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解放以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华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四七年冬，蒋介石急忙飞到北平，撤掉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的指挥职务，取消北平行辕及保定、张垣（张家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傅作义担任总司令，统揽华北五省（晋察冀热绥）的指挥大权。傅作义大力扩充地方武装，把他在绥远的主力部队抽来集中在北平附近，把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部队编组为三个机动兵团，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战法，处处猬集一团，力图反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
为了打破傅作义这一新的作战计划，并配合东北解放军的攻势，朱德和刘少奇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向晋察冀野战军提出薪的作战方针，要求他们按照中央军委预定计划，向平绥、冀东方向行动，并学会大踏步进退，进行大的战略机动的一套本领，“克服各种不愿长途行军，不愿急行军，不愿爬山吃苦等思想，并须改变某些不适宜于大踏步进退的组织形式和习惯。现天气已暖，笨重行李必须丢掉，紧缩的宿营必须学会。”以便在更大的战略范围内适时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把它们各个孤立起来，打通华北解放军各部的战略联系，以取得最后的胜利①。
三月五日，朱德和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傅作义主力现集中平、津、保及张家口地区，每当发现我军主力所在方向，即集中三、四个军的兵力与我周旋，常形成顶牛形势，于我不利，而其绥远后方极为空虚，因此，杨得志、罗瑞卿要求军委将绥远地区划作他们机动作战的范围。他们拟在适当时机以一两个或三个纵队向大同、丰镇，集宁及归绥方向行动，打击傅作义后方，破坏平绥路西段，调动分散敌人，以便求得战机歼灭敌人。他们这一要求我们已同意，请军委批准并通知晋绥军区②。
朱德又致函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傅作义初上任，必欲建树，不惜本钱寻求与我决战。我军当以不速决为是。因此，敌集中了主力，必放弃许多地方，凡有可乘之机，你处当乘之，决不可错过。东北大胜，已将你们前面之敌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援东北）全部消灭，另一九四师亦同时消灭。”
他明确地判断：“今后你们南面无战事；一意向北。”要求你们注意战术技术，如：“围点打援，小部队亦可利用”；“坑道战术，是你区的特长。可发展”；“要大量生产炸药，制造手榴弹、炮弹，游击队也可以配备炮。”
③四月，他写信给孙毅指出：打敌人骑兵，要“用民兵守据点、坑道口，作单个打冷枪或架好机枪在坑道口突然袭击之。”④六月，他再次致函孙毅：“夏季作战，更应配合热河、冀东战役。乘傅对付热河之际，你们应更加活动。南减河以北均划归你区，对天津、北平、保定区域更应负责，现南面无顾虑，应努力北面，长期斗争，以至收复平、津、保为止。”⑤由于这些正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得到贯彻实施，华北军区部队在一九四八年春夏，先后在察南、绥东、热西、平北，冀东、保北广大区域内周旋，轮番进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五万余人。这样，就拖住了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使它无力出关，从而保证了日后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发展，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重要城市的任务已被突出地提到面前。攻坚，必须有足够的炮弹、炸药等物资和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
朱德对这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早在一九四七年春，未德随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时，就着手抓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炮火的制造。据当时担任晋察冀军区兵工部副部长的刘鼎回忆说，朱德找他到西柏坡，对他讲：“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多生产一些炮弹，越多越好！”当刘鼎组织技术人员研制出一种爆炸力强、性能安全可靠的新型炮弹，进行试验射击时，朱德亲自赶到靶场，参观试射，“当他看到试射的各种科目准确无误时，十分高兴，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正适合战争的需要，要尽快投入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嗣后，他命令军区把收存的迫击炮全部启封使用，同时命令炮兵加紧训练，把炮兵的建制尽快恢复起来。”⑥当时，晋察冀地区的军事工业分散在各地，管理也不统一，远远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朱德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要把分散的军工生产统一起来，要大规模发展炸药和炮弹的生产，“这与打垮蒋介石的时间有很大关系，”为此，他要求实行企业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要动员各地保证军工原料的供应；要搞好运输线，保证军工产品及时送到前线。他在七月十一日致电毛泽东讲了这些意见。七月二十日，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召开兵工会议，交通运输会议等，提出：我军反攻时，在补充方面最重要的是炮弹、炸药的大批补充。同时运输也很重要，我们应该早注意。兵工会议迫切需要召开。各地均有大小规模的工厂，技术问题许多地方尚不能解决，须交换经验教训。晋察冀兵工厂经整理后，生产可增加一倍以上，我与董老决心将此兵工厂尽量使用，多余炮弹炸药可供各根据地前线使用。⑦朱德还对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如，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他致函晋察冀边区工业局负责人姚依林、刘鼎等，说：“晋察冀的兵工厂两三月来整理后大有进步，再加以二等军区兵工厂均统一指挥领导后，更加便利于大发展。我要求你们以确实可靠为准，任务能做到支援全国性的反攻军所用，以炮弹特别是山野炮弹、炸药、绵药为重要，其次是迫[击]炮八二、五○、六○的为适用，其它是机枪弹，以上这些任务你们是否有可能做到，并要争取时间尽先完成，又要能适用，取得各战地的赞美，那时自然不愁款项无着。但是你们计算（指产品成本——作者注）不可过于太贵，应尽现有材料，或征发民间钢铁等，尽量减低成本，发动工人为前线义务服务，如有急需昼夜开工等等。计划就现有统一兵工基础上，本月底能生产多少出品？八月份、九、十、十一、十二月份，每月增加数目字请详细列表告诉我，以便进行总的计划，过剩生产或各地要求的特别生产均由我们负责调济款项。又，明年一年计划分上半年、下半年，能生产出多少产品，需要款多少，亦请详细告诉之。总之，此地兵工事业应尽可能范围内来发展，扩充技师、工人、机器、原料来解决来计算。这一光荣任务给你们，请努力完成，你们如何计划，做成后即速派人送来。今后望你们直接向我作负责的报告，至少一月一次。”⑧经中央同意，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交通会议，除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外，晋绥、山东和大别山刘邓部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是以战争来结束战争。军工生产对我们胜利的快慢有重要意义。要提早结束战争，要拔掉大的点，就要有大量的炮弹、炸药、手榴弹。我们现在主要靠缴获，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军工生产要有规律地进行。参加军工生产就是在后方出汗，打倒蒋介石。要大量生产，提高技术，加强工厂管理，力求减低成本。军工生产上了轨道，对整个工业也会产主好影响。要搞好交通运输业，把军工产品很快运到前线去，把我们需要的物资运进来。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朱德又在军工会议上着重谈了军事工厂的管理问题，认为军事工厂应该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方法，应该有一个大的转变。企业化管理的提出，是一个新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朱德说：过去我们在军队里实行军事供给制，是靠政治吃饭。有饭大家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延安时，工厂一般是派原来的军事人员去当管理员，他们的成份大多是农民，种庄稼是内行，比如开辟南泥湾，说种就种起来了，但管理工厂是外行。他们起过组织的作用，这个功劳在历史上是不能磨灭的。但他们不懂机器，有的就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搞出了乱子。
我们的机器，比手工业生产多得多，不发展，一切行不通。
他说：“世界上都是变化的，一天比一天新，都是推陈出新的。”现在要发展生产，不变不行了。军工厂要企业化，管理要严格。军事工业要帮助民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把同农民的关系搞好。管理工厂要靠老干部，还要靠有管理经验和生产经验的工程师、熟练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提拔起来，就管理好了。不能把他们看作外来人，不相信他们。有些专门家、工程师，并不比我们这些老干部差，甚至比我们强，将来非他们负责管理不可。
造成这批干部不是一年两年的事。造成的这些人，可以把现有的工厂办好，还可以发展新的企业。工业局或工业部，要把军事工业和地方轻工业都领导起来。当然，资本家还存在，但大的工厂、矿山、铁路归国家。“过去不合理的事情已经成了过去，现在交给那些新起的同志去办，把家务办起来。”⑩
这次会议结束后，朱德立即致函晋绥军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此次兵工会议有成绩。太行、晋察冀向企业化道路前进，兵工与公营轻重工厂合组，统一领导，互相补助，将一切家务整理好，成为核算制度。”你区也以“逐次变为企业化为好。炸药、炮弹、手榴弹成为决定战胜的重要因素。你处因经济及原料不足，不能大量生产，仍希望将炸药一项多出一部。运输线组织对你区供给弹药是十分需要的。望秋夏季在交通线上设粮草站，以便由各地转运弹药及其他物资帮助你们。”(11)他还致函冀中军区：“我们这里军工会议、交通会议均开得好。”你区必须制造大量炸药、炮弹、手榴弹，“如财政不足，可省衣节食，如原料不足，可发动广大群众熬硝，公家统制、收买，无论多少，产出必照预定价全数收买。”“你区对冀东交通十分重要，不仅军火、炸药、炮弹急需从冀东运来外，今后医药器材、电信器材及兵工器材，不能购买的都希望从东北运来，望你们设法有计划的打通平津交通。”(12)由于朱德对军火保证这个重要问题想得早，抓得紧，抓得具体，使晋察冀和其他解放区的军工生产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保障了各个战场的需要。如攻打石家庄、临汾、济南、太原这些设防坚固的城市，使用了大量炸药和炮弹，都是华北解放区的兵工厂供应的。战略决战时的淮海战役，由华北和东北军工送往前线的弹药达一千六百四十万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
兵工厂根据攻坚战的需要还研制出大口径掷弹筒（也叫炸药抛射器）和粗膛迫击炮发射炸药包，在战场上大显威力。凌空爆炸，甚至使方圆儿十米内的敌军聋瞎丧生。战士们高兴地把这种武器赞喻为“土飞机”（象轰炸机从空中投炸弹），国民党军队有的惊呼“共军有了原子弹”。因为有了这种威慑性火力，毛泽东就可以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警告国民党军队：“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13)的确，在战略决战阶段，解放军的炮弹和炸药所形成的火力，已大大胜过了国民党军队，这就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这和朱德的深谋远虑和切实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月二日到五日，中共中央工委举行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这次中央工委会议对形势、军事、土改、纠正“左”的错误等问题展开讨论。朱德在会上谈到产生“左”的错误的原因。他说。产生“左”的错误的根源之一是阶级分析的错误。中国社会有若干过渡阶层，对这些阶层分析不清就会发生偏差。
同月，他在一次财经工作的会议上批评了对待城市工商业政策上的一些“左”的错误。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打倒四大家族，对中小工商业者实行争取的方针。“工商业要保护是我们一贯的政策，但保护总不够，一保护就怕人说是‘右倾’，是‘保护资本家、地主、富农’。就是这一怕吃了亏，使社会财富破坏不少，造成无政府状态。”他强调：进城应该有秩序，一切都不破坏。旧的经济机关如工厂、商店、作坊都应该保存，不能把城市变成农村。一切以不动为好，让他们照常工作，从旧的基础出发改造它。他批评道：“听说（山东）德州一解放，城市无人管理，工人、贫农靠斗争吃饭，一个斗争接一个斗争，直把城内斗了个光，最后生活仍无着落。”他称这种做法是“自取灭亡”，并说“石家庄因为开头讲了很多，所以比较好。”他还说：“有人要问假若农民要求怎么办？我说应该是解释，耐心的说服。因为我们的政策不是群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没有领导。”“保护与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工业，因为工业生产的财富比农业生产的多得多，发展工业对国家利益最大。”(14)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早平县。同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工委合并，中央工委随之撤销。
这以后，朱德作为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协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加强华北、中原解放区的领导及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听取了华东野战军负责人陈毅、粟裕的汇报，赞同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下，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建议。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华北军区，还决定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
五月十日，朱德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代表中共中央赴濮阳地区（今河南濮阳市）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慰问并指导工作。
在奔赴濮阳的途中，朱德的心还挂系着晋南战常那里，徐向前正率领晋冀鲁豫部队一部围攻临汾。战役从三月开始，已经五十多天了。当时，整个晋南只有临汾一座孤城仍为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守军二万五千人，装备精良，城防坚固，被阎锡山称之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担任攻城的部队是新组建的，装备比较差，缺少攻坚经验，屡攻不下。朱德认为，为了解决内线敌占城市，需要培养出、锻炼出专门的攻坚部队，同时，培养攻坚兵团又是争取战略反攻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环，要知难而进，拿下临汾，为全国提供对大城市发动攻坚战的经验，因而对攻打临汾给予坚决支持。他和刘少奇曾在四月十二日致电徐向前、薄一波，说：攻打临汾可采用攻打石家庄的经验，首先是“炮炸协同，击开突破”，也就是以大量重迫击炮、榴弹炮和野炮，集中打一点，并利用挖好的坑道，用一千公斤到五千公斤黄色炸药进行爆破，必能炸开突破口。大量炸药爆炸后，国民党守兵在十数分钟内，都聋哑难以行动。趁这时以步兵冲进，再使用大量手榴弹及少量炸药，就可占稳突破口，再向两面发展。请必须充分准备炸药五万到十万斤，炮弹须有五万到十万发。(15)在这次出发去濮阳的路上，朱德从和陈毅、粟裕的谈话中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中有一种“暂时放弃临汾，回师东向，集中力量保卫石家庄”的议论，而指挥临汾战役的徐向前“尚有决心打开”，立刻于当晚在石家庄宿营时，写信给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说：“我很顾虑你们怕伤亡，又打不开，不如不打。这样决心，那就前功尽弃，敌人守城更有信心，我们攻坚的信心又会失掉，部队也学不会攻坚。如此损失更大，又毫无代价。请你们考虑，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我意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条件下，一定可能打开；又在敌人增援不多而我又能打援队，而援队被消灭或打退之后，也一定可打下临汾城。不过是时间早迟而已，决不是城中守兵能长期维持打不下去的。”
他又说：赴濮阳途中，在元氏县车站休息时，同陈毅、粟裕一起去看了地方部队用炸药炸开该县城墙的遗迹，了解使用炸药炸开缺口的办法，即用棺材装二千五百斤炸药炸一个缺口，几个缺口同时爆炸，威力很大，请你们再参考攻元氏战例，鼓励攻临汾战土，以大力支持他们，一定能打下。(16)战事正如朱德所预料的，由国民党军队占据的临汾经过七十二天的战斗，终于在五月十七日解放了。后来，指挥这次战役的徐向前回忆说：“朱总司令的果决、信任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部队顽强战斗，终于攻克这座堡垒城市，锻炼成为攻坚的铁拳头。”(17)赴濮阳途中第二天，沿京汉路东侧南下，道路更不好走了，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泥泞的道路上颠簸前进，不时遇到炸弹坑、封锁沟、界限沟等等，时走时停，有时只好绕着走。过邢台后的一段路上，大卡车曾陷进一个泥坑，开不出来，朱德和陈毅都跳下吉普车，不顾头上还有敌机在盘旋，跟战士一起往外推车。
过了邯郸，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只能乘夜赶路，竟遇到一次险情：陈毅乘坐的吉普车走在前头，发现前面路上有国民党军队二百人左右，正沿公路朝东南方向步行，有人提议是不是把车停一下。这时行驶在后面的大卡车上的人也报告：“后面发现敌人几辆汽车，朝我们方向开来，我们要不要向旁边躲一躲？”朱德考虑片刻，果断地回答：“前后的敌人都不用管它，车子继续前进！准备战斗，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当汽车冲近前面的国民党军队时，那队人一齐躲往路边。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一闪而过的车队里正坐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跟在后面的国民党的汽车，也一直相隔一定距离。
后来遇到岔路，他们便朝冀鲁交界的馆陶方向开走了。
朱德的车队一直向南，抵达黄河北岸的濮阳。华东野战军的指挥部，就在离城不远一个叫孙王庄的村子里。
华东野战军是在新四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朱德对这支部队是十分熟悉的，但已有根久没有见面了，五月十三日晚，他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直属队欢迎会上讲话，兴奋地说：新四军是党和人民的军队。十多年来，在战争的锻炼中，更加巩固和扩大了，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我今天见了你们非常高兴。
从这天起到十八日，他还先后在一兵团欢迎会上，团以上干部会上，连、排、班士兵代表会议上，分别作了长篇讲话，先后听取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的汇报，还到战土中问寒问暖，当场解答战士代表提出的各种问趣。朱德在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华东野战军表示亲切慰问，并着重他讲了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
他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反复强调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重要性。
他斩钉截铁地提出：“许多问题可以妥协，政策纪律上的问题一点不能妥协。”
他说：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蒋介石，消灭封建势力，消灭官僚资本，使中国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央经过反复的讨论，已规定了各种政策。”“正确的政策规定出来以后，还需要我们全体党员、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好好的去执行。同志们拿枪歼灭了很多的敌人，得到了很大胜利，还要在政策上打胜仗，要用政策去消灭敌人，才能使敌人很快瓦解和投降。”
“要保证政策的执行，便要有良好的纪律。同志们要坚决遵守人民军队纪律。
纪律是我们的命脉。纪律遵守得好，我们就可以少杯一些仗，胜利也可更快的到来。”(18)在谈到军队建设时，他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只能都好，不能哪一个单独好。”“我们与国民党军队所以不同，主要就是我们有政治工作。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军阀的队伍。”
“有坚强的政治工作，部队才能巩固，士气才很高，才能打胜仗。”“要有坚强的整体观念，要有全国观念，过去的那些山头主义，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军阀主义倾向等，今天都要去掉。”“希望大家认识今天强调统一的重要，去掉大大小小的山头。只有把各种力量集中起来，才能胜利”。(19)在谈到作战问题时，朱德特别强调学习战术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完全有根据的。但到了战场上，对具体的敌人作战时，就一点也不能轻视敌人，否则就会犯错误。“不要以为敌人快要死亡，在战术上就一点变化也没有。他吃了许多亏，迫得他也要有些改变。”大家都要学习战术，既要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战术，也要研究敌人的战术，蒋介石某些战术有变化，我们某些战术也要相应地改变，大家要想办法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几个主力部队。
怎样对付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朱德用生动形象的譬喻，提出了一个重要主张，要用“钓大鱼”的办法。他说：“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个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困它。
拚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搅上几个钟头，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就把这个大鱼钓到手了。对第五军就要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
朱德还指出：对不同的敌人要有不同的打法。打小敌、弱敌，可以用此较简单而直接的办法，可以来一个猛冲；打大敌、强敌，必须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必须懂得摆布它，懂的用迂回曲折的战术。打仗要看清对象。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等等，都是重要的战术原则。(20)朱德这些内容深刻、语言生动的讲话，给了华东野战军指战员们很大的教育。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后来回忆说：“五月十四日，朱德同志向团以上干部讲话，分析了战争形势，对部队的任务和建设作了重要指示，并动员大家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整编第五军等部。随后又向营以下干部和战士代表讲了话。朱总司令在华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老人家亲临视察和给予指示，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鼓舞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作用。”(21)在朱德视察华野期间和离开华野以后，华野总部将他的讲话汇印成册，发给广大指战员学习，华野总部和所属各兵团高级将领根据朱德的讲话，结合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为行将到来的战略决战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朱德离开不久，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率领下，审时度势创造战机，从六月中旬至七月初，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豫东战役（包括开封战役和睢妃战役），一度攻克河南省会开封，再寻歼援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九万三千余人，创造了在一次战役中歼敌数量的新纪录。这次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也是全国军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开始。
一九四八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数量上这时也比国民党军队占有优势了。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夺取全国胜利已经近在眼前。
在这个关键时候，朱德经常到解放军总部作战局听取汇报，发表重要意见。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他在战况汇报会上对战略决战的地点、时间、条件和有关政策提出看法说：“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不会有什么攻不破的城市。”“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我们的胜利，在今天来说，是更有把握了。但如果我们的许多政策——土地改革、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生产、争取俘虏等，有一条执行的不正确，都可以使我们失败。在军事上争取俘虏的成功（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这是一个大胜利。”(22)九月中旬，朱德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在大约五年左右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目标，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可以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取得，同时必须努力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经常整训，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站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连续作战。他还富有远见性地提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23)九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取得济南战役的胜利，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同时，辽沈战役第一阶段正在激烈地进行，东北野战军已接连攻克绥中、兴城、义县，威逼锦州，截断北宁线，堵住了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向华北撤退的退路。十月一日，朱德在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讲话，指出：“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敌人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他说：“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常”在中原地区决战，对我有利的条件是：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的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他强调：“运输，对今天几十万人的作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后要把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还要组织好医院、担架队等。(24)十月十四日至十五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取得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捷报传到西柏坡村。第二天，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讲话，指出：“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他的长蛇阵如果被我们一击，就可以切成几节。”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蒋介石近来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进行机动作战，也不要后方，也搞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人员补充问题是我们继续取胜的重要条件。另外要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兵工生产，准备决战。(25)十一月初，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接着，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在中原大地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胜利发展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二兵团又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兴奋地指出：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
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他说：我军在徐州地区集中的兵力，数量上比敌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敌人现在徐州集中了三个兵团不易打。
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兵团共十一个师，兵力大，他估计我们不敢打他，实际上兵越多越容易乱。队伍一乱就很快可以把他解决。我以四五个纵队监视徐州敌人，决心连续作战，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我们无产阶级队伍才能如此。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固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朱德断言：“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26)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起，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一百四十二天，共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人，使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基本上被摧毁。这个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震撼了世界，预示着蒋介石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即将告终。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抢掠人民财物，施放毒气，破坏武器弹药，毁坏市政水电设备、工厂、建筑，毁坏文化古迹罪行者，均以战犯论罪，应依法惩处；凡采取有效办法而使人民生命财产、城市建筑及物资获得安全和免受破坏者，则应予以奖励。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人员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27)这个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起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不仅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也减少了战争带来的破坏。
战略决战胜利后，各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先后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同时成立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原五大军区，原华北的三个野战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它意味着各个野战大军将跨出原来的地域，向全国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德于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主持召开全军军工军械会议、全国后勤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讲话说：蒋介石企图以长江为防线，但他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就要过长江了。大军出动就要求后勤工作做好准备。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后勤工作，要依靠和发动群众，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大规模的后勤体系；要逐步做到统一集中，消除过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地域观念；要建立统一的装配样式和各项规章制度；要有计划地进行军工、军需生产，用物资来保障战争的胜利，并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