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为臭名昭著的警察单位中，有一个就是宪兵，也就是军警。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身为关东军将领在满洲服役的东条英机就领导过它。无论在日本还是海外，宪兵都不满足于仅仅在军队内部执行法律和命令，他们要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急切地把魔掌插入民间。
另外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特高”，或者叫做特别高等警察，另一个是国民警察，它类似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这两个机构也负责国家安全的维护，它们采用严厉的手段来执行 这一任务，和它们的德国伙伴———盖世太保毫无二致。这一系统由无数的首都和地方警察局构成。而东条英机则通过内务省从总体上进行间接控制。
同时担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直接掌握着宪兵的控制权。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力量随时待命，准备逮捕那些哪怕只有最轻微颠覆嫌疑的人，那些有不忠思想的人，那些发表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不尊重天皇的人。
尽管日本差不多是二战期间受到间谍活动困扰最少的一个国家，它还是对间谍怀有近乎疯狂的恐惧，军队只有晚上才进行调动，当旅客列车经过位于横须贺、久礼和佐世保等地的海军基地时，朝向大海一侧的窗帘必须拉下来，以防止人们看到停泊在港口的军舰———即使当地的镇民每天都看见他们。68000吨的日本主力舰“大和号”是当时最大的在役战舰（其姊妹舰“武藏号”和它吨位相同）。它是在久礼建造的，它的船坞用钢制的篱笆围得滴水不漏，仅篱笆上的钢材就足以造两艘驱逐舰。
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宪兵变得十分猖狂。军事警察在火车上搜查旅客的行李，他们拘留和拷问任何被发现在读英语书籍的人。只需要一个最轻易的借口，如学习关于左派的东西，他们就可以没收和检查人们的日记。一位名叫松本千鹤子的妇女回忆说，当她和一位朋友正在听一个La Cumparsita（一种南美的探弋舞）的唱片的时候，两个宪兵闯进了她家。“你们这些叛国贼，”他们大喊道，“现在国家的情况如此危急，你们竟然还在听敌人的音乐!在离开之前，他们砸碎了松本太太的大部分唱片。
在这些看似偶然的暴行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处心积虑的预谋。一位日本人回忆道：“有谣传说如果宪兵把你带走了，那你就完蛋了。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吓得发抖。”早在1942年，宪兵进行的可怕的活动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以致连一向逆来顺受的公民也发出了反抗性的低声抱怨，例如东京的一个政府机构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其中要求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自由国家”。
这些抱怨传到宪兵的头目加藤佐治少将耳中，促使他发动了一场对其势力的公开辩护。他说道，宪兵的一些手段确实显得有一点点苛刻，不幸之处在于，“宪兵有时被怀着恐惧和怀疑的人们看做一股秘密警察势力。”加藤说，这一点是最令他苦恼的。他用温和的口气向他的国民保证：“你们用不着害怕他们。”他最后总结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宪兵所采取的措施“都必然会为我们赢得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然后宪兵仍然一成不变地按它的既定方针行动。
而和宪兵争夺国家警察最高权力的是“特高”。这一力量组建于1911年，目的是镇压左翼运动并进行新闻检查。现在，它的特权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它专门执行法律中关于思想控制的规定。
“特高”的成员们有权进行两种方式的逮捕，一种是进行盘问，另一种则可以进行拘留。原则上，留滞期最长只有29天。期满之后，被拘捕者即便释放，也会留下案底。为了绕过这个麻烦的规定，当一个嫌疑犯在一个地方关押期满之后，“特高”就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另一个为期29天的关押就开始了。在关押期间，嫌疑犯通?蝗釉谝桓鲂∏羰依铮黄茸诘匕迳希蓖νΦ匾欢欢看味家恢弊?4小时。一个被关押者回忆说：“日出月升，昼尽夜来，我们除了曲膝坐在地板上，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我们偷偷地伸一下腿又被发现的话，就会被踢得满地乱滚。”
那些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捕的人都会被要求写一份自传。“特高”对每份自传所包含的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家庭背景，（嫌疑犯）成长的环境，朋友和熟人的名字，参加过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工作简历，一份关于政治观及其如何形成的文章。对于被捕者来说，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他不按照“特高”想看到的方式来写，他就必须重新再写；而他如果写了“特高”想看到的东西，他就会以政治犯罪的名义被起诉。
下面是“特高”的一次相当典型的逮捕行动。一个寒冷的冬夜，三名身披黑色外衣的“特高”人员，毫无预兆地闯进被怀疑为自由主义者的电影导演岩崎昶的家，他们把岩崎昶从睡梦中拖起，不由分说地就把他带到了位于东京西北部的池袋警署。同时，他的书籍、杂志、笔记本、日记和手稿也被捆成一包一起运到了警署。（在战争的后期，当燃料短缺变得十分严重时，这些物品被焚烧用来给警察取暖。）早晨，岩崎昶被带到一个“特高”官员面前，被告知他将要“受受冻”———就是关在一个没有供暖的小牢房里。在根本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岩崎昶在监狱里总共待了14个月，最终他被释放了，但被警告不准发表任何政治言论，也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到了战争后期,“特高”思想控制局的首脑古井喜实向帝国议会提出，他想要对“危害国内团结”的活动进行一场加大强度的镇压，以此为手段来坚定全国的决心。他的陈述非常动听；东京附近地区的“特高”逮捕了《改造》和《中央公论》这两本颇负声望的杂志的编辑人员，并指控他们宣扬共产主义观点。一个姓竹岛的“特高”警官公然地对《中央公论》的编辑黑田秀俊（音）进行威胁，他说：“我们很清楚你并不是共产党，但你如果坚决不承认呢，我们可知道怎么对付你。我们只要把你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就行了，我们是可以杀掉共产党的。”但黑田秀俊不为所动，重申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知道任何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黑田秀俊被释放了，但他的杂志被查封了，直到战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