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对八路军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完成了在山西的展开，在地方党配合下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着重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一直移动在大行山区的武乡和沁县之间。大行山脉北起滹沱河，南抵黄河，绵直在山西、河北等省之间。它居高临下，地形险峻，向东可以控制河北、山东；向西同太岳山相接，中间的盆地是晋中富饶之地；北面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邻。朱德佇马太行，便于从这里指导整个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
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辟敌后游击战争，是极端艰难的壮举。如果没有建立起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是根本不可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去并得到发展的。它对整个抗战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德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年》的报告中，对八路军为什么能坚持并发展敌后抗战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第一期抗战中，虽参加不久，已尽了大力，如平型关，娘子关。第二期抗战中更起新的作用，即建立游击队和敌人后方作战。我们在晋北、晋东都在敌人后方打。第二期我们三个师都在敌人后方，包围敌人，并切断平汉路。”敌后抗战的环境是极端艰苦的，“别人无论如何不能把军队放在敌人后方，而我们以实际例子起了好的作用和影响。别人争相退去，而我们则反伸向敌人后方去。”八路军的战术，不用死守的办法，而是独立自主的灵活地行动，这是在长期经验中学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朱德说：“八路军是由人民中产生的。”“灵活战争没有人民是不行的。所以说军队是鱼、人民是水，鱼离水亦不能生存，有人民才活动自如。人民不是都了解八路军的。经过各种的多次的实际行动，军民打成一家，灵活战术由此发挥了。”他说：“我们在敌人后方已立定脚跟了，建立了支点，我们在吕梁山、太行山、恒山、五台山等建立了根据地，我们的各司令部都能站着指挥作战。此等作战队伍在华北不下十余万人。”
“华北人民当时甚希望中国军队再来，八路军常去收复各城市，影响民心甚大。民众因此才能更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八路军创造了七个根据地，华北抗战由混战转为坚持局面。”①日军在二月下旬发起徐州会战，在台儿庄遭受沉重打击。当徐州会战吃紧时，日军曾想从别处抽调部队进行增援，却难以抽调。对这个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氏陈诚曾说过：“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能远离铁路一步。其他平汉线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②日本侵略军也深深感到八路军坚持的华北敌后抗战对它已构成巨大的威胁，认为八路军“扰乱我占领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决定“在占领区内进行肃正讨伐。”③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开始，日军以很大的决心，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调集三万以上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它的主要目的是企图把八路军总部逼到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加以消灭。
对日军准备发动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底就从许多迹象中觉察到了。他们注意到：日军在晋东南修筑机场，打通公路，运送物资。频繁地调动兵力。这些情报都不断送到朱德那里。在一二九师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又发现一张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图。因此，当日军发起攻击前，朱德已筹划了对策：“以一部兵力箝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④参加这次反围攻的部队，有一二九师和配合该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还有决死第一、第三纵队以及属于东路军序列的各友军部队。
朱德把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作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命令他们转入外线，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由地方游击队和自卫军不断袭扰敌军，破坏道路，捉拿敌探，肃清汉奸，并帮助八路军和友军搬运伤兵，进行联络，筹粮，运输，配合作战。由于事前已有准备，晋东南军民对日军的这次大规模围攻便能沉着应付，朱德说：“当时敌人的九路进攻，当敌人追到我们，近起来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惊慌的，这是在第一期抗战中是不同的地方，”“从前他们说山西的民众是顺民。现在估计起来，从前因为他们没有枪；现在有了枪，经过了我们的组织，山西的民众已经不是顺民了，也能够起来干，打仗。”⑤四月初日军出动后，一二九师主力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立刻遵令向东转移到日军合击线以外的山西麻田至河北涉县一带集结待机。朱德还派左权去沁县统一指挥三四四旅主力及决死一纵队阻击从西面进攻的日军。
各部已遵照总部命令作好了迎击准备，但到四月六、六日，却发现日军部署有所变更：各路日军放慢了进攻速度，南面日军停止北进，转向南攻，进犯阳城；另一路日军转向河南，进占该省的温县、孟县。鉴于这一变化，朱德决定暂不发表已经起草好的动员和部署反围攻的训令。情况很快就弄清了。原来日军得到一个错误情报，误认为刚从晋西脱险人陕的卫立煌将从垣曲渡河回山西，所以重新调动部队，准备再次截击卫立煌。⑥事实上，卫立煌到陕西后，接到蒋介石的通知，要他去洛阳开会，卫决定乘机绕道延安，拜访毛泽东等后再去洛阳。⑦此时已在去延安途中。当日军发现情报不准确后，重新发动向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四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命令左权、刘伯承指挥各部以机动、坚决、勇敢的精神，乘日军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日军以各个打击。朱德对八路军各部的指挥，可说是得心应手，但对东路军友军部队就很难如此。
因此，他必须分别准备两种对部队和民众动员的工作纲领。⑧四月十日，南路日军先头部队进占沁源、虒亭、襄垣一线，即将向北发动进攻。八路军总部从沁县小东岭移驻武乡马牧村。这一天，朱、彭向东路军友军将领发出《粉碎日军围攻的战役战术指示》，考虑到友军不善于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指示比较具体，要求他们：“应乘其进攻我军时，采取灵活的、运动的游击战术，在敌未进入利害循环变换线时，采内线作战姿势，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其一路，余路箝制之。如已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则应由间隙中转入外线，袭击敌侧后，仍以各个击破之。”“敌之任何一股前进时，我军应以小部，以一连或一营为单位，采取运动防御之姿势，配合本地自卫军。游击队，昼夜袭击，疲劳敌人，分散敌人，迷惑敌人主力，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而消灭其一部。”⑨朱德还发布了《粉碎日军大举进攻之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号召东路军各部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并协助地方政府切实动员民众作好战斗准备。
大行山峰峦起伏，山高路险，日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发挥它的优势，当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处处给八路军以帮助。在朱、彭的统一部署下，各路日军到处都遭到中国内线部队的猛烈拦截阻击，一时不敢深入。
四月十一日，南路日军北进至下良镇。这一路日军是这次围攻的主力，由骄横的苫米地旅团长指挥。苫米地在日军中是一员善战的猛将。这年二月间，朱德在临屯公路上就曾同他交过手。他因比北路日军先攻入临汾，曾得意地写信给他女儿说：“天皇因我先人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已挂在左胸前，我的右肩也高起来了，你看我象不象墨索里尼？”⑩朱德早已判断这路日军有经沁县、武乡进攻榆社的可能。他们在进占沁县后果然向武乡进攻，在十三日占领武乡县城。朱德准备在武乡、榆社间夹击消灭这股敌军。
沁县和武乡县城失陷后，八路军总部的处境相当艰难，经常处在敌军的包围中，需要不断地移动驻地；而朱德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再无别的部队。
在一次转移中，朱德率总部来到漳河边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三面都是敌军，一面又是临河，情势非常危急，朱德立刻决定把总部移到漳河对岸去。当时河水猛涨，渡河很困难。他披着雨衣，亲自在河边察看水势，决定让水性较好的孙泱泅渡过河去联络部队，还要他带过去一根大绳子，固定在对岸。随后，朱德一手抓住马尾巴，一手抓住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渡过漳河，脱离危险，并同附近部队取得了联系。(11)在武乡、榆社附近的东路军友军部队有曾万钟的第三军、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和武士敏的第一六九师。朱德命令朱怀冰部集结在榆社、武乡一线两侧的云簇镇附近；武士敏部除在驻地阻击敌军外，以一部向沁县方向游击；曾万钟部以一部向武乡以北边战边退，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附近山地，待日军通过武乡后，立刻猛烈尾攻，同朱怀冰部夹击日军。同时，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及三四四旅一部迅速赶到战地参战。(12)由于有的友军没有按照朱德的指示行动，这次夹击计划没有实现。
苫米地部日军进抵榆社后，因为群众空舍清野，破坏道路，又退回武乡。
四月十四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按总部计划跳出日军合击线外隐蔽待机的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负责人，指出从榆社退回武乡的日军，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退回长治，一是去子洪地区救援被友军武士敏部包围之敌。
命令他们迅速向武乡靠近，寻机打一个歼灭战。(13)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接到总部命令后，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下，在四月十五日傍晚飞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原来在武乡的日军刚从这里带了辎重骡马弃城沿浊漳河向襄垣方向退去。刘伯承下令分左、右两个纵队迅猛追击。第二天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把他们夹击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地区。日军被截为几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已通过长乐村的日军回头救援，又遭到八路军顽强堵击。激战到当天黄昏，共歼灭日军下元熊弥（第一○八）师团的柏崎联队和苫米地（第一○四）旅团的工藤联队及炮、骑、工、辎各一部，共二千二百余人，击毙战马五、六百匹，并缴获一部枪枝和其他军用品。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苫米地因这次战斗失利而受到处分。(14)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打得很艰苦，并付出了相当代价，伤亡八百余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优秀的年轻指挥员叶成焕的在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这是八路军的重大损失。朱德以非常悲痛的心情，亲自前去向叶成焕的遗体告别。
在粉碎日军围攻的战斗中，根据地的民众已经起来，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说：“老百姓也学会了，知道打得不对就要避一避，打胜了就要追。”“我们消灭他零零碎碎的，合拢起来便是一个大胜利。”“虽然不是全靠游击队，然而游击战是创造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却是不可否认的。”(15)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南路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这样，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计划便以伤亡四千人的代价而宣告破产。到四月二十六日，八路军和友军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壶关、安泽、屯留、黎城、潞城、长子、阳城、沁水、长治、高平，晋城及河北涉县等十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即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站稳脚跟，进而向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这些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并得到八路军派出的先遣部队和军事干部协助，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发展起来。八路军总部并已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扩展。
晋东南粉碎“九路围攻”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毛泽东等就在四月二十一日向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群众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要求八路军和当地党组织，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在收复地区建立政府，“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16)发展平原游击战，表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又跨出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大步。
毛泽东来电的第二天，朱德不失时机地电令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迅速派兵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四月下旬，先后成立冀南军区和晋冀豫军区，由宋任穷和倪志亮分别担任司令员。以后，徐向前和刘伯承、邓小平也先后来到冀南，加强对该地区的领导，并积极向山东发展，逐步形成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被日军看作后方交通动脉的同蒲、正大、平汉、津浦、德石、陇海等铁路和华北各地的战略要点都处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直接威胁下，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
直到一九四○年五月回延安前，朱德一直佇马太行，从这个地区指挥着华北各地敌后的抗日战争，在这个期间，八路军总部驻扎时间比较久的是武乡县的王家峪。现在，八路军纪念馆就建立在这里。
除积极向东部平原地区发展外，朱德还令第一二○师的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进据冀东、热（河）南、察（哈尔）东北，创建冀热察根据地；(17)派第一二○师李井泉率骑兵支队，北上绥远大青山地区建立根据地。(18)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华北八路军已发展到十三万多人，但国民党当局已在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仍按四万多人的编制发给经费。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破坏，使部队的物资、经费、弹药供应都异常困难。朱德、彭德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解决困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有计划地经营和统制公私贸易；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的原则下，整理税收、田赋；加强敌占区工作，争取运入根据地所缺乏的物资；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开展自愿献金、献粮；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清除贪污浪费；成立华北总财政经济委员会。(19)除经济上的困难外，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开始，八路军在政治上遭遇的麻烦也日益增多。当日军在华北大举进攻时，蒋介石、阎锡山放弃了大片国土；而当八路军赶走日军，在敌后艰苦地创建起大块抗日根据地后，他们却企图从八路军手中来“收复失地”。对此，朱德说：“这是意料中的事。”
(20)他提出：加紧发动民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说明日军随时有可能转移兵力来华北，从积极方面去转变或减少那些来争夺地盘的人的军阀割据和偏安一时的心理；强调团结，在群众中造成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舆论，揭破挑拨离间者的阴谋，肃清汉奸。(21)并发出训令，要求各部加强训练干部，加强政治工作和党员布尔什维克意识的锻炼。(22)对于八路军的今后任务，他提出：第一，发动广大的民众；第二，广泛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第三，巩固和扩大现有的抗日根据地（如冀察晋(23)边区，晋西北区，晋东南区，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区等）；第四，与各方友军更加亲密团结，共同坚持华北抗战；第五，坚持华北抗战，抑留华北敌人，把华中、华南的敌人调动到华北来，以保卫武汉、保卫西北、保卫华南；第六，积极行动，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求改变敌我形势，聚集许多大小的胜利，最后达到全国战略上的反攻，把日寇赶出中国去。(24)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后，日军把下一步主攻目标指向武汉，暂时不能抽出更多兵力到华北战场对付八路军。朱德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八路军，扩大敌后根据地。但是，这个时期在共产党内部却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上年十一月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提出了一系列违背中共中央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干扰了中国共产党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和华中敌后工作，对华北的工作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抗战一年多来的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决定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知朱德回延安参加会议。
朱德在七月五日离开总部动身回延安。他准备顺路拜访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上层人士，加强团结合作关系。在途经日军控制的沁河流域时，他觉得这里地形复杂，粮食也多，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就致电彭德怀、左权，要他们派人到此地加紧工作。(25)十二日，他到达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所驻的沁水县端氏镇，应邀在该旅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着重结合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的形势和该旅情况，讲解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
八月上旬，他到达山西垣曲辛庄的卫立煌驻地，受到卫立煌热烈欢迎。
他们两个单独长谈了两整天。朱德提出：八路军已经比从前大大扩充了，准备向蒋介石要求增编三个师。卫立煌表示同情，并答应接济枪枝、弹药和炮弹。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王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26)朱德在垣曲停留期间还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写了一封信，勉励他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建国大业奋斗到底。
离开垣曲后，朱德一行从渑池过黄河，来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河南洛阳，拜会了战区司令长官程潜。(27)到西安后，朱德多次应邀给学校、抗日团体及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作报告，出席座谈会，还拜访了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28)他两次前去看望正在西安养病的原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老师李根源，知道他不日将取道成都去昆明，就把已写好的给王缵绪的信托他带去。他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希望他在动员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封信给四川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鼓励他发扬民气，组织民力，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模范作用。这两封信托李根源一并带去。在从西安到延安途中，他从洛川转道到晋西古贤村会晤阎锡山，鼓励他坚持抗战，还商定加强八路军总部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的办法。(29)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抵达延安。这是他在前方战斗一年后第一次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延安各界召开万人欢迎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介绍华北抗战形势，要求后方把书报刊物大批地输送到前方去，后方的干部与学生也大批地到前线去工作。(30)以后，不断有单位邀请朱德去作报告，朱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这些报告中，他除总结抗战一年来的经验、分析日军战略战术的变迁外，着重讲了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所取得的胜利，他揽：“我八路军可使敌后方变前方”；“游击战的应用，牵制了敌人，且巩固了自己”；“游击队约有十余万人，要给养、伤兵等等，所以建立根据地是重要问题，五台山根据地现已发展到五十余县。”(31)他勉励大家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在朱德从太行前线返回延安这段时间，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省保安司令，到河北来同共产党、八路军争夺领导权。鹿钟麟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是一个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中间派人士。但蒋介石知道鹿钟麟在当了省主席后，一定会尽力把共产党、八路军挤出河北，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如果鹿同共产党发生矛盾，那就可以使人以为是共产党容不得中间派人士，而不是他蒋某人容不得共产党。为了保证这一意图的实现，蒋介石还在省政府领导班子中安插了一批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以控制和影响鹿的行动。其中，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在抗战前就是冀中一霸，是河北博野一带地方反动势力的头子。日军侵占冀中前，他随国民党军队一起逃跑了，八路军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后，他又回到博野，发展武装，成立民军司令部，自任民军总指挥，是一个积极反共的“磨擦专家”。尽管这样，在鹿、张的任命宣布后，中国共产党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还是表示欢迎，同时也保持必要的警惕。
鹿钟麟接受任命后，渡过黄河，到长治访问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动身回延安，由刘伯承出面同他商谈在河北合作抗日的问题。
九月中旬，鹿钟麟到达冀南南宫地区后，就开始排挤共产党和八路军。张荫梧更是强行向晋察冀边区的平山、行唐、阜平插手。
在国民党当局如此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九月七日，朱德、毛泽东等致电聂荣臻，提出对策：边区各军政机关，如果没有得到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指示，拒绝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并禁止任何其他人在边区进行军事、政治活动；如果河北省政府和张荫梧正式派人来交涉，须给以礼遇并与之谈判。
(32)十八日，朱德、彭德怀又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联名致电徐向前并左权、刘伯承等，指出：看来鹿钟麟似已开始向我方进攻，请你们向鹿提出严重质问，鹿如能诚恳进步，我们应与之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如他对冀南军政系统采取打击和破坏的政策，则不能向他让步，必须坚决防御。(33)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朱德在会上作八路军工作报告，共谈了五个问题：八路军抗战的经过，敌人战略战术的变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八路军本身的问题，一年来抗战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了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提出了党加强对抗日战争领导的战略规划。朱德在会上以一天半时间作了关于华北八路军的报告。他详细的叙述了八路军一年来抗战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问题。报告最后说：八路军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争取友军，巩固本身。”“眼前的任务就是发展华中，也要八路军担负一部分的作用。”(34)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由于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危急。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到武汉去了解情况，并鼓励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战。那时，日机经常空袭武汉。朱德冒险在十月二十二日搭乘战斗机飞抵汉口，随即由周恩来陪同去会见蒋介石。朱德向蒋介石报告八路军一年多来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情况以及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并且强调：只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即使退到重庆也不要紧，日寇是一定能够打败的！(35)并提出了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增发经费和弹药的要求。
当天晚上，朱德住在鄱阳街一号郭沫若家里。郭沫若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曾随朱德率领的第九军南下。起义失败后，郭流亡到日本生活了十年，这时，正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故友重逢，格外欢欣，郭沫若作了一首白话诗相赠。朱德和了一首题为《重逢》的诗，作为纪念：别后十有一年，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抗日战酣，又在汉阳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
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
胜利也说不完。
寇深入我腹地，
我还需坚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
相见必期鸭绿江边。(36)
第二天，朱德匆匆飞回延安，继续参加六中全会，并向全会介绍了在武汉了解到的情况。他认为，军队中对局势悲观失望的人比较少，而在政界比较多，特别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再放出“和平”空气，但国共关系还不至于破裂。(37)朱德回延安后两天，汉口就失陷了。十一月六日，六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
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杨尚昆任北方局书记。(38)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冀中、冀南、豫北、鲁西北等地的顽固分子无理地不断进攻八路军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朱德、彭德怀致电驻守这些地区的八路军指挥员，要他们动员群众，破坏顽固分子联合进攻的阴谋；并且命令一二九师立刻派遣有力部队进入河北南宫县城及近郊，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领两个团进抵鲁西北聊城；而在豫北方面实行必要的让步。对顽固分子的进攻，总的仍采劝防御斗争原则。”(39)六中全会结束后，朱德动身返回华北前线。十一月十三日到西安。(40)稍作停留后，在这个月下旬渡过黄河来到吉县会晤阎锡山。朱德鼓励阎坚持抗战。指出：悲观的亡国论是不对的，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也没有根据。他还应邀对晋绥军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了《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讲话，强调要坚持持久战，发动全面抗战，争取主动，在战术上要做到机动、秘密、迅速、坚决，改变死守硬顶的战术和加强群众纪律，勉励他们成为真正抗日的新的军队。(41)十二月一日，朱德回到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这时，敌后局势已日趋复杂，国共关系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情况下，国民党顽固分子却在冀南加紧制造磨擦，鹿钟麟的态度也逐渐恶化。为了扩充实力、滥编武装。地痞、流氓、受汉奸利用的反动会门势力等都成为他收编的对象。各地的失意政客、反动军人也都麇集在他的门下，他不积极抗日，却醉心于夺取权力；他迎合少数土豪劣绅的要求，反对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他公开宣传反对八路军的言论，散布谣言，破坏统一战线；更严重的是竟悍然宣布取消抗日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撤换各地抗日县长。(42)面对步步进逼而来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就会重新丧失，抗战大业就会遭到重大破坏。但是，八路军仍坚持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不愿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朱德、彭德怀提出冀南反磨擦斗争的原则是：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丧失政治立场原则。并且指出：冀南是我兵员资材来源和连贯鲁省的要道，已经取得的政权决不可轻易放手。为此，要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对鹿钟麟，要避免同他发生武装冲突，如果他先向我开枪，则给以有力的打击；同时，指示收集鹿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以便必要时加以揭露。(43)朱德把这些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来电指出：“鹿本无甚力量，只有省府合法地位。他拟采取排挤八路军而扩充自己力量的方针，因此估计与鹿合作须经过一般激烈斗争，否则鹿恐难觉悟。”“我们基本方针是促其改变态度与我合作，但目前当其无理进攻时，应给以有力反抗，在政权机关中、在群众团体中、、在群众中应公开说明我们的立场，揭破其污蔑”，“取消主任公署事我们不宜让步。”(44)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活动的重点仍放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方面。朱德回到晋东南不久，就指出：“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了。”“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敌人后方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45)八路军各部主力继续向更深远的敌后平原地区挺进。十二月二日，朱德、彭德怀电令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统一领导该地八路军各部队；命令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两个团到苏鲁皖地区和山东开展工作。(46)这个重要的战略性行动，大大加强了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顽固分子制造磨擦的同时，日军也紧锣密鼓地不断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开始，再次对晋察冀进行“扫荡”；十一月开始对冀中“扫荡”；十二月对冀南和绥北“扫荡”；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对晋西“扫荡”；一月对冀鲁边“扫荡”；二月对晋西北“扫荡”；三月对平西“扫荡”；五月，对鲁西“扫荡”；六月开始对鲁南和晋冀豫“扫荡”。
对晋冀豫的这次“扫荡”，又称作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这里是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驻地，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和神经中枢。日军在这次“扫荡”中调集的兵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达十三四万人。他们还提出“治安肃正”的口号，也就是“肃正讨伐”加上治安工作，即暴力加欺骗。
他们除军事讨伐外，在政治上提出“以华制华”，利用汉奸、伪军，并唆使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八路军进行磨擦；在经济上肆行抢劫、封锁、破坏，甚至放水决堤，制造灾荒，加上倾销毒品。这就使根据地军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严酷。
正是这种困难的环境，才更能显示出革命者克服困难的聪明才智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朱德总结了长期以来同敌军作战的经验，提出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机动作战原则，那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47)各抗日根据地大体上都按照这些原则来对付日军的“扫荡”，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政治上，朱德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群众，积极建立。发展和保卫民主政权，保障根据地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除倡导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统制贸易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克服困难，其中包括创立冀南银行发行货币，建立小型兵工厂，号召“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要开荒种麦，非战斗部队尤须注意这一点。”(48)等等。
由于方向正确，措施得当，调动了各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积极性，尽管环境险恶、困难重重，华北各地的抗日斗争依然蓬勃发展。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在全国受到广泛传颂，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人士到根据地访问。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友人有：美国的史沫特菜、斯特朗、卡尔逊，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德国的王安娜等；国内的自然更多，有周立波、丁玲、吴伯萧、卞之琳、宋之的、黄钢、刘白羽、李伯钊、阮章竞、杨朔、陈荒煤、李公朴、徐懋庸、华山、罗峰、杨骚等。他们不但把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和抗日经验广泛地向国内外传播，增强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了解，也帮助并推动了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除医疗卫生外，根据地的报刊、戏剧、绘画、音乐、文艺创作等都很繁荣，著名作家赵树理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朱德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致友人信中说：“近来华北抗战较去年更为艰苦；”“日寇恨我们刺骨，我们也得日敌之深恶毒恨为无上光荣，坚持华北抗战当能持久。德虽才薄能鲜，爱国当不敢后人，以慰故人之希望。”(49)这些话充分显示了他对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坚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