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一次伯力会议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相互支援和合作的协议，从１９４０年秋冬季开始，抗联各部在遭到巨大困难和挫折之后，便开始陆续过界来到苏联境内。到１９４１年初，先后过界的抗联部队已经达到了近６００人。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联人为他们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人称为“野营”的地方。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伯力东北７５公里处的费雅斯克村。因其处于被苏联人称为阿穆尔河的黑龙江岸边，故也有Ａ野营之称（黑龙江的俄文字头为Ａ）；南野营位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双城子（沃罗什诺夫）之间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蛤蚂塘的小地方。因其靠近沃罗什诺夫城，故也被称为Ｂ野营（沃罗什诺夫的俄文字头）。
南北两个野营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确实是“野”：两处都是山高林密、人迹罕至的山区，除了往野营运送给养的苏军外，其他人很难到那里，也很难发现那两个地方还有一批抗联官兵。
自从抗联主力转入野营后，他们便开始利用野营里比较适宜的条件进行政治、军事整训。
军事训练课目是野营里的整训重点（占７０％），内容主要包括队列训练、步枪射击、手枪射击、刺杀等。其中射击又是军事训练中的重点。周保中在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０日给野营游击队的全体同志信中明确指出：“要知道，战斗的要点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达到战胜的目的。无论现在兵器如何发达，步兵作战仍居主要地位，而步兵部队的唯一战斗手段是依靠射击”，近距离还需要用刺刀肉搏。因此，他要求每个指战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要“尽心练习瞄准演习和实弹射击”，将自己培养成“活罗什夫式的、朱德式的射手”。
除了上述步兵一般战斗技能的训练外，野营里还在苏方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些特殊技能的训练——主要是跳伞和滑雪。这两个课目的训练对野营里的战士们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所以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彭施鲁回忆道：
“（１９４１年）７月，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全部到伯力城去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大家欢呼起来。我们驻在城郊一个营房里……，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在我们的旧军服上钉上了苏军领章。那里的教官是一位少校，大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叫他马约尔，就是俄语里少校的叫法。他的教授方法很得法，先学了一个星期的地面上基本动作，第二个星期就练习从跳伞塔跳伞，这个练习使大家兴致很高，绝大多数跳得很成功，只有一个张鸿启同志一到塔顶，就不敢往下看，引起头晕眼花，更不敢往下跳。说也奇怪，和我们同来的野营苏军上尉吴刚第一次到了跳伞塔上也显出胆怯的样子，我在旁边看了暗自好笑；苏联教官对他解释了半天，要他放心大胆往下跳，保证无事。我听到他总是一句话：‘亚莫尼姑’
（我不能跳）！终于，他又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经过半个月的基本动作练习后，马约尔告知我们明天要进行第一次空中实际跳伞，大家又都兴奋起来。当天对每个人又进行了身体检查，没有不合格的。第二天早饭后，卡车把我们拉到了飞机常每架飞机一次可装２０多个人，由教官亲自站在飞机的窗口指挥每一个人跳出飞机。第一次空中跳伞全部成功了，大家喜悦的心情真是终生难忘的，回来的路上都在夸耀着自己是如何拉伞的，伞是怎么开的，自己在空中又是怎样看见别人动作的，落地时谁摔了筋斗，谁站得稳等等。这些话说起来没个完。吃饭时又说，晚上躺在床上又在说，要不是有人制止，简直会说得一个晚上睡不了觉。”１９４２年７月底，周保中和张寿篯向北野营的抗联干部们宣布：为了加强军事训练工作，提高战斗力，随时准备给敢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关东军以有力的回击，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抗联的队伍要全部按照苏军的编制和制度进行改编。
改编工作包括以下几项：
１．充实兵员，将应征入伍的苏籍华人和在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士兵编入国际旅；
２．充实干部力量，调配大量的苏联军官到国际旅工作；
３．建立旅、营、连、排四级编制体制，凡正排长以上者被授予苏军军衔，按苏军军官标准发薪金；凡连以上军官均由抗联干部担任，副职由苏军军官担任；旅、营两级设司令部由苏军军官组成，旅政治部以苏军军官为主组成，因为后勤供应全是靠苏军，所以旅后勤部的军官全都是苏军军官；
４．按苏联陆军步兵标准配发武器和服装。
整编工作基本完成后，苏联远东军代表向已经身着苏军服装的抗联官兵们宣布了国际旅的主要干部名单：
旅长：周保中；政治委员：张寿篯；副旅长：什林斯基少校；参谋长：马尔钦科少校（即原来的北野营主任杨林大尉）；后勤部长为金牙少校；第１营营长金日成、政委安吉；第２营营长王效明、政委金策；第３营营长王明贵、政委朴吉松；第４营营长柴世荣、政委季青。
苏联人办事喜欢讲个“正规”二字，他们既然把野营里的抗联队伍编成了国际旅，也就很自然地要给他们授予军衔了。于是，抗联的干部们的肩上便有了被东北人称为“大军杠”的军衔标志。当然，他们戴的是苏军军衔。虽然周保中、张寿篯等人想当初都是当过军长、总指挥的人，特别是周保中，多年前就被正儿八经地授过少将军衔，但苏联人可不管你这些，他们看的是你现在手上掌握着多少部队。既然野营里就那么多人，所以身为旅长的周保中和旅政委张寿篯就只能得到个少校军衔（一年后周保中晋升为中校），金日成等各营营长和政委被授予大尉军衔，各连连长等被授中尉军衔。
苏联方面对国际旅的成立还是比较重视的。远东军区司令员阿巴纳申哥大将亲自检阅了国际旅，并对他们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宣布国际旅的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第８８独立步兵旅。
国际旅成立后，他们的军事训练也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开始参照苏联远东军司令部颁布的《步兵训练大纲》，结合战时需要和东北游击战争的实际，有计划地进行系统地现代化军事训练。这种有针对性的正规化训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王明贵后来回忆说：
“每年冬季都要组织一次拉练，在远离驻地百公里之外，搭起帐篷，进行许多课目的训练：战斗行军队形的编成、行军警戒的派出，搜索、伏击、遭遇战斗等。宿营后要组织宿营警戒、侦察、偷袭、实弹射击。炊事班学习野炊。总之，在滑雪训练中，取得成绩是显著的，非常适用于东北大小兴安岭、长白山进行冬季游击战争。
“１９４１年冬季，在苏联远东军区索尔根少将亲自监督下，旅部组织了一次战术对抗演习。攻守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双方表现得都很出色。证明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战时少流血，我们刻苦地进行军事训练。所以，在训练中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没有人叫苦叫累。”
野营里的抗联战士们在刻苦地训练着，他们时刻都在等待着重返东北抗日战场，为光复自己的国土而去冲锋陷阵。
１９４５年５月５日，苏军攻入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其后不久，那些从伯力来的北野营的人便开始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向大家说起他们在伯力城里看到的事情了：“苏联红军正在大量地向这边开过来，用火车运到伯力来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可是老鼻子啦１
大家一听，顿时都来了精神：“苏联红军把这些老家伙式都整到这边来了，那不就是说，苏联马上就要到东北去打日本子了吗？”
“那可不是咋的！你不记得今年４月份他们那个莫洛托夫跟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说，他们两国那个中立条约到期就不再延长了吗？”
“唉呀！那个条约好像还有一年有效期呢，要真是这样，那还得等到一年以后他们才出兵去打日本呀１
一听这话，大家又着起急来了，心里都在算计着：什么时候才能回东北打日本呢？真盼着马上就能接到回国的命令。
然而，他们却迟迟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
回国的命令没来，可情况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６月份，部队的伙食标准提高了，原来需要交钱吃饭的军官们现在也不要交钱了——伙食费全免了！就连一直限量供应的香烟、黄油和糖的供应量也比以前多起来了。搞不清楚苏军供给制度的抗联干部战士就悄悄去问苏联军官：“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苏联军官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战争二线部队的供应标准”。
“那不就是说要打仗了吗？！太好了１他们一下子又高兴起来了。可是到了７月份的时候，一些战士又有点着急了——从伯力回来的人说，现在已经很难在那里看到前两个月当中那种繁忙的军事运输场面了，原来满大街的军官也不知道都哪去了！
战士们哪里知道，这正是大战到来前那段特有的寂静！此时，他们的领导人周保中、张寿篯等正在一起制定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他们挑选了１００多人组成了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确定在苏军指挥机关任向导，待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三是抗联主力部队随苏军一道进攻东北，消灭敌人、保护交通、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上述计划在征得苏军的同意后，他们便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大家枕戈待旦，心早就飞回东北去了。
８月８日下午，从苏联军军官那里传来了小道消息：“苏联和日本的军队在乌苏里江边上打起来了１
“啊？！是真的吗？”听到的人有点吃惊地问道。尽管谁也不知道这事是否是真的，但谁都忍不住要把这个小道消息悄悄地向与自己关系较好的人透露一下。没过多一会，这个小道消息便在野营里转了好几圈，那几个最初向外发布消息的人又被别人极神秘地拉到一边，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对谁也别说……
８月９日一大早起来，从收音机里传来的“大道消息”终于证实了前一天在野营里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８月８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当面向他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告诉他说：“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８月９日起，苏联政府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目前，苏军已经进入中国东北，正在向腹地顺利推进！
“小日本快完蛋啦１
“我们就要打回老家喽１
野营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早饭后，周保中在北野营国际旅全体军人大会上做了报告。在讲了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抗联的现状，表达了对向斯大林、苏联政府、苏联红军的感激之情后，他告诉大家，从现在起，每个人都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要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东北、光复家乡，完成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
在谈到反攻后的任务时，周保中专门讲了要迅速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北会师；抗联要贯彻党的七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准备与国民党反动派做长期的斗争。最后，他再一次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具体的行动方案则由旅里另行通知。
周保中讲完话后，大家便开始对具体行动方案翘首盼望。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这个具体方案就是不下来。一直等到８月下旬了，上级的命令倒是来了，可那不是让他们立即回东北参战的命令，而是通知他们，原定的作战任务有了改变，苏军最高司令部命令独立步兵第８８旅原地待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这一下又把他们搞糊涂了，大家纷纷向自己的上级发问：
这到底是咋回事呀？
原来，这道令人感到突然的命令的到来和任务的改变，是由于当时苏军在东北战场上的迅猛推进引起的。当初苏联红军在确定反攻计划时之所以决定让抗联教导旅与苏军一同行动，主要是估计到日本可能会在中国东北做殊死抵抗，对日作战将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残酷斗争阶段才能结束。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几乎就在苏军刚一进入东北，日本人就告饶了。８月１０日，日本政府发出了“乞降照会”，５天后，日本天皇正式发布投降昭书，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向盟军投降。
日本人投降后，蒋委员长一见“摘桃子”的时候到了，便立即下令让解放区里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与此同时，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的军队和政府投降，不能向共产党的军队投降。
美蒋已经动手了，共产党怎么办？
当然是针锋相对！
８月２６日，远东苏军军事委员希金中将召见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向他传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指示：独立步兵第８８旅中现有的中国人员和苏联人员要分别行动，苏联人员暂时不动，中国人员要随苏军各方面军分别占领东北各战略要点，并准备接受驻各城市苏军卫戍副司令的任命。返回东北的抗联人员都有抗日联军和苏军的两重身份，他们将担负以下几项任务：
１．帮助苏联红军维持占领地的革命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友好；
２．利用军管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苏军撤出东北后，顺理成章地以抗联人员的身份接管政权。
最后，希金告诉周保中，既然抗联人员要以苏军卫戍副司令的身份出现，就得有相应的苏军军衔，他要求周保中在８月２９日前，将军官提职授衔名单报到远东苏军总司令部。
８月２８日１５时，周保中回本部队，召集高级军官各营长、党政工作人员及连长、指导员会议。指示：本旅不获全部直接参加反日作战之原因，战局急转直下，日本倒台迅速，出人意外。然后，他向大家宣布了有关人事调动的命令及通讯系统和通讯工具的使用规定，要求大家准备好出发时所要带的各种文书。为了斗争形势的需要，他要求每个军官、军士、兵士应有自己的证明文书。在军官证明文书内的签名一一用假名，……一定要让全体军官和兵士知道各种文书之重要，每个人应有自己的行动知识（指周保中为抗联全体人员制定的关于政治、组织、行动的三个备忘录的小册子）。
根据周保中的这项命令，抗联的干部们在回国前都准备了一个假名字——周保中改为黄绍元，张寿篯改为李兆麟，崔石泉改为崔庸江…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抗联的任务还很艰巨——他们要保住这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其中当务之急就是抢占东北的战略要地，发展党组织，建立人民自己的军队和政权。为此，抗联主力部队从９月３日起，在周保中、张寿篯的率领下分批赶赴长春、哈尔滨、沈阳、佳木斯、牡丹江等地开展建党、建军和建政工作。
随着抗联人员的回国，中共党组织很快便遍布于东北各地：
在长春，以周保中为书记的地委于９月中旬成立。随后，中共长春市委及伊通、双阳、公主岭、乾安、德惠及九台等县委相继成立；
在哈尔滨，以李兆麟（张寿篯）为书记的中共松江地委及其下属的哈尔滨市委，珠河、阿城、方正、宾县、延寿、双城、苇河、安达、巴彦、木兰、五常、通河等县委相继组成；
在沈阳，冯仲云与不久前到达那里的八路军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建立起中共沈阳地委并在辽东、安东、大连、辽阳等地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
在黑龙江地区，王明贵、王钧、陈雷、张光迪、张瑞麟等先后领导建立起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和黑龙江地委及其下属的海伦、北安、绥化、克山等县委；
此外，以彭施鲁为书记的佳木斯地委、以金光侠为书记的牡丹江地委、以王效明为书记的吉林地委和以姜信泰为书记的延吉地委也都在９月份建成并开始了积极的工作。
考虑到日本已经投降，人民军队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抗日，而是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现在再叫抗日联军已经不太合适了，所以他们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改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东北人民自卫军成立后，发展十分迅速，在９月中旬到１０月下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展到了４万多人。
部队发展这么快，枪从什么地方来呢？日伪军又奉命不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投降，直接收缴他们的武器就有些困难。这怎么办呢？这就用得着苏军卫戍副司令的大牌子了。由于抗联人员出任苏军卫戍副司令，他们就可以以苏军的名义收缴，这样日伪军就没有敢不交枪的了。在巴彦县，就有一个工作十分出色的抗联人员张祥。
张祥当时出任的是苏军巴彦卫戍司令部的少尉副司令。可别看他肩上扛的牌子只有一条杠一个豆，但由于他是正儿八经被任命为苏军卫戍副司令的，所以别人还是不敢小瞧他的。张祥也确实有副司令的气派，他一到巴彦便决定开仓放粮，扩大抗联在群众中的影响。此举果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等到他到巴彦中学去动员学生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的时候，当时就有１００多个学生站起来要跟他走。张祥一看人已经有了，便以张副司令的名义下令收缴了伪警察大队的１００多支步枪，将他们武装起来了。几天后，他的这支部队便发展到了３个营共１５００多人。
抗联人员回东北后的建政工作是在协助苏军肃清敌伪残余、维持进驻地的治安和配合关内我军进军东北的过程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以抗联人员、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大同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抗联人员与苏军有着特殊的关系，大同盟的盟员又多是本地人，所以他们可以向苏军揭露一些反动分子的罪恶历史，严厉限制那些主张反共拥蒋的家伙的行动，甚至将其逮捕起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０日，东北党组织及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崔石泉，一起来到沈阳，和已经在那里的冯仲云一起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做了初步汇报，并向他移交了东北党委员会的全部关系和党费、档案材料。在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２０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１４年苦斗。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３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将自己汇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洪流之中，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战斗。
在行将结束本书的时候，才疏学浅的笔者坐在电脑前望着荧光屏，好一顿搜肠刮肚也没有想出什么样的文字，才能更好地表达出对书中那些英雄们壮举的赞誉之情。最后只好借用一个著名抗联史专家李惠同志的一首小诗为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