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送土肥原贤二上路(1)


土肥原贤二:侵华间谍头目。1913年开始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傀儡政权,逼迫国民党政府签署《秦土协定》,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七七事变”后,率日军第十四师团入侵中国。1948年11月12日,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被判处绞刑。

◆ 老牌间谍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土肥原贤二个头不高,身体肥胖,脑袋很大,肩膀也很宽。他的头发总是剪得短短的,这就更突出了他宽大的前额和两只微微隆起的大耳朵。他的鼻子像蒜头,上窄下宽,他的脸部露出一种凶相。他的眼眉浓黑,眼窝深陷,一双小眼睛只要一瞪,就会射出两道阴险的目光。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之家。其父想子承父业,于是就把土肥原贤二送入培养出许多日本陆军精英的陆军士官学校。土肥原贤二不负父望,19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不久便参加了日俄战争。战后,土肥原贤二考取了专门培养日本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

可以说,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和第十三步兵联队长。1913年土肥原贤二晋升为步兵大尉后,就来到了中国,在日本特务机关“坂西公馆”给东北军阀的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土肥原就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生涯。

土肥原贤二很快地展现出他的间谍本领。他到北京不足一年,就能操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与中国人交谈。他的语言天赋是罕见的,他不仅会汉语,还会英语、德语、俄语甚至蒙古语,并且都能说会写。他成了日本公使馆里的语言专家。

土肥原贤二意志顽强,寡廉鲜耻,具有情报工作的特殊才能。他不仅对中国政治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还同中国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了微妙的个人关系,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德国忙于欧战之机,出兵山东,取得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不久,日本政府又同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从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野心更加膨胀。土肥原贤二的一切活动,都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

当时的中国混乱不堪,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力量最强大的是直、皖、奉三大系。当时,美英扶持吴佩孚的直系,日本则支持段祺瑞的皖系。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结果皖系败北,使日本大失所望。但日本并没死心,又把目光投向奉系张作霖。土肥原贤二充分施展策动手段,与奉系军队首领拉上关系,将日本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奉军。

其实,土肥原贤二同张作霖很早就建立了联系,而且两人的关系特别深。20年代初,日本参谋部曾内定土肥原贤二中佐接替菊池任张作霖的顾问。只是张作霖听到左右了解土肥原贤二的人说,此人作风十分跋扈,才向日本当局提出异议。后此职由本庄繁接任。本庄繁到任后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奉军作战计划,多半出自本庄之手,但土肥原贤二也参与了这次战争的许多幕后活动。这次战争以奉军败北而告终。

事隔不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土肥原作为关东军的实力人物,积极活动。在他的策动下,关东军尽全力援助奉军。直系头子吴佩孚在京根基不稳,加上冯玉样倒戈,只好退出北京。奉系旋即入京掌政。土肥原贤二因在拉拢引诱奉军上功绩显著而受到上司表彰。

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和阎锡山曾经是同学,他便利用这层关系,极力拉拢阎锡山为日本在华政策服务。1919~1920年间,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铃木高桥,受阎锡山的邀请曾两度到山西同阎会晤,以建立“日阎亲善友好关系”。阎锡山并在山西大力推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方法以取悦日本。

土肥原贤二在学校时,就以善于测图而闻名全校,这一点作为同学的阎锡山是再清楚不过了。但当土肥原向阎锡山提出要在山西各地旅行时,阎竟慨然应允。趁此良机,土肥原贤二非常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把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对桑乾河一带亦极为注意,并详记了重武器可通过的险要地点。

土肥原贤二在山西窃取军事机密的罪行,在“七七事变”后马上就暴露出来。当日寇军队侵犯山西境内时,国民党高级军官均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更是险地,很难使用重武器,绝非日军攻击之目标。因此事先既没构筑工事,也缺乏适当的兵力配备,及至日寇从这个空隙中突然钻进来,他们才大吃一惊。

不久,土肥原贤二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

◆ 策划“皇姑屯”事件

1926年以后,北伐军力量向中国北方发展,国民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土肥原贤二受日本军方的指使,由策动北方军阀互相混战,转变为促进他们的联合共同“防赤”。他斡旋于张作霖、吴佩孚之间,积极策划在北京举行的直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