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珠河抗日根据地遭到日军破坏、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的时候，第４军军长李延禄和军参谋长胡仑正在第４军的根据地青龙沟。根据情报，他们知道日军下一步就要到来“围剿”第４军了。李、胡经研究后决定：为了打破敌人的冬季“讨伐”，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由李延禄带领西去方正、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一路由胡仑带领向北去开展游击活动，以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当李延禄带领部队到方正后，经过一段卓有成效的工作，开辟出了大罗勒密游击根据地。其后不久，第３军的政治部主任张寿篯、第１师第１团团长刘海涛、政委金策来到了方正三家子屯。
李延禄听到第３军的人来了以后，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４军军部的各部门干部来到三家子屯。两军的人一见面很自然地就谈起了关于各自与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联系的问题，当４军的同志们谈起他们与地方党组织之间还有着紧密的联系时，三军的同志们对此感到很惊异，因为他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地方上的党组织无法取得联系了，更不知道中共满洲省委在１９３４年遭到破坏后的情况，也没有听说吉东特委成立的消息。而当李延禄向他们出示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告诉他们中央特派员吴平到东北来了，并在第４军呆了一个多月，新任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到来之前，省委工作由杨光华代理等情况时，他们就是瞠目相顾了。
当时，张寿篯正在患肺病，但是听到李延禄讲起有关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中央特派员吴平是如何帮助第４军建军、第４军是如何建立起“内红外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等情况时，即显得特别有精神。尤其是当谈起“八一宣言”时，他的劲头就更足了。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多年后李延禄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四个人一夜都没有睡，谈到第３遍鸡叫，还以为是刚过半夜，见到窗外大亮，才吹熄了蜡烛。仿佛这是北方的夏季夜晚似的，短的出奇。我们四个人的情绪，是一直在兴奋的状态中，我们既谈到决定吸收谢文东部，扩编为抗日联军第６军，也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华堂部为第７军，并且还决定了联军拔除南刁翎敌伪据点，准备夺取敌伪物资，解决联军的给养及冬季的装备。”
就在第二天，李延禄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关于拔除南刁翎敌伪据点的联合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９月１０日左右，李延禄一边派人去联络第４军的第１、第３两个师，一边派人去联络依兰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他们都来到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是方正通往松花江以西的交通要道，村背后是山，还有一个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当时，那里有一个伪警备排。当３军的同志们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会，便不解地问：“为什么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呢？”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呀”
３军的人一听更不明白了，都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然后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当初，第４军刚到方正的时候，曾经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北刁翎有个何五爷和第４军的敌工委主任派出的工作人员接过头。李延禄率军部各部门人马到北刁翎后，敌工委的李主任已经通过何五爷的关系与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取得了联系。这个营长因为早就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的第４军之间曾经签订过秘密协定，所以对李延禄也不敢怠慢，但他还是留了一手，没有亲自去赴李延禄之约，而是派手下一个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正在李延禄会见那个伪营长的代表时，有人进来报告说，驻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的排长带着几个人在去依兰的路上被我们的人给抓住了，缴掉了他们十几条枪，都被押到村子里来了。
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里召集第４军军部的一些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几个俘虏的问题。当时，以军部组织部长朴风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对于所俘虏的那些人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则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这一下，好多人转不过弯来了：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对大家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遵守，再说目前我们正在和伪警备营谈判建立秘密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先做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再说那个伪排长，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给放回去的话，那他肯定会被撤职，倒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还可以给我们保留一个秘密关系。我的意见是，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让伪排长亲笔给我们写一个保证书，给我们留下一个把柄，我们就可以还给他们枪，把他放回去。实际上，我们不该把目光盯在那几支步枪上，而应该从政治意义上去理解这个问题。
经过一番争执之后，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李延禄叫人把那个伪排长带了进来，和他把自己的意思一讲，那个伪排长立即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而且向李延禄保证说，以后只要第４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就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他们住宿；而且他还可以带着伪军给第４军的部队巡逻、警戒。
李延禄一见他接受了自己的条件，便对他说：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既然你愿意和我们签订秘密协定，那就请你把我们拟好的这份协定抄一遍，并在这上面签字画押吧！
等那个伪排长签完了字，李延禄把他带到了那个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给日本帝国主义当走狗，为了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个伪军排长的枪还给了他。
一见这情景，那个伪营长的代表立即一改原来的不信任态度，高兴地说：“贵军这种光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以后，北刁翎的伪军果然与第４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那个伪排长回去以后，也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４军最安全可靠的宿营地了。每当他们一开进去，那个伪排长就带着手下的人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一个通讯员在家看电话……
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后，都说第４军对伪军的工作出色，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们３军在哈东能建立上这种关系，那行军的时候还用住露天地吗？不也可以像４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当前来参加３、４军联席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李延禄向大家通报了南刁翎的敌情：那里的伪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伪地方保安总队，总队长是于廷舟；另一部分是伪警备旅的段营。段营的武器比较好，但由于北刁翎伪军的影响，斗志并不坚定。而伪保安队在于廷舟的控制下却极顽固，但于本人没有什么军事头脑，主要是依靠段营。
根据敌人的布防情况，联军指挥部决定：３军１团攻西门、４军２团攻东门、李华堂部攻南门，谢文东部做为预备队驻扎在南山顶上……
就在李延禄等人研究完攻城布署，带领部队准备行动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孟泾清来了，此时他已经调任中共刁翎区委书记。孟泾清告诉李延禄说，我们地方党委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马上就要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讨伐”。
李延禄说：这个我们也听说了，我们这次打南刁翎就是为了夺取一批物资用来过冬，以应付敌人即将到来的冬季“讨伐”的。
孟泾清说：驻在南刁翎的伪警备营的段营长最近经常流露出对日伪的不满情绪，在战斗打响之后是可能被争取过来的。另外，在林口驻有一个团队的日本骑兵（当时林口正在修建牡、佳铁路），如果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敌人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张寿篯等人一听，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并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后，趁林口的敌人出援之际，再袭林口，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是在９月１６日发起的。战斗打响后，东西两路３军和４军的部队很快就得手了，战士们举着红旗登上了围墙。但就在这个时候，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炮起火，并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起来越激烈。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一见这场面，便认为联军此次攻击失败，形势不利，便带着自己的部队撤走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胜利果实，却不愿意承担一点风险。
但是，战斗形势并没有像谢文东想得那样坏，联军经过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伪军７０多人，胜利地占领了南刁翎。缴获伪警备营１００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１００多人反正，最后，就连伪警备营的段营长也只好带着部队投降了。
李延禄亲自接见了段营长，问他：你是愿意和我们一起抗日呢，还是另有其他打算？
段营长说：我愿意抗日，但我不愿意跟你们一起走。
李延禄说：这是为什么呢？
段营长说：说老实话，我是怕你们的目标太大，我这个人又吃不来苦。你还是让我跟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一起抗日去吧！
李延禄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强迫你。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那就是如果不抗日，那目标是最小的了，可那样是没有出路的。
段营长说：我还是去找谢文东吧！
攻下南刁翎的当天晚上，李延禄、张寿篯等人便对那１００多名反正过来的伪保安队员进行了改编。与此同时，他们接到报告说：林口的敌人出援了。由于近日秋雨连绵，致使柴河的水暴涨，马匹无法过河，所以敌人只好把马都留在了林口，变骑兵为步兵了。
李延禄与张寿篯等人一商量，认为此时正是打林口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在刁翎留下一个营的兵力，让第４军３师５团的李天柱部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到敌人刚一到达就派兵袭扰他们的后方，迷惑敌人使其搞不清楚我军主力在什么地方。考虑到是夜间行军，３军刚来，路还不熟，李延禄又特意派第４军的两个连和第３军的部队一起行动。当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３、４军的部队便以每天１２０里的急行军速度赶赴林口。
当李延禄、张寿篯带领部队于９月２９日凌晨３点钟攻进林口时，发现那里已经是一座空营。留守的敌人已经全部跑掉了，只有那３００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此次奔袭林口的战利品。
当李延禄等人带着缴来的马匹过柴河的时候，也遇到了马不肯过河的问题。大家连打带哄才总算弄过去１００多匹马，其余的只好丢掉了。
从林口回到方正根据地后，李延禄并没有因为连打了两次胜仗而高兴，反到显得有些沉重起来。这主要有下面两个原因：一是这两次仗虽然打胜了，但缴获的物资并不多，还无法满足部队过冬的需要；二是从第１师传来了师长杨太和在赴五道河子参加第４军高级干部会议的途中，与敌遭遇不幸中弹牺牲的消息。尤其是后者，使李延禄当时“觉得失去了右臂一样”。
按照军部的通知，前来参加第４军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同志陆续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上旬以前到达了五道河子。只有第１师３团的苏衍仁部迟迟不到，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这次五道河子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精神，决定将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４军。在这次会上，第４军参谋长胡伦要求大家一定要和３军的部队做好团结工作，以便共同打破日寇即将开始的冬季大“讨伐”。
会后不久，赵尚志带第３军部队从青龙沟一带开过来了。
回到军部后，李、赵二人很快得到以下情报：
第一，日本人在从哈尔滨到富锦的松花江以南、铁路以北的地区摆下了一字长蛇阵，集结了几个师团的兵力向北围剿；另外，他们还封锁了松花江南北交通线，截断了联军的退路，企图将李、赵等部压迫到江边上，在背水一战中将其消灭。
第二，从大罗勒密伪警备连送出来的消息说，方正县城及勃利一带已经住满了关东军，现正在附近山区在警备连的带领下进行搜索前进。
形势十分危急。
第３、４军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赵、李等人共同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拿出第４军的李天柱部，进军桦川、集贤，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牵制敌人的行动。派第３军第４师的郝桂林部和第４军第１师第２团留在方正、依兰一带山区，由金策带领，对敌开展游击战，原来第４军配给第３军第１师做向导的两个连仍然由金策带着活动；李延禄带第４军第１师第１团、政治保安连，赵尚志带第３军第１团准备从林口突围，绕到敌人的前后去，暗地跟踪敌人，寻找敌人的弱点，进行小规模的歼灭战。
按照这个计划，赵尚志和李延禄带着部队奔林口而去，但还没有到达柴河的时候就因与敌遭遇而不得不掉头奔孟家屯，可就在去孟家屯的路上，李延禄发现前方树林上空有乌鸦和小鸟乱飞，他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通知走在前面的赵尚志停止前进。然后，他自己也迅速前进，来到赵尚志身边。
赵尚志问：咱们不是要奔孟家屯吗？怎么停下来了呢？
李延禄说：孟家屯一定被敌人占领了，你看看前面山头上的情况就知道了。
赵尚志本来就有一只眼不好使，再加上此时天色已晚，因此费了好大劲才借助于望远镜看到在前面的山头上有敌骑兵部队活动。于是他们只好再回到了五道河子，然后又从那里转到小罗勒密后山，想到那里渡过松花江，到通河县境内去活动。但当他们赶到松花江边的时候才发现，虽然已经是１１月份了，但松花江的中心还没有冻上！此时又找不到渡船，于是他们只好躲到江边的柳树林子里等待机会再冲过江去。
十天后，派出去的侦察员终于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在十里以外的猪蹄河口方向有一个冷风口，那里的江面比其他地方冻得都早。得到这个消息后，赵尚志和李延禄马上带着部队来到了猪蹄河口。趁着天还没亮，江心封冻的机会，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便过了松花江，进入了通河县。
在通河县，他们首先袭击了二道河子的伪地方警备队，解决了部队的过冬服装问题。然后便一头扎进深山密林。在成功地甩掉了跟踪的敌人之后，来到了汤原，找夏云杰的游击队去了。
敌人煞费苦心的冬季大“讨伐”，就这样被我３、４军联手打破了。
１９３５年５月，当饶河反日游击队被编为第４军第４团的时候，他们还只是一支只有２５０人的队伍，而他们与其他各抗日武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不免有些势单力孤。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能够影响他们主动出击，积极地打击敌人。
６月初，团长李学福和政治部主任李斗文带着部队向虎林一带活动时，设法与驻在三人班、马鞍山的一个伪军连内有爱国思想的人取得了联系，并制定了一个哗变计划。后来虽然由于计划暴露了而未能成功，但他们却将这一个连的伪军缴了械，并成功地动员了一大半伪军参加了抗日队伍。９月１８日，李学福、李斗文带领１５０多名战士，突然袭击了驻小来河和小西山的伪军，缴枪３０多支。
９月２５日，在新兴屯与１００多名日军和３００多名伪军发生激战，击毙日军“高木司令”以下３０多人。在这次战斗以后，周围一些抗日武装都纷纷前来投奔，要求接受改编。于是就有了第５团、第６团和第７团，至此，饶河一带的日伪势力只有在饶河县城的那几条街上才能显示出来，而在其他地方则是游击队的天下了。
１９３６年冬天，日伪当局对饶河一带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冬季大“讨伐”，但由于抗日的队伍采用灵活的战术与敌周旋，结果两个月下来，前来饶河沟里“讨伐”的敌人根本就没见到他们的影子。最后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回去后别人问：打到“红胡子”了吗？这些人回答说：一个人影都看不见，打谁呀？！
经过一个冬天的反“讨伐”，第４团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壮大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吉东特委在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２日写信给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和第４军第４团，告诉他们，第４团干得不错，还应该这样干下去，下一步要继续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要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抗联第７军。
中共吉东特委的指示给第４团的同志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考虑到创建第７军的条件还不太成熟，他们先在现有的几个团的基础上把队伍扩编为第４军的第２师。第２师成立的时候有兵力５００人，师长郑鲁岩，副师长李学福，第４团的参谋长升任师参谋长。
人多了，枪多了，名气也大了。但是，第２师的领导们的头脑没有发热。他们十分清楚，他们的力量是宝贵的而且也是有限的，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还不能去打那种“硬碰硬”的仗。所以当敌人在１９３６年春天集中起３０００多名日伪军向他们发起进攻的时候，第２师采取的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办法——由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地区与敌人周旋，而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宝清一带去活动，在那里不断地袭扰敌人。
带领部队前往同江、富锦一带活动的参谋长崔石泉可是个有勇有谋的人物。这位朝鲜族同志是饶河游击队的创始人，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带着金文享等６个人，仅凭一把手枪，成立了令汉奸走狗心惊胆颤的“特务队”。后来又和李学福等一起组织起了“特务营”、饶河反日游击队。
在与敌人长期的斗争中，崔石泉深刻理解和掌握了中国古代兵书上讲的“攻心为上”的至理名言。他在战斗中特别注意搞好瓦解敌军的“攻心”工作。此次带队前来同江、富锦开辟新游击区，他一到同江做的前两件事就是与此有关的。第一，他先派出人去调查当地的大排队情况，广泛联系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向大排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第二，他在部队内部开展组织性纪律性教育，要求大家以革命军队的模范行动影响大排队，使其中有爱国心的士兵逐渐向自己靠拢。
崔石泉的这些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成效。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８名士兵主动找到了崔石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当即派了１２名战士前去帮助他们打死了日本教官和那个反动的伪警察队长，使那里的２０多名警察带着武器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来了。
６月１５日那天，崔石泉带着１５０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２００多名日军和１６多名伪军、大排队遭遇了。这显然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与敌人“动手”，那肯定是要吃大亏的，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在“动手”的同时还要“动嘴”。于是，他传下令去，让战士们一边打一边高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１
可别小看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它们的作用可不校那些伪军和大排队员听到这两句话后，慢慢就开始动摇了，他们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则干脆偷偷地跑过来，给抗联战士送来急需的子弹，还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及日本指挥官的位置都告诉了崔石泉。这样，这场仗从上午９点一直打到下午６点，抗联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１６比５０（阵亡人数）的比分赢得了这次战斗。
就在崔石泉这面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是干得有声有色。他把活动在那一带的“天军”、“北海”、“花牙子”等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７、第８、第９团。为了加强对这些队伍的领导，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了一部分骨干，经过培训后，分到那几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
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也与日伪军进行了１０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随着第４军第２师的积极活动，使虎饶地区的党组织及群众抗日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活动在那里的山林队和红枪会等也都积极要求和他们联合，一起进行抗日活动。到１９３６年秋天的时候，建立第７军的条件已经成熟了。１０月２６日，第４军第２师在爆马顶子召开了各抗日队伍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７军。１１月１５日，第７军正式成立。
据第７军领导人回忆说：第７军在刚成立的时候，“基本部队总数４００多名，早已收编的抗日队伍为３００多名，采用三三制把基本部队改编一、二、三三个师。军长陈荣久兼代第１师师长，参谋长崔石泉，第２师师长李学福，第３师师长景乐亭……”
此时出任第７军军长的陈荣久，在“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第２１旅的一名士兵。“九·一八”以后，他和连里的一些爱国士兵一起，缴了准备带队投降的连长的械，并一起加入了王德林的救国军。在救国军对他们进行整编的时候，他被推举为连长。当救国军的领导人纷纷跑到苏联去的时候，陈荣久号召士兵们说：“我们决不投降！我们决不过界！就是最后只有我们一个人也要在国内抗日到底１后来，当他看到李延禄的抗日游击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后，便带着自己的人来到了宁安，参加了抗日游击军。
在抗日游击军里，陈荣久主动接受党的教育，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陈荣久表现更为出色，１９３４年，他被组织上派到苏联学习。１９３６年秋，他从苏联学习完回国。组织上便把创建和领导抗联第７军的重任交给了他。
陈荣久上任后不久，便表现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他果断地处决了几名混入队内的敌特、奸细分子，粉碎了敌人企图通过挑拨第７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汉、朝民族团结来瓦解第７军的阴谋，巩固了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队伍。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在１９３７年３月的一次战斗中，我们这位英勇的指挥员在掩护大队突围时，中弹牺牲了。
陈荣久牺牲后，崔石泉挑起了代理军长的重担。第７军在他的带领下在饶河、虎林、同江、富锦一带，广泛地开展游击活动，主动打击敌人，争取伪军哗变，与群众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而使第７军部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由周保中将军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５军，是在１９３６年２月魏拯民从苏联返回吉东后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后，和第２军几乎同时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
抗联第５军成立之时，也正是日本鬼子对吉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大举“讨伐”之日。当时，日本人在政治上提出了“专打抗日军，不打山林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在经济上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封锁，不准群众有富余的粮食、不许商店多卖一尺布、一斤盐……。为了应付这日益恶化的形势，中共吉东特委在１９３５年底给第４军和第５军党委写信，对两军在１９３６年的军事行动计划提出了详细的意见。第５军党委根据吉东特委的指示，在１９３６年２月决定将主力撤出绥宁地区，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具体部署是：李荆璞的第１师以额穆县为中心，向五常、苇河、舒兰、敦化等县活动，打通与第１军的联系；傅显明的第２师以穆棱为中心，向东宁、密山、勃利一带伸张活动，与第３军、第４军取得联系；并打算与第２军一起组成联合指挥部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准备在夏季青纱帐起来以后，尽可能多地开辟新的游击区，熟悉地理环境，建立地方关系，以便在敌冬季大“讨伐”到来的时候与之进行有力的斗争。
按照这一新的军事行动计划，我先遣队第２师师长傅显明率第４、第５团经穆棱向密山前进。在到达密山后不久，即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５军第１师在师长李荆璞的带领下，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２月２８日，他们与敌在莲花泡发生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使用了毒气，我军伤亡惨重，牺牲７８人，伤４５人，损失步枪６０支、机枪３挺。战后，敌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日本人残忍，将我军阵亡战士的遗体弄得七零八落，到我抗日救国会的人前去收尸时，只找到了４２具尸体，其它３６人的尸体全被日军毁坏得找不到了！
莲花泡战斗后，周保中见原定让第１师绕道宁安西进五常的计划难以实现后，便决定让该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第３团和第６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
第１师和第２师在向中东铁路北转移的过程中，在穆棱、勃利、密山、宁安、林口等地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也得到了补充，战斗力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当第１、第２师传回捷报的时候，由军长周保中和副军长柴世荣指挥的第５军留守部队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光是３月４日和第２军第２师陈翰章部联合行动那一次，就缴得机枪２挺、步枪５３支、手枪３支、子弹１．１万发、服装１７３套。
我军捷报频传，日伪心惊胆颤。
进入夏季以后，日军接二连三地出兵宁安，企图歼灭我军。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决定在８月份带领第５军军部和直属队也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为了统筹军事行动，他们在行军途中，于宁安泉眼头召开了一次第２军和第５军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周保中率第５军军部及教导队第１、第２队北进，去与该军第１师、第２师汇合；第５军第３、第６团和第２军第３师等部队留在绥宁老区坚持游击战争。在宁安地区建立第５军军部留守处，领导道南留守部队；将中共宁安县委与东满地区各地的县委合并，成立以张中华为书记的中共道南特委，统一领导那一带的抗日游击斗争。
泉眼头会议后，周保中即率部前往穆棱、勃利、依兰、方正一带活动。于此同时，第１师政治部主任关书范正在率第１师第１、第２团挺进松花江北，与第３军配合行动；第２师师长王光宇率第２师一部活动在依兰、桦川和富锦一带。在１９３６年下半年里各部均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到１９３７年初的时候，第５军军部和第１、第２师主力先后都到达了依兰东部地区，并在那里建立起了后方基地、医院、服装厂、印刷所等后方机关。在这一时期，第５军的部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进一步健全了编制和各级党组织。队内还成立了识字班和娱乐会，活跃官兵的文化生活。为了解决军需供应，他们除了像以往那样靠缴取敌人的和群众自愿捐助的物资以外，还采取了征收木材税、土地税（每垧地征收５角至１元）、车马税（按每头牛１元，每匹马２元，每辆车２０元征收）、大烟税及反日特捐等，补充部队的活动经费及军需供应。这样一来，全军指战员也开始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津贴了。
部队条件得到了改善，打起仗来也更来劲了。从１９３７年１月起，第５军各部在军部的直接领导下，以依兰刁翎为基地，不断主动出击。著名的大盘道战斗和袭击依兰城的战斗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１９３７年１月，第５军接到抗日救国会的报告，说驻后刁翎的日军３００多人准备向林口调动，勒令当地老百姓为其准备２００张爬犁。
第５军领导接到这个情报后，对敌情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如果只是３００多个敌人向林口调动，那只需要７０—８０张爬犁就足够用了，为什么日军让老百姓给他们准备２００张呢？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兵力外，还一定有大量的军用物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的行动一定会比较笨重。于是，副军长柴世荣果断决定调动第５军第２师第５团全部和军部警卫营、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在大盘道伏击敌人。
１月２７日晚，部队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当时天上正下大雪，地上白茫茫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眼睛盯着前方。但直到中午了，还是不见敌人的踪影。这时，有的战士就有点耐不住性子了。他们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说：“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我们一发现敌人，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１２点３０分，敌人来了。走在前头的是５０名尖兵，他们坐在八、九张爬犁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进了包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敌人也都进了埋伏圈。
下午１点钟，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早已等得着急了的战士们立即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日军……
到下午４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共３６０名全部被歼，缴获各种军用物资更是不计其数。对战斗中缴获的５００多匹马，区分情况做了不同处理，属反动地主的一律没收，其余农民的则归还原主。
大盘道战斗胜利后，柴世荣指挥部队又于２月１日取得了夜袭前刁翎的胜利。而这些胜利要与２月末３月初由周保中、李华堂任总指挥的，由抗联第３、第４、第５、第８、第９军共同进行的围攻依兰的战斗比起来，那还是要逊色多了。那一仗不但歼灭了３００多名日军，缴获了大批物资，而且打乱了敌人进行春季大“讨伐”的部署，打破了敌人对我军通往图佳铁道以东的桦川、富锦的交通封锁，扩大了抗联的政治影响，也提高了那一带群众的抗日斗争积极性，促进了伪军的动摇和哗变。
自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境内出现了被抗联战士称为“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