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三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孝宗因繦抱之姿，用母后之化，中外无事，十有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场，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史臣论晋穆帝一朝政局，语气之间不无微词，但毕竟认为这十余年间疆场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个时期人物风流，清言隽永，是江左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色。桓温势力的兴起，也是在这个时期。桓温出督荆州，在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废黜殷浩，总揽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后桓温逐渐坐大，以致专擅朝廷。在永和安定局面的表象之下，复杂的政争还在继续进行。桓温的兴起，给建康的小康朝廷投下一层阴影。

永和安定局面的出现，其外部条件是后赵石氏盛极而衰，对南方压力大减。石虎死于永和四年，冉闵灭石氏在永和六年，这时的形势对东晋特别有利。永和七年，东晋收复洛阳。此事实际意义本来不大，因为它只说明北方混乱无主，而不说明南方真有力量；只说明南方可暂得洛阳，而不说明中原可以固守。但收复洛阳一事毕竟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心理影响，使江左形成一股竞相北伐的浪潮。王应麟、钱大昕等论及此事，对东晋君臣甚多赞许，已见前述①。洛阳收复的第二年，谢尚又于北伐中获得所谓传国玺，送致建康，使江左得免于“白板天子”之讥②，也收到政治上、心理上的重大效益。这些事态，给人以旧都可复，升平在望的假象。

永和安定局面的内部条件，则是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势力骤衰，江左士族没有哪一家具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可以立即代替庾氏发挥作用。桓氏门户力量有限，以桓温为核心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需要一个组合的时间。士族门户的竞争虽未停息，但处在相持局势中，一时高下难判。所以永和政局呈胶着状态，就连呼声最高的北伐，也被这种胶着状态的政局牵制，表现出不寻常的复杂性。

穆帝年二岁即位，皇太后诸氏临朝。穆帝以何充力排庾氏之议而得嗣立，所以何充为朝廷倚重。何充族望才能，本不堪负荷大任，所以他在康帝死前即引大后父褚裒共参大政；而褚衷则宁愿坐镇徐兖以观动静，不愿株守朝廷。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昱居中辅政，以名士殷浩主扬州，意在借其名望以稳定政局，制约上游。自此以至永和十年，中枢体制大体如此。

永和之初，方镇势力以徐、兖褚衷和荆、梁桓温为重。褚衷以后父为征北大将军，其职衔军号表明，朝廷意在以褚裒徐、克之重经略北伐军务，不让他人插手，以避免他人以北伐之名，挟北伐之功，形成觊觎。徐、兖自郗鉴以来，一直是卫戍京师的重镇，褚裒以都督徐、兖而为征北，是集卫戍与北伐二任于一身。褚裒以后，终永和之世，居徐、兖者还有荀羡、郗昙，人物轻重虽有不同，但都忠于朝廷，作用与褚裒大体一致。永和时豫州在谢氏之手，谢氏也支持朝廷。朝廷有徐、兖及豫州的支撑，足以形成重内轻外，制约其它方镇的力量。这是永和年间东晋朝廷的重大战略部署。

方镇的问题所在，仍然是上游荆州。桓氏家族得以继庾氏家族之后兴起，原因很多。桓温父彝预灭王敦有功，又死苏峻之难，形成桓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休戚相关的背景。桓温尚主，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①，至少暂时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卵翼。庾翼声言北伐时，曾有以琅邪内史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入临淮之命，与相呼应。可见其时桓温官位虽不高而人物却比较重要。同时，中枢执政何充也很器重桓温，要把桓温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对抗庾氏势力的一支力量。桓温这一正在上升的士族人物，其地位的敏感性，由此可见。

何充曾为避诸庾而出督徐州，镇于京口，年余后入朝，即以桓温继刺徐州，列名方镇。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庾翼也曾力荐桓温。《庾翼传》翼言于成帝，请委桓温以“方邵之任”；《殷浩传》庾翼遗浩书：“当今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可见桓温在此时，是朝廷与庾氏都在着力争取的对象。但是桓温究竟是心存朝廷，还是意在庾氏，或者另有打算，此时还难见分晓。

庾翼本已用长子方之镇襄阳，临终前又表次子爱之为荆州刺史。《世说新语·识鉴》：“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園客（爱之）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注引《陶侃别传》：“庾翼薨，表子爱之代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子恬）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羲），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二步。

《何充传》何充命桓温镇荆州后，每谓人曰：“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这就是永和初年何充所安排的东晋权力结构的轮廓。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里居首辅之任，继承了何充所作的安排。不过何充曾以为这样就能使内外稳定，无复忧劳；而司马昱却逐渐发现，可忧的问题恰恰包含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内，那就是桓温力量增长以后，比以前的庾氏更难驾驭，与前引刘惔所虑西楚“不可复制”相同。

方镇问题，除上述徐、兖和荆、梁以外，作为上下游居间地带的豫州和江州，也很值得注意。桓温在发展过程中，欲得江、豫以插手朝廷；朝廷注视荆、梁动静，欲掌握豫、江以保护自己。这样，在永和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江、豫就成为朝廷与桓温明争晴夺的地带。

豫州自永和四年（348年）以后，十五年内，一直由陈郡谢氏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掌握，为建康的可靠门户。上游桓温虽然权势很盛，但由于不能控制豫州，因而也不能得心应手地影响朝政。升平三年（359年），谢万以兵败被朝廷（实际上是被桓温）废为庶人以后，豫州刺史之职并未入桓氏之手，似乎空悬数年。隆和元年（362年）的豫州刺史为袁真，而袁真是庾氏旧部，可见此时桓温还未能染指豫州。桓温取豫州的企图早已存在。《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升平二年“豫州刺史谢奕卒，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简文曰：‘人有举桓云（桓温弟）者，君谓如何？’彪之曰：‘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尽出一门，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简文颔曰：‘君言是也。’卒用谢万。”简文所说“人有举桓云者”云云，举者自然来自桓温阵容，简文何尝不明桓氏意图所在？既明桓氏意图，又得商榷于王彪之，只能解释为就此探询门阀士族对桓温的态度。桓云未得豫州，继为豫州的谢万为桓温所嫉，不得安宁，未能久于其任，年余即被桓温废黜。不过谢万被废后，如上所述，桓氏还是没有立即取得豫州。

江州自王允之死后，情况不甚清楚。《晋书》王羲之、徐宁、桓云诸人本传，都有出刺江州的记载，但缺具体年分。秦锡圭《补晋方镇表》系王羲之、徐宁相继出刺江州于成帝咸康六年、七年（340年、341年），系桓云出刺江州于永和元年（345年）。《王羲之传》谓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识鉴。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案庾亮死于咸康六年之初，其时江州刺史尚为王允之，由王羲之代王允之出刺江州是不可能的。王允之奉调在此年八月，死在此年十月，在此以后，王羲之代王允之为江州刺史，是可能的。至于桓云，则不得于永和元年出刺江州，这从有关事迹中可以稽考清楚。《晋书》卷七四《桓云传》谓桓云袭爵万宁男，遭母忧，葬毕，起为江州刺史，服阕莅职云云。万宁男本为桓温所袭之爵。永和三年桓温灭成汉，四年论功进临贺郡公，此时万宁男始有由温弟云袭封之可能。所以桓云刺江州不得早于永和四年。又，《桓温传》系其母孔氏死事于永和十年和十二年两次北伐之间。桓云既于母忧服阕后始莅江州之职，则又不得早于永和十二年，由此可见，终永和之世，桓氏始终未把江州控制到手。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分别系王羲之、徐宁刺江州于永和元、二年，但未著桓云刺江州事。

我推测，由于王允之有据江州对抗庾氏的一段历史，桓温镇荆州后的一个时间里江州暂由王允之从兄弟王羲之出刺，是合乎情理的。不过王羲之在事功方面与王允之不同，并非经国才器。他曾劝说殷浩勿与桓温对抗，又曾说桓温处谢万于廊庙而使其离开豫州。其事虽在王羲之离江州之任以后，但他折冲于殷浩、桓温之间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所以他居江州正可以缓冲于上下游之间而无碍桓温。至于徐宁，他本自江北荒县一令得桓彝推荐，始得人建康为吏部郎，遂历显职。桓氏于他有惠，他当然不至于在江州任内掣桓温之时。徐宁居江州的时间较长，江州转入桓云之手，大概就是在徐宁任内之事。桓云正式刺江州后，才可能有人于升平二年举桓云代谢奕为豫州。因为按照东晋地缘政治的常情，荆州的桓氏未得江州以前而欲得豫州，一般说来是困难的事，除非出现特殊的情况。

桓温终永和之世未能正式掌握江州，而豫州入桓温手更在十余年后的太和四年（369年）。这一事实，说明桓温自永和元年赴荆州之任后，迄于太和四年，其间凡二十五年之久，向下游发展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顺利。桓温的势力范围在荆、梁以及益、宁、湘、广等州。至于荆、梁以下，江州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地方，桓氏虽无刺史之名，但有很大的活动余地；而豫州、扬州以及徐、兖诸州则由朝廷牢固控制，桓温尚不可能插足。永和初年开始，一直维持到太和之时的安定局面，就是建立在这种力量均势的基串上的。太和四年，桓温以北伐为名，完成了几项对内扩张活动，即挤走徐州的郗愔，压平豫州的袁真，才使长期维持的力量均势彻底破坏，使处于暗流状态的门户冲突暴露于社会表层，使胶着的政局一变而为短兵相接的搏斗。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永和以来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间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闲适。他们品评人物，辨析名理，留下的佚闻佚事，在东晋一朝比较集中，形成永和历史的一大特点。

《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清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此事本于《世说新语·品藻》，司马昱所问及的风流人物，除此四人以外，还有阮裕、袁瓌、殷融、孙绰等人，俱有品题。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曰：“人才莫衰于晋。”①永和人物，同东晋一朝人物一样，足称者本来不多。他们一般的特征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他们不知疲倦地谈有无，谈言意，谈才性，谈出处，虽然鸿篇巨著不多，但一语惊人，便成名誉。考其思想内容，核心之处仍然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这还是洛都“三语掾”的心声。永和名士多服膺郭象《庄子，逍遥游》注之说，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在山林之中。《世说新语·文学》“谢万作《八贤论》”条注引《晋中兴书》：“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①识远者出处同归。”谢万之见，四隐四显虽皆为贤，毕竟还有优劣之别；孙绰之见，则无论隐显，“出处同归”，更接近于“将毋同”。这更是自以为“体玄识远”的永和名士的一般见解。

永和名士，言行并不相副。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的谢万，并没有谢荣华以就闲适。他“聚敛无厌，取讥当世”②，避其所优，取其所劣，这是谢万行不副言。屡辞征辟，有肥遯之志的阮裕，于《四本论》中崇傅嘏“才性同”之说，而傅嘏之说旨在进取而非退隐③。阮裕崇此，与其肥遯之志不合，这是阮裕言不副行。永和名士，即令是踵迹元康，标榜忘身物外者，亦罕有避世思想。晋人王康琚有《反招隐诗》曰：“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④。“大隐隐朝市”，也就是所谓“朝隐”。“朝隐”一词，差堪表示永和名士的风神旨趣。永和名士的清言谈吐，颇有遗文，但学理上无多建树，不但不能比踪正始、林下，与元康相比亦有逊色。

永和文学溺于玄风，内容空泛。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一三：“愚谓东晋玄虚之习，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案兰亭所赋皆玄言诗，赋诗者王、谢、庾、郗等士族子弟尽在其中，成诗三十余首，备见桑世昌《兰亭考》。这种诗，恰如钟嵘《诗品·序》所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永和诗风，从此中可以概见①。

东晋当轴人物，一般都有水平不等的玄学修养，否则就难于周旋士族名士之间。王导过江后机事繁多，但仍不废清言。《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理”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庾氏家族有玄学修养，已具前篇。桓氏家族本来是儒学世家。桓彝虽得人江左“八达”之列，但未见他由儒入玄的学识表现。桓温在永和之世，亦求附庸风雅。《世说新语·言语》“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记桓温听王导、殷浩清言，“时复造心”。但桓温玄学并无根抵，不被士流称许。同书同篇“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似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语。’”案汉成帝时张禹等入讲《论语》、《尚书》于金华殿，故云。刘惔听来不过是儒生讲经之语，桓温却以为是“咫尺玄门”，这是刘惔对桓温不辨儒玄、学无根抵的讽刺。又同书《文学》：“桓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耶？’”简文不屑听讲，语气之间，流露以玄学行家傲视桓温之态。前引《太平御览》卷三五四载《语林》谓桓温与殷浩、刘惔清谈不胜，上马持稍相对，意气始雄，亦见桓温玄学素养和人物品格之劣。

简文帝在清谈方面的确胜桓温一筹。在他周围聚集着当时主要的一批玄学名士。他自己的清言佚事，在《世说新语》里也遗存不少。他是永和玄学名士真正的保护人。但就学识深浅说来，简文帝的玄学修养也不算高，刘淡目之为“清谈第二流”①，王羲之目之为“啖名客”②。如果兼论他的玄学修养和政治作用，那末《晋书》卷九《简文帝纪》说得比较全面：简文“虽神机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赦、献之辈云。”在政治上置简文帝于周赧王、汉献帝地位的，恰好就是在玄学学识方面被简文帝讥讽的桓温。

士族名士既无避世思想，一般又是重恬适而轻事功，无积极的处世态度。声望最高的名士刘惔，孙绰诔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③，时人以为名言。如果士族子弟耽好武事，就会受到异议，因而大大影响其声誉和地位。王导对其子悦、恬二人的不同态度，就是显例。《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导长子悦“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次子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只是由于“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④

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①。这样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大体说来，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世说新语·豪爽》“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条注引《汉晋春秋》：庾翼“少有经纬大略。及继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乂、殷浩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

同书《排调》：“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②、刘诸人许。真长（刘惔）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注引《语林》曰：“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上引庾翼与桓温相期宁济宇宙之事以及桓温讽刘惔之事，足以证明在江左门阀政治环境中，真正负盛誉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且往往是真正掌权者的嘲弄对象。《晋书》卷七七《殷浩传》史臣之言曰：“风流异贞固之材，谈论非奇正之术。”在江左政局中有能力实现统治的人，确实不能在风流谈论之辈中求之。忘身物外的士族名士，在门阀政治中的地位不过如此。当然，如果没有他们在“天下清定”时例如永和之世点缀其间，也就不成其为门阀政治。

前叙孙绰答简文评桓温“高爽迈出”，可知桓温在气质和器识上确不同于其它名士。《庾翼传》翼曾语成帝：“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蓄之。”而《桓温传》桓温曾谓“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借王衍之例表明名士无能、清谈误国的看法，与庾翼说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是一致的。庾翼举出的殷浩，以后恰好是被桓温“束之高阁”。这是永和名士中的大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