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扶植起了个满洲国，但对那些汉奸们并不放心。觉得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地方还得靠日本人自己。因此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向满洲进行武装移民的计划。１９３２年８月，日本第６３届临时国会通过了第一项向满洲武装移民５００户的决议，同年１０月，日本第一批武装移民团４９３户到达佳木斯并于次年２月转入桦川定居。１９３３年７月，第２批武装移民团４９４户到达土龙山区。
日本武装移民来了以后，便要“买”中国人的地。怎么个买法呢？当时在依兰县一垧熟地价格在５８．４～１２１．４元，就是最差的荒地也要４１．４元一垧。日本人出的价格则是无论生地熟地一律是一垧地一元钱！
“日本子这哪里是在买呀？这不明明是在抢吗１土龙山人一听就火了。“跟他们干"
土龙山人要跟日本人干，日本人自有对付想和他们干的人的办法。他们下令要搞“治安肃正”，强行收枪。把你们的枪收上来你还用什么和他干？
１９３３年秋天，土龙山区曾经收过一次枪，当时老百姓把一些破枪交上去，以为可以糊弄过去算了，而把好枪留下来，第５、６两保的人还组织起了一个自卫团。
这年冬天，日本的武装移民为了第二年春耕，就到八虎力乡去抢农具和牲畜，于是，那些被抢的农民们就到县里去告状。居然还有人敢告日本人的状，是不是要造反？日本参事官到八虎力乡去了解了一下情况，到那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那些农民的背后有一个指使人——谢文东。
谢文东，从长相上看属于东北人常讲的那种“车轴汉子”——矮胖而结实，书念得也不多（只读过４年私塾），但却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１６岁上就做了当家人，带领全家人种地养蚕倒马贩盐，有时还当一把“业余胡子”，干干剪径绑票的勾当。后来就因这事“没整利落”，而被官府通缉。他可不愿意在那等着人来抓他。于是就带领全家从辽宁宽甸县来到依兰县土龙山区，投靠他表叔。到了土龙山区后，谢文东一家很快就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了。家里有地１００多垧，盖起了大房子，修起了大院套，还买了两支手枪４支大枪，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那时候，一般的外来户在土龙山区是很难出头的，但由于谢这个人胆大气粗，办事也挺有魄力，很快就与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交上了朋友，成了那里数得着的“面上人”。１９２９年被依兰县官府任命力土龙山区第５保的保长，老百姓都叫他谢保董。“九·一八”后，李杜在依兰举旗抗日，谢就当上了土龙山骑兵旅自卫团的团长。在当自卫团团长期间，在防止土匪抢劫，特别是在对付日本武装移民的骚扰时做了不少为人称道的事，他也因此在老百姓中有了一定的威望。
谢文东极迷信，他总随身带一个小铜佛、一本卦书和一本《诸葛亮金钱术》，每当遇上重大事件，他都要把小佛供在地上，跪下来算上一卦。
在伪满的县政府中，日本参事官（后称副县长）就是县里的太上皇。那个日本参事官了解到是谢文东指使农民到县里告状的后，便下令撤了谢的保长职务。谢文东虽然把官丢了，但却赢得了更多的老百姓的信任。
１９３４年春节前，太平镇警察署传下日本人的命令：腊月三十前，所有农民都要将手里的枪支弹药送来登记、造册、打印，否则以私藏军火罪论处。与此同时日本兵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地照和枪支。
地和枪是农民们的两条命根子。现在日本人要把它们都拿走，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大家一商量，就决定举行暴动了。要暴动总得有个头吧，找谁当这个头呢？他们想到了谢文东。
谢文东开始也有点犹豫不定，但是等他看到那些农民摆出了“你不领头暴动就要杀了你”的架式时，他也就只好来当这个头了。和他一起领导暴动的还有清茶馆的甲长景振卿。
听到土龙山农民暴动了，依兰县县长关锦涛先来“宣抚”了一通，但却被骂了回去。文的不行，就来武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第１０师团６３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在依兰地区伪县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的陪同下带领一小队日军和一部分伪警察，来到了土龙山。他们以为那些农民如果一见到皇军和警察都来了，肯定会老实了。没想到愤怒的土龙山人根本不买他们的帐，他们一到那里就受到了猛烈的射击。结果，饭冢大佐、盖文义以及１７名日军都被打死了，其余的也被俘虏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土龙山农民暴动。
土龙山农民暴动后，日本人十分紧张，他们立即派出大批部队前去镇压。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暴动的首领们召开会议，决定把各家各户的人员和枪支统一编队，以保为单位，全区６个保，编为６个大队，部队取名为民众救国军。谢文东任总司令，景振卿任总指挥。
民众救国军成立后不久，就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次是在九里六击败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另一次是打下了腰陀子金矿，但却在攻打湖南营日本移民团的战斗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景振卿就是在这仗中牺牲，代之任总指挥的是一个叫周雅山的人。
周雅山原是李杜抗日自卫军总部卫队营的第１连连长，李杜退入苏联后，他仍留在东北。１９３３年夏，李杜回到上海后，周便于８月份前往上海找到了李杜，１１月，又被李杜派回东北。当他来到民众救国军后，谢文东见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又是李杜的代表，与各地的头面人物都很熟悉，便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待为上宾。
为了对付土龙山的农民暴动，日伪当局经过一番争吵后决定采用恩威并施的办法。１９３４年４月，他们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派出政治工作班，宣传“土龙山事件。”日本人这一招还真有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民众救国军内军心动尧弹药缺乏的情况就已经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了。为了挽救这支队伍，中共佳木斯党组织派往队内的两名共产党员杨德金和白云龙立即回到佳木斯，向党组织负责人董仙桥做了汇报。董仙桥等经研究后决定，写信给饶河游击的张文偕和李学福，讲明民众救国军目前的处境，我们以去苏求援为理由，把民众救国军带往虎饶一带，请饶河游击队想办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共同抗日。
１９３４年５月下旬，谢文东带着民众救国军前往虎饶。一路上由于不断遭到敌人的打击和许多人不断开小差，等他们到了虎饶时，已经比出发时少了三分之一的人马，只有１０００多人了。
谢文东在往虎饶走的路上一直想着如何能通过饶河游击队得到苏联现成的军火，可是没想到等他见到张文偕后，却听张对他说：哪里有什么现成的军火？我们的军火都是从日本鬼子那里缴来的。但谢文东并没死了这条心，他又派周雅山和杨德金一起前往苏联请求援助。
周雅山等来到乌苏里江边的时候，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与苏方根本联络不上；另一方面，周也认为即使能过去也不管用，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便去了佳木斯，然后又从那里去了上海。
周雅山不辞而别，可让谢文东等苦了。在随后等待周雅山传来好消息的两个月时间里，他的部队不断出现逃亡事件，最后只有５００多人了。直到７月份的时候，他才知道周雅山根本就没到苏联去，这样他也只好带着队伍回到了土龙山区。
谢文东带队回到土龙山不久，就发现此地不能久留。因为不少队员一回到家便不再想干了，同时，还不断有人前来劝降。在这种情况下，谢文东只好带队离开那里，到来才河、四道沟一带活动。当冬天快来的时候，他决定带领部队进到牡丹江东岸的深山里去“猫冬”，以躲避敌人的冬季“讨伐”，让部队安全地度过寒冷的冬天。但就在他准备带队进山的时候，部队却遭到了日伪军的突然袭击和层层包围。最后，他只带着膝松柏等十几个亲信杀出重围，逃到了依兰县吉兴河的深山里。
就在谢文东走投无路的时候，原来曾和他们一起战斗过的“明山”队首领祁宝堂来看他了。祁宝堂告诉他说，这个地方不能呆，太危险了，咱们一起到方正县一带去活动吧，那里有李华堂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祁宝堂说的这位李华堂原本是东北军李杜部的一名下级军官，此人头脑敏捷，也颇有爱国热忱。当初李杜率部退到依兰的时候，李华堂奉命驻守刁翎。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保卫地方安全，李华堂在１９３２年８月在小土城子收编了一些地方大排和山林队，组成了一支队伍，取名为“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可能是因为这个名字太长，不大好叫，所以人们多把其称为“李华堂支队”。
李华堂支队成立不久，便在刁翎一带展开了积极的游击活动。到底是行伍出身，李华堂的仗打得挺好，在每次战斗中，他都十分注意尽量做到知己知彼，反复对比敌我双方的力量和所处的态势，然后再做出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以及怎样打的决定。他打仗的门道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不打硬仗，不打蛮仗。
由于李华堂指挥打仗的方法对路子，所以经常能打些胜仗，同时也能很好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这就比一般的山林队高出一大截，当时在那一带活动的“满天星”、“爱国”、“合作”、“双龙”等山林队都跑来投奔李华堂支队了。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编队，但这些人都愿意听李华堂的指挥。与一般的山林队首领相比，李华堂不但在指挥打仗这方面比他们强，而且更比那些人有远见和鉴别力。通过与共产党游击的一些接触，他发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纪律严明，抗日坚决，战斗力也比别人强，因此很愿意和游击队接近。在汤原和游击队一起行动时，曾与游击队建立了共同指挥部，在作战中表现也比较积极。当时，武器是很紧张的，但他知道其部下把自己的手榴弹和枪支送给游击队员时，也没有制止。每当游击队到了他的地盘上活动时，他都热情接待，为其提供食宿。有一次李带着部队与游击队一起行军，李部先过了河后，还专门把马队派回来接游击队过河。
李华堂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他对一般的贫苦老百姓也能表现出同情心，他的部队很少发生扰民事件。他们的军饷主要是靠向地主和把头等有钱人抽税解决的。
谢文东在方正县东南７０里的山寨里见到了李华堂。李华堂说，不瞒你老兄说，我的部队现在也只有６０来号人马，日子也不太好过，比你也强不了那去。麻绳专在细处断，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咱们都不好办。
谢文东问：那该咋办？
李华堂说：去找赵尚志，他的第３军现在干得挺火红，而且据我所知，那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
谢文东说：我现在力量不大，赵尚志会不会把我们当去“靠窑”的不“绺子”，把咱给“吃”了？再说，他是共产党，咱们去找他，能行吗？
李华堂说：行！你要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小，我可以支援你一下。
李华堂说话算数，还真给了谢２０支短枪、２０００发子弹和７名部属。于是，谢文东终于答应和李一起去找赵尚志。
李谢二人在宾县三道河子找到了赵尚志的队伍，但谢文东并不敢相信赵尚志，所以第一次只有李华堂一个人去见赵尚志。在这次会见中，赵尚志答应李华堂，要在第二年春天帮他们重整队伍。
到了第二年春天，赵尚志率第３军东进方正县大罗勒密，在他到那里之前，张寿篯带第３军第１团先到了延方一带，他从祁宝堂那里听说谢文东此时正隐居在方正县南二和尚庙里，便带着一部分队伍去见谢文东。
张、谢相见后，可以说是各有各的打算。张寿篯认为，民众救国军虽然遭到了重大打击，但谢这个人在下江一带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他能和第３军一起到下江一带活动，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土龙山一带的反日新高潮。而谢文东此时心里则在想借赵尚志和第３军的威望重新把自己的队伍拉起来。
这样，当赵尚志带第３军来到方正大罗勒密后，便很快与谢文东、李华堂、祁宝堂等部共同建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由于这是一支以第３军为核心的队伍，所以在领导人的构成上也反映出了这一点。赵尚志任总指挥，李华堂任副总指挥，张寿篯任总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任总秘书长。谢文东则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后，谢文东、李华堂带领他们的民众救国军和赵尚志的第３军等一起攻占了敌人设防坚固的方正县城。这次胜利使谢、李二人及其屡遭失败打击的部下的对日作战信心大增。打完方正以后不久，谢、李二人带着自己的部队与第３军分开活动去了。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日军的冬季“讨伐”开始后，谢文东就又感到有点吃不住劲了。这时，赵尚志对他说，和我们一起到松花江北岸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吧！谢文东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很高兴地跟赵尚志去了江北。但是谢文东还是留了个心眼儿，他自己带队去江北时，却把滕松柏留在了江南，让他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个滕松柏是个很能干的人。此人在前清时给人当过仆人，后来又在张作霖的部队里当过连长。土龙山暴动后任民众救国军旅的指挥，是谢文东最信任的人之一。
谢跟赵到了江北后，受到了汤原反日游击队的欢迎。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６日，他参加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共同筹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临时政府。他被委任为顾问部的委员长。
谢在刚来到江北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挺高兴，但这股高兴劲没过多久就没了。原来，谢之所以愿意和第３军一起活动，主要是想借赵尚志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实力，但在和第３军跑了一年多里，他的部队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了，但人数却没有增加多少。这次到江北以后，看到第３军与汤原游击队、还有第４军第２团的部队关系比与自己近得多，汤原游击队在第３军无私地援助下发展成了第６军，他因此觉得赵尚志对自己另眼相待了。谢文东觉得总这样下去，自己的队伍不知到哪一天才能发展起来，要想发展还得靠自己。于是，他决定离开汤原，回到江南去。
就在谢文东带队到江北的这段时间里，留在江南的滕松柏却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谢文东回来之后，他们又合到了一起，并决定在五道河子的深山里修建起了密营，做为他们自己的大本营。
李华堂率部与第３军分开后，于１９３６年初返回松花江南岸。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李华堂再一次表现出了他在打仗方面的才能，扫平了三道河子木营里的伪森林警察，偷袭了依兰县城西南的南大营，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８月下旬，李带队去苏，年末回国。
１９３６年夏天，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接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２日发出的指示信。信中要求中共珠河党团县委和第３军要想办法把谢文东的部队扩编为抗联第８军，并提出“关于李华堂部队之实力并须予以实际之援助，他亦有相当基础，编为抗联第９军”。接到这封指示信后，第３军和第４军、第６军联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经过研究决定派具有丰富统战经验，而且曾经与谢文东搞过一次谈判的第４军军长李延禄为代表，去与谢文东就改编其部队的问题进行谈判。
李延禄与谢文东的上一次谈判是在１９３５年９月份，谈判的目的是想将谢的部队改编为第６军。但是谢文东当时很不情愿。他对李说，抗日的部队一不抢、二不夺，可我手下的弟兄们如果不能按时发饷，是很难维持的。
李说：军饷问题在改编之后可以逐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你的部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配战利品。只要你和我们一起抗日，在敌占区开展斗争，军饷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谢说：我不能和你们一样。第一我这个人吃不了苦；第二是你们目标太大，大就招风。我手里又没有你们那么多机枪，日本人一打还不把我给打散了呀，还是让我打着民众救国军的旗号吧！
于是，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李与谢的这第二次谈判还是在谢的大本营——五道河子密营里举行的。谈判开始后，李延禄先向谢文东讲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及抗联方面有关改编他的部队的意图，然后对他说：如果你愿要抗联第８军的名义的话，部队还需要扩充，从目前来看就要再建立两个补充团；连队以上都需要按我们所采取的统一编制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团有团政委，连有指导员。
谢说：“部队要扩大，我还能不乐意吗？可是没可靠的人，我的保卫连队可不能交出去。”
李延禄早就想到了谢会在谈判中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在来到五道河子后便仔细了解了谢的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里的人员情况。他发现，在这个总司令部里，既有管谢叫“姑父”的副官，也有管谢叫老叔的“参谋”，好多人都是谢的亲戚。掌握了这一点，李延禄便了解了谢文东的用人之道。所以，在谢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便对他说：团长还是你自己的人，我们不动。
谢说：“我哪里有这样的人呀"
李说：“包副官不行吗？”
李延禄说的这个包副官其实就是谢的外甥，当时正在谢的总司令部里当副官。谢一听李说包副官可以当团长，心里很是高兴。于是便顺水推舟地说：“你说行就行”
李接着说：“我看还有一个人可以当团长。”
谢说：“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
李说：“就是你的妹夫李初坚呀！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进行扩编。”
谢说：“这我当然愿意。但是哪来那么多枪呀？”
李说：“枪的问题，我们来帮你想办法吧。”
李、谢谈判之后，改编民众救国军的准备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不久，抗联第５军第２师开赴依兰、勃利一带活动。这样，帮助谢文东改编的工作就由他们来接手进行了。在第５军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第５军２师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的具体指导下，东北抗日联军第８军终于在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那一天正式宣布成立了。谢文东、滕松柏分别就任第８军正、副军长，共产党员刘曙华任军政治部主任，于沧世任参谋长。
９月２０日，抗联第８军发表成立宣言。宣言指出：
“中国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中华民族正处在悬崖之危，每个有热血有祖国观念的人们都知道，现在忍耐不足以自存，苟且而不得偷安，当此亡国灭种之秋，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中华男儿之天职……，只有起来救国自救，学土龙山之起义，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本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在民众救国运动的紧急关系上，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总会之领导，……为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而斗争"
１９３７年１月，李华堂支队正式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９军。军长李华堂，参谋长李向阳，副官长于真。
抗联第１０军军长的名字，在各种有关抗联的历史书上都不一样，有写成汪雅臣的，有写成汪亚臣的，还有写成王亚臣的，其实这都是一个人。如果再查一下资料，还可以查出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王景龙。在这里，笔者按照目前最权威的史书记载将其写为汪雅臣。
汪雅臣本是五常县人，少年时代因家贫而只读过一年私塾，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放猪和下地干活。１５岁那年（１９２６年）跑出去到苇河县当了伐木工人。本想能闯出条生路，可是干了两年才知道，在外伐木和在家种地也差不了多少，于是就又回到了老家。回到老家后，他一没钱二没地，还是没法活。情急之中，他想到了穷人们穷得实在没办法时常想到的一招——当胡子去。
当时，在汪雅臣的老家那儿正好有一个报号“东双胜”的绺子，汪雅臣便到那里落了草，报号为“双龙”。
１９２９年春，原东北军第２６旅第３４团来到了夹信子带，与东双胜他们打了一仗。东双胜这伙胡子人少势单，一下子就被打散了，汪雅臣在这次战斗中被抓当了俘虏，当上了一名士兵。“九·一八”事变后，第３４团投降了日军，汪雅臣不愿意当亡国奴，便约了几个有爱国思想的士兵一起携枪带械地跑到山里自谋生路去了。这时，他听说东双胜又拉起了一个“保胜队”，便带着自己手下的那２０多号人来到了“保胜队”，他自己则当上了“炮头”。
汪雅臣虽然又回到了东双胜的“绺子”里，但他这时的思想却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对东双胜说：“东北已经失守，国家就要完了，咱们可不能再当胡子了。没有国就没有家，我们应当枪口对外，专打日本鬼子……”可是东双胜却根本听不进去。多年来的山大王生活已经使他养成了一身匪性。汪雅臣见说不动他，便决心自己干了。
１９３２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汪雅臣正要带着弟兄们去袭击日军的一个据点，突然附近村子里的一个老百姓跑来对他说：“东双胜又到屯子里抢老百姓东西了"汪雅臣一听，当时就火了。“这样的大当家的还留着他干什么？”他带着一帮人找到了东双胜，二话没说就把他给枪毙了。然后，他对“保胜队”里的兄弟们说：“北史们，大掌柜的下场是他自己逼出来的，我曾经多次劝他改邪归正，但他就是听不进去。眼下，咱们的国家就要亡了，东北的老少爷们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咱们要专门打日本鬼子才对呀！现在，我接管全队，弟兄们有愿意跟我一起打鬼子的就留下，不愿干的就回家。”
听了汪雅臣的话，队里的弟兄们都说愿意留下来跟汪雅臣一块抗日。从此，江雅臣就在五常南山里一带扯旗抗日了。他带的这支队伍因他报号为“双龙”而被称为“双龙”队。
“双龙”队成立半年多以后，就遇上了一件不太好办的事。原来，１９３３年春天，驻守在五常县山河屯的伪军一个营４００多人，在刘营长的带领下举行哗变，然后来到了五常县南山里和九十五顶子山西莲花座。７月份，刘营长给在南山里活动的各小股山林队首领下了“帖子”，约他们到一起开会。汪雅臣就是到会人之一。
汪雅臣到会后才知道，刘营长找大家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和他一起去打另一伙与其争地盘的地方武装。汪雅臣一听就烦了，转身就要走。这时，刘营长问他：双龙，你到底愿不愿意去？
汪雅臣说：不愿意！现在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去找日本鬼子，而不应该互相火并。
汪雅臣一带头，那些本来也不太愿意跟刘营长干的人对刘营长也都提出了不同看法。刘营长一见这些人不听自己的调遣，便只好宣布休会。但同时提议大家第二天都带着自己的队伍前来集合。
汪雅臣一听这话就感到有点不对劲，回到队后心中暗想，如果明天去的话，十有八九是要被缴械的（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果如他所料，那些去了的山林队都被刘营长给缴了械），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但是事已至此，在南山里也就无法再呆下去了。为了防止刘营长下一步来吃掉他的队伍，汪雅臣果断做出决定：离开五常南山，连夜赶奔朱家上口，投奔宋德林的反日山林队。
汪雅臣前去投奔的这个宋德林，原名叫宋传廉，人称大德林，也是五常县一带有名的大胡子头。大德林虽说是胡子，但却是那种比较仁义的胡子，他的“绺子”专抢一些有钱的富家大户，从不搔扰贫苦百姓。加上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公开扯起了抗日的旗帜，所以名声很好，队伍发展也很快，现在已经有１０００多人了，是五常县一带较大的反日山林队。
汪雅臣找到宋德林，向他谈了自己的来意——为了抗日救国，要求将自己的队伍编到宋德林的部队里去。但是，他又强调说，他的“双龙”队编入宋的部队后，“准编不准调”。就是说，他仍然要保留“双龙”队的指挥权，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配合宋部一起作战。宋德林只求扩大自己队伍的声势，于是就答应了汪提出的条件，把他的“双龙”队编为宋部的４支队，任命汪为支队长。
汪雅臣身材高大、智勇双全，每次打仗都带头冲锋陷阵，他的第４支队战斗力也很强。编入宋部后不久（８月份），便和宋部一起取得了沙河子战斗的胜利。那一仗他们打死打伤伪军自卫团四、五十人，还活捉了沈青山、靖天这两名伪自卫团长。后来因这两个人民恨极大，把他们枪毙了。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为此专门编了一首歌谣：
１９３３年，当汪雅臣听到赵尚志在珠河一带组织成立了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后，很受鼓舞和启发。于是他也把五常一带的反日山林队首领们找到一起对他们说：“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要想抗日救国，咱们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人家赵尚志已经在珠河干起来了，咱们也得跟人家学，联合起来打日本子!
汪雅臣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由这些山林队共同组成的“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便成立起来了。由于汪雅臣有２００多人，汪又很有威望，因而被大家一致推举为首领。
当上了“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首领的汪雅臣在带领队伍与日伪作战的同时，更加注意观察时局的发展了。特别是通过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５年这一年多的观察，他发现在各种抗日队伍中，只有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斗争中越打越大，越打越强，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最坚决。他觉得，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他抗日救国的愿望。于是，他开始加紧了与赵尚志的部队间的联系。
１９３５年春，宋德林干了一件天大的傻事。这位绿林好汉竟与日军用订战表的办法在五常县拉林仓摆开了堂堂之阵来一决雌雄。结果除了汪雅臣的第４支队外，其余都被打垮了、打散了。他自己也跑到山里不敢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汪一面收拢宋的残部，一面派人到珠河去找共产党，要求接受中共的领导。随后他自己亲自带队来到珠河，找到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负责人冯仲云等。汪对冯仲云说，我坚决接受中共的领导，你快把我的部队收编了吧，最好能把我们收编为你们第３军的一部，我跟你们一起抗日到底。
冯仲云等经过认真考虑后答复他说：宋德林的部队已经被日本人打垮了，但五常南山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还不能丢，那里的义勇军还需要有人去收编。这样吧，你还是回到那里去，我们把你的部队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８军，你看怎么样？
汪雅臣说：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我相信共产党。另外，能不能给我们派些干部，去指导我们的工作？
冯仲云说：好啊，以后我们会派个得力的干部到你那里去当政治部主任，你看如何？
汪说：我完全同意！
１９３６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８军正式成立，汪雅臣被任命为军长。３月８日，刚从关里治病回来的侯启刚来到第８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但侯启刚在第８军只呆了一个多月就不得不离开了那里。这倒不是汪雅臣他们把他挤走的，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方法有问题。侯这个人有点书生气十足，虽然读了不少马列的书，但却不大会用。他到第８军后就大搞阶级斗争，把义勇军分成阶级，认为上层是剥削阶级，下层是被剥削阶级。对当时山林队里的“分红”制度（又称挑枪片子，即按两支枪顶一个人，进行分配缴来的财物）很看不惯，提出把枪支公有化，取消“四梁八柱”制度，取消“小崽子”（勤务兵）等等。他的这一系列主张遭到了第８军内部中层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这些措施难以实行，最后只好走了。
侯启刚走了，但这并未影响汪雅臣对共产党的信任，党也没有对他们另眼相看，相反却更加关心这支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了。第８军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而且自身纪律也很严（就是在双龙队时期，他们也从来不抢不夺，部队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在山里种大烟卖钱来解决），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因此在与日伪军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部队也不断得到发展。到１９３６年９月时，已经发展到１０个团，１０００多人的兵力。
９月１８日这一天，正在召开的“珠汤联席会议”正式做出决定：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８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１０军。
同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１０军正式宣告成立。汪雅臣任军长。
美丽富饶的东北不但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而且还出金子。位于桦川县南部的腰驼子金矿（现属桦南县）就是一个出金子的地方。日本人来了以后，在那里设立了吉林省依（兰）勃（利）桦（川）金矿局，并建立起了一支有８００多人的金矿局警备队，大肆掠夺黄金。
１９３３年３月，金矿局当局不顾金矿坑顶已经出现裂缝，强迫工人下坑采金，结果造成一起事故，两名矿工被砸死，三名矿工受重伤。
在受伤的３名矿工里有一个叫祁宝堂的山东人。虽然他年岁不大，但却是个在矿工中颇有威信的人。面对着许多要与日本人拚命的工友，祁宝堂说：别和他们这样硬拚，要从长计议，等伤好了再说。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到６月份的时候，祁宝堂的伤就好了，他也开始活动开了。他先是秘密串连了张仲祥、尤成禄、孙继武、赵喜儒、韩忠礼、吕景其等６名工人，和他们结为把兄弟，然后他们几个把平时藏起来的金沫子凑在一起卖掉，换回“官贴”（钞票），托人买了一支狗牌撸子（带５发子弹）和一支“七星子”手枪（带７发子弹），又买了７套衣服。最后把这些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进了矿里。
祁宝堂他们几个人把行动时间定在了６月下旬的一个中午。当时，矿工们正在吃午饭，矿警队的一个日军班也把枪架起来休息了。孙继武平时就和那帮日本兵搞得挺热乎，这次他又凑到了日军班长三郎的跟前，这三郎以为他又是给他上烟来了呢，却不想孙继武从腰里掏出来的是枪，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一枪打死了。于此同时，祁宝堂也开枪打死了日军的机枪射手，其他几个人一听枪响赶紧动手夺枪，然后杀掉日本兵，很快就将他们全部解决了。共打死日军７人，夺得步枪６支、手枪两支、子弹７００多发。
暴动成功后，祁宝堂立即召集矿工们开会，告诉大家说，我们暴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反抗日本子的侵略和压迫，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干。如果谁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干，也应该快点离开这里，以免敌人报复。
祁宝堂讲完后，当即就有２０多名矿工站了出来，要求和他一起干。祁宝堂带着他们奔向了４０里外的丈梨树沟，正式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并按当时流行的办法，自己报号为“明山”。后来群众也就称他带的这支队伍为“明山队”
了。
“明山队”共分３个班，每个班１０个人。这些人多数都是没什么文化的矿工，提出的行动口号也很简单明了：赶走日寇，推翻大同年，为国为民，宁死不投降。祁宝堂还为“明山队”定下了约法三章：一、老百姓的东西寸草不动；二、没有首领的命令不准私入民宅；三、要帮助贫苦农民，不准打骂好人。
祁宝堂治军甚严。有一次他手下的两个兄弟在一个名叫十大户的地方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被他知道后，当即将这两个人给枪毙了。
“明山队”成立后，便以大梨树沟为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游击活动，成了那一带很有名气的一支队伍。土龙山暴动发生以后，祁宝堂立即带队前去参加战斗。由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明山队”被民众救国军编为暂编混成第一旅，祁宝堂任旅长。但没过多久，祁宝堂就发现，民众救国军的首领谢文东抗日并不坚决，部队纪律也不太好，认为再不能和他们呆在一起了，便带着“明山队”脱离了民众救国军单独活动去了。
“明山队”出去单干后，即不断与日军进行战斗，队伍虽然在不断的扩大，但由于引起了日伪的注意，也就不断地遭到敌人的进攻，因此，他们的活动也越来越困难了。
就在“明山队”孤立无援、处境艰难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蓬勃发展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因此，祁宝堂决定要去找到共产党的队伍，看看人家是怎么搞得那样有声有色，自己也学一学。而要学就学个最有名的，于是，他想到了珠河的赵尚志和他领导的队伍。
祁宝堂带队进入方正县境内以后，在山边窝子里屯与３军相遇了。一见到３军，祁宝堂立即感到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确和别的队伍不一样。他们作风正派、纪律严明、团结乐观，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从心里感到佩服。他向３军的同志提出要见３军的领导。很快，赵尚志、冯仲云都接见了他，并向他讲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抗日救国的道理，还表示欢迎他和“明山队”靠近共产党。这些话祁宝堂越听越觉得对劲，特别是听到冯仲云告诉他说共产党不但要打跑日本鬼子，而且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候，他感到还是共产党人了不起，有气魄、有远见，跟着共产党走肯定会有出路。于是，他连忙表示要和共产党一起干。赵尚志和冯仲云对他的态度表示了赞赏。最后，冯仲云对他说：“你和你的部队就到党领导的武装行列里来了，今后，山林队的绰号就不要叫了，你有志抗日，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奉劝你把名字改为‘致中’吧!
祁宝堂一听非常高兴，连忙说好。然后，他马上对“明山队”的全体兄弟们宣布说：我今后不再叫“明山”了！我叫祁致中了！
祁宝堂不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祁致中，而且还用从３军那里学来的经验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了初步的改造和整顿，使之成为各抗日义勇军中最好的一支队伍。关于这一情况，中共珠河县委在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４日的报告中说：
“大罗勒密一带以明山为最好，明山系谢文东旧部，土龙山事件，他是一实际上之领袖。明山本是工人，自见我军后，解散了他原有的部队，新成立起来，一切都学我们，亦有少年连、保安连之组织。队内纪律严格，队员成份均工农，一般都坚决要革命。明山本人年轻勇敢，当然英雄观点是有的，他们坚决要求我军派政治工作人员。现在该队有六七十人，一架轻机枪，一个炮（要送给我们）。我军已编他为第３军方依游击团，如果我们能去一坚强政治工作人员，可使之在依勃一带活动，意义非常重大。”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３军却没有向祁致中的部队派出政治工作人员，也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再加上祁致中与谢文东、李华堂及３军的一些人有矛盾，所以他便带着队伍离开了联合军，又出去单干去了。
祁致中带队伍出去后，日军便把他这支处于孤立无援地位的队伍当成了最好的打击目标，这样，祁致中和他的队伍的处境便很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祁致中想起了一个叫老柳的人。
那还是在２月份的时候，祁致中的队伍在大罗勒密一带活动时，截获了一辆从哈尔滨开往佳木斯的长途汽车。当时，车上的一位旅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个人从外表来看像一个商人，一问他，他也说是哈尔滨一家商店里跑外的。既然是跑外的，那身上一定会有不少钱吧，但一搜他的腰包，才搜出几块钱来。祁致中的部下据此认为，这个人肯定不是好人，说不定还是一个日本特务呢。于是便把他带了回去。等把他带回去以后，再对他进行审问时，这个人就不再说他自己是什么跑外的了，而说自己是给抗日军跑交通的，而且还讲了一些有关抗日军的情况。祁致中的部下们哪里肯信他这些，他们说，这小子太不老实了，看来不打他他是不能说实话了，于是，就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祁致中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到场和那人谈话。老柳见到祁致中后，又对他讲了不少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游击队的情况，还唱了一些抗日的歌曲给祁致中听。祁致中一听，他唱的这些歌和３军的人唱的一样，而且从老柳随身带着的那把大提琴里发现了共产党的文件，才相信他真是共产党的交通员。后来，他和老柳又谈了许多，老柳告诉他，要跟共产党走，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去找党。
现在祁致中想起了老柳和老柳对他讲的话，于是便通过关系给中共汤原县委写了封信，要求和县委的领导谈一谈。县委接到这封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县委委员刘忠民代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会见了祁致中。
祁致中是个爽快人，在与刘忠民的会谈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他的三点要求：第一是他本人要入党；第二是要求共产党改编他的部队；第三是要求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往他的部队里派军事、政治干部。
刘忠民说：你这三条要求很好，都是可以考虑的。但这得经过县委批准才行。这样吧，我介绍你去和夏云杰谈一谈吧。
祁致中说：行！
夏云杰见到祁致中后，与他谈了很长时间，觉得祁这个人不错，便对他说：你要入党是可以的，但你还得多了解点有关党的知识。我们这里正好要办一个党训班，我看你就来参加吧！
祁致中说：行！
半个月的党训班结束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批准了祁致中的入党请求，并派夏云杰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祁致中的第一个要求得到满足后，便回县委什么时候才能满足那两个要求。夏云杰答复他说：那两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马上就从汤原游击总队派出金正国等３名党员干部，到你那里去帮助你建立党组织和开展有关政治工作；而改编队伍的问题嘛，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但你放心，我们会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请上级来帮助你解决。你看好不好？
祁致中说：我现在是党员了，我听党的安排。不过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这支部队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夏云杰说：这个问题县委也考虑过了，认为你们目前还是先回到松花江南活动为好。你到那里除了打仗以外，还应该多注意加强后方建设。以后有事可以去找我们党的勃利县委，让他们帮助你。
祁致中记下了夏云杰的话，然后便带着部队回到江南去了。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８日，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立后，祁致中的部队改称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不久，他们又和民众救国军第１团、东北民众军准备军等几股抗日山林队一起被正式改编为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独立师下辖三个旅。祁致中任师长、从汤原来的金正国任指导部主任，中共勃利县委派来的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
按照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关于建立后方基地的指示，祁致中回到江南后便着手创立起了著名的七星砬子兵工厂。这可是一家很像样子的兵工厂，全厂共有三个车间——一车间造枪，二车间生产弹药，三车间负责修理。兵工厂里有一个小型水利发电站，有机床，更有一帮从沈阳原奉天兵工厂里出来的专家。他们不但研制出了“匣撸子”（一种带机头的撸子）、手提式自动冲锋枪、直把机关枪等轻武器，而且还试制出了一批迫击炮，装备部队使用。据说，当第一批“匣撸子”生产出来以后，祁致中亲自操枪射击，结果枪枪命中靶心，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和战士们的抗日情绪。
独立师是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联的一支部队，部队里就当然要有党的政治工作了。但在独立师里做政治工作的人员的职务名称却与抗联其他各军不一样，这是祁致中自己的发明。独立师师一级的政工干部叫“政治部主任”、旅一级的叫“政治委”，团一级的叫“政治委员”、营一级的叫“政治指导官”、连一级的则和我们今天一样，叫“政治指导员”。从总的来看，独立师内的政治工作不是很强，这主要是由于党在部队里的领导还不是十分有力，大家思想也不统一，所以虽然独立师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不少胜利，但独立师内部以及其与抗联其他各军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明显地突出表现出来了。这样到１９３７年初的时候，就开始不断有人向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反映说，独立师已经很危险啦！祁致中也快成反革命啦！看看，连从３军派去的政治部主任在那里都呆不下去啦……
省委一听，这还了得？就赶快派张寿篯到独立师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张寿篯一到独立师就找祁致中谈话，而且一谈就是十天！
要说张寿篯这个人还真是个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大能人，他通过与祁致中那十天长谈，不但消除了祁本人思想里存在的一些疑念，再一次为他指明了奋斗的方向，而且帮助祁将队内的一些坏分子进行了清洗又帮助他制定了一个要在半个月内发展３０名党员的计划，还重新任命了独立师内的主要政工干部。最后，他给省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
“独立师目前的表现决不像个别同志报告的那样严重，好像朝不保夕，快反革命的样子。恰相反，更初步走向忠实于民族革命战争，其他详细情形，仍由当面讨论之。独立师要求与省委及特委直接发生组织关系，并经常派交员，并要派专做党工作的同志，到独立师担负党务特派员，最好是派政治主任去。夏季祁同志将到省讨论一切，独立师捐助给北满党的经费存在我这里……”
独立师的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后，打起鬼子来就更来劲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们的胜仗一个接着一个，队伍也一天一天地在发展。就连富锦县有名的伪警察署长大地主李景荫（李家特别富裕，有地上百垧，人３０多口，机枪、步枪加一起枪支弹药七八十支）也参加了独立师，被祁致中任命为师参谋长。到１９３７年９月的时候，独立师已经发展到了１５００多人，各级干部也已基本配齐了。这样，将其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１１军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根据北满联军总司令部的指示，独立师正式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第１１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军部下辖一个师（师长李景荫）三个旅，还有一个随营学校。
抗联第１１军的建成，标志着以中共为中心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东北的老百姓为此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