岷州地区的决定。六月二十二日，沿雅砻江北上的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带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拢朱德从炉霍赶到甘孜，前去普玉隆迎接。三十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也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又前往迎接。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伪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又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真象，朱德同二、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他同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前来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26)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27)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张国焘答应把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编到二、六军团一起行动。二十多年后朱德回忆起这事时说：“后来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28)七月一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天，党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29)。
会师后，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辖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约一万六千余人。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参加这次盛会的老红军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艰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激情？”
“总司令迎着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和无数兴奋激动的笑脸在主席台上出现了。他个子不高，不像我想像中那样高大、严肃，稍稍有些黄瘦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他向全场巡视了一下，用响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总司令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记在全体指战员的心里。”(30)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说明中央来电要二、四方面军趁甘肃敌方兵力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李先念率先头部队已开始行动，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路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一部署。会议决定，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实现“迅出甘南”的计划，七月一日，朱德从甘孜致电在炉霍的徐向前，要他率领中路纵队立即出发，“迅速向松潘前进，勿失良机”(31)。三日，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七月中旬，右路纵队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北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三路纵队先后通过茫茫草地，在八月上旬到达巴西、包座地区。这次北进，对于第一次过草地的红二方面军来说，困难自然很大。朱德清楚这一点。他经过噶曲河时，见红四方面军的兵站正给各部队分发新缴获来的牛、羊，便对大家讲：同志们，谁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后面，那就更苦了。沿路的野菜都被前边部队吃光了，他们连野菜都吃不上。所以，总指挥部决定，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全给二方面军留下。他把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也牵来交给兵站，嘱咐兵站负责人说：“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
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四方面军后卫和二方面军几万同志的生命啊！”(32)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八月一日，毛泽东等得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走出草地、占领包座后，来电表示“无任欣慰”，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33)同一天，朱德等回电中央，说明“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桃、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并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34)八月三日，党中央复电朱德等：“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35)
八月五日，朱德和红军总部制订《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将四方面军分成第一、第二纵队，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洮、西地区；以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策应第一、二纵队。大军随即由川北挺进甘南。八月九日抢占进入甘南的天险腊子口，十日攻克哈达铺，接着在一个月内先后攻克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以破竹之势横扫甘南，岷州也处在红军的包围之下。红二方面军则由哈达铺向礼县、西和、成县、徽县、两当、略阳一带发展。这时，党中央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令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征军，在聂荣臻、左权率领下，西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三个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九月初，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大道，隔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通路。
根据情况的变化，朱德等在九月十三日致电中央，提出“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36)的作战建议。毛泽东等同日回电说：“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垄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西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指马鸿逵部）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
(37)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等再次来电指出：“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38)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毛泽东等接连来电，说明敌情，要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将被截堵隔断，并说明一方面军已派第一师向隆静大道北侧运动，加以策应，“机不可失，千祈留意。”(39)在不断接到中央来电的同时，朱德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等商量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力主按照中央要求，迅速北上至垄静线。张国焘畏胡宗南部如虎，又看到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就打算改变主意，主张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同意迅速北进，实现同一方面军的会合。
九月十六日开始，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西北局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主要是讨论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西北地区的地方工作等问题。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时，朱德说：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它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们要马上执行，并进行传达和教育，使大家对此都能有所理解。(40)每天会后，朱德都同张国焘争论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陈昌浩也站在朱德一边，双方总是争论到深夜，会议开到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
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成员赶到张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41)
九月十八日晚，朱德和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向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42)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要求各部带四天干粮，极力轻便伪装，尽量采取夜行军。同日，将这一作战计划电告中央。
岷州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赶到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朱德回到红军总部部署各部队的北上行动。二十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告诉他们：“甲、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乙、每晚请通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丙、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迅速取得会合在静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盯请扩大动员拥护这一会合。”(43)中央接电后，在二十一日回电说：“四方面军北上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44)朱德接到电报后，在二十二日回电说：“合组军委集中指挥，我甚同意。张、陈两同志现去前方，征求意见后再复。”(45)就在这一天，事情突然又发生变化。
张国焘到达漳县前敌指挥部后，立刻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的主张，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46)。接着，又提出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的方案，并且不经朱德同意，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47)企图切断朱德同党中央和各方面的联系。
朱德在几天后举行的会议上谈到那几天的经过：“当时国焘同志表示不干，我就回来作计划。我们同昌浩又到国焘同志那边去，讨论，结果大家还是赞成第一个方案（按：指北上会宁、静宁的方案），国焘同志表示服从这个决议，结果国焘同志先走了，昌浩就赶上来。而结果国焘同志到前面来，完全改了。”(48)这又是一个关键时刻。
朱德在这种关键时刻是十分坚定的。他一夜没有睡，在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致电张国焘等，说：“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49)。同天，他又排除阻挠，致电党中央和在陇南的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告诉他们：“（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50)朱德还发出电报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西北局成员兼程赶赴漳县开会。天一亮，他立刻骑马奔往漳县，一天内赶了一百二十里路。
九月二十三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他平时讲话一向很平和，这次却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辩。他说：“第一个战役计划和第二个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个计划是有利的。”“所以我坚执第一个计划。现在即决定第二个方案，对整个形势不能抓住，会合要迟，联合战线受影响。”他反复阐明，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他向张国煮提出一连串尖锐的责间：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张国焘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地说，他是书记兼总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经他决定了可以不经朱德同意，当他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他要提出抗议。由于张国焘宣传他所以主张西进，是因为这时黄河容易渡过，又可以避免同强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将来仍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等等，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表示他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任，并把这个决定报告中央。他斩钉截铁地说：“若强我们赞同是不可能的”(51)漳县会议后，张国焘立刻命令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西向洮州进发，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
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致电四方面军，告诉他们：“确息：胡宗南部到略阳，本月底其后续部队将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垄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指出四方面军“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52)这一天，张国焘向中央连发四封电报，语气已经软下来了。其中，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在十二时发出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现已按此调动，不便再更改，务祈采纳。”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在最后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53)这是张国焘第一次表示他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党中央领导。在同日二十时发给贺龙、任弼时等并党中央的电报称：“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长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54)在同日二十二时发给中央的电报称：“请重看甘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55)同时又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56)这时，张国焘已接到西进先头部队反映：从老乡处了解到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因此，表示尊重党中央意见，再作最后决定。
二十七日，中央回电明令停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甲）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保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的危险”；“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57)。同日，中央又来两电，前电介绍敌情，指出“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58)，后电介绍拟与南京谈判问题，又嘱：“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59)这一下，张国焘再也没有拒绝北上的借口了。同一天，朱德和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甲）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同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的先机之利。（乙）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60)九月二十九日，中央来电对四方面军决定回师北上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61)，并告诉他们策应的部署。同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作五路纵队，自岷州、漳县等地北进。
十月二日，一方面军前来接应的部队占领了陇东的会宁城。五日，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重占会宁南面不远的通渭，全军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向会宁挺进。
盼望已久的会师日子终于来到了。
朱德率领总部在十月九日到达会宁。他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一方面军部队时十分激动，同红一师师长陈赓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同在九十里外界石铺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萧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四川口音，使我真兴奋得要跳起来，给我打电话的，正是我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我是多么想念他呀！总司令首先关切地问：“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这次电话，打了足足有半个钟头，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62)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大会合。
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也胜利到达会宁以东的静宁县东北的兴隆镇、将台堡同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使蒋介石受到很大震动。他下令以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追击，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将它消灭在黄河以东地区。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赶到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二十一日，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合力作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给追击的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歼灭一个多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这次进攻。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山城堡举行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的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在讲话中兴奋地指出：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给追击的胡宗南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63)。第二天，由朱德领衔，和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联名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报告：“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听了中央军委代表及各红军领袖的报告之后，一致在党中央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领导全体指战员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强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定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64)，这标志着全体红军终于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十一月底，朱德和周恩来、张国焘同行，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同中共中央会合。他受到党中央和根据地军民诚挚而热烈的欢迎。
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分离后的情况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斗争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65)。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十个字，确实是对朱德一生，特别是他在充满着惊涛骇浪的这一年中表现出来的超乎常人的思想品格所作的最好概括。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整整两年时间，朱德经历了红军长征艰难曲折的全过程。从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他作为红军总司令，始终挺立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在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他坚定不移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他身陷逆境，却能如中流砥柱，稳若泰山，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化险为夷，终于完成把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在一起的历史使命。这是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又一伟大历史贡献。
长征胜利结束后不久，朱德对他这种艰苦备尝的经历，留下的却是如此轻松、生动的回忆：“在长征中间，身体很强健，路上就没有病过了，多半是夜间走路，白天睡觉。有事马上就办。我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伕，四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
“我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
当过草地的时候一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的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逢到极困难事情，一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他也就变得好些，不那么慌张了。当为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66)在极端复杂而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乐观、冷静的态度，做到履险如夷，这是朱德十分可贵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