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年)七月，刘裕攻克长安，秦主姚泓出降，后秦灭亡。这是自淝水之战以来，东晋对北方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刘裕的声威更加显赫。晋安帝下诏晋封他为宋公。
十二月， 刘裕急于做皇帝， 顾不得巩固胜利，经略西北，只留十二岁的幼子刘义真及部将驻守长安，自己匆匆忙忙迁回江南。次年六月，刘裕为相国，受九锡。十二月，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而关中则为夏主赫连勃所取，长安复陷。
天道将变，人人自危。尤其是敏感的诗人，更隐隐感到了祸难的临头。虽然这种预感有些过敏、多虑，但乱世之中，全没了朝纲政纪，道德人伦，谁能保平安无事？前车有鉴，易代之际，在朝者固然必有祸患，在野的名士也难免麻烦。诗人忧心忡忡。义熙十三年自秋至冬，作《饮酒》诗二十首，多方地抒写自己的感触与情怀。
《饮酒》诗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而寄酒为迹也。”酒与诗，和中国历代文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那些奇才怪杰，更多是酒中仙、醉中鬼。刘伶嗜酒放诞，阮籍醉酒佯狂，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唐伯虎“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酒能激发灵感，但这不是文人的主观目的，而只是客观效果。主观上，文人纵酒，是因为心中有所郁积，借酒消愁愁更愁，喝到半醉半醒之间，不敢说的话也说出来了，不想吐的苦衷也吐出来了，所以不是酒能消愁，是酒能促人以诗文排遣愁怀。酒又是一道护身符，醉中之语不可当真，偶有失言也不能怪罪。处于乱世的文人名士，目光比一般人锐利，看得到便难免要说，只有以酒来麻醉自己，即使说出来也可多一层遮掩，何况即使不说，不欲与世人争，当朝者也不放过他，那就只有整天喝得醉醺醺以免缠扰了。
陶渊明作诗不多，几近半数与酒有关，可见酒与诗人生活、创作关系之密切。这固然带来主题、诗意及用词重复雷同的毛病，但也见出一生不得志、愁情难遣的诗人是多么的离不开酒。
无酒不能尽欢，无酒不能消忧，酒渐渐成了诗人的寄托，使他忘记一生不顺，命乖运蹇，使他浮想联翩，寄心于古圣先贤，遁迹于远古时代，使他有时也萌动壮心，追慕烈士。饮酒也使他安于田园，脱离纷乱尘世，使他能够放其言，吐其意，纵心任情，无所顾虑。《饮酒二十首》， 作于似醉非醉之中， 尽露酒中隐士之心迹，一展酒中隐士的风采。
《饮酒》之一云：“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邵生指秦时东陵侯邵平， 秦亡后， 沦为布衣，非常穷困，在长安城东种瓜为生。他种的瓜味道很美，被人称为“东陵瓜”。诗人举这个例子，说明人生衰荣无定，互相转化，达观的人懂得这个道理，贫穷时也能安恬。
《饮酒》之二云：“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苛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伯夷、叔齐这样的大善人饿死在首阳山，春秋隐士荣启期愈老愈穷， 诗人联想到自己越来越落魄，悲愤地指出“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只是空言。他们名传后世是因为有“君子固穷”的骨气。诗人不指望善有善报，只希望像他们一样保持节操，并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安于穷困的理由。
《饮酒》之三云：“ 道丧向千载， 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 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 持此欲何成！” 诗人继续表示一生浮名不为贵，应追求永恒之道的思想。“道”在这里是君子固穷之气节的升华与抽象，它不可以任何具体的概念来表述， 就是那么一种理念中、思辨中的永恒的应当追求、坚持的东西，正因其不具体所以才让诗人深信不疑、坚持不移， 从而成为固穷精神的可靠依托。或者可以说， 道并不存在，它只是诗人安于自己的处境的一种理由， 他找到它、设定它而安于它。如果具体为百世美名， 诗人是不大在乎死后的美名的。但它又包含了这一内容， 如前一首， 诗人追慕古代隐者也包含了传百世名的心理内容。在诗人潜意识里，求道与传百世美名有同等的价值。传名这一实在目的，易为诗人否定，所以转化为抽象的道， 诗人这才找到了确定不移、牢不可破的生存理由。解开心结，自己说服自己，确认自己，有了解释自己生存处境的理由， 诗人之心也就安宁了。《饮酒》之四云：“栖栖失群鸟， 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追。劲风无荣木， 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诗人把自己比作失群之鸟，徘徊 徨，悲声激切，后来终于找到一棵常青不衰的孤松，即诗人的隐居之地。诗人认定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从此永不背离。
《饮酒》之五是千余年来为人们传颂不绝、赞誉极高的佳作，其冲淡远雅的意境，清新纯美的语言，跃然行间的理趣，令后世文人钦慕不已。“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四句既有“非帆动、非风动，是为心动”的禅意，又有不拘形迹、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心。
再看魏晋以来的许多所谓隐士，慕禅慕道慕名山名川，其心不能偏，故欲求身远，是以身之远遁强迫心之不乱，不是心静而不觉人境之嘈杂喧嚣。“ 心远地自偏”因理成趣，是为理趣，千百年令无数文人才子为之倾倒，并给他们羁身官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善理尘中事，方为局外人，真能看破得失成败生死荣辱，也就不在乎所事何事，所邻何人，而总能落于尘中超物外，尽力而为，听天由命，以顺其自然之真率，纵心任情于人间世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二句又令人心折。绝对的静穆，绝对的安恬，随意采菊，无心见山。一个“见”字，尽藏“云无心而出岫”的意境。有人换之“望”字，“望” 是着意瞻观寻觅，全然失了诗人无心自然从容之妙。
《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云：“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所见何者？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诗人不经意间看见南山那边，夕阳西下，山色瑰丽，飞鸟结伴而归来了。他有何感触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庄子曰：“得意忘言，得鱼忘荃。” 真意可感不可言，言则必损其意，因为人的心灵感受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混沌多变不能截然分的，而概念的界定都是严密的，单一的，固定的，语言不能穷尽其意， 故老子云：“天地有大道而不言。”简单地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二句的内涵是：诗人由鸟儿们飞入南山瑰丽夕景的境，生出他在隐居之地也如鸟儿回到安乐窝巢一般的意，意与境合，怡悦的神思幻化到鸟儿身上，在夕景中感到无限欣慰与安宁。可这是以诗人一生之体验来感悟眼前景观的，这其中包含的人生真谛岂是倦鸟知还、倦鸟归林之类字句可以表达？又正因诗人只是无心见景，心灵自然而然地与景合，因成朦胧意境，这是无需也无暇付诸语言的。心之悟境，心境合一，物我两忘，哪里有余心去辨此真意？而当回过神来，意识到其间有真意时，则意已与境离，神与物分，不能以言辨之了。“欲辨已忘言” 正是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的最高审美境界，难怪神笔圣手如李杜苏等，都对陶渊明推崇备至。非其人其生其境其心不得其意其语，苏东坡作和陶诗数十首，也不能出此种意境，只有空余羡仰之心了。
《饮酒》之六云：“行止千万端， 谁知非与是。是非苛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以黄绮。”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是非混淆难以分辨，而人们判断是非常常是捕风捉影，誉毁都是人云亦云，只有那些通达明理的人才不管别人的议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代，而商山四皓都能特立独行。诗人托三季言晋末，流露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和对是非不分的俗论的厌弃，也不想在俗世中惹事生非，而决心追随商山四皓，洁身自好，以实际行动体现“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的豁达高标姿态。
《饮酒》之七写诗人采菊就酒服食。“ 泛此忘忧物，还我遗世情。”先一杯接一杯，后来就倾壶而饮，酒至酣处，便“啸傲东轩下”，放任之态跃然纸上。诗人爱菊，不止在它可以益寿延年，更在服食它的傲霜真气。
《饮酒》之八借孤松为自己写照。赋主体精神于形似之物，再以物与人之神似而喻人，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傲世独立之情，于咏松中尽现。
《饮酒》之九通过一位农夫与诗人的对答表现了诗人的心态。“清晨闻叩门， 倒裳往自开”。忙乱之中上下衣都穿颠倒了， 富有生趣。“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桨远见侯，疑我与时乖。”好心的农夫提着酒来看望诗人，怪他与世不合：“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这么劝过诗人的好心人必然很多，当然话是转化为诗人的诗句的。“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意出《楚辞·渔夫》：“世人皆浊，何不屈其泥而扬其波？” 衣衫褴褛守穷庐，诗人未必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他仍坚决地回答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生就的脾性，很少能与世人合得来，仕固然可学，可以努力改变自己，适应别人，但屈曲个性违背本心不是糊涂吗？诗人在这里不只是自我标榜，更是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打算改变己意。次年，即义熙末年，官府征诗人为著作佐郎，诗人坚辞不受，可见“吾驾不可回”不为虚语。
《饮酒》之十回顾“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仕游历程，恍然明白，“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实在不值，自己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 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所以“息驾归闲居”。那么言外之意是否是隐居才为名计，是传名的良策呢？诗人未必没有这种念头，但其主要意旨还是在于对竭尽全力只能求得一饱的仕途生活的否定。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弃官闲居，并非是以隐居另寻求名之计。
《饮酒》之十一对颜回、荣启期这些贤德之士“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的遭际深深同情，无限感慨，他们的幸福并不在身后之名，而在于虽然枯槁亦能称心，正因看得明白，诗人才认为“称心固为好”，而努力从贫苦中寻找自适、幸福的感觉。
《饮酒》之十二又引长公和仲理的事迹来印证自己的心态。长公即西汉人张挚，一度为官，因生性刚直而去职，从此隐居不出。仲理即东汉人杨伦，据《后汉书·儒林传》载，杨伦初为郡文学掾，因“志乖于时”，“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征命。“ 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从这些人身上，诗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的身世就是自己身世的印证。每个人都需要肯定，这种肯定往往不是来自某些客观的标准，而是来自外界的评价。与自己心性、作为、遭际相同的人，他们和自己都未必正确，未必幸福，但他们本身就是自己正确的认定，自觉幸福的印证。因为有人先己而行，有人与己暗合，所以诗人才能“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才能“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饮酒》之十三由醒者醉者彼此不能沟通的现象说明醉者大势了然，世事通达而醒者“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徒然自缚的实质，坚持自己长年独醉的处世态度。“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醒者终日小心翼翼是多么愚蠢，醉者放达不羁方为明智。长年独醉，正是“世人皆醉而我独醒。”这固然有些偏颇，但更见出诗人心意之坚定。
《饮酒》之十四写诗人与友人聚饮之乐。“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醉态可掬，“ 不觉知有我，要知物为贵？”于饮中抛却尘世纷争，摆脱利禄之心。这才算是得了酒中深味。
《饮酒》之十五先写诗人庭院之荒芜、冷清，“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久翔鸟，寂寂天行迹”，而后慨叹“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 深觉“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诗人成天湎于酒中，极力排斥穷达、贫富之念，连庭院都疏于整治，其精神状态之颓落可想而知。虽然这种近于自虐的放旷不足推崇，但诗人也是无可奈何，其情其状让人怜惜。
《饮酒》之十六与第十内容、意旨接近，也是抚今思昔，“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径。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 饥寒饱所更”。只是更加突出自己的潦落、凄凉：“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竭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孟公指东汉人刘龚，当时有高士张仲蔚，家境贫寒，善属文，好诗赋，不慕名利，隐居不仕，所住的地方蓬蒿高而密，掩没人身，时人都不注意他，只有刘龚了解他。陶渊明长夜不眠，苦待天明，悒郁之情无从倾诉，所以想有刘龚那样的知音。
《饮酒》之十七中作者自喻为“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而与众不同，“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他进一步反思自己的弃官从隐，除重申入仕是“行行失故路”，从隐“任道或能通”外，又觉悟到即使自己淹留仕途能够有所建树，可鸟尽弓藏的前车之覆可鉴，他仍然不会称心如意， 反而难免灾祸。“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刘裕清除异己的种种暴行足以证明诗人的选择是对的。
《饮酒》之十八通过杨雄好酒善言但有时不语的典故，含蓄地说明自己只想醉饮、不愿多言以免惹火烧身的苦衷。杨雄“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什么疑难都能解答，可碰到攻伐他国这类敏感问题，就不肯说话了。所以陶渊明总结说：“仁者用其正，何尝失显默。”当说则说，不当说就不说，为免口舌遭祸，干脆隐迹酒中。
《饮酒》之十九内容同第十、第十六，回顾“畴昔共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光流，亭亭复一纪”的历程，慨叹仕途艰难，时事多变，无所适从，“世路廓悠悠，杨生所以止”，杨生是战国末时魏国人，据《淮南子·说林训》载：“杨子见蓬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西晋阮藉穷途则哭，是触动人生走投无路的愁绪。陶渊明也无路可走，只有隐居。隐居亦不能像疏广、疏受叔侄，辞职后以皇帝及太子所赐黄金天天宴饮。“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只有一杯浊酒聊以自慰，充满无奈的达观。
《饮酒》之二十，历数诗书礼乐被破坏、遗弃的灾难，含蓄地表达了读书人历代不受重视、满腹诗文却穷困潦倒的愤懑不平。“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淳真朴实的羲农时代已经逝去了，世人变得庸碌狡诈，追名逐利， 人心不古。“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风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孔子力挽世风，虽未出现太平盛世， 但也使礼乐暂得焕然一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采取愚民政策，焚书坑儒，让天下读书人寒心。“ 区区诸老翁，为事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书人不受重视，人们都往仕途奔走，不凭智识而凭投机钻营、勾心斗角等卑俗手段谋取一官半职，不惜以人格的代价博取俸禄。诗人之与时违，性情不合是表面原因，而历代不重视知识，不重视知识分子是根本原因。知识分子是最有力量又最软弱无能的，其才其知得其用，就能对整个社会发生深远影响，受轻视受排挤受冷落，他们以其所长不得施展，以其所短处世谋生必定潦倒。而历代王朝只求巩固一家天下的统治，顾一时之利，不以国民长远利益为计，而以知识分子为异已力量，不能拉拢利用就排斥打击。这就注定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则是以理想代替现实，不能适世以变世，所以理想未能实现先被现实击倒。适应才能改变，知识分子缺乏适应能力和韧的精神，一触即溃，先从意志上击倒了自己，于是只能顾影自怜，孤芳自赏，只能纵情酒中，乐以忘忧。“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历代文人都采取这种消极逃避的姿态，他们的命运更注定了百世轮回。但陶渊明虽然无力却是清醒的，他看到即将建立的新朝也不会重视诗书，不会重视读书人，而只会拉拢利用或排挤打击，所以他宁愿沉湎酒中，并且在说出愤激之语后还要托言醉酒以免追究，平生祸端，同时也是不愿看到这种现实，作者悲苦难言，只有以醉人醉语来自我开脱。
在《饮酒》二十首中，诗人既为自己违时而无奈，更为世事违己而充满愤懑，既以古代隐者贫士相慰相励，更对一生枯槁的命运产生怀疑，既不断地自我排遣，更因为无从排遣而以酒自醉，因而饱含了悲凄激愤之情。同时诗人虽醉犹醒，不仅看到了生不逢时，悲守穷庐的现实，也能够直面这种现实并为自己找到生存的理由和意义；不仅认识到生不逢时的客观处境，又能为自己在嘈杂纷乱的人间寻觅到一方心灵的净土；不仅从一生的经历中了然注定给他的命运，也能从不幸的命运中发现人生的乐趣与意义。《饮酒》组诗所展示的隐者之心是充满痛苦和不安的，所显示的隐者之风却又是达观恬静的；所蕴含的隐者之情是凄凉迷乱的，所生发的隐者之思又是睿智和冷静的。虽然这组诗总的基调低沉了些，但仍有一种狂风急浪后的恬静。以《饮酒》诗观酒中隐士，可悲可叹，可羡可赞，可慕不可追，堪怜堪惜不堪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