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被占领的荷属东印度开采石油的问题上，双方的争斗时间也长到了荒唐的程度。海军由于对石油的需求极为迫切，不得不从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开采。陆军由于步兵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它的石油主要是用于航空兵，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需求了。但是，陆军实际上早已垄断了日本的石油资源。
这种不平衡来自于一种奇怪的安排方式：被占领地区的石油资源的分割情况是由最先占 领该地区的军种决定的。在这点上，陆军占有明显的优势，它掌握着最主要的油田，还握有6座大型的炼油厂，这使得陆军拥有了前荷兰属地中85%的石油资源，这样海军能得到的就所剩无几，它手中掌握的只有婆罗洲的两个港口。
为了满足自己远远超过陆军的石油需求，海军不得不采取了类似于敲诈的手段，它威胁说，如果陆军不分给它更多的石油，它就要扣留发往日本的所有油轮。虽然，因此成立了一个陆-海军石油委员会来解决分歧，但实际上争斗更加剧烈了。对于委员会所下达的石油分配命令，通常双方都置之不理。
同时，海军在海战中的失败，和其长期的石油短缺也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群岛航母大空战中，有一个日本舰队其实就在附近，但苦于燃料不足而无法参加战斗。由于不会受到来自海面舰船的攻击，美国航母发动了“电击行动”，随心所欲地遣出和召回作战飞机，日本空中力量在这种打压下永远都无法恢复元气。后来，在莱特湾战役中，从本土紧急赶来赴援的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原因还是燃料不足。
尽管海军掌握着油轮的垄断权，但陆军建起了自己的造船厂，而且它对商业船运也颇有涉足。实际上，早在战争开始时，陆军手中掌握的船舶的总吨位就已达到了210万吨，而同时民用的“航运控制协会”的船舶总吨位是170万吨，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则仅有150万吨。而在实际操作中，两军之间也决不进行任何合作的努力。陆军的航运总部在宇品，海军的航运办公室则在横须贺，他们从未交换过关于船只启航、路线、装载情况以及到港时间等任何信息，甚至连发现了敌方的潜水艇这样的事也互不通知。
陆军并不仅仅满足于拥有自己的商船船队，它甚至还要利用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来建造自己的潜艇。海军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三和荗吉副司令回忆说：“当陆军提出要建造他们自己的潜艇的时候，海军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但是陆军答复说，他们计划建造特殊的潜艇是用来守卫本土的，他们不想要海军的潜艇来担负这一任务，因为它们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就是迎击敌方的舰队。海军对这一点表示同意，并且向陆军阐述了建造潜艇的困难性，表示可以指导陆军如何来建造。然而陆军并不想要海军的帮助，只想自己来造。”毫不意外，海军的潜艇几乎没有被派上任何用常
日本在二战中未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雷达，这在部分上也要归咎于两军之间的争斗。美国的雷达专家们在一份战后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的军事首脑们必须受到严厉的批评，他们使陆军和海军的研究开发以及生产工作一直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日本缺乏拥有足够技能来从事雷达研究的科学家，无法展开工作。然而他们竟然还坚持在两军中进行各自为政的秘密研究，企图用不到一半的人来完成全部的任务，这种事倍功半的方式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陆军掌握着最高的军事征募权力，因此它就老实不客气地把那些技术熟练的飞机制造工人统统征到了自己的序列之下，特别是那些原本在给海军生产物资的工厂中工作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约4500名九州飞机制造公司的工人受到了征召，占到全厂雇员的50%，他们的位置被换上了毫无技术、毫无经验的妇女、学生和朝鲜人。陆军和海军似乎都很乐于让他们的供应厂家们生产用途相同的但却形状各异的产品。“即使是生产一个螺钉，陆军可能要造成左旋的，而海军则要造成右旋的来表示与其不同。”日本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益雄在回忆中这样说道。
到了1943年的12月，日本的工业已经极度混乱，以致内阁计划委员会和通产省全部被取消掉了，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军需省，由东条英机兼任部长，它的任务就是专门消除由于那两个互不相让的军种所引起的混乱。
凡是那些和战时供应品生产稍有瓜葛的私人企业都被列为“军需厂家”。这个含糊不清的称号一共被授给了671家厂商。军需省对厂商的生产安排有独家控制权，还控制着下属厂家的资金，并且可以按照它的喜好对厂家进行任意的拆解组合。
然而军需省的努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仅从部长走马灯般的替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东条英机很快就对军需大臣的工作感到厌烦，于是将其转给了副大臣岸信介。岸信介的继任者是经济学家藤原银次郎，他就是那位意志坚强、能力卓越的三井工业集团的前任总裁，藤原后来带着愤怒辞去了这一职务，取代他的是一个名叫吉田的昏庸官僚。对此藤原解释道：“问题就在于必须有一个陆军和海军都能接受的人，于是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妥协方案———任用吉田，尽管这个人根本一事无成，毫无用处。也许他们觉得任用一个对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就能使他们双方都放开手脚吧。”
综观整个二战过程中，这两个军种之间很明显地不需要一个协调的指挥（而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听从）。就在中途岛战役后不久，海军准将高木础吉大胆地向海军军令部建议，提出日本胜利的惟一希望就在于陆军和海军在一个最高指挥部之下采取联合行动。但两军都拒绝进行任何实际的合作，即使在作战地区也是如此。
作战地区中权力在两个军种间的分配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则，陆军掌握了大部分的指挥权，但海军控制了新几内亚的一半、所罗门群岛、苏拉威西岛以及被托管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双方都认为对方控制下的地区与自己毫不相干。还是那个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他认为这种情况就是造成1944年6月塞班岛失守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写道：“分配给海军的舰只数量不足以守卫这一地区，而陆军提供的支援不仅不够，而且还三心二意。”
然而海军也好不到哪儿去。作为山本五十六大将中途岛作战的一部分，陆军官兵们夺取并固守了阿留申群岛，海军早前就对这次登陆行动表示反对，很快就又对它进行批评，海军大西泷次郎少将后来说：“我们应该在猛攻阿留申群岛之后就从那里撤走，但是我们愚蠢地占领了这一地区，还投进了过多的物资和不必要的兵力，这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离开了。”所谓不必要的兵力就是指那2300名在1943年5月美国收复阿留申群岛时被困的士兵。
在得知阿留申群岛的大败后，裕仁天皇陷入了很深的困惑，他非常天真地问他的侍卫官：“难道海军和陆军之间真的水火不容吗？如果他们之间存在摩擦的话，那我们就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天皇的这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由于东条英机试图掌握日本盘根错节的政治结构的努力毫无成效，由于警察的高压手段渗透到国内的每个角落，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龃龉不断，兵力不足、军备匮乏的日本帝国无可挽回地逐渐滑上了通向失败的道路。日本人民，即使在一段梦魇般的时期已经到来时，仍旧对他们的精神坚信不移，但他们很快就会尝到苦果的滋味。
1944年1月，东条英机首相灵敏地应对一位帝国议会的成员。东条英机的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因此他被称为“剃刀”。
1940年10月31日，成双成对的日本人在享受“Auld Lang Syne”。（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歌曲，中文名叫做“骊歌”或“友谊地久天长”，常作为舞厅的交谊舞曲。）禁令前最后的舞曲。政府下令在这一天的午夜之前关闭所有的舞厅，以此作为一项保护措施。
记者新明武雄在一次关于战略的争论中站在海军一边，因而激怒了东条英机。
新明武雄（第一排左起第一人）和他的连队在一起。后来这一连队在守卫琉磺岛时被消灭。
一篇带来了“死亡召唤”的报道
1944年2月23日，日本的《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东条英机首相看了这篇文章后，勃然大怒，以致一定要把它的作者———战争新闻记者新明武雄置于死地。
在这篇题为《竹枪根本无济于事》的文章中，新明武雄对陆军的防卫计划进行了批判，因为这个计划命令本土的全体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头的任何武器来击退盟军的入侵。相反，新明为海军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最后的决战必须在海上进行，这样可以防止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以及对日本进行轰炸。
尽管这篇文章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东条英机，但这位日本首相还是认为受到了人格侮辱。他给新明武雄下达了一份入伍通知，而通常像新明这样一个年入四旬的人是不属于征兵之列的，所以这个通知被称为“死亡召唤”。任何一个收到这种通知的人几乎就死定了。他们都被用船运到了最前线的部队。新明武雄将被送到了琉磺岛的一个陆军航空兵连队中。
但是海军拯救了这位记者的生命。他们向新明武雄下达了海军入伍通知，而这份通知，被精心安排在了陆军的前面到达，抢先将新明安排在了海军新闻处中一个安全的岗位上。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为了表示对美国的蔑视，东京的行人们践踏被政府宣传部门绘制在人行横道上的巨型美国国旗。
一个士兵将竹枪刺入代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稻草人。旁边的牌子上的内容是鼓励行人都停下来刺上一下。
全身心地投入战争的准备
“因为我们想到了那些在中国北部打仗的战士们。”在被问及她和她的同学们为什么冬天不穿外衣时，一位女中学生这样回答道。这些孩子之所以会如此毫无怨言地忍受严寒，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主义，另一个则是日本政府努力进行的所谓精神动员的结果。为此他们发动了无穷无尽的政治宣传运动，号召人们与军事行动保持一致，促使所有的人们坚定意志来承受那些战争可能给后方所带来的困难。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东京的宣传机器高速运转起来，全国的报纸都按照指示同时发表了“要与政府协调一致”的公告。从此之后，日本人民便被铺天盖地的新闻和报道所吞没，它们全都是在宣扬奋不顾身的日本士兵有多么勇敢，以及这场为了抵抗凶残的美国侵略者，保卫天皇的圣战有多么正义。
任何对政府的政策产生质疑的人都会遭到审讯甚至监禁，而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是名字非常直白的思想警察”。如果那些懦弱的惟命是从的媒体偶然发表一些评论，被认为违反了1941年的一项所谓的维持“和平气氛”的法律时，那些倒霉的撰稿人就会面临失去工作或者将被监禁一段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失误所带来的后果，许多报纸雇佣了“狱中编辑”，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服规定的刑期。
这样的措施有助于控制新闻媒体和对人民的思想进行约束。政府还试图将人民的身体也控制起来，年轻男子除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之外，还被要求自愿参加军事训练，年轻女子则被鼓励着结婚生子，以为这个不断扩张的帝国充实人口。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要求穿上单调的平民制服，还要参加准军事训练，人人都疲于奔命，苦恼不堪。人民的具体生活，无论是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去锻炼还是如何祈祷都要服从政府的指示。原因就是政府要千方百计争取成功地达到它所宣称的目标:维持“完美的公共秩序”。
1943年，即将赶赴战场的日军从东京一家剧院的巨型广告牌下经过。广告上的标语是：我们不会停止进攻。
采取节约措施来巩固本土
在战争刚开始时，由于日本领导者制定的作战计划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品生产的大规模减少，因此政府发动了一场节约运动，主要是为了使人民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这一次运动的口号———诸如“奢侈是我们的大敌”———被印在传单上，撒遍了日本列岛。
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响应了政府的号召。他们每天跟着国营广播网进行定时的锻炼，以此来加强身体素质。他们还勒紧裤腰带，像日本禅宗的和尚那样，进行自愿的食量节制。日本禅宗和尚自愿戒食大米，只吃少量的水果和蔬菜。
人们努力去适应失去了以往一切便利的生活。从1940年开始实行严格的汽油配给，东京从午夜到凌晨5点，实行交通管制，爱国主义的妇女团在政府的发动下，对任何浪费油料开车去红灯区的家伙的姓名予以无情的揭露。
政府还号召进行服装上的限制。他们敦促妇女们将奢华的服装如西式裙子和华丽的和服束之高阁，换上农妇式的工作衬衣和宽大的裤子。口红、胭脂和眼影之类的化妆品全遭到禁止，而在美发店统统被关闭之后，朴素的短发成为了最流行的发式。
而日本的男人们无论军民，则响应号召，将笔挺的西服套装换成了毫不合身的卡其布制服，并且打上绑腿，带上军帽。最后，由于所有能利用的皮革都被用于为军队制造军靴，以至于所有地方的平民们都不得不穿上笨重的农村式样的木屐。
东京的一个身穿西式套装，头戴草编礼帽的警察正在训斥两位妇女，因为她们一个穿着西式洋装，另一个穿着和服，这些都被政府列为奢侈性的服装。
一位身披防空组织绶带的妇女微笑着展示名为“Monpe”的宽大式女裤，这种裤子后来成为绝大多数妇女的着装。
东京附近伊豆半岛上的一群居民在户外进行柔软体操，背景为富士山。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一个男子和他的儿子一起在吃“日之丸便当”。这种饭菜象征着日本国旗，就是在白米饭中放一个红色的腌梅子。
在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健康宝宝大赛中，容光焕发的妈妈们抱起胖乎乎的婴儿排成一行。这种比赛举行了很多次，旨在宏扬母性。
驻守满洲士兵的未婚妻们在一所新娘学校中扛着锄头行进。
一群少年工人正在昭和电力公司的一家乡村分部中使劲推动满满一车用以制造水泥的石灰石。
来自妇女儿童的特别贡献
由于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人力，那些留在本土的人们就被号召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孩子们被分配去从事捡炭块以及其他简单的工作。再大一些的学生们则要到田里和工厂里进行繁重的劳动，而年轻的妇女们则被鼓励着去从事一种特殊的生产工作———生儿育女。
在此之前，日本一直被人口过剩所困扰，而且将其作为扩张的借口。而现在政府却宣称它需要更多的人口来充实新占领的殖民地，并且发动起一场宣传攻势以期达到每年300万的出生量，这差不多是和平时期的一倍。
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日本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并且建立起许多婚姻介绍所和新娘学校，用来训练年轻姑娘们，她们将作为拓殖者驻守海外的日本士兵们结婚。国家负担婚礼的费用，并且承诺只要所生的孩子达到或超过10个，将为其家庭提供免费的高级教育。
妇女们被鼓励着“把母性作为国家的命运”。首相夫人，同时也是七个孩子母亲的东条胜子告诉全国的人们：“养育孩子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形形色色的“士兵”
大战初期日本军队速度惊人的胜利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军国主义狂潮，为了将它保持下去，日本的宣传机器不断地提醒人们日本军队体现了古代武士的英勇美德。
对军事的狂热感染到了社会的所有阶层。满怀骄傲的母亲们给她们的孩子穿上装饰得漂亮的制服。老师们告诉学生如果一个男孩子不投身于这嘲神圣”的战争，那么他就会耻辱终生。而对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日本专业相扑选手们响应征兵这样被大加宣扬的消息，尤其使青年们感到振奋。
甚至连那些一向信奉非暴力，讲求和平的和尚们也响应了征兵的号召。同时由于许多神道的神职人员入伍，以至于在神道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妇女替代这些男人做神职职位的现象。
在全国的儿童节中，身着陆军和海军将军制服的小男孩们庄重地敬军礼。
在1942年的一次卫国操练中，一排高大粗壮，大腹便便的相扑运动员摆出向右看齐的姿势，他们在日本是广受欢迎的传统项目运动员。
在一位陆军军官的指挥下，腰别刺刀，肩扛步枪的和尚们在他们的寺院中操练。
1943年东京街头，一位美丽的少妇停下来往一块钉着一排排钮扣的布上缝上一针红色的线。当有1000个人缝过之后，这块带着幸运祝福的布将被送到一位前线战士的手中。
一位路人在一位少妇手持的太阳旗上写上“力”字。当写1000个字之后，这面旗也将被送给一位前线作战士兵。
日本妇女肩负着维持本土和海外军队士气的责任。“国防妇人会”负责起了这些活动的协调工作，派遣它的成员们到火车站为开赴前线的部队送行，并敦促他们写鼓舞后勤人员的信件。妇女们还通过制作护身符的方法来帮助那些素昧平生的士兵们，从护身符上他们可以确信自己拥有来自身后那片国土上全身心的支持。
最受欢迎的护身符叫做“千针带”，就由1000个街上的行人在一块布上一人缝上一针，然后将其送给前线的士兵，据说它象征着日本妇女的信任和忠诚。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就收到了一个，是他的未婚妻和表姐妹制做的。坂井三郎写道，“没有哪个日本飞行员相信这种传统的护身符能避开子弹”，但当他想到他的未婚妻和表姐妹长时间“伫立在寒冬的街头”请求行人们为它缝上一针，“我当然会戴上它，”他最后写道，“而且我把它绑在我的心口上。”
还有一些志愿者们走上街头去制作另一种护身符，他们请行人们在一面日本国旗上写上幸运的祝福。许多日本士兵都在口袋里装上这么一面国旗参加战斗，因为这代表了他的国家。
在神社中为死者
祈福的人们
日本人被鼓励着去东京广大而幽暗的靖国神社进行公众性的祈祷，在这里供奉着所有战死士兵的亡灵。这种信仰是由裕仁天皇在战争初期就树立起来的。他主持了一个在靖国神社举行的庄严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裕仁天皇宣布那10334名死于中国战场的军官们的亡灵在此得到供奉，这意味着他们被赋予了神一样不朽的地位，几乎和天皇自己并驾齐驱了。
随着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平民来这里祈祷。靖国神社成为了一个至为神圣的地方，有轨电车经过它的大门时都要稍作停顿，而行人们则停下脚步并深深鞠躬。
1941年，哀悼者们冒雨跪在位于东京闹市区的靖国神社外面。 平民们最通常进行的 就是为他们在战争中死去的亲近之人祈祷。也有许多士兵在他们乘船奔赴前线之前来祈祷一番。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1945年3月，在东京遭受了二战中最严重的一次空袭之后，身着军装脚蹬皮靴的裕仁穿行在被炸毁的一个街区中，侍从们被他甩在了身后。
帝国俘虏
1921年，当时还是皇太子的裕仁访问英国时在向仪仗队敬礼。头戴熊皮帽，担任陪同的是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三世。
一位害羞，温驯而又热爱和平的天皇
“达到至美的时刻就是全世界都一片和平。”在一首含义幽远的小诗中，裕仁天皇这样写道。然而他的一举一动是如此地被拘囿于日本苛刻的传统范围之内，所以这个热爱和平的人极少会表露出对和平的渴望。
裕仁生于1901年，在一个完全得不到爱的氛围中长大，他一直感到压抑和恐惧。按照宫廷的惯例，他在仅有10个星期大的时候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在一连串的监护人和导师的照顾下长大，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共11位学者像填鸭似的拼命往这个小男孩的脑袋里塞着各种科目的知识。
尽管被培养日程束缚着，但这位皇太子却显示出了十分独立的思维能力。12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神话———他是太阳女神的后代，因此他自己也是一个神———和他的历史老师展开辩论，使这位老师震惊不已。他的首席监护人西园寺公望亲王告诫他不要发表这种异端邪说，并且向他解释说日本人民需要相信他们的天皇是神圣。西园寺公望还说，为了日本的福祉，裕仁必须保持像神一样的庄严，高高在上，决不能把自己卷入俗世的事务中。
裕仁长大后，变成了一个害羞自闭的人，尽管他还保持着一点点个人的自由空间。他成为了一个严谨的科学家，狂热迷恋西方的各种体育运动，他甚至还敢于反抗那些权力煊赫的顾问，因为他们反对他自己中意的婚姻。但在所有关于他的天皇职位的事务方面，他仍然只是一个法律和议会的严格服从者，因为很早以前他们就使天皇退缩到了一个宗教性象征元首的位置。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对法律和议会深信不疑地服从。
当日本的军阀集团将日本逐渐拖入与中国以及后来与西方盟国的战争时，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府首脑们的计划，裕仁从来都没有进行过一次有力的呼吁来进行矫正。他只是在他所写的一首诗里气语暖昧地表达了他的忧患：“当我游览纪伊水道海角的时候/远方的海上正低垂着乌云。”虽然天皇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精神权威其实是极为巨大的，而他并没有能将其利用起来，所以在日本的战争悲剧中，天皇也有一部分责任。
裕仁的父母：大正天皇和贞明皇后。按照宫庭的习惯，他们把皇太子的抚育任务交给了监护人。
三岁的裕仁。当时他离开父母，单独住在日本皇室那个拥有超过3000名仆役的庞大宫殿中的一个小房子里。
一位东方王子的西方历程
裕仁有一次曾经承认，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1921年那次长达6个月的欧洲旅行，他充满感情地回忆说：“我生平头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更自由的生活。”
英国皇室相对随意不拘的生活方式令这位时年20岁的皇太子大吃一惊。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英国伙伴——威尔士亲王竟然被允许在大众餐馆吃饭，以及在夜总会里和漂亮的姑娘们跳舞。他把坦白、平易近人的英王乔治五世视为自己的偶像，后者曾经像父亲似地拍着他的后背，称他为“我的孩子”。
裕仁带着一大堆西方式的爱好返回了日本。他打起了网球，并且在皇宫的院子里修了一个九洞的高尔夫球常他改吃英氏的早餐，诸如鸡蛋和烤面包片（而不是米饭）；改穿西氏服装，只是除了一些十分重大的仪式性场合之外。在每年一度的水稻插秧仪式上，他甚至还带着一顶西式的毡帽，而他的官员们则都戴着插秧者戴的那种传统的宽边草帽。
他还不顾继承人问题上的风险，毅然选择了一夫一妻的西式婚姻方式。在裕仁登基之后，他和妻子良子生出来的全部是女儿，而女儿是不能继承皇位的。他的顾问们纷纷劝说他采取古老的解决方法，广纳姬妾直到其中的一个给他生下一个男性的皇位继承人为止。裕仁竭力顶住了这些巨大的压力，他的忠贞最终得到回报：1933年，良子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
和英王乔治五世同车穿过伦敦时，裕仁向行人们致意。此时令他大开眼界的20天英国之行刚刚开始。
身着白色网球装的裕仁及其妻良子在一起进行双打比赛。时为1924年，即裕仁从欧洲返回的三年之后。
裕仁在他宫中实验室的海生动物研究过程中小憩。他后来出版了不少关于这一领域的学术著作。
裕仁家庭的合影。裕仁身着西服套装，皇后良子怀抱幼小的皇太子明仁，旁边是他们的三个女儿。
裕仁身着传统礼服，手持节杖的形象。1928年，裕仁天皇在京都的古皇居正式登基。
卫队在天皇的座车前抓捕一名被怀疑意图对裕仁不利的士兵，而实际上这名士兵只是想向他申诉陆军中的虐待行为。
1930年，长跪而坐的村民们还被允许见到天皇。
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随意而被迫辞职。
文化冲突中的风暴中心
在整个的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裕仁一直陷于理想和野心的冲突里。和许多进步的日本青年一样，他明白自己的国家应该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这样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繁荣。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激进的陆军和海军军官们的极力反对，他们主张的是征服全亚洲，并且要铲除所有倾向于追求和平式发展的人。
曾有两名煽动者企图刺杀裕仁，但是流产了，另外还有六个人发起了请愿活动，请求他改善日本的状况。有好几个温和的政治家被军国主义者和右翼军官所暗杀，其中就包括原敬首相，原因就是他在1921年曾积极鼓励裕仁的欧洲之行。
日本陆军的高级指挥官们都声称他们无法控制低级军官们所进行的这些杀人之类的恶行，但实际上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在私下里对于这些暴力行为是首肯的，并且还从中获益。一直存在的刺杀威胁着裕仁的一些自由派内阁成员和顾问的生命，所以他们就轮流劝说天皇要超然于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之上，保持传统的角色地位：高高在上，不可侵犯，令人敬畏。
这样的角色正是陆军的高级军官们所想要的：天皇的脚步只限于宫墙之内，不会对他们的征服计划进行任何干涉，但又拥有神一样的地位，在战争来临的时候能够将国家团结和激发起来。
军队接着又发动起一场宣传运动，使裕仁和人民更加疏远。过去普通的人们还被允许可以瞻仰天皇，但现在只要有天皇在场，他们必须深深鞠躬，绝不能抬头观看，以表示对天皇的崇敬。特定的高级官员获准可以向天皇注目示敬，但有些人却因为所谓的没有对天皇表现出足够的尊敬而丢掉了官职。
一位名叫加濑俊一的外务省官员看穿了陆军的花招，他宣称说好战的将军们“故意在皇家周围散布宗教性的神话迷雾”。加濑俊一还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天皇“完全只是水中月影”，而“真正的月亮就是军队，他们掌握着实权并且享受着所有权力带来的好处”。
裕仁本人也看透了这种将他完全架空的所谓尊敬，他带着平静的失望说陆军是“在用绣着花的绸缎将我慢慢闷死”。
臣民们匍匐在东京的皇宫前朝拜。从1936年之后，警察对任何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一位沮丧的象征性元首的形式职责
尽管在法律上和习惯上，裕仁没有任何实权，但他还是要履行那一大串烦人的礼仪性职能。天皇要主持每一次帝国议会的开幕式，参加军部的正式会议，假日里要去参观神道的神社，检阅陆军的演习，还要穿上整套的军式礼服（见右图）去欢迎访日的外国要人。
评论家认为，在这些会议上，裕仁应该更好地运用他的精神权威，更强烈、更直接地表达他自己的意志，实际上，他确实偶尔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试图纠正军事领导们穷兵黩武的路线。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的时候，裕仁敦促他的内阁要执行一个“不扩张政策”，然而就像皇室管家所说的那样，裕仁的努力就像“往沙子里钉钉子”一样毫无作用。
在1941年9月6日那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内阁会议上，战争最终被确定。在这次会议上，裕仁再次表达了和平的愿望。他引用了其祖父明治天皇的一首诗，诗中问道：“为何风雨乱人间？”据报道称，内阁成员们对裕仁的话感到“惊惧”，但军队首脑们也对天皇只是暗示性地表达，而非直接提出而感到“释然”。于是日本的将军们就立即着手将他们的战争计划付诸实施。
就座于一面金色屏风前的裕仁在主持军部的一次会议。与会的军官们都把手放在膝盖上，肃然端坐。
身着长礼服的帝国议会的成员们一起向天皇（立于后部者）鞠躬。
在军事演习中，裕仁观看部队乘坐两栖登陆艇。
1935年，在等候迎接满洲国皇帝溥仪时，裕仁与手持照相机的一位亲属说笑。这张照片是被禁的，因为天皇看起来太有人情味了。
“上天之子”的偶然远足
在偷袭珍珠港之后，裕仁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的宫中囚徒。他极少露面，只是在庆祝日本取得巨大胜利，以及后来战争情形不利于日本时，去查看惨遭轰炸的东京才出来一下。1945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皇宫的防空掩体中度过的。
为了战争，天皇做出了他所能做到的最痛苦的牺牲：他放弃了挚爱的海洋生物研究，认为这是在战时一项不合时宜的自我放纵行为。作为替代，他写信向他的战士们表示鼓舞和赞扬，并且为他们祈祷。他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使他感到无比痛心，因此在1942年夏天之后，内阁成员和宫里的官员们就联合起来，向他隐瞒那些最坏的消息。他希望战争能迅速结束，即使在他的军事将领们以他的名义下号召日本人付出更大牺牲，流出更多鲜血的时候也是如此。
1942年2月，裕仁站在皇宫的护城壕后面，注视着欢呼攻陷新加坡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