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黄山别墅。
蒋介石面前，摆放着刚刚送来的《皖南剿匪情况报告》：
……皖南剿匪于6日开始战斗，13日战斗基本结束，14、15日清扫战常皖南新四军9000人，被击毙3500人，俘虏4276人，逃窜1000余人。
军长叶挺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击毙，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周子昆在逃……。
蒋介石看罢，心头一阵狂喜。
他抬起头，对着兴奋得发抖的何应钦说道：“皖南新四军被歼，是全党之大喜，要好好庆贺，重奖有功人员。”
“委座，”何应钦说道，“此事墨三已有考虑，40师师长方日英晋升为副军长，52师师长刘秉哲升为军长，唐明昭作战不力撤销副军长兼144师师长之职。”
“很好，”蒋介石感到满意，“奖罚要明，军纪要严。对上官的32集团军要重重嘉奖。”
“另外，”蒋介石话锋急转，脸色沉了下来，“皖南的事情，共产党是要大作文章的。要立即把拟好的命令发布出去，先堵住毛泽东的嘴。同时要严格控制新闻机构，严格审查每一份稿件。”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布的解散新四军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扰乱战局，阴谋不轨?驹伦糟叵蚰弦疲褂?日胆敢明目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还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心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被其破坏无余。
瞻望前途，痛愤不已。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劣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之使命，着新编第四军番号立即撤销，该军军长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处。
重庆哗然。
中原哗然。
全国哗然。
世界哗然。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立即找到国民党方面代表张冲，向他提出严重抗议，愤怒谴责国民党一手制造皖南惨案，警告他们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组织《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撰写皖南事变真相的社论……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民主党人士彭泽民、黄炎培、张君劢、冷逡、李璜、梁漱溟、沈钧儒、左舜生、邹韬奋等人先后面见蒋介石，愤怒指责他的罪恶行径，要求蒋介石慎守孙中山的遗训，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立即撤销命令，释放叶挺，恢复新四军名誉。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专门驱车至黄山别墅，愤怒指责蒋介石：“你在皖南大动干戈，置新四军于死地而后快，难道不怕戴上破坏抗战的帽子，难道不怕全国人民大众唾骂？难道不怕失去民心……”
全国知名人士的抗议电，似雪片般飞到重庆，声讨蒋介石反共行径，奉劝蒋介石改变反共立场停止剿共。
蒋介石瘫软在沙发上，几天来他口干舌燥、疲于应付、食宿不宁。
“Darling，”宋美龄柔声地走过来，“不要过于恼火，大姐等人不太了解真相。这件事，新四军是有责任的！江北韩德勤在曹甸被新四军包围了18个日日夜夜，为韩解围，也是迫不得已吗。等过几天，我再出去向各方解释解释。不知现在叶挺的情况如何，如果他能回心转意，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蒋介石干咳两声，要通了通往上饶的载波电话：“墨三呵，你要想尽办法说服希夷。转告他，我是非常信任他的。只要他回心转意，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位置是他的。”
“是，请委座放心，墨三定当竭尽全力。”
宁国通往上饶的公路上，五台军用吉普车鱼贯急驰。
叶挺闭着双眼，坐在第2辆车的后座上。车窗外尘土飞扬。
1月14日夜晚，叶挺一行来到108师师部，该师设丰盛晚宴接待，并没进行任何谈判。15日，叶挺被送到国民党嫡系52师。16日，52师用卡车将叶挺一行送到宁国上官云相指挥部。17日晨，叶挺乘上军用吉普车，在其他四台车的监护下，向顾祝同官邸驰来。
叶挺睁开双眼，望着车窗外暴风雨洗涤过的皖南大地，郁懑的心头布上几缕悲凉和愤慨。
昨天，在上官云相指挥部里，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紧随左右，如临大敌，寸步不离。叶挺完全意识到，昔日的座上客，现在成为阶下囚。然而，上官云相却殷勤而周到，满脸堆积着笑容。在丰盛的宴席上，上官云相高举酒杯，频频祝酒，并以老同学的身份向叶挺劝降，而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回答，败将并不等于降将。
叶挺望着车窗外，在这片土地上，他率新四军战斗了3年。然而，这3年中，他也的确感到过压抑和痛苦。自己的才华不能施展，时常感到有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心头。他想起了项英，想起了项英那种孤傲的神情，想起了项英离队返回时那副羞愧的面容。不知道现在项英在哪里，是死是活？
他与项英终于分开了，一切都结束了。但谁也不会料想到是这样的分手，这样的结局。
叶挺感到一种莫名的解脱和轻松，似乎那副沉重的十字架已经被打得粉碎。
他长吁了一口气，继续凝视着遥远的天际。
他，国民党中将军长，乘坐着国民党军用吉普车，却不知去向何方。
顾祝同兴奋异常，在客厅里踱步。
“围剿”新四军已大功告成。1月15日，颇有心计的顾祝同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炫耀战功：经紧急处置，“兹已将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并称新四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
眼下，他看着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脸上堆满得意的笑容。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致蒋、何的电报内容，几乎被全文引用进“解散新四军通电”之中。看得出来，委座相当满意。
顾祝同更加兴奋，他决定大奖特奖有功人员，尤其对上官云相及其32集团军要特别嘉奖。
他抓起电话机，直接要通上官云相。
在对老同学进行了一番夸奖之后，顾祝同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对皖南新四军余部要严加搜捕，各地国民党机关要密切配合。为抓获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泾县、南陵等县要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挨户搜查，毋使漏网，并悬赏大洋5000元。
当顾祝同洋洋自得的时候，又传来令他十分满意的消息：国民党中央政府已批准奖赏32集团军总部法币5万元，奖赏对新四军作战的主力部队25军法币5万元。同时，蒋介石又密授机宜：对被俘新四军人员要加强政治攻势，对“执迷不悟”者要严加罚处。
早在1月11日，顾祝同就致电皖南行署和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批准成立皖南特训处，专门收容打散被俘新四军政工人员及地方被捕之革命志士。
在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顾祝同紧锣密鼓筹划对被俘新四军的整训工作。在他的策划下，皖南地区成立了3个训练大队，专门收容被俘的新四军士兵。他电请重庆派人接收新四军被俘人员到后方“管训”，受到军令部的赏识，并由他主持这项工作。顾祝同经过反复比较，决定派陈淡如等3人任3个训练大队的队长。为了统一管理，他又调第67师少将副师长唐肃前往皖南，成立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唐肃任总队长，陈淡如任副总队长。这个“训练总队”后来逐步演变为著名的“上饶集中营”。
在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的皖南新四军战俘，在战场外又遭受着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军用吉普车停在了顾祝同官邸前。车门开处，叶挺缓缓地走了下来。
顾祝同满脸笑容迎了上去，连连说道：“希夷吃苦了。”
顾祝同见状，感到十分尴尬，忙令侍卫官设酒备宴。席间，顾祝同劝道：“希夷，只要你能回心转意，什么都好说。委座非常器重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将责任推给项英，就立刻委任你为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
叶挺愤怒地回答：我叶挺堂堂正正的人，要我自首决不可能。
叶挺怒不可遏，当即给蒋介石发出了抗议电：
……当今生死存亡之秋，举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际，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举国瞩目。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亲痛仇快莫不如此为甚。三战区在日伪配合下乘我军北撤泾县之机大打内战，全力向我围攻，我军被迫应战，以寡敌众，损失惨重，以同室操戈不（1）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我指挥与其无关。
（2）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惩办祸首。
（3）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渡余年。义无反顾，临电泰然。
叶挺慷慨激昂，一身正气。顾祝同反复劝说终未得计，只好将叶挺送上囚车，押往李村监狱。
顾祝同劝降未果，蒋介石恼火万分。他扔下叶挺的抗议电，渐渐感到事态的发展并不像预想的那样乐观。这些天来，除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纷纷指责、抗议外，国际舆论也使蒋介石坐卧不宁。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方面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大使卡尔正告蒋介石：中国如爆发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十分关注。
苏联外交次长洛佑夫斯基请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面见蒋介石，请他注意：进攻新四军“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崔可夫相继会见何应钦、白崇禧及其它国民党官员，暗示国民党如不悬崖勒马，将导致苏方停止援助。
日本，东京。
陆军本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发表演说：
……蒋政权内部打仗，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
中共产军去华北，将破坏日本的利益。
对于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削弱抗日的力量，日本方面是非常赞赏的，但是对蒋介石要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企图，日本方面又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日军本部决定对蒋介石要给以颜色。1月下旬，日军集中5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路以东地区，发动了河南战役。
国民党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一份份告急电报直飞重庆。蒋介石更加坐卧不宁。他气愤，他恨日本人不讲交情。他感到内外交困，不得不闭门谢客，思考着下一步棋子如何走。
延安。
一曲皖南悲歌，撞击着毛泽东的心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位伟人承受着比其他人更为沉重的内心压力。皖南事变之前，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作了心理准备，曾一度力主对国民党进行必要的反攻，以制止他所预感的那种蒋介石全面降日的企图。然而，这位伟人毕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判断失误，蒋介石并没有全面降日。于是，伟人也同普通人一样，犯了一个他曾反复告诫全党要避免的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940年12月，美英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苏联宣布继续大量援华，这种有利的国际气候显然为中国的抗日战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尽管何应钦、白崇禧8日“齐电”再提中共军队北移事，尽管蒋介石9日手令限期12月31日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但是，毛泽东还是估计蒋介石“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此次严重投降危险已被制止”，“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虽然毛泽东认为“还不能说反共的高潮已下降了”，他还特别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了解国共关系的严重性质，可是，他对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理解，有着自己独特之处。他格外重视蒋介石政策的外部环境。既然蒋介石已经受到反日的英美势力的包围，那么，当然蒋介石日前不会有联合日本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又把蒋介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信蒋介石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然而，历史并没有袒护伟人，而是以其公正的面目同伟人开着玩笑：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下，皖南新四军9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
历史有时会以细雨清风滋润和轻拂伟人浪漫的心胸，有时又会狂飚骤起，在伟人的胸海里掀起波涛千重。
此刻，无情的历史事实毫不犹豫地塑造了一个愤怒的毛泽东。他面对蒋介石旨在解散新四军的“1．17”命令，决心回敬以颜色。
他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的电文：
彭左、贺关、聂彭、刘邓、吕程、朱、陈罗、胡陈、周叶：
（一）叶项率新四军万人遵令北移，被蒋介石派七万余人包围于泾以南之茂林一带，自鱼至元已血
战八昼夜，他们决与全军存亡。文夜虽有傅秋涛一部突出包围，但主力仍未突围，有全军覆没危险。
（二）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作全面大反攻，援救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三）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队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他致电彭德怀：
蒋介石这样干，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一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意，但背景似以日德为多。蒋介石的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因此，现在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他致电周恩来：
……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应告诉苏联大使和苏联军事总顾问：蒋介石1月17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
如蒋介石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介石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的对立求得暂时的缓和。
日前让步阶段已经结束，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需表示不怕破裂。
他专门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综合、分析性的长电，说明新四军的转移和重新部署，同国民党长期谈判的前后过程；说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使新四军上圈套的过程；说明皖南事变对共产党，对抗战和对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困难；同时指出挽救危局的方针。
毛泽东直接了当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中共，特别是援助中共夺取兰州，因为只有夺取兰州，才能打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而八路军如果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陕三州是不可能的。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是密切关注的。
他们在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和委婉警告的同时，对中共中央的方针也表现出十分审慎的态度。
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
要严格注意把握政策。中共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应将矛头指向亲日派……
苏联驻重庆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向周恩来表示：
日本不会进攻蒋介石，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对蒋让步，要缓和态度……
毛泽东十分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很不放心，他们生怕破坏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认为，十分有必要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大量的解释工作。于是，他要周恩来向崔可夫解释：
在目前情况下，要我们对蒋让步，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内须以斗争求团结，一味消极退让是不能保持统一战线的。目前是逼蒋向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因为进攻和破裂是蒋先发动的。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举行紧急会议。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是，对在军事上是否进行全面反攻则表示异议。
中共中央认为：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两面夹击下，陕甘宁边区也必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更有利的时机。更主要的是，如果立即采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倒底。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
然而，共产国际的态度已十分明确：要利用日蒋矛盾，对蒋要让步，要缓和。
不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多少不满，但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这时对中共的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毛泽东等明白，此时国共两党面临破裂的边缘，中共明显地需要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特别是，如果缺乏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就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
1941年1月下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表露出对共产国际的不满，并阐明对蒋介石的根本对策：
……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然因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3个月来几经反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采取猛烈攻势，而军事上暂时还只能采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4个月或6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
政治上取猛烈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但不放弃攻势准备，体现了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的一贯立场，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共产国际是上级领导而接受其不合时宜的政策。
蒋介石握着电话听筒的手在颤抖，对方传来何应钦几乎哭诉的声音：“河南告急，河南告急！日本人太没良心，我们替他们打新四军，他们却乘机兵分四路，向周家口、涡阳、南阳、泌阳进攻。宿县的日军已过淮河，占领永城。与何国柱、李仙洲激战，信阳的鬼子与汤恩伯在午阳激战。国军已损失三万人马，被赶到平汉路以西，我的内弟陈英才壮烈殉国了。”
蒋介石缓缓放下电话，无人知晓他在想什么。
他随手拿起刚刚送来的《新华日报》，一幅黑体通栏标题映入眼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他大略地扫了一眼基本内容：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四、恢复叶挺自由，使其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人和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剿共军；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的胃口太大了，”蒋介石的心头布上一片愁云。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蒋介石了。想当年，轻而易举发动了“4．12”政变，唤来腥风，呼来血雨，共产党几乎被满门抄斩。那时，有谁敢提出废止一党专政？可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军队近百万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其政治主张已深入民心……
蒋介石叹了口气。在策划皖南事变之前，他曾预想到会遭到中共的指责，甚至在国民党内也会出现反对派。但是，蒋介石有着自己的逻辑，指责归指责，他不在乎那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指责，更何况，现在国民党内很难再找到杨虎城、张学良那样敢于“兵谏”的军事将领。然而皖南事变硝烟未散，国际国内便波澜四起，苏联出面调解，美英不断指责，国内大多数民主党派和各小党派等中间势力明显地同情共产党，连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抗日将领，也纷纷表示不满……
所有这些，却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
如果与中国共产党全面破裂，苏联、美国的军事援助将会中断。蒋介石思前虑后，如坐针毡。
延安。
一盏油灯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至各中央分局、工委和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的电报：
……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限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最后派叶剑英同志回延商洽，今日已从重庆起飞，明日可到，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各地应将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广为传播，使社会各界人人知道，造成有利解决的社会舆论，是为必要。
几天后，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分析了蒋介石的处境：
……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解决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与他不利。
抗战初期，在全国民主进步势力的强烈呼吁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民党、共产党、职教社、救国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等十几个党派组成一个咨询、协调各党派之间关系的机构——国民参政会，定于每年3月召开一次会议。今天，由于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拒绝到会。蒋介石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一大党，从数量上讲不能缺席；从政治意义上讲，中共也不能缺席，否则将意味着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因此，会前，他曾亲自驱车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请周恩来做好协调工作，能够促使中共参政员按时到会。但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蒋介石必须答应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否则不出席会议。
蒋介石再次环视会场，觉得应利用这个机会缓解一下全国上下的声讨浪潮，在四面楚歌的窘境下走一步缓兵之棋。
他干咳两声，用沉重的语气说道：“对皖南发生的事情，我表示极大的痛心。在这里，我向共产党道歉。我一定调查清楚，严惩凶手、保证以后不再有剿共军事……”
皖南泾县南容乡的崇山密林之中，项英?沟靥稍谝桓鋈思：敝恋纳蕉蠢铩Ｋ哦炊サ蔚未鸫鸬乃紊吃甑乇丈狭怂邸?
叶挺被扣后，上官云相立即下达了分区清剿的命令：“……各部要细密清扫战场，特须注意遗弃械弹及化装潜匿之匪军要员，勿使漏逃。”于是，国民党军加紧了围剿和搜捕。
这时，皖南新四军残部三三两两地分散隐蔽在各个山村和丛林中。军部的一些领导也都失散。项英同警卫人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五、六人一起。周子昆同警卫员黄诚在一起。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同张益平、王本元等在一起。几天后，项英等同李志高、刘厚总等先后相遇。又过几天，项英一行十多人又与周子昆、黄诚等相遇。
分别数日，如历沧桑。项英见到周子昆后，二人百感交集，异常激动，都流下愧恨的泪水。项英痛心地说：“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突围出去回到中央后，我要作检讨。”二人决定，在石井坑暂住几天，然后向濂坑方向转移。
初春的皖南，乍暖还寒。项英一行冒着霏霏细雨，向濂坑走去。由于路滑，项英、周子昆都曾掉到河里。烤衣服时，大家看到项、周二人分别带有大笔经费。
在濂坑，又零散地遇到一些指战员。他们都是由当地群众掩护下来的。项英每见到一位失散人员，心里就增添一份内疚。他不止一次地沉痛表示：“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样子。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
从濂坑石牛坞村的地下党处了解到，村后的赤坑山上有个蜜蜂洞，十分隐蔽，可住三四个人，于是项英、周子昆等转移到洞中。
蜜蜂洞，既没有蜜也没有蜂。它呈椭圆形，长6米多，宽4米，最高处1．8米，最低处不到1米。项英、周子昆住进后，还可以住两个人。于是，项英决定，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处第三科的副官刘厚总住进洞内，他的贴身警卫员夏冬青白天在洞口警卫，晚上回到半山腰的一个草棚里睡觉。
他们在蜜蜂洞生活了二十多天。这期间，项英的心情时好时坏。按照他的指示，李志高派人在老乡的向导下侦察突围路线，重点摸清三个问题：1．从大王庄到茂林，国民党沿途驻的什么部队，部队的番号、兵力，驻扎的村子，岗哨的位置，晚上有无部队出来巡罗？驻茂林的那个师有多少兵力？2．从小河口过渡，晚上有没有国民党军队守渡口、查渡船？渡河地点水的深度、流速怎样？3．河的两岸有没有森林？是大山还是小山？有无村庄？距离河边有多远？过河后能不能隐蔽？
同时，他们通过地下党买了布，每人做了一套便衣。筹集了必要的口粮。
渡江转移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不知过了多久，项英睁开双眼。他顺着洞口向外望去，夜幕已经悄悄降临。
洞里点着蜡烛，周子昆、黄诚、刘厚总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洞中。
“今天应该是3月13日吧？”项英转过头向大家问道，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
噢，13日，在西方，这是个不吉祥的日子。项英心里在暗暗嘀咕。
“天很晚了，首长睡觉吧。”警卫员黄诚边说边为首长铺好了被子。
周子昆看了一眼手表，已经10点多了。他对黄诚说：
“小黄，你先睡吧，我们等一下就睡。”
项英和周子昆的心情都比往日轻松。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转移准备就绪，只等寻机出发了。
俩人一边下棋一边聊着：
“找到了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项英长长叹吁了一口气。“是呵，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周子昆充满信心地说。
棋没下完。项英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说：“这次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帐算回来。”
“首长，天不早了，快休息吧。”副官刘厚总殷勤地说道。
“好，厚总，你也睡吧。”项英看了一眼刘厚总，十分满意地睡下了。
在突围路上，刘厚总与项英等人相遇后，对项副军长忠心耿耿。一路携扶项英，有时背着项英渡河涉水。项英对他很是感激和信任，途中让一个排长给刘厚总换了一支崭新的驳壳枪。来到蜜蜂洞后，项英把刘厚总留在了身边，而让贴身警卫住在洞外。
山洞的地势外高内低，里面石壁上不断有水滴下来，地很潮湿，靠洞口则较干燥。为照顾首长，忠实的警卫员黄诚挨着石壁睡下了。洞内四个人睡的位置，从里到外依次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
夜深了，群山一片沉寂。
黑暗中，一双眼睛圆睁着。
刘厚总没有睡。
他是湖南耒阳人，贫苦农民出身。大革命时期在家乡是农运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在当地打游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领导的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他于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转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副官处任副官。
刘厚总翻了个身，望着洞口外夜雨朦胧中的群山，一丝凄苦寒意涌上心头：革命失败了，新四军完了，前途一片迷茫，路漫漫，魂归何处？
刘厚总悲观极了，他感到自己正在向万丈深渊坠下去，他想抓住一条救生的绳索，哪怕悬在半空，也能暂缓一下死亡的进程。
黑暗中，他在抓攀着，摸索着……
他没有抓到梦幻中救生的绳索，却触摸到身旁一件硬物——那支在微亮中闪着寒光的崭新的驳壳枪。
夜色越来越暗，四周一片漆黑，刘厚总的眼睛越来越亮，射出恐怖的光芒。
他缓缓而坚定地举起了驳壳枪，对准了熟睡中的首长和战友。
几声沉闷的枪声过后，项英、周子昆、黄诚倒卧在血泊中……
当第一声枪响过后，黄诚便在睡意朦胧中去摸枕下的手枪，然而，晚了，接着两声枪响，他昏了过去。
周子昆仰面朝天，头北脚南，心脏停止了跳动，殷红的鲜血从胸部弹洞中涌出。这滚烫的液体与岩洞中冰冷的滴水融在一起，缓缓地向四处扩散。
项英侧卧在地，头南脚北，子弹从太阳穴穿过。他的心脏没有作任何挣扎就从容地停止了跳动。
项英死了。他死在自己无比信赖的副官手里，死在按他旨意换来的崭新的驳壳枪枪口下。如同任何语言一样，驳壳枪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就为什么人服务，可它偏偏掌握在刘厚总手中……
项英死了，他死在梦乡之中。也许，罪恶的枪声永远阻断了他南进的梦想；也许，无情的子弹摧毁了他的忏悔梦境……
项英死了，他死在毫无准备之中。他脑海中最后一幅景象，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帐算回来……”
蜜蜂洞在哭泣，它目睹了黑暗中的一切。
蜜蜂洞在告诉后人：惨案发生的时间是1941年3月14日凌晨3时许。
蜜蜂洞在告诉后人：刘厚总收走了项、周、黄身上的枪支和金条、银元，在浑沌的夜幕中遁去……
蜜蜂洞也许还会告诉后人：
项英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过很大贡献。他在皖南新四军工作的三年绝非毫无成绩可言。项英虽然在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皖南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负有重责，但在血的教训面前，他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并勇于承担责任。他仍不失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凌晨4时许，教导队工兵连连长刘奎和军部警卫员郑德胜、李德和路遇刘厚总。
刘厚总惊慌地向敌军驻地跑去。
大家见状，联想起刚才听见的枪声，估计军首长出事了，于是叫醒谢忠良等同志，一齐奔向蜜蜂洞。
他们看到：项副军长、周副参谋长已牺牲在血泊中。警卫员黄诚身中三枪，一枪穿透右膀，一枪擦伤左臂，一枪击中后脖，子弹仍留在肉里。他已爬出洞口，身后留下一条血迹，抚摸他的胸部，发现心脏还在跳动。
在大家的惊呼中，黄诚慢慢地睁开双眼。他看到血泊中的军首长，痛不欲生，恳求大家再补给他一枪。
大家流着悲痛的泪水，用两条毛毯将项、周的遗体裹好，掩埋在蜜蜂洞西边的一块石崖下。为了便于辨认，项英的遗体埋在石崖的右半部，头西脚东，与石崖呈垂直状态。周子昆的遗体埋在石崖的左半部，头北脚南，与石崖呈平行状态。
据幸存者和当事人回忆，当时大雪纷飞。
阴沉沉的天空雪花飞舞，掩盖了烈士的血迹，赤坑山上的一草一木乃至整个大地都披上银装，天地间一派肃穆。这天，正好是清明节。
黄诚由刘奎护送到当地群众徐老三家养伤、隐蔽。其他同志立即转移。黄诚伤愈后一直留在皖南，随同刘奎坚持游击战争，直至全国解放。
12年后，即1953年7月，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刘奎，受南京军区的委派，与项英之子项学成等一起到皖南，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找到了项英、周子昆的遗骨（那条裹尸毛毯仍在，但已破烂），又找到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袁国平遗骨。
三位烈士遣骨移迁南京，后人在雨花台望江矶建造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烈士墓。
1985年3月，周子昆遗孀，七十二岁高龄的何子友与已是六十有三的黄诚执意谒访蜜蜂洞。俩位老人拄着拐棍，相互搀扶，步履艰难地来到了这里。
四周静极了，石壁上滴水依然，恰似泪珠点点。
何子友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进洞中，站在周子昆当年睡卧的地方，悲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