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洋人高举着血红的太阳旗张牙舞爪地从四面人方向南京杀来的时候，南京城内一群善良而正义的西洋人举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旗帜。而最先擎起这面旗帜的却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 大无畏的外国人。
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35岁的校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面对国土沦丧，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20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不少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20多个外国人来，讲了上海饶神父的事，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表纷纷表示赞同，他们为这个关系到成千上万中国人命运的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安全区的范围从南京城内的山西路起，经上海路、新住宅区、五台山麓到新街口为止。安全区内的每一条出入路口都插上红十字旗帜作为识别。
杭立武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450名警察维护秩序。宁海路5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当时各方商定，难民区内中日双方一概不许设防，或作任何军事设备，同时，双方武装士兵一律不准进入。
由15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17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廷珀利目睹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满怀激情地赞扬国际委员会：
“对于这20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安全区设立以后，中方严格遵守协议。中国军队在撤离南京之后，不但不准武装士兵经过安全区，而且派出便衣人员，防止汉奸混入骚扰。因此，在日军攻入南京之前，偌大的安全区内，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从而使南京市民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莫大的保障，纷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涌向这个“上了国际保险”的安全地带。据估计，在日军攻陷南京城之前的12月11日到12日2天之间，逃进安全区的南京百姓，不下30多万人。
30多万人挤在这么一块狭小的地区里，人潮拥挤，不难想象，何况这些难民们都尽可能地携带着他们的财物和用具，一时间，马路上，走廊里，到处都挤满了难民，堆积着各色各样的东西。难民们都以为这下终于可以躲过魔掌幸免于难了。然而，这些善良的人们连同那些富有正义感的洋人们，都忘记了此时此刻即将攻入南京城内的日本军队早已经变成了一群毫无人性的凶残的野兽，安全区怎能限制得了野兽的铁蹄呢?!
12月11日上午，南京城陷落的前两天，一发日军的炮弹带着恐怖的呼啸声飞进了安全区，不偏不倚落在福昌饭店门口，轰然一声巨响，十几名中国人的断臂残肢当场被炸上了半空，安全区第一次笼罩了一层恐怖的气氛。然而，真正的恐怖还在后面。
12月13日一大早，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大胖子雷伯就起床了，这位已经70多岁的德国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稀疏的秃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去迎侯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在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 和乌黑的长枪。
雷伯第一个迎上去：“Hellot!”
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雷伯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 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圈大约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挤满了难民。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金陵大学收容了近3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12日深夜中国守军的那场毫无组织的大溃退之后，许多无法渡江而滞留南京城市的部队，一看突围无望，便纷纷丢下武器换上便衣，跑进了安全区避难。可是，成千上万的军人仓惶之中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的便衣？埋藏武器就更顾不上了。因此，失魂落魄的中国官兵们只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也不管是男装还是女装了。一时，安全区涌入了大批穿得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青壮年，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化了装的军人。他们的枪械虽然埋藏起来了，可是其余军用品，像随身携带的军毯、军装、绑腿和公文箱等一时来不及埋藏，只好随手丢弃。因此，在难民区的四周，一堆一堆放着这类军用品。国际委员会雇人埋的埋，烧的烧。可是，已经来不及了。13日抢先入城的谷寿夫的部队首先发现了，紧接着，在鼓楼安全区附近的首都最高法院里搜出了满满一屋子的枪支。从金陵大学也搜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不，日军可找到借口了，立即向国际委员会提出不承认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据理力争，但是，最后他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一队队耀武扬威杀气腾腾的日本兵冲进安全区，红十字旗帜在血红的太阳旗下在半空中无力地摇曳。
美国人乔治·费区担任国际委员会的副总干事。这位生在苏州的美国博士有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费吴生。会讲一口吴侬软语的苏州话。眼看着日军闯进安全区，将躲进收容所的几千名中国兵抓走了，他后悔极了。
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他的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4个子女有3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善良的中国人对他和他的一家有过许多帮助，他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被日军拉出去杀害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着：“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戮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情况越来越坏了。
14日，费吴生驾驶汽车送路透社记者斯密士和史蒂尔出城，一路上尸骸累累，他的车轮不能压过去，他常常下车搬开尸体。城门口臭气扑鼻。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
15日晚上，日军冲进一个收容所，拖出了1300多人。戴着帽子的，都一顶顶抓下来扔在地上，每一个人的手臂上都缚着绳子，100人排成一行，押向黑漆漆的刑场。
16日，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期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100多个妇女被劫走并遭强奸。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50名警察也被害了。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1个日本军官在胸部揍了几拳。
国际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外面响着机枪扫射的声音！
17日，到处是抢劫、屠杀和强奸。这天，“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0人，一个可怜的妇女被强奸了37次!”
外侨们也遭到了损害。1个排的日军进入北平路，1名日本军官拿出地图看了一看，命令士兵包围飘着两面米字旗的英国领事馆。朝天打了四五枪后，冲进去的日军在屋里乱翻了一通！美国大使馆的4个看门人被日军用手枪打死了！意大利领事馆被日本兵抢走了1辆汽车和3个妇女，德国领事馆遭到洗劫！
暴行越演越烈。3天后，22名外国人联名抗议。雷伯带着14个代表将抗议信送到金陵大学对面的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答应转告军队。但他的应允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大胖子雷伯气愤了。公理和正义受到了亵渎与践踏！侵占和屠杀对他的刺激太深了！12月13日那天，正是他的西门子洋行创始人恩斯特·西门子诞生的日子。这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见到了比《圣经》中的犹大还要狠毒的兽性的肆虐！他要为人类呼唤人道，申张正义。
雷伯悄悄地在难民中找到了血气方刚的大个子袁存荣，对他说：
“你是中国人，我有件事叫你干，你敢不敢？”
“什么事?”袁存荣十分敬重这个为人正直的德国老头。
“古平岗有两个军用仓库，国民党走的时候丢下了，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则给日本人拉去做子弹，要死掉多少中国人！”
“好，我去！”袁存荣毫无惧色地回答。
袁存荣穿着一件大褂，悄悄来到位于公园当中的仓库，按照雷伯教的办法，先用褂子兜上一兜硝磺，再用这些硝磺在地下撒一条直通仓库的长线。两个仓库中，一个库是子弹，另一个库是硝磺。袁存荣在长线的这一头一点火，人还没站起来，仓库就轰地一声炸了。子弹在烈火中噼噼叭叭地炸响，两个仓库全报销了。
安全区的情景，是难以描述的。
南京市西北角这片学校、使馆、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林立的新住宅区，原是石头城中环境最幽美的地区，可现在，几十万难民潮水般地涌进了这片狭窄地带，每一幢楼房，每一间房屋都挤满了惊慌逃命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本地的、外地的，不认识的，都心慌意乱地背着包袱，挎着篮子，提着大件小件的日常用品，汇集到这片土地上来。一间普通的房间内住了2、30个人，只勉勉强强地一个挨一个躺下来。即使挤得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还是容纳不下因战争造成的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难民。于是，走廊上、院子里、马路边、树林中，一切没有房子的地方，全搭起了像防地震那样的芦苇棚子，似乎进入这片插有白布红十字旗帜的土地，就像从地狱进入了天堂。至少，宝贵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可以想象，在风雪严寒的冰冻季节里，几十万人密密麻麻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维护秩序，还要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困难像10万大山！因为，管理这一切的只是20几个教书的、经商的、传教的和看病的外国人。何况，自来水和电灯都停了，吃的米、喝的水、烧的煤都极少极少。而最难最怕的，是防备和阻止毫无人性的日军进入安全区，对可怜的难民实施的侮辱、掠夺、强奸和屠杀！
宁海路5号这座园林住宅的大厅中，彻夜亮着煤油灯。安全区的委员梅奇、雷伯、汉森、史密斯、希尔兹、李格斯、史波林等几个外国人轮流巡视，还日夜有人值班，负责接待难民的申诉和解决困难，记录日军暴行。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些正义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名字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27名外国人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这是正义与和平的奖赏。在他们蓝天一样纯净的眼球中，闪烁着慈善与友爱的光，蓝眼睛的梅奇牧师得知外交部里有1000多个中国伤兵，他冒着枪弹，手举着一面红十字旗赶去了，人道的旗帜保护了1000多人的生命。月黑风紧，梅奇牧师又举着红十字旗帜，把30多个国民党军的医官和伤兵梢悄地送上船。他与素不相识的中国军人握手：“等你们胜利的那一天，我还在这里迎接你们！”
友好的西方人和受难的东方人站在一起。一位曾在安全区躲避过的军官向人们介绍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日本兵将抓来的300多个中国人押到一块空地上，正准备开枪扫射时，一位黄头发的外国人赶来阻止。日军不听，黄头发据理力争：“即使是中国兵，已经解除了武装，按国际法规定，俘虏是不能杀的！”日本兵不听，举枪就打。这位外国人勇敢地站到了一挺机枪的枪口前，这位不知名的外国人救了27个中国人。
难民区没有粮食和煤炭了，李格斯教授穿着破衣服，带了一些中国人坐着汽车，到安全区外面去搜集大米、面粉和燃料。他拉来了难民们能充饥活命的物品。粥厂的大铁锅又冒赶了热气，手端着脸盆和饭碗的难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高兴得向李格斯叮叮咚咚地敲打起饭碗。
李格斯开着汽车经过司法院大铁门时，正遇到院子里冲进了日本兵。他探头一看，几十个日本兵手挥刀枪，把男性难民一个个地用绳子捆绑着往卡车上赶。他快步走出院。麦加伦牧师见到李格斯教授，悲哀地摇摇头，不断用手在胸口划十字。李格斯走过去向日军的1个矮个子军官解释，军官指挥士兵用刺刀带李格斯离开。李格斯就是不走，他不厌其烦地说明这些都是守秩序的难民。3个日军冲过来了，你一拳我一拳地朝李格斯的胸部猛击。年迈的美国教授哪里是野蛮的日本人的对手，他疼得捂着胸口，用生硬的中国话骂着：“野兽！野兽!”
已经60多岁的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他来南京办事。12月11日，日军的大炮朝安全区轰击，炸死了30多个中国人，住在华丽的福昌饭店中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欧洲战争中当了4年日本俘虏的德国人，重新燃起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他没有登上回上海的外轮，他加入了雷伯设计的那个黑圈红十字的组织。这位德国老人在异国的土地戴着国社党图案的臂章，天天在安全区巡视。吃过中饭，他和美国人费吴主在宁海路上走着，院子里传来了呼救声。“是15号！”两人一起跑进去，屋子里有4个日本兵，2个在搜索柜子里的财物，两个光着身子在床上奸污妇女。史波林大喝一声，挥了几下他的那个黑字臂章。日军一见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一个个像老鼠见了猫，床上的日本兵抓起衣服就跑。
因为每天奔忙，史波林病了，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赶到大方巷看望史波林。看过病，送上药，史波林连连感谢。当得知为自己诊病的人是被围困的军人，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心尽责的美德，他答应帮助他们脱险。他指指自己穿着布鞋的脚说：“我们外侨的东西也被日本人抢去了，皮鞋没有了，我们的行动也受到限制。”他拿出一张地图，指点着对两位医官说：“日本人现在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
在这些无私无畏地拯救着中国人性命的外国人中，不能不提及一个非凡的女性。她就是南京金陵子女文理学院美籍教授明尼·沃特琳小姐，她曾经被患难之中的南京同胞誉为圣洁的保护神。
五台山下宫殿般华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安全区中专门收容女子的避难所。她像苦海中的一片绿洲护卫着一群柔弱的羊群。因此，她也格外受到饿狼一样凶残的日本兵的垂涎。
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2月17日统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时收容妇孺约4000人，后来，连走廊上和屋檐下都挤满了人，大约有7000多人。管理这个收容所的就是美籍教授沃特琳，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
华群是1912年到中国教书的，先在合肥当女中校长，7年后到南京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在该院任教25年的华群小姐，已经51岁了，瘦高的个子。一头金发和一对纯净的湖蓝色眼睛。无论她的学识、胆气、能力和人格，都使中国人崇敬和钦佩。她把几千人组织得井井有条，从住房编号、饮食卫生到出入大门，都有严格的制度。
她常常手拿一面星条旗站在校门口看守大门，有时腰上还插着一支手枪。阻挡野兽的侵入。
红了眼的日本兵端着枪往校门里冲，华小姐挺身阻挡，据理力争，可是一名文弱的女教授哪里挡得住一群饿狼。日军冲进校内，疯狂地满足兽欲。华群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一天上午，6个日军从竹篱上爬进校园，华小姐闻讯赶去阻拦，被凶狠的兽兵几个耳光打得眼冒金星。
日军从校园里搜捕了几百个中国男子，华群为了拯救他们，机智地发动妇女去认领自己的“兄弟”、“叔叔”和“丈夫”!
女子文理学院成了兽兵们泄欲的地方。他们成群结队地乘黑夜爬墙挖洞进来，像小偷般地摸索进屋。惨叫声、哭喊声撕心裂肺。美丽和善良被破坏和打碎了，伟大的母性遭到了凌辱！慈善的华群愤怒了！铁门紧闭着。两辆日军的汽车吼叫着要开进校门抢掠妇女。华群手握着星条旗要日军的汽车走开，日本兵冲下来拉开铁门，华群挺立在门口，像帆船上的桅杆。卡车冲过来，华教授急中生智，她把手中的星条旗扔在汽车前。汽车停住了，日本兵的汽车轮子不敢碾轧美利坚的星条旗。
12月17日，是星期5。这天晚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遭到了不幸。月亮惨白地照耀着飞檐彩绘的校门，20几个妇女已被上了刺刀的日军从房子里拖了出来。妇女们哀求着，哭泣着，跪在地上。华群、德威南夫人和陈夫人一起阻挡。这时费吴生开着汽车送密尔士牧师和史密斯教授来这儿值班，日军挥着刺刀不让他们进校。雪亮的手电光在美国人的蓝眼睛上扫来扫去。教授和牧师的说理换来的是搜身和掷掉他们的礼帽。一位操着蹩脚法语的日本军官抓住华群教授拖上卡车。愤怒地抗议了一个多小时，美国人才恢复了自由。这天晚上，日本人还是抢去了12名姑娘。
为了防备狼的践踏和保护自己的纯洁！年轻、活泼的姑娘都成了不男不女的丑八怪，她们面容惨淡，泪痕斑斑，面颊上失去了平日的笑！收容所里的妇女们都改变了她们的本来容貌。娇美的脸上抹了锅灰，柳丝般的秀发剪短了，有的剃了光头，头上扣上了一顶礼帽或包了一块蓝头布，身上裹一件黑色的棉袍，富有曲线的苗条的身段消失了。
华小姐是一位富有血性的女性，她最痛恨没有骨气的人。一群身穿和服的日军妓女在日本兵的陪同下，恣笑看来参观妇女收容所。华小姐远远地冷眼看着她们。突然，花枝招展的妓女们向苦难的人群撒出去一把把的铜板和一把把的糖果。无知的女性们你争我夺地在地上又抢又捡!有几个铜板一直滚到桌子底下，有人撅着屁股爬进去捡出来，日本人高兴了，男男女女拍掌大笑。国际委员会的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脸红了。
收容所又恢复了平静。华小姐气哭了，她痛心地对女同胞们说：“仇人扔东西给你们，你们为什么去抢？是金子也不应该捡啊！你们不但失了中国人的面子，连我华小姐的面子也给你们丢光了！”
华小姐在中国渡过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这位勇敢、热情、正直的女性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她没有结婚。她爱中国胜过爱她的祖国。有一次一名妇女打饭去晚了，粥没有了，华小姐就把自己在吃的麦粥给了她，还对她说：“你们不要愁，日本要失败，中国不会亡！”当南京城里挂满太阳旗、行人手臂上都套有旭日臂章的时候，明尼·沃特琳绝不允许太阳旗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在门口站着，进出的人戴有臂章的都得摘下来。她说：“中国没有亡，不能戴这个。”有个10岁的小孩子戴了太阳臂章提着竹篮给姐姐送饭。华小姐招招手：“你为什么手臂上戴这个东西？”
小孩不知道，摇摇头。
她严肃地说：“你不用佩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国家没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把它取下来。孩子点点头，难民区的同胞都感动了。
可惜，华小姐没有看到太阳旗从南京城落下来的那一天。她因病离开中国的第2年——1941年5月14日，明尼·沃特琳闭上了她湖蓝色的眼睛。她在临终前说：“我如有两次生命，我还要为华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