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别号五柳先生。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３６５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４２７年），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既是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崇高的大诗人和大散文家，又是歧见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引人注目之处一在于他的五度出仕而后坚隐不出，二在于他的诗文冲淡清雅、天然纯真而又偶现豪壮之气，三在于他的长期被埋没而后又被奉为一代宗师。
多年来，陶渊明作为人们心目中才华超卓，情志雅远，旷群脱俗，率真任情的文学奇才和士林怪杰，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从陶渊明所处时代环境入手，审视他的心路历程和诗文道路，才能够予以更全面、恰切的评判与显扬。奇才怪杰的诞生，常常有赖于两个条件：不平凡的时代，不平凡的人生。正常的时代普通的人生，人的思想融入生活之流中，不会有多余的意识来反观生命本身。只有在得失、成败、荣辱、幸运与乘蹇之中惊喜、向往、痛苦、迷惑，在心理的不平衡中追求和谐，又从和谐中产生新的裂变，这才有了美到极致的情感和意绪，有了深到极致的哲理认识，这才产生了诗人、作家、哲学家。所谓愤怒出诗人，痛苦出哲学家，就是这个道理。人之所以超越于凡人，并不是因为天赋灵气，所谓“天才”只是一种美誉，一种羡叹，归根结底是由于后天的不平凡的经历，不同于一般人的主观追求与客观砺炼。而时代，则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的心态和生命历程，将其不平凡加诸于个人，并常常以文学或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是乱世出奇才的必然性。
陶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晋王朝中度过的，晚年经历了晋宋易代。他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祸乱不已，陶渊明降世之时，西晋灭亡已４８年，东晋偏处一隅，时时受到北方的进犯，统治集团内部却并不励精图治，团结御侮，更不思收复失地，而是沉湎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安乐而不能自拔。大批兵权在握的将领，多以扩展个人实力、相互勾心斗角为能事，致使少数爱国志士如祖逖等发起的几次北伐复土运动，都半途而废。所以青少年时的陶渊明，虽然也曾经“猛志逸四海”，也曾经“抚剑独行游”，却终于报国无门，建功无望，终于选择了田园。
公元３８３年的淝水之战以东晋大败前秦告捷，但外患稍缓，内乱继起，这就是公元３９９年爆发的历时十二年、波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孙恩、卢循大起义。义军与官军的长期战争，给劳动群众带来更大灾难。陶渊明的故乡江洲浔阳是京都金陵的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遭受战火的毁坏更为惨重。陶渊明的诗文中对这次战乱虽无直接描写，但触目惊心，他的悲观、避世的情绪，他的桃花源理想，都因此油然而生。
外患内乱使人们连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展其才志了。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更是令一切有识之士失望、厌倦。陶渊明一度在桓玄手下为吏，后又入刘裕幕府中任镇军参军，亲睹了一帮野心家们争权夺利、犯上作乱的一幕幕，其心中那种不齿而无奈，渴盼远离尘嚣的情绪可想而知。
陶渊明是在数番入仕过程中认识到他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无从在这个动荡不堪的时代实现的。所以他才最后下决心归田。这既是一种消极退避，也确实是无可奈何，是无力回天的情形下做出的明智抉择。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孔子那时还是能够有所为的，而陶渊明非退避不得免祸消灾，非隐居不能独善其身，以其才，以其情，以其时，他实在是除了吟诗作赋，再也不能别有所为了。
历代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要首先考虑通过仕途来实现。子曰：“学而优则仕，”当官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问题是看做什么样的官，是为人民鼓而呼呢，还是只知溜须拍马。文人笔下厌官憎宦之声颇切，这只是因为官场黑暗，或者是才违其时，求官不得，及为官而不得尽其心志。苏东坡几番为太守，做了不少好事，至今在西湖、海南、密州、黄州留下美名胜迹；韩愈官至侍郎，忠言直谏，几番遭贬，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这样为官，堪为宦官之人的楷模。他们的才华与心志，也正是通过出仕来实现的。陶渊明虽然最终做了隐士，但假如他一开始就不入仕途，他的为人为文也就不会有那么奇丽的魅力。他的辞官、谢聘，正是因为当时官场黑暗，仕途艰难，以其门第，以其心性，不可能左右逢源，飞黄腾达，得不到大展宏图的机会。东晋一代，在选官制度上，是沿用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将人按才能、德行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按品级授官，实际上是不讲德才高低，只看士人祖籍，以维护士族门阀的地位。
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进取的机会，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毫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陶渊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也是他终远朝市、寄意思园的最深刻的原因。在这样的时代，出现陶渊明这样的隐逸诗人，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欧阳修在《梅圣愈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话不仅适用于梅尧臣，也适用于古往今来许多才志不得施展，心中有所郁积的诗人。陶渊明正是因为报国无门，立功无望，在上下求索中陷入穷途末路，悲守寒庐，这才以诗文为寄托，忘情于田园，以恬淡解忧愤，化平凡为真趣，而成一代宗师。
东晋作为一个变乱的时代，思想意识上也是混乱错杂的，各种思潮、观念激烈交锋，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相互驳难，当时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丧失，礼法被指为流俗，纵诞被视为清高，儒家严谨、务实、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泯灭，代之而起的是崇尚清谈的玄学。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约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苛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来点缀风雅，炫耀才华。陶渊明视十三年仕途为“误落尘网中”，自谓“性本爱丘山”，也是受当时流行的老庄出世思想影响的。
两晋的玄学家，有的主张儒道调和，如郭象的自然与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现行制度的合理性，有的则认为只有“无君无臣”的古代社会才是人民安定富足的乐土，这就是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作为一个小私有者和失意文人，在对现实绝望之后，自然会认同这种思想，于是他笔下产生了一个美丽迷幻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心驰神往。
玄学与当时正在日渐发展的佛教在虚无空幻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是相通的。这正是当时人们理想崩溃、信念迷失、心灵空虚的普遍反映，当时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会上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陶渊明的思想认识也抵御不了时风世尚。他的归返田园与他人的出家为僧殊途同归。但是，从其“形影神三首”，可见他不同意佛教虚伪的形影神不灭论；从其“结庐在人境”，可见他更关注现实， 关注此生；“心远地自偏”则表明他能进能退，落于尘中超物外，这才是有志有识之士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中的不凡姿态。
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是受社会经济、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变革和发展所影响、制约的。由于社会的动乱，玄风的盛行，东晋文人竞尚浮诞，驰聘玄理，“ 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逐渐为玄言诗所占据。晋末宋初，老庄思想稍歇，佛教哲理又被许多方丈诗人引入文学创作。当时文坛领袖许询、孙绰的创作，就是玄言、佛语满篇的劣品，“平典似道德论”。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空虚、文学贫困的年代，陶渊明融其傲然不群的个性于诗中，给晋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风气，正因他真正有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卑躬屈节的骨气，他的诗文才能力转时弊、别具一格，正因为他隐身而不隐心，仍然关注现实，所以他的诗文才能于轻描淡写中显出风骨，具有丰润饱满的内核，他的不事雕琢，作为对执意求理、强作高深的创作流俗的一种反正，因而也具有了深远的意义，对以后反形式主义和反矫情伪智也是一种现成的样本和生动的教材。当世的曲解埋没不了陶诗的特殊魅力，相反，这更加显出了他的卓绝，更加令后人敬仰而充分挖掘出他的浅近的诗句中蕴藏的真情真趣与真意。今天，陶渊明这位兴起于乱世，被乱世所掩盖的奇才怪杰，已当之无愧地被认定为是建安之后、盛唐以前的最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万众瞩目的星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