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究门庭家世的东晋，吹嘘自己氏族传统的高贵是制造舆论、抬高身价的妙法，甚至可以藉此博取功名，所以夸宗耀祖一时成为风尚。陶渊明也未能免俗，在《命子》一诗中，他将家谱上续唐尧、虞舜，将西周司徒陶叔、汉右司马陶舍、丞相陶青都纳入本门。这种追溯远祖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十分可笑，但也不难理解，除了东晋高度重视家谱学的时尚影响，古往今来，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希望自己是出身高门，祖宗有德，因而倍增豪情与信心呢？尤其那些不甘平庸的人，总想为自己找到一些不凡的预兆、暗示及天命，不凡的先世就是对自己前程的一种预兆，一种暗示，一种因果轮回的天命。虽然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慰，可它对于促人上进，不甘沉沦无疑是有良好影响的，一个看重自己、有所追求的人，必然崇拜祖先，正如一个自尊自强的民族必然看重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一样。无独有偶，屈原在《离骚》中也尽情地夸耀自己出身的不凡：“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热爱祖先，实际上是一种自珍自爱的表现。所以屈原、陶渊明都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特立独行于世。另外，《命子》一诗是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所作，历数陶门功德，正是为了抒发自己救世济世、建功立业的理想，也是慨叹自己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希望儿子将来成才，完成父志。
夸宗耀祖既是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是信心不足时的寻求补偿，是自怨自怜的变形表达。这亦如一个民族，在落后于其他民族时，只有以缅怀光荣历史来自励自慰，而蓬勃上进的人，是不会说“老子先前比你阔”的，陶渊明的述祖，既有不甘沉沦的一面，也有消极无奈的一面，他后来的无功而退，从洁身自好这点来说是值得赞赏的，从“灵台无计逃神矢”，放弃与命运的抗争这点来说则仅是值得同情和叹惜的。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后徙家庐江之浔阳。侃出身孤贫，以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侃泽被一方，家境也豪富一时，“ 滕妾数十，家僮千馀，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应当说，曾祖的政绩、政声与其家室的昌盛、显赫，都是让陶渊明追慕的，这是与他一生数次出仕互相关联、不可或缺的两种因由。
陶侃亡故后，其子嗣或因罪被诛，或自残而殁，衰败相继，家境急剧沦落。陶渊明祖父陶茂虽也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太守，但没有什么事迹流传下来，既然陶渊明说他是“直方二台”，以梗直方正闻名，必定在官场上混不圆转。陶渊明父亲陶逸，是否做过安城太守今尚存疑，陶渊明赞他为官不喜，去职不怒，似可看出陶逸更是不得志，不喜不怒与其说是天然心性，不如说是自我安慰、自我支撑的一种姿态。陶渊明对陶侃以上的先祖都具体提到职位，谈起他父亲时却非常空泛，估计是其父职位卑微，耻于言及。加之陶逸去世很早，到陶渊明一代，败落困窘之状可想而知。
陶渊明无亲兄弟，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振兴门庭，延续香火，扶老携幼的职责系于一身，这远比大济苍生的逸志要来得实在，要留得长久。陶渊明迟迟不仕与家事牵累不无关系，二十九岁后数番出仕，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能够养家糊口、重振门庭。
陶门承陶侃爵位的嫡系子孙最初是其子夏，后经侄陶弘、弘子绰之，传至绰之子延寿。延寿曾随刘裕征讨后燕慕容超。延寿过浔阳祭祀陶氏宗祠时，陶渊明与其相会，作《赠长沙公》诗赋别，赞美陶延寿不辱门庭、无愧祖先的同时充分表露出他对长沙公的企羡以及自愧自怜。伤感第一代长沙公的威名与盛德在自己身上难以再现。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被都督六州诸军事并领江、荆、豫三州剌史庾亮保举为儒官“劝学从事”，又作为征西大将军的长史。孟嘉的妻子，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他的温雅平和，飘逸潇洒，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除同父异母妹妹外，还有两个叔伯兄弟：仲德、敬远，都无所作为。综括地说，陶渊明出身于一度辉煌而急剧败落的官宦世家。他一面想要恢复先祖的光荣，一面又感到时运不济，力不从心，一面厌弃官场的纷乱芜杂，一面又忘怀不了曾经有过的繁华。所以他才在进退出隐之间有如此多的犹豫，如此多的反复。最后他终于不能从仕途上看到光明前景，这才决然离去，留下无穷感慨，无穷怅惘，而终于觅得了恬静心境，创造了另一种繁华，那种不会被时代淹没、不会随时光飞逝的繁华——文学上的卓绝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