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一个接一个地埋葬了生活中最简单的快乐。东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园不再向游人们开放，尽管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个关闭的理由。喜爱在休息日钓鱼的人们，再也不能用他们这一天的收获物来做一顿美餐了。他们被要求把抓到的任何鱼类都要交到陆军或海军的食品中心。新的阅读物越来越难以找到，因为印刷机被征用了，纸张和印刷用墨实行限量供应，而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者被文化检查部门限制在停笔状态，新书的出版量从1941年的23138种锐减到了1942年的5300种，杂志的种类也从1940年的1970种下降到了1944年的不足1000种， 而且每一期的印刷量也急剧减少。
因此，即使在没有发生悲剧性的灾祸的情况下，生活中的悲哀沮丧也在以各种微妙复杂的方式体现出来。一位父亲在看到他的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而备受寒冬折磨的时候，感到十分痛苦，他写下了一首小诗：“把我孩子冻伤的小手握在我的手中，我的眼泪差点就落在那双小手上。”另一位父亲描写了他深夜的守候：“铁壶里沸水的声音轻轻响在深夜，就在我等候孩子从工厂回家的时候。”日本人对于美的那种特殊的敏感依然存在，但是其中也浸透着深深的悲哀。一位病中的女孩得到了一个可爱的红苹果作为礼物，她说道：“我只是在我的床边把它放了整整三天。”
除了悲伤和希望之外，所有的感情都在永无休止的工作和求生中变得迟钝。一位在兵工厂里劳苦工作的年轻大阪妇女回忆说：“调情是不可能的。”那些对二战持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那些对东条英机政府发动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少会冒险发表意见，他们的愤怒逐渐褪变成了深深的绝望。在一位新近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人们感到了溢于言表的沮丧和绝望：“如果我活了下来（很可能他不能），我就有时间可以和你谈一谈关于这个如此如此漫长的黑夜，这种没有尽头，没有星光的空虚。” 这张房前的布告上写着：“在生活中厉行节约；不要浪费一根钉子。”后面这句话实在是多余的，钉子的供应极为紧张，能得到钉子的惟一办法就是从现有的物件中拔一个出来。
告示牌上的内容是：“请天生自来卷的女性不要从这里经过。”这个告示是一个热心的邻组树立的，为了消灭奢侈的西式发型，日本政府限定理发师们给每位顾客所烫的发卷不得超过三个。
两个工人在东京附近的一家工厂里看着巨大的自动辊（从美国进口的）轧出钢板。尽管日本人不断吹嘘他们自给自足的工业，实际上有超过90%的机器设备都是二战前进口的。
一位售票员在加炭站给汽车（右图）添加木炭。这是在日本的汽油变得稀缺，汽车改用固体燃料后出现的新现象。而在供炼炭用的木材也变少之后，人们开始设想用其他的东西来充当燃料。
一位技师在进行实验前，将一筐燃料砖倒进一辆汽车中，这种砖是将生活垃圾煤灰，重油渣混合在一起，然后焙干成固体制成的。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当中岛健藏这位服务于日本陆军的著名作家1943年从马来亚回家休假时，他吃惊地发现日本的状况比他离开时还要糟糕。他写道：“物价更高了，而且黑市也变得无比猖獗。”那些中岛健藏记忆中喧闹繁华的城市现在变得灰暗衰败，而那些曾经健康、快乐的人们现在变得忧郁而憔悴，他们忍受着匮乏和疾病去保证作战人员能吃饱、穿暖。一位外国外交官评论说：“每个日本人表现得就仿佛肩负着整个胜利的责任。”
物资短缺的影响随处可见，当司机们试图用大豆油来代替紧缺的石油润滑油时，轿车和卡车的发动机就熄火了。电梯都停止了运行。由于水泥中加入了过多的砂子，新建的建筑物垮掉了。家庭主妇们花费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四处搜寻纽扣、袜子、火柴和手纸之类这些普通的物品。1943年，东京有11000家商店由于缺乏商品而关了门。“就好像有一只魔法师看不见的手挥了一下，”一位横滨的小学老师说道，“然后突然之间商店全部都空了。”
遍地都是饥饿，而且是那种连续的，如附骨之疽一样蚀人心肺的饥饿。它抽光了人们的力气，摧毁了人们的健康。政府的口粮只能提供战前标准一半的能量，而官方口粮中那些没有脱壳的稻子和其他的粗糙谷物经常使一家人都病倒了，因为人们的消化系统无法忍受这些过分粗糙的食物。
人们忍受了这一切。他们吃蓟菜、艾蒿和蘩缕，以及一切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他们捡来橡子磨成面粉。他们还把流浪的猫和狗来捉来杀掉做成肉食。一位东京的高中女生说道：“只有当你十分饥饿的时候，你才会回想起所有曾经吃过的食物，并且默默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它们？”
平民们在一家政府经营的餐馆里吃杂炊———一种很稀的炖菜。由于定量供应迫使餐馆关闭，这个餐馆是很难得的幸存者。
一群年轻的志愿者们在东京的上野公园插秧。到1945年共有300万学龄的青少年加入了全国的劳动力。
日本式的爱国菜园
为了解除日益增大的饥荒威胁，日本用上了它的每一寸可耕地。他们犁开了垒球场和学校的操场，种上了谷物和蔬菜。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开辟了小块的菜地，打球者在打球之前必须先耕作一会儿。横滨的人们沿着主干道种起了南瓜，而东京居民则在装着泥土的箱子里种了芜菁，以便在一闻到炸弹燃烧的气味时端着就跑。
为了开垦新的耕地，小学教师安藤雅子带着600名小学生从名古屋来到山里，在那里，他们花了13天搬开石头和树桩。她后来说：“我累得连锄头都拿不住了，我没有想所做的一切会不会对战争有什么作用。”
在东京北面崎岖不平、云雾遮盖的山上，当地三浦神社的神职人员们硬是将原先认为不能耕种的土地开垦成了一片菜园。
一位妈妈和她的儿子们在用风干的蚱蜢喂母鸡。
在把陡峭的山坡改造成耕地之后，一户农民在小块的稻田里插秧，他们的梯田之间只有用梯子才能上下。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锅碗瓢盆也参战
僧侣们为废铁征集运动捐出了庙里的金属做的锣、缸、花瓶和烛台。
东京的少年们在一辆推车上堆放收来的废铁。
志愿者们回收铝质硬币以建造飞机。
一个街道协会的成员们从工厂的金属废物中挑选小块的钢铁。
为了缓解军事产品所需的各种金属和合金极度短缺的状况，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紧锣密鼓的废品征集运动。征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在大城市。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的交通车道标志、建筑物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全部被拆掉了。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都被拿走，甚至连供奉着战死者的东京靖国神社的青铜大门都被拆散运到了一家兵工厂。
神道教的神社捐出了他们的黄铜门栓，佛教寺庙捐出了他们的大锣，横滨一家为纪念1923年那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而修建的博物馆捐出了10吨展品，其中包括扭曲的有轨电车轨道和破碎的金属水管。
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们交出了金属容器。每一个人都把手里的铝制货币换成了新铸造出来的锡制硬币。当供暖的燃料耗尽时，公司经理们就把他们的建筑物中的暖气片拆了下来。
到1944年，铝的短缺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军警都被动用来进行废品征集运动。每个家庭只被允许留下一个锅来做饭，一个桶来提水。
为了获取贵重金属，中学女生们从和服中抽取金线和银线。
在全国性的征集运动中，广岛的一些家庭捐献出家用的器皿和装饰品。
东京的商人们捐献旧自行车和多余的零件。
孩子们上交塑料和金属玩具以备再循环利用。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的上下班成了一个日常性的艰巨任务。由于燃料和零件的短缺，出租车、轿车和公共汽车都无法开动，上下班的人全都挤在火车和有轨电车上。但是由于公共交通本身急剧减少，票价上升了，等车的队伍也越来越长。在许多城市里，火车和有轨电车被征用去运送军事人员和重要物资。
没有了公共交通，上下班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先是骑自行车，直到轮胎报废而无法找到替换时为止。最后，什么办法也没了，只有走路。穿着代替鞋子的笨重木屐，疲惫不堪地勉强赶路。
尽力解决运输危机
在运输能力短缺的情况下，官员们从一辆征用的有轨电车上往下分发新鲜的红萝卜。
报废的公共汽车在一个临时营地里整齐地排成一排，充当那些在轰炸中失去家园的人们的栖身之处。 女性焊工在用乙炔焊接飞机部件。截至1944年，共有400万妇女在日本的军工企业中工作。
最主要的人力补充来源
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在1942年时曾经发出过一个错误的断言：“敌国都在征用妇女，但是在日本即使不是考虑到家庭制度，我们也不会征用她们。”首相东条英机的错误甚至走得更远：“我们之所以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只是因为家中的妻子和母亲。”
这些都是关于妇女在日本社会中地位的传统观点。人们可以接受未婚的的年轻姑娘们去纺织厂工作，去当老师或者当护士，但是一旦她们结了婚，就要辞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的责任中去。
然而，到了1943的夏天，由于不断增长的军事需求，这个传统已经被颠覆掉了。政府的政策变成了：“男人上前线，妇女去工作。”在日本各地，妇女们全面承担起了以前由男人从事的各种工作：公共汽车司机、公司职员、收票员、理发师、厨师以及售货员。
几个月后，政府又宣布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参加一项可征调劳力的登记，并且建立了一个名为妇女劳动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专门负责帮助兵工厂招募员工。这个协会规定其成员要在一个工厂工作一年，但并没有要求说妇女们一定要参加这个组织。但是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会被街道协会谴责为“不爱国”或者“贪图安逸的女人”，街道协会的作用使工厂中挤满了志愿者，其中还包括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
当传统性的障碍被消除之后，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们在煤矿和钢厂中担负起繁重，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体力劳动。到1944年，有超过1400万的妇女都在挣工资。她们和极少数没有受到征募的男性技师一起工作，承担着和他们一样的艰辛：每个班次在没有供暖的工厂里工作12至16小时。一个姑娘回忆说：“上夜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厂里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也回不了家，所以我们在凌晨三点钟之前就回到了工厂。”
尽管充满了艰辛，但妇女中有许多人对于她们新的身份感到十分高兴。有一本十分受欢迎的妇女杂志带着骄傲以及些许惊奇：“日本女性再也不会被看做是玩物了。”
一家纺织厂中的女工在将原丝打包并系上标牌。这是战前极少数被认为适宜妇女工作中的一个。
一群妇女和女学生在东京的一家小工厂里生产简单的飞机部件。她们被称为“增产部队”。
对女学生的在职培训
三个女生在教官的指导下练习操作机床的技术。这些毫无经验的新工人难以赶上被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工人的产量，一位制造商抱怨说：“现在三个工人干的才顶得上1940年一个人干的。”
东京一所高中的女生们在观看一位教师演示如何缝制康复期士兵所穿的病服。女生们每天都利用上课时间缝制这些衣服，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污染病服。在一些学校，还安装了轻型机器或者简单的流水线，学习时间被缩减到了每天仅两个小时。
单调枯燥的低微工作
妇女们在东京北部一家光线昏暗的工厂中，将水泥袋粘在一起。在这种单调的工作中人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放松。工人们通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仅有两天休息。甚至曾经一度连这两天休息日也被取消了。
妇女志愿者们在桦太（即库页岛，此时是日本最北方的占领区）的一个港口扛板条箱。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些保护妇女不得从事长时间及过重劳动的法律，或者放宽或者暂停执行。
被禁锢在生产线上的囚徒
在九州的一家飞机制造厂中，男女工人们蜷缩在被子里睡觉，而同时另一班工人就在近在咫尺的流水线上进行着声音嘈杂的工作。按规矩，即使是生了病的工人也被教导着要“为了国家坚持下去”。
妇女们在东京的一家武器工厂中检验机关枪子弹。尽管兵工厂的工作十分危险，但妇女们得到的工资却很少能超过为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