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情况下，两军经常演习，枪响也不算回事。但这回枪响，据日方称1名新兵失踪，这名新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位向假设敌传达命令的传令兵。
据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清水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以无线电向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了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同时，集合中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因此也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实际上，约3小时（另一说20分钟——编者注）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一木大队长听了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对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之事非常重视，立即将事件报告给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上校）。一木大队长奉命带领丰台的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有一段记述：
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1946年6月审判战犯茂川秀和的问答笔录对谁挑起战争有过涉及：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谁挑起来的？
茂川答：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在日本军负。
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由上述两个证据，我们不难看出“第一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日军关于“士兵失踪”的谎言。
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事端的借口除“非法射击”之外，还有所谓“士兵失踪”的事情。日方要求入进宛平城搜查的主要理由正是“士兵失踪”。实际上，那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1名二等兵，因解手离队，不久就归了队。后来有人问起志村为何“失踪”，清水假装不知道，居然提出3种推测：
（一）可能是解手去了；
（二）可能是奉命侦察，走错了路，回到部队演习位置时，中队已转移；
（三）也许是因疲劳伏在地上睡着了。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只要问问志村本人就会一清二楚；可是日方一直含糊其词。
据当时住在宛平城里的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回忆：
入夜，偶然听到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县府也声音嘈杂。我忙翻身起床。第一个消息听说日军要攻城。守城部队苏桂青团副和金振中营长请示第110旅旅长何基沣。何命令第219团：（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这样坚决的命令，全城军民都非常振奋。人们高兴地说：“可有机会打鬼子了，出出多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欺压的怨气。”人人摩拳擦掌，各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日本侵略军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抗日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西城门也仅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3营营长金振中回忆：
7月7日夜11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一章卢沟桥事件中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