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自古以来便被公认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其实，严格来讲，只能算是华 夏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的水，固然是人类生存和耕种不可或缺的，但“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指 出黄河的特色是长年泛滥成灾。为了治理这个严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边的各个 部族，不得不组成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这便是华夏文明的开端。
从传说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炎帝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 朝，至周王朝时乃达到华夏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由于治理水患需要汇集人力，华夏文明讲求组织，并由固定的领导者分层管理， 最高的领导者便被称为“共主”。依情势及力量的轮替，“共主”在一段期间后， 便由有力量者取得，从有巢氏到周王朝，便象征着共主领导权的轮替。当然，“共 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统的亲疏及部族规模的大小，将很多“小领袖”安排在这个 领导的“政治体系”中。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组织从松懈到逐渐紧密，在周王朝 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后，组织的完整和系统化已至相当令人惊讶的 程度，社会秩序和组织力量的发挥也到达了最高潮。
这个组织讲求阶层管理，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或部族 应谨守自己的岗位及名分。部族依大小与和共主间的亲疏关系，也区分成“公、侯、 伯、子、男”五种等级，以紧密的组织来发挥集体的力量。这种井然有序的结构和 关系，便是日后孔子最为推崇的。其实，儒家的思想系统，便是在华夏文明体系中 发展出来的。
传统的史学观，总把注目的焦点集中在这个华夏文明体系上，把他们活动的地 区称为“中原”，也只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其实，华夏文明蓬勃发展之际，在目前中国版图的各个地区，更存在着数万个 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过去，很多的史学家，总把楚文明视为华夏文明内一个附属的偏远次级文明， 并将其归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即使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落人这个窠臼中， 这多少是“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新资料中， 逐渐证明楚文明不但不同于华夏文明，并且很早便拥有自成一体的文化，相当的精 致并特殊，甚至比华夏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同于华夏文明的“火”及“鸟”类图腾族，楚文明以“蛇”及“兽”类图腾 为主，分布地区几乎遍及黄河南岸到长江南北岸。或许由于山岳及沼泽太多，这个 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独立性高，作战的机动能力很强。目前有不少史料显示，伏 羲氏及黄帝王朝可能也来自这个文明体系的较北方部族（详见拙作《乱世经营术》。 也就是说，这个图腾族很早便参与了中原华夏文明的“争权夺利”。
不过，自从黄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尧，被原属东方乌图腾族的帝舜篡位后，帝 尧的残余势力被流放于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历经夏、商、西周王朝连续将近一 千年，除了少数几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这个图腾族几乎退出了华夏文明的政局。
蛇兽图腾族的特色是以游猎为生，活动力强而不固定，因此部族间的组织松懈， 大多采取平等的联盟方式，不像华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阶级组织。在中央组织上， 楚文明也采用集体领导方式，因此身居最高领导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务上都必须 咨询各大部族的长老或领袖。加上其族群分散于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结的力量 较弱，使楚国在整体作战力上并不显得特别强。不过，这个分权的联盟组织，在人 类文明的贡献上，绝不亚于黄河流域的华夏体系。
西周王朝成立时，楚国自身已有了相当完整的政治体系。领导者也自称为王， 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诸侯是归属于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辖。因 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
日后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个“熊”字，应与兽图腾族有关，也有史家认为可 能与黄帝的“有熊氏”属同一部族。《帝王世纪》书中便记载着帝尧被帝舜流放到 长江流域的传说，或许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后，“落叶归根”的行动。 相信在那个时候，黄帝王朝的重要长老也有不少人跟着南返，楚王室或许便是由这 些部族发展出来的。
游猎部族的规模通常不大，但活动力强，影响幅员也较大，其政治组织皆属松 散联盟。“共主”没有太大的权力，但名义上却可领导颇富作战力的庞大团体，因 此他们的声势远大于实力，楚国便是属于这样的组织。（在美国西部开拓时代的印 第安人，也可看到这种联盟部族的型态。）
春秋时代，楚国几乎已整合了黄河南岸到长江流域的整个区域，统辖人口之多， 也绝非中原各诸侯国所可比拟。而且楚国各部族皆好勇斗狠，善战又认真，没有一 个中原诸侯不对他们感到畏惧。幸好，楚国是分权组织，楚王真正能动员的兵力有 限，否则即使中原大诸侯联合对抗，可能也不是楚国的对手。
不过，中原各部族一向自大，不管楚国有多强，中原的“共主”也绝不会给予 平等待遇。因此当西周王朝建立时，楚“共主”曾基于礼貌向周武王表示庆贺，周 天子居然以其是化外民族，赐给他一个诸侯中最低爵位的“子”爵。幸好当时的楚 王也弄不清“子爵”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产生争执。
《史记》上便有如此记载，楚武王熊通曾对东周王室的使臣表示：“我们的祖 先在周成王时，已经是周天子的好朋友了。”显示楚王朝在西周早年力量就已很大， 可以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因此楚王一向不在乎周天子给他们的封号，后来干脆也自 称为王了。
春秋是这两股文明南北大对抗的时代。这段期间，楚国继黄帝王朝之后，趁中 原乱局，再度积极地向中原扩充其势力，所以楚国属于攻击者，华夏文明的历任霸 主则属于守势的一方。
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成为中原第一个非周王室的“实质共主”，其 攘夷的目标除北方少数异族外，最主要对象便是楚国。管仲以“八国联军”南征， 却雷声大雨点小的以和谈收局，主要便在于他没把握凭借实力击败楚国，因此巧妙 地避开了即将展开的正式对决，以维持住齐国在中原的霸权，也暂时阻挡住楚成王 的北上雄心。
宋襄公自认是齐桓公中原霸权的继任人，所以也尽毕生之力阻挠楚国势力的北 侵。泓水之战，他明知必败，仍奋力一击，成了护卫中原的悲剧英雄。虽然此后中 原霸权出现了短暂的断层，但宋襄公的拚命，却导致了楚成王和成得臣之间的政治 斗争，致使楚国整合无力，无法挥军北上，否则楚国称霸中原可能会提早数十年。
晋文公的崛起，使中原诸侯有力量再度抵挡住楚成王的攻势。晋文公重耳本人 曾在楚国接受政治庇护，因此相当了解楚国的优势与劣势。就任晋国领袖后，他便 利用楚王和成得臣间的矛盾，在城濮之战中，巧妙地击败了楚国，也把楚成王的争 霸雄心彻底浇熄了。
晋楚间的长期对抗，虽各有胜负，但却导致两国力量的趋于衰颓。春秋末年， 楚成王之孙庄王虽称霸中原，完成登上中国霸主之位的美梦，但楚国长年耗损国力， 终为东南方新兴的吴国所败。
吴越先后称霸，象征着长江流域的部落实力大增，南方各部族的实力也稳稳地 超越了北方。楚国最后虽再度灭亡越国，统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各地区，但楚国 的文明在历经动乱后也更形复杂了。
由于吴国早年曾接受晋国的经援及军援，因此吴文明中有大量火图腾族文化。 此外，春秋末年齐鲁地区有众多移民进人吴越境内，使马图腾文化也跟着入侵，再 加上越国原有的水族图腾，使得原本就颇复杂的楚文明，在并吞吴越后更形多样化 了。
笔者曾沿长江而下，考察最近出土的楚文明，除原有的兽蛇图腾外，鸟图腾的 痕迹也相当的清楚。
但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难，因此进入战国时代后，楚国的领域虽然更大 了，但竞争上的表现反而不如春秋时期。
长期战争，使杀人的武器大为进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杀伤力大增；战争的 形态也由压倒对方气势的英雄式胜利，逐渐转成屠杀对方的毁灭性战争，大多数国 家便在激烈竞争中遭到灭亡。经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代，原本三千个诸侯国， 最后只剩下了韩、赵、魏、齐、楚、燕、秦的战国七雄与零星的姬姓小国。
激烈的生存竞争，使诸侯领袖的关心重点，渐由天下争霸转为自己国家的安危。 加上小诸侯纷纷消灭后，大诸侯间的缓冲区没有了，竞争不再只是为了争面子，而 是攸关生死之大事。
七强并立，谁也制服不了谁，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国领导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 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在强大竞争下为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趋向国家主义，而富国强 兵也成了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原本最强大的楚国，在吴越称霸期间，为了整合长江流域政治势力的需要，也 暂时退出了中原霸权的争夺。因此使韩、赵、魏三国可以在较小的挑战下，承袭了 晋国的霸业，而在战国初期的表现上较为优异。
但条件愈好，危机也愈大。韩、赵、魏地处中原要冲地带，承受的竞争压力最 大，在历经多次战争以后，国力剧烈消耗，反而成为了最早的输家。
东方的齐国，一向以经济挂帅，作战力原本不强，因此面对强烈竞争，其表现 远不如以斗智为主的春秋时代。除了在齐威王、宣王时有昙花一现的强势外，齐国 在斗狠的角色上显得手足无措。战国中期后，在和北方新兴军事强权燕国的连年征 战下，更是两败俱伤，自顾不暇，无心参与中原的争霸。
以幅员来讲，楚国仍是雄视群伦，只是分权联盟造成其力量很难有效集结。其 间在楚悼王时代，兵法家吴起虽曾以生命为代价，促成楚国的中央集权改革运动， 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后，急于施展富国强兵之术的李斯所以会抛弃祖国，西入秦境 寻求发展，也在于深感楚国集结国力困难，规模虽大，却不适于激烈竞争的挑战。
最经得起挑战的，却是原本最为弱势的秦国。秦国的祖先是商王朝时代鸟图腾 族的长老——蜚廉和恶来的后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国之初，他们成了重级战犯，族 群被迫流浪各方，命运之悲惨有如犹太人亡国之情境。
残存的部落领导人远离了故居——东方的黄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 支庶传后代子孙，逃到山西一带，靠养马维生。不久便由于他们的专业技术，得到 周王室的重用，出任养马官员；周穆王在位期间，更以军功被封于“赵”，成为了 晋国的大夫，也就是日后战国七雄中赵国的祖先。
蜚廉长子恶来的嫡传后代则往西逃得更远，他们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来，并和 当地的戎人杂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约二百年以后，才以军功受封于秦地，并 恢复了赢氏一族的称号。（有关秦国这段艰辛的建国史，在拙作《秦公司兴亡史》 有详细叙述）。
周平王东迁时，秦国的领导者由于近水楼台，护驾有功，获得赐封周王室原有 的镐京精华区，因而国势大振。传至秦穆公时，更击败当代霸主晋国，成为春秋五 霸之一。
战国初期，秦国的国势曾一度衰退，而且国境多次被魏国的兵法家吴起攻破， 丧失了不少土地。一直到年轻的秦孝公即位后，力求革新图强，任用魏国出身的法 学家商鞅，十二年间进行两度革新变法，改部落为郡县，力行中央集权，国力才随 之暴增。因此到了战国中期，秦国已成为当代首席强权，在国际上被称为虎狼之国。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华夏文明诸国一向讲求组织以发挥集体力量，而周公旦的 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到达了最高峰。当时施政的着眼点是天下 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组织阶层分明——王、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 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认同，后来儒家学说便以此为蓝本而形成。
长江流域一带，自然条件良好，生存竞争压力不大，因而哲学家思考上倾向崇 尚自然，一切皆为上天所赐，平等成了主要精神。于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学，便成为 楚人“无政府”主义或“微政府”主义的基本人生观。
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强，国力的整合却对楚国构成最大的挑战。面对平等分权 的各部族，楚国王室最迅速合理的整合方法，便是将他们共同统辖在楚王的指挥下。 “法家”便在这种气氛下发展而成，李斯及韩非都是楚国大儒苟子的学生，也就是 说法家是以道家为本、儒家为用，乃南北哲学的综合体。不过在无政府及微政府思 想盛行的楚国，法家的发展并不成功，反而是殖民文化的秦国，在没有重大包袱的 情况下全盘的接受了。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政治整合完全成功，作战力大增，声势暴涨，正好合乎全面 竞争时代的需要，因而各诸侯国争相效尤，国家主义急速抬头。昔日重视社会阶级 伦理的封建制度和天下主义，虽有孔孟等大师级人物的宣扬，仍渐趋没落。数千年 的华夏文明至此破灭，结合南北文化的崭新文明即将诞生。
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 ，秦国击溃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其他六大强国，中 国再度恢复了统一的领导权，版图则包括一直不属华夏文明的楚地和吴越等地方。 经由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洗礼，统一六国后的秦王政，其权势已非昔日天下共主 或周天子所可比拟。为了给自己一个合乎身分和时代需求的称号，秦王政于是自称 为“始皇帝”，中国的文明体系至此也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不过，秦帝国的政治发展并未成功地迈向崭新的文明。过去的成功经验，限制 了她的创造力，反而成了失败的关键。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虽成功地促成秦国政治的整合，使其有能力统一六国。但 将这种制度，硬是用在统一后的庞大版图和复杂的文明体系中，却导致了严重的帝 国贫血症。军事统一虽算成功，但紧接而来的行政和文化统一则全然失败，统治效 率十分低落。因此秦始皇不得不借着长期巡幸来宣扬皇权，最后竟累死在巡视的半 途上。
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楚国由于是分权部落国家，因此并未遭到全面击溃。最后 主力的项燕军团虽然失败，主将也死于战场，但分布各地的部族仍拥有相当的独立 抗战能力。因此早自秦始皇在世时，便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隐言，楚地的 游击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秦始皇三次巡行之所以都以楚地为重点，主要原因 便在于此。
始皇去世后，首先起义的陈胜、吴广使以楚军作号召，初期声势最大的反抗军 ——项梁军团，更是以楚军主帅项燕的后代自居。二世皇帝期间，六国几乎全部恢 复，但楚军系统的反抗集团不但扮演主要角色，人员方面也占了一半以上。
项羽和刘邦也都属于楚人，项羽更是继承项梁军团的楚军嫡系。刘邦的集团大 多属楚国的平民阶级，原本是附属项梁军团的副帅，应算得上是楚军的庶系。
中华民族自称为汉族，主要是来自于刘邦所建立的大汉帝国，但刘邦的王朝之 所以称为“汉”，却是个偶然的因素。
秦帝国崩溃后，项羽的楚军掌控大权，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并分封天下诸侯。 由于刘邦集团首先入关，依约定应为关中王，但项羽担心刘邦声势过大，危及本身 领导地位，乃将刘邦分封于“汉”，这便是刘邦国号的由来。
“汉”是目前的汉中盆地，属四川省的一部分，跟华夏文明几乎扯不上任何关 系，当时是个偏远的低度开发区，对中原地区或原来泰国首府的关中盆地，交通都 非常不方便，算得上是个相当不错的“政治冷冻库”。
日后刘邦在韩信的协助下，复出关中，进入中原，和项羽展开为期四年的楚汉 相争。
为了对抗力量日正当中的项羽西楚军团，刘邦展开诸侯大联盟，最后更以四面 楚歌（表示楚军也投入刘邦的汉集团），来瓦解项羽军团的士气。所以楚汉相争， 可以视为刘邦的楚庶系联合中原诸侯，以对抗项羽的楚嫡系的一场战争。由于刘邦 出身民间，没有传统的包袱，他成功以后，一个融合华夏文明及楚文明的新世纪， 便很顺利地诞生了——这便是影响中华民族日后发展最为重要的大汉文明。
刘邦——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王朝的开创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却是 意外的低。
如果说刘邦由于出身低，所以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不被重视；但是即使在当今 的民主社会中，刘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看不够重”。
中国的史书，绝大多数是官方纪录，只要描写到皇帝，难免都视之为天生“异 种”的真命天子，特别是开国君王或盛世名君，几乎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被处了腐刑（割切生殖器）的司马迁，对汉王朝政权的大老板们，难免有股 无法消除的心结。加上这位撰史的血性汉子，本身又有天不怕地不畏的傲骨，让他 大胆地在其作品《史记》中，对他的顶头大老板汉武帝以及汉王朝创办人刘邦，作 了相当坦诚的批判；不但和日后史书上的传统“官方说法”有很大不同，也使我们 对这位皇帝的人性面，有较多的认识与了解。
这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原本是相当珍贵的“原始资料”，只是习惯于恭读帝 王史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反而被误导了。因此有不少人，对这两位中国史上少见的 杰出领袖，有着相当不公平的低估。
特别是有关刘邦这部分，由于司马迁对汉王朝的“国贼”项羽，不但给予正式 地位的承认并编入“帝王本纪”中，对其能力和风范作相当平实的评价；更在比较 中，显露刘邦领导风范的不足。
后世的史学家，立刻根据这份“铁证”，严厉批评刘邦的能力和风格，有人以 狡猾、阴险的政客视之，有人以其成功只是在善于用人及运气好而已（其实这两点 在领袖的特质上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以前的历史地位和刘邦颇为雷同。基于对平 民英雄丰臣秀吉的特别关爱，日本的史学家和小说家，也普遍较同情短命而悲剧的 丰臣王朝， 对推翻这个孤儿寡妇的政权，进而建立260余年太平盛世的德川家康， 反描写成阴险、狡猾好欺诈的老狐狸。一直到山冈庄人的长篇历史小说《德川家康》 出版后，才以生动的笔调，详细的刻划出德川家康的政治个性和争霸心程，也才使 日本民众对德川家康转轻视为尊重，更掀起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德川家康”热潮。
本书倒没有如此庞大的野心，为刘邦作彻底的翻案，只是因为笔者本人对刘邦 创业个性的一点好奇，希望能以一个崭新观点来对刘邦作一番研讨，更希望借此抛 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前辈先进和年轻学者专家，共同来关心这位大汉文明开创者的历 史命运。
刘邦的个性的确相当有趣，有时形同无赖、满口粗话、善变又狡猾，但大多时 候，他倒相当能压抑自己的脾气，待人宽容而有度量，作事不计较利害，如同颇有 修养的长者。诚如西进关中前夕，楚国长老对他的评话：“沛公，长者也。”或许 便是指他这种大而化之的性格。但有时候他不只对他人宽容，对自己也的确放纵了 些，进而显得稍欠“大家风范”。
不过，他一向讲情义，自认是侠义圈中的道上英雄。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物， 便是战国末年四公子之一的魏国贵族快客信陵君，并常以此而自许。从早年的待人 处世上，可以看出他刻意模仿信陵君的“影子”，因此也很得乡里中下阶层的好汉 们敬重，俨然是黑道中较重侠义伦理的大哥级人物。
每到紧要关头，刘邦倒立刻变得彻底的理性。为了团体目标，他常能忍受相当 的痛苦及风险，甚至忍心牺牲部属，绝不迟疑。彭城战败时，为了加速脱离险境， 他连子女都能丢出车外。荥阳对峙中，项羽欲烹杀其父以要胁其投降时，刘邦竟潇 洒地要求分一杯羹，光是这种不怕人指责的勇气，已有资格成为历史上的大人物了。
在《史记》的〈高祖本纪〉中，刘邦从一出场，便是虚张声势、满口狂言，且 经常都是出自肺腑的“吹牛”，连萧何都批评他：“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只是这些令人讨厌的假话由他讲来，却显得特别的自然，并不觉得特别的可恶， 这或许便是刘邦最有魁力的地方了。
当代名士吕公，在刘邦未成名时，便肯将掌中明珠送给他当妻子。谨慎又富谋 略的萧何，从年轻时便特别关照刘邦，最后更奉献了终身的忠诚。自负极高的韩国 贵族张良，便公开表示：“沛公殆天授也（意谓刘邦真是少见的天生奇才）。”常 胜将军韩信也是为他至死不悔。
从这些史籍记录中，我们绝对可以确信，刘邦虽有点轻浮，但绝不是只懂得骗 人及耍小伎俩的普通小狐狸而已。
早年，笔者曾在日本阅读到一代史学大师汤恩比的访日谈话记录，其中有段说 到刘邦的观点，当时着实让笔者大吃一惊。
这位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竟然表示，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 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这两位政治领袖的命运也颇多相似处。凯撒早年受制于庞培及克拉苏，刘邦也 被项羽打得团团跑；凯撒在帝国建立前夕便遇刺身死，刘邦也在即位不久，于征讨 英布的战争中身受重伤，没多久便病逝于任上。他两人都未能目睹帝国之建立、文 明的兴起，但由于他们的远见和领导，人类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纪元。
凯撒在西洋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刘邦比起他来便逊色多了。由于司马迁 的公正记载，这位大汉帝国开创者的历史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自称汉民族的后代子 孙完全的认同。
汤恩比的一番话，兴起了笔者对刘邦的高度好奇，一直想好好找机会来探讨一 番；这位被自家人批评为老狐狸，却为外国学者公认世界最出色大政治家的创业者， 两种截然不同观点下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不少人读到楚汉相争的历史，总觉得很纳闷，刘邦几乎常常吃败仗，却是“打 断手骨反更勇”，屡败屡战，终能咸鱼大翻身。项羽每战必胜，孩下一场大败，却 连生命都输掉了。他们之间的差异，除了运气好坏外，到底还有些什么？
事实的真相和大家的印象，经常有相当距离。平心而论，项羽称得上是古今中 外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但不论战略或战术，刘邦的确都高他一筹，这也就是刘邦 跟项羽公然表示的“我斗智而不斗力”。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名政论家马基维利，在其经典名著《霸术》中写道：
“一位胜任的君王，必须拥有狮子般的凶猛，和狐狸般的狡诈……狮子般的凶猛， 才不会被豺狼欺侮；狐狸般的狡诈，才不会掉入猎人的陷阱，但如果两者不可得兼， 则宁可拥有狐狸的特色较为有利些……。”
刘邦和项羽的创业个性和争霸历程，正好是马基维利这段名言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