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臻的退缩仅仅是悲剧开始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告急电话开锅似地纷纷打来。
航空处：“情况现在危急，机场的40多架飞机怎么办？” “赶紧飞锦州，锦州不行，辽河以西任何地方都可以。”
奉天城小西门警察哨：“日本人现在攻城，杨言如果不开城门，他们将用炮打，到底开不开啊！”
“听命令，暂时不开。”
奉天监狱：“城上站满了日本兵，用机枪向院内扫射，在禁犯人已有暴动行为，拖下去会出大乱子，到底怎么办啊！”
“情况紧急你就开门放人吧。”
航空处再电：“我支持不了啦！各方派人去找，可飞行员一个也找不到。日本人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处理呢？”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荣臻实在是无力应付这种局面了，就这样，在以后的短短几天内，张学良苦苦经营多年，耗资巨大而亲手建立起来的东北军航空队对战争未起丝毫作用就消亡了。占全国半数的飞机（近300架）还没有升空，更没放一枪一弹，就全部落入了日军之手。这些飞机此后频频出现在中国军队的上空，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来常听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东北军旧部官兵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些飞机这么邪乎、厉害，令人胆寒。
就在荣臻疲于应付接踵而至的电话时，秘电处处长张志忻冲了进来，“参谋长，南京急电。”
荣臻一把抓过，急忙展开来，上面写道：“倾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奉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由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
呃？这么看来日本人是在演习。屋里众人长吁一口气，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刚才还是紧张、沉闷的气氛，现在像是突然间云开雾散，一下子变得轻松热烈起来。
一直惊慌地站在一旁，看着这混乱场面的辽宁省主席藏士毅，这时感到了一种卸下千斤重负的痛快感。作为文职最高官员，他这时是最为关心事态的发展、可也是说不上话的人。一见局势转向平缓，他又摆出了作为地方主人而应有的姿态，脱口道：“唉，这些日本人真没办法。下半夜了，他们的演习估计也快收场了，各位是不是休息休息，吃点东西。”
谁知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又把这些文武大员的美梦击得粉碎。
“参谋长，我是赵镇藩，现在大营内乱成一团，满院子都是日本人，还到处开枪，他们已砸开枪库，抢夺枪支，而且还打死我中校军械官一名，士兵数名，王旅长在你那儿吗？请他火速回营。”
放下电话，荣臻默默无语，一颗心彻底地沉了下去，这个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这时，王以哲上前一步进言道：“参谋长，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是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还不能还手吗？”
此刻，荣臻心里乱成一团、他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在一场对他来说毫无准备的较量面前，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意志上，他都极惨地败下阵来。
半晌，他抬起头来，对王以哲未置可否地说道：鼎芳（王以哲字），你回去吧，随时来电话。”
“好。”王以哲转身出了公署。
汽车驰进夜幕，呼啸着向城外冲去。刚出城门没多远，一阵乱枪打来，汽车一阵急刹车，随后一头栽到路旁。钻出汽车，王以哲看到前方一片散乱的人影，子弹出膛冒出的阵阵火光，心里骂道：“妈的，路被封锁了。”突然，又是一阵乱枪向这边打来，王以哲一惊，转身向回跑去。
北大营内外，此时枪声已像开了锅似地响成一片。赵镇藩带着传令兵来到了621团3营，眼前的景象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3营官兵眼看着日本人毫无阻拦地狂呼乱喊，乱冲乱打；眼看着前面的弟兄不断倒下，急得顿足捶胸、声泪惧下。一片喧沸声中，一个粗壮的汉子脱口大骂：“这狗日的小鬼子打到眼前了还不让开枪，呆在这等死啊！哪个混蛋说的不让打，我真想杀了他。这当的什么兵，丢祖宗的脸啊！”边说边撕打着自己的胸口，一颗硕大的头“咚、咚”地向墙上撞击，血水渗了出来，染红了褐色的墙壁。
赵镇藩看着这些焦虑、恐惧、绝望无助的士兵，内心翻江倒海，不能自持，他没敢走进屋就扭头向回转去。
“参座！你就救救弟兄们吧！”一个浑身血污的士兵从旁边闪了过来，“扑通”一声跪在了赵镇藩面前。
“参座，狗日的小鬼子不是人啊！连长吩咐不准开枪，弟兄们没法子，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可他们冲进屋来，见人就扎，有的弟兄心里害怕躺在床上装睡觉，可让小鬼子活活地用刺刀挑了下 来。我们一跑，他们追着屁股用抢打。参座。我们追随你多年了，你一定要救救我们，救救7旅啊！”说罢，伏在地上嚎啕大哭。
赵镇藩觉得自己的头颅像是要炸开来，热血阵阵，顶得他不能自持。妈的，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不能让7旅上万名将士像一群捆着的绵羊一样被送上刀板。他心里发着狠，转身叫道：“传令兵，传我的令，让卫队连发起反击，把突入大营的敌人给我打出去。再传张团长；让他们断后，其它部队火速撤往东山咀子。”
传令兵眼睛一亮，激动地跳了起来，“放心吧，参谋长，保证传到。”
卫队连突然开火，实施反击。日军一阵混乱，随后停止了无目的的乱冲。火力一下子集中到了大营西北卫队连身上。
各团、营东北军官兵突然听到自己枪声的还击声，一阵振奋，一片欢呼、沸腾。“嗨！咱们的人开火了，好样的，打他个王八犊子。”“咱还卖什么呆？快操家伙，打啊！”听着还击的清脆枪声，红了眼的7旅士兵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群情激愤地涌向了自己的长官。
“撤！快向东门撤！”这时命令已到，各部长官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19日凌晨4时，赵镇藩率7旅绝大部分官兵撤出了北大营。可日军还不罢手，步步紧逼，延伸的炮弹“咣、咣”地落在7旅溃退的路上。团团火光，掀起黑色的泥土四处飞散，不时有人惨叫着倒在黑沉沉的夜路上。7旅狼奔豕突，溃不成军。
站在路旁，看着低垂着头乱哄哄地从自己面前跑过的部队，赵镇藩心情沉重，悲哀不已。违抗军纪，我甘愿受过，要杀要贬随你们便。可我赵镇藩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3000万东北父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看着眼前这支疲于奔命的溃败之师，再看看身后火光冲天的北大营，一阵悲哀、委屈涌上心来。大帅、少帅，我赵镇藩对不起你们！这东北军几十年的一方大营今天毁在了我的手中。滚滚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洒向了脚下的黑土地。
凌晨5时30分，已有数百名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就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第29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三路，会攻奉天。同样的不抵抗，更进一步的退让，使日军没费几枪几弹，堂而皇之地从城门开进了奉天城。6千多军警，除少数做了零星的抵抗外，大都是睁着双眼、目瞪口呆地被日军缴了械。至19日凌晨6时30分，奉天全城重要的军事目标、党政机关、金融、交通、通信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几近沦入日军之手。一场令国人、令世界震惊不已的事变，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爆发了，又以不可思议的结局结束了。日军兵不血刃，拿下奉天。
9月18日这一天，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南京也发生了一件颇有影响的事。蒋介石在日后成为汉奸的国民党要员周佛海等的陪同下，登上了海军永绥号战舰，准备亲赴江西，督师剿共。在当时报纸舆论的一片吹捧声中，蒋介石身着戎装，登上战舰，向前来送行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频频挥手致意。这时占据他头脑的，恐怕只有早日剿灭共匪，凯旋回朝这一久已占据他整个身心的念头了。此刻的东北，对他来说是一个太遥远、太虚幻的地方了。
1931年9月19日，又是一个朗朗晴天，太阳吐着血火，烧灼着肥沃的辽河大地。清晨，50万居民一觉醒来，吃惊地发现奉天城已面目全非。巍巍的古老城墙上，峻工不久的高楼大厦上，路旁高挑的电竿上，醒目地飘场着日军的太阳旗。那“太阳”燃烧得如此灼烈、如此刺眼、如此令人难以抬头相望。一队队威风凛凛的日本兵步伐整齐地踏过街区，令脚下的大地颤动不已。寒光闪闪的刺刀，在太阳的直射下那么耀眼，令人胆寒。这些可怜无助的中国父老哪里会想到，睡梦中的他们已成了令人哀怜的亡国奴，开始了长达14年的置身于日寇铁蹄蹂躏之下的悲惨生活。更令他们痛苦不解的是：我们的军队呢？我们用血汗供养的东北军呢？我们的子弟兵都哪里去了？
9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继续召开。会议决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定“9月18日”为中国国耻日。并决定于9月23日全国下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一天，哀悼奉天陷落。
据日后的资料表明，“九·一八”事变，中国官方损失178亿元，公、私总损失不下200亿元。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积存的300余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九·一八”，又是一个令中国人难以接受却又必须接受的“国耻日”。从这一天起，9月18日便成了令张学良、令东北军数十万将士每每谈及便羞愤难当的日子。这一天，也成了令45000万中国人感到耻辱而无法忘怀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