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宋哲元已将二十九军精锐之师三十七师调来北平控制住北平局势，市民如何欢迎宋部驻平不必细讲。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等人逃回天津。我们前面已提到，大大小小汉奸都麇聚在天津，为什么？下面我给您略作介绍。
北平军分会只批准二十九军移防北平，并没有提及天津之事，其实天津情况更为复杂。天津，五类杂处之地。英、法、日等国的租界，万国租界（公共租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都在天津。前清签订的《辛丑条约》现在还在生效，天津市内中国人没有驻兵权，日本人倒驻有武装军人，其他各国租界也各有驻兵。说是中国的地方，臣民是中国的，市长是中国的，可是要干什么，都得仰承外国人的鼻息。
天津的人文社会结构和北平完全不同，可以是北平的一翼，平津合为一个城市，城市的形象才更完整。可以讲，整个天津就是一个大交易所，从事两种交易：政治交易和经济交易。社会中坚是闲人，天津几十万老少爷儿们一大半从事此种“职业”。什么是闲人？您可能不懂，引用一段描写闲人的文字供您欣赏：
公元1935年，民国24年……
自古以来，天津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俗称没有个准事由……除了军警宪政穿官服，铁路局、邮政局穿制服之外，其余的天津人什么职业都干，上午还在全城银号当大写，下午就到谦祥益管帐去了。还有的上午卖鱼，下午拉洋车，晚上倒泔水，夜里赶晚儿去给死人念经……
天津人爱打架，打架先要有人去挑，不挑打不起来，打起来还要有人去劝，不劝打不出个结局。谁去挑？当然是天津闲人，“李爷，昨日南市口上新开张一家南味房，挂出招牌卖香糟牛肉。”岂有此理，李爷带上一干人等打上南味房去。李爷姓李名顺，大号祥藻，犯了咱爷们儿的名讳，明摆着瞧咱爷们儿好欺，打！两句话不对付，真打起来了。打起来就得有人劝呀，这么着吧，香糟牛肉改名南味牛肉，李爷每日来南味房取4斤牛肉……
天津市百业兴旺，商号一家毗邻着一家，不知哪家商号一时失于检点，夜半三更来了帮无赖将门脸粉刷一新，你当他是用油漆为你粉刷门面？那多破费呀？他用大粪……横一扫帚竖一扫帚刷得满墙污秽。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晒得臭气熏天，倒霉去吧，闹得你三天不开张，怎么办？立即找人来了事。东说合西说合，讲出条件，明日全天凡是乞丐来“访”，一律每人一角，外加两个馒头一碗粉条炖肉……
天津市出混混，出青皮。天津混混有帮有派，打起架来不要命，最能耐的叫“叠”了。一双胳膊抱住脑袋，曲膝弓背侧躺在地上，任你乱棍齐下，血肉横飞，打烂了这边，再翻过身来让你打那边，不许喊叫，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头，为什么要这样打人？为什么要这样挨打？说不清缘由，这叫天津气派……
综上描述天津闲人情况，可知一斑。天津闲人大概可分两类，一类属于劳动者，另一类则非劳动者。无论哪类，都有帮有派，一呼百应。其实这不过是泛泛而谈。真正的闲人，那是专业职称，就如今天的总经理、厂长、工程师一样，走专业的上层闲人的工作就是赶“饭局”，下层闲人被人传来传去。论他们从事说合调停之事，也不全然。在天津社会的运转中，他们——用现在的话比喻——他们是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中介公司，点子公司。
前面已经提到，从前清的皇上（这时候已经到满洲国做儿皇帝去了）五爷到北洋政府退下来的总理、督军，以至失意的政客，战败的武夫，等等，都到天津租界买下洋楼，貌似退隐，其实以求进龋这些人在天津两眼漆黑，并不认识谁。但必须结识闲人，递去名片，在至川居饭庄或是什么饭庄摆上饭局，给了面子到时辰来了。不给面子的也许来道常，也许不来，不过不来的情况极少。道常，就是来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就去赶别人的饭局，如是这样，只有下次再请。您只要和闲人一挂上钩，就好比现在人的微机连了网，甚至比这个功能更全面，关系全通了。比如说，您想买10万支枪，摆饭局，他给您约来了洋行经理，两个月以后10万支崭新的捷克造步枪到手了。您想谋块地盘，能说动总裁，用开滦煤矿给您当抵押。日本人买不到英美的军火，好办。至于组织几千人游行更不在话下，能叫半个天津市的老少爷儿们出来惹惹。
两位大帅想争城夺地，能调停得打不起来。两家男人领兵在沙场上杀得血肉横飞，自家两位太太却在攀儿女亲家。天津闲人就有这能耐。
简言之，天津存在着稳定的因素，但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谓之天津卫，津门。门之不守，唇亡齿寒。宋哲元占领了北平，天津无法控制，兵家所忌。
宋哲元以天津市内经常治安骚扰，形势动荡为由，陆续将张自忠三十八师移防天津周围，又将黄维纲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天津市区。后，又将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固安河间一带，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与日军相接连的最前线，宋哲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
华北，出奇地平静了20天。武攻以后，必有文备——这是日本式的兵法。
自从中日两国外交升格以后，两国首次互派了大使，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中心议题是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的中国三原则，和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我们不妨实录如下：
中国三原则：
（一）中日两国互相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的完全独立；
（二）两国维护真正的友谊；
（三）今后，两国间一切事件，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
之后，发生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事件。日方当局顾虑与中国关系趋向紧张。中国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上海与有吉明大使密谈，通告要点如下：
“尽管发生了华北事件，但中日亲善的方针不变，中日提携所必需的原则须有具体规定。在方法上，将华北和中国完全分开……”
唐的通告解除了日方的顾虑，给日本方面吃了定心丸。
广田外相顺水推舟，提出了广田三原则：
（一）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倚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为事实上之默认……；
（三）来自外蒙之赤化，为日满支三国之共同威胁……应依日方……之希望，作各种协力……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实又将中国放于附属国的地位。日本少壮军人对政界与南京亲善态度仍表示不信任态度，称之“水鸟外交”。
此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酒井等人的小报告之下回国述职，新任驻屯军司令官是多田峻少将，多田下车伊始，即发表了多田声明：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等七条。
多田的意思明确清楚，即：华北脱离中国，经济政治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自治独立。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和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政府与入侵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为了侨民安全，八国在华有驻兵权，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1250人，最少的是荷兰、意大利等国，50人，其他国家驻兵人数后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或是减少。唯独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1935年前后，其人数大约增至2000人，分散在山海关、天津、杨村、丰台等地，以天津最多，约5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
人数不多，但有大日本陆军做其后台，少壮军人个个都很跋扈。兵者凶器也，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
二十九军3个师进驻平津分驻在塘沽、天津、廊坊、丰台和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北苑等地。
外交部次长与日大使有吉明密谈中已经明确“将华北与中国问题分开”，实际已经默许华北可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宋哲元只要向日方一摇摆，恐怕即成现实。况且宋哲元一直与蒋、汪代表的中央存有芥蒂，如中央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等于逼宋上梁山。
7月17日，蒋介石密派军政部厅长中将熊斌到天津会晤宋哲元。熊与宋私谊不错，熊斌早年是留日学生，“塘沽协定”的首席代表。调整宋与日关系是最合适人选。
熊斌到天津见到宋以后，向宋宣布中央决定：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因赵登禹在长城抗战之后已获此殊荣，此次不再颁发。
宋哲元当着熊斌的面没有表示出任何喜悦和感激。宋熊心照不宣，明白“这不过是务虚”。熊又进一步宣布，中央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也不过是顺水推舟。此次来会宋哲元以私人传达上面旨意，并非正式宣布，不像负察省主席事，宋还不知早已见报，命令式的决定没有转弯余地。现在不过是试探宋的口气。如宋接受表示宋还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绝，很可能宋在日本人那里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许诺。
宋慢慢悠悠地说起了在平津处境艰难。其中主要是兵力不足，装备太差，财政困难等。熊斌一一答应，说马上报告中央。熊的许诺倒很认真，果然不久，中央拨款50万元改善二十九军装备。后款项拨给各师，如何使用不了了之。
熊斌见有希望，进一步告诉宋哲元，委员长要在庐山见宋晤谈华北问题，要宋早做准备。
宋虽口头答应见委员长，可心里在嘀咕。宋与中央关系一直不好，而且在言谈话语中对蒋多有不敬，在报纸上都白纸黑字为证，弄不好此去不回，夺去军权岂不哀哉！宋不敢往，几经和部下商量，还是决定以“军务瞬息不能离身”为借口派秦德纯代行。
7月下旬秦德纯赶到庐山，蒋介石在牯岭美庐别墅以家宴形式用四菜一汤接待了秦德纯，没有责任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反而把责任揽归中央，同时对二十九军支持华北危局大加慰勉。并且推心置腹地谈起国事家事天下事。下面引用一段介绍文字：
“……故蒋于江西剿共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以全力谋求国外环境之安谧，此时期对日外交，政府特别忍耐，有时旦示小惠，防其窥破内情，先机突发，毁我全盘之计划……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彼等深知蒋无久屈服之可能，而惟一能使中国统一之人物，倘不及时予以打击，则统一中国之后，蒋之威望，将不可制。1935年，苏联远东军备实力，已超日本以上，关东军必须亟于此际，宰制华北，以中国五省之资源，充当日本对苏联作战之供应，……其必于其年加紧侵略华北者以此……”
蒋在最后对秦秘密指示：“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此次蒋接见秦德纯，尤其是推诚相见的谈话，对秦造成深刻影响，如秦德纯这样一个杂牌军的将领死心追随蒋直至退守台湾，这次谈话起了重要作用。
谈话之后，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已经成为冀察平津名正言顺的主要负责人。
日本军方所以能容纳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留驻华北，是认为宋哲元原系西北军将领，属于反蒋派人物，将来可以利用宋、蒋矛盾组织傀儡政权。可是眼睁睁看着宋哲元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此时，宋哲元正遇着两个强硬的对手，一个是以关东军代表自居的沈阳特务机关长兼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少将，另一个，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此二人被日本人称为少壮军人“四杰”中的二杰，将两个精英放到华北，也可见日本军部对华北的重视。此时，土肥原、多田骏正把“华北自治运动”掀向高潮。
日本何以必须在1935年推行华北自治运动，又为何使用“自治”这名词，则亦有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国际交恶。1933年日本决定退出国联，1934年日本又退出国防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其国防地位更加孤立，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受到国际围堵。围堵国家主要是英美与苏联。从中国的实力看，中国不足参与围堵，日本也从未视中国为围堵对象。
日本国防自明治大帝以来，有一最高原则，即不与两国以上敌人同时作战。1934——1935年间日本与英国关系日渐恶劣。美国不断制造军舰，扩大海军实力，日本自忖，难与为敌。而苏联远东陆军也部署完成，海兰沧、赤塔的空军，海参崴的潜艇，皆于日本极大威胁。1935年1月喀尔喀庙事件发生，苏联态度日渐强硬，东京参谋本部估计日苏战争终将不免，若不先将华北纳入日本操纵范围，一旦日苏事起，中国助苏抗日，日本将受夹击之害，而若华北成为日本控制范围，华北即成日本资源供应之地。就当时实力而论，侵夺华北，关东军并非实力不足，而关东军南越长城，必然造成与中国正面交锋局面。而华北五省当局皆有与中央敌对历史，分化种子既已潜植，诱胁手段正可运用。分离华北运动也可使南京政府陷入迎拒两难之绝境，还将为国民所唾弃，拒将受关东军并吞。华北自治方案可坐享倒蒋乱华之局，以解除对苏作战后顾之忧。
此方案发自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之手，南次郎又屡次在大连召集关东军幕僚密商，然后报东京参谋本部和经过斋藤、冈田两届内阁讨论决议。
在另一面，也就是中国方面，1935年3月中央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管制金融施行新币，通俗地说，就是把全国的银元兑换成纸钞法币。将白银运交上海国家银库，以法币代替银元在市面流通。金融权力集中之后，将使地方政府永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中国统一之业，即将自此迈进，日本多年梦寐以求分裂中国的策略即将由此破碎。再者，只有此法才能使中国成为战时金融体制。这就是通过增加钞票发行数量，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战争使用的资金。
此举使日本上下震惊，驻华日人怨恨愤怒。一旦中国币制改革成功，将使日本经营华北的目的成为泡影，日本方面不能不产生恐慌和加速华北自治进程。执行自治运动之人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兼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前面多次提到，在此不得不引段文字，将此人再作简略介绍：1883年8月，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之家。后来考入日本军官的摇篮——陆军士官学校，成为步兵科第十六期生，学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918年他当上了驻华日本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前后达十年之久。
坂西的经验告诉他，了解中国的捷径是与中国人打交道，而想与中国人打交道，就必须使自身中国化。为此，他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学会了四种方言，常常身着中山服或长袍马褂出入各种场合，甚至还加入了中国的帮会。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等，而对于中国政界内幕、官场陋习，政府人事和各派明争暗斗尤感兴趣。在坂西的熏陶下，土肥原开始同中国的要人们时相过从，与大批的军政显要巨商富贾混得很熟。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土肥原善于体察人意阿谀取宠，处处毕恭毕敬，以晚辈自称，加以他容貌温善幽默风趣，对事情似乎漫不经心，因而中国的显要们不仅对他不加戒备，反而颇有好感。土肥原的住处逐步地成了热闹非凡的场所，常常是冠盖云集宾客盈门。客厅里时而摆上中国的山珍海味，时而又设一席日本茶道。在悠扬的歌舞声中，主客频频举杯，开怀畅谈。就在这个人声鼎沸之时，他却静静地站在一旁，竖起耳朵，一字一句也不肯放过……就这样，无以数计的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方面的实情和内幕都被他掌握。土肥原终于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国通”。
1928年，土肥原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的顾问。在张作霖刚刚对日本主子露出了一点点离心倾向之后，1928年6月，便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后，土肥原贤二因功晋升为关东军大佐特务机关长。两年以后，他又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出任奉天（沈阳）市长兼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发言人。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又潜入天津，劫持了溥仪，亲手参与炮制了伪满洲国，因此被擢升为少将。1933年10月他再次接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连续插手内蒙“自治”和进攻热河的阴谋。
多年间，他横行中国南北，插手军界政界，足迹所至，祸乱随起，成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以致人们常以土肥原贤二的名字来喝止小孩啼哭，并谈土肥原贤二其名为“土匪源”，真可谓音相谐义相符了。
日本的特务机关并非由土肥原贤二始创，但土肥原贤二的惊人成就却使特务机关的效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特别重视，从此，大批的特务机关在中国各地蜂拥而起。
到了1935年，土肥原贤二开始染指华北，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了，也表明日本帝国又开始了新的侵略步骤。
关东军分离华北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要求国民党与中央军退出，使华北政权流入真空；
第二步，选择傀儡对象，使自治实权入于日军之手；
第三步，全面压迫南京政府，使其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指导地位。
第一步工作，在何梅、秦土协定时已见完成。第二步工作是选择谁做傀儡对象。土肥原贤二主张选择吴佩孚。高桥坦武官主张选择阎锡山。天津驻屯军主张选择宋哲元。除蒋介石一人之外，何应钦、黄郛、韩复榘等都在备选之列。
自治运动分“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两种。
自下而上的首见石友三、白坚武等人叛乱，继之有香河事件，天津自救运动等。
自上而下自治运动在六七月即已开始。高桥坦武官赴太原访阎锡山，田中隆吉去绥远访傅作义，多田骏去拜访山东的韩复榘等。阎锡山态度含含糊糊和高桥坦左右周旋打起了“太极拳”，韩复榘不买帐，要求条件甚多。傅作义干脆把田中隆吉顶了回来。吴大帅虽然很有影响，可以一呼百应，可是吴不愿为日本人为虎作伥，做儿皇帝，还想保持自己的晚节。四处出击，路路受阻。当时宋哲元已经占领平津，占住了天时地利，实力日盛。矛盾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宋哲元身上。
平津河北并未因二十九军进驻而平静。二十九军因受到“辛丑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制约和中央的旨令，而忍辱负重绑住手脚，一举一动都受到极大限制。而日本方面骄横跋扈，恨不得天天挑起事件，芥子小事，都会闹得天翻地覆。若不是东京本部的限制，少壮派军人早已大打出手。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滦州事件”和“香河事件”。滦洲地属平津北面的非武装区，日本人称战区。国人反日情绪不断高涨，非武装区内人民不断反抗，治安逐渐恶化。1935年8月4日，唐山守备队长温井亲光少佐等人与同行的保安队总队长刘佐周等一起抵达滦州火车站，刚从车上下来，便遭到数名杀手的袭击，刘当场死去，轻重伤者数人。温井少佐也遭到射击，但幸免于死。杀手却巧妙地逃走了。对此事件说法不一，有说是政治暗杀事件，也有说是日本方面的谋略。
第二天，北平日本宪兵队根据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的命令，逮捕了原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他是在几天前向天津驻屯军提出辞职的。日军强说滦州事件由陶指使。
关于冀东行政，一开始分为东西两行政区。西半部以通州为中心，称“蓟密区”，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殷汝耕为督察专员。东半部以唐山为中心，称滦榆区，设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陶尚铭为督察专员，负行政职责。殷、陶两人都出生于浙江，同为早稻田大学毕业。殷机敏，善于随机应变，娶日本人为妻。不论好坏，千方百计与日本实力人物合作。陶尚铭回国后，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在南京朋友多，对日本军部并非言听计从。殷陶两人关系冷淡，矛盾迭起。在日军的眼里，殷重陶轻。陶看到这形势，便提出辞职。
7月27日，日军接受了陶的辞职，并任命殷汝耕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为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8月3日陶辞职回到北平私宅，第二天，便发生了滦洲事件。8月5日酒井参谋长即赴北平要求当局逮捕陶尚铭。
8月17日天津驻屯军得到陆军中央的通知不得不将陶尚铭释放。天津驻屯军估计错误，丢了面子，酒井不甘心此事就此了结，声称此事是战区内的治安问题，要求中国当局扫除天津一带再次活跃的暴力团体，并策划采取有效手段，暗中盼望能发生什么事件或是有机会制造什么事件。果然，不久，就在离北平不远的香河县发生了“香河事件”。10月20日，大约1000多名农民打扮的人在6名日本人的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并占领了县城，散发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和要求自治的传单。县公安局出动了保安队，双方发生冲突。当时，中国军队为平息事件开赴香河，天津驻屯军以停战协定为由阻止其前进。同时，天津姚禔昌、钱祟宣、王明等人，组织“华北人民急进会”、“华北人民自救会”、“华北民众自卫团”、“华北自治请愿团”等数百人拿着棍棒打着小旗上街游行，与“香河事件”呼应，日方以此为由，又提出撤消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和解除北平市长袁良职务的要求。其目的很明显，即：挤走中央势力，进一步控制住西北军。
借此契机，以清除排日满势力为由，日本宪兵在平津大肆逮捕传讯爱国人士，如：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被日武官传唤于日使馆。
10月23日，天津商会会员年光垚被捕于南市会宾楼。
10月28日，天津新闻检查所副主任王一凡及检查员4人，被捕于新闻检查所。
10月30日，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主任李铭被捕于日租界医院。
11月9日，二十九军政训处处长宣介溪被捕于私宅。11月30日，塘沽定船所科长沈国华、科员李纯宗被捕于塘沽。
此外，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杨翊周、卢郁文，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物理教员刘海洪，天津市立图书馆主任姚庆澄，商会会长鲁毓万及平民王家矶、付洪清等皆先后被捕。后又胁迫宋哲元允照日方开单，自行搜捕。
中央迅雷不及掩耳的实行币制改革，于11月3日公布，震动日本军政界，华北日军更是暴跳如雷。高桥坦武官代表日方及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现银南运。并告诫宋哲元：“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怎样以实力？11月13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已经下达751号作战命令，饬独立混成旅团兵陈山海关古北口等地。旅顺口的球磨号巡洋舰，青岛获号驱逐舰都在驶往大沽口。两中队飞机轮番在北平上空示威……
宋哲元屈于日方压力，也为自身考虑——因为这将失去对地方财政的控制能力，更加受中央掣肘。于是，宋哲元与秦德纯、肖振瀛密商，当日即下令禁止白银南运。河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也顺水推舟，下令禁止白银运往上海。
10月，土肥原贤二正式调来平津兼任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即将其工作方案报请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南次郎批准其计划，令其在11月中旬必须搞出头绪。土肥原贤二在天津频繁向宋哲元施加压力，每天至少有三次不请自到。宋不堪其扰。秦德纯、张自忠见宋在天津处境危险，用专列将宋请回北平，宋等刚到北平武衣库家中，土肥原贤二即坐汽车风尘仆仆赶到，逼宋在自治方案上签字。
11月11日，南次郎限定的日期将到，土肥原贤二还没搞出头绪，这是他在中国活动半生头一次遇到阻力，因此恼羞成怒，再次来到北平，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宋等人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内容如下：coc1①政权之名称：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
②领域为五省二市。
③首领宋哲元，总顾问土肥原贤二。
④军事，由最高委员会主持。
⑤财政，截用中央在该省市之关税、盐税与统税。
⑥经济，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与日满结为一体。
⑦金融，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发生联系。
⑧信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行扑灭，代以东洋主义。
⑨政治，保留南京之宗主权。
BC外交政策，亲日反共。coc2
以上十点通令宋哲元在11月20日以前必须实行，否则日军将以五师取河北，六师取山东，南京方面如增以兵力，日军将全力遏止，如宋不允，日军将拥戴溥仪入关主持。
宋哲元的出路只有三条：
一、抵抗；
二、辞职；
三、屈服。
抵抗必须全面，其决定权在南京。
辞职无补于事。
时人观察，恐怕只有屈服一途。
当时，国民党中央第五次大会正在南京召开，秦德纯做为宋哲元代表已去南京。宋哲元与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僚属紧急密议后，宋哲元拒绝了土肥原贤二的要求。难道要兵戎相见？中国全面抗战将不是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开始！肖振瀛此时正与土肥原贤二折中，初拟新组织于11月20日成立。得知宋已拒绝，赶来见宋，即说：“不妥，中日将开战矣１肖振瀛建议折中，还给日方留一线机会，同时给中央施加压力。宋同意肖的办法。
就在土肥原贤二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宋哲元向国民党五全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将政权奉还于国民。”
电报发出，大会震动，举国而惊。为什么？训政即中央集权制度，那是蒋介石一再强调的，宪政即实行民主议会制度，还权于民就是地方有自主权，即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
蒋介石见电文心情焦躁疑惧。此时驻保定的商震打来电报：“明轩（宋哲元字）本人态度尚稳，唯其手下二三人极欲乘时活动，行动不检，不无可虑耳。”孔祥熙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等人也向蒋密告宋哲元有自治之势，另外，平津两市也电致蒋介石，言称“危疑震憾，难挽危局”等。南京政府更为惶恐，唯恐华北当局干脆铤而走险，公开投敌，背叛中央。翌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发出与宋哲元类似的电文，11月15日，冀东专员殷汝耕等人联名致电宋、韩表示响应，北平、天津商会等亲日组织也通电叫好。日本国内报纸纷纷传言，华北五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将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中国的汉奸们也大呼小叫，纷纷出笼，霎时间自治之声，甚嚣尘上。
11月16日宋哲元再次给蒋介石发电解释说：
“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当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一）地方自治；（二）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已均予拒绝……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11月19日，蒋介石给宋哲元和商震回了电报，对宋大加抚慰，要求宋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单独对日方交涉，最后语义颇深地对宋表示：“中央必以实力为兄作后盾，决不令兄部独为其难，而与兄等为共同之牺牲也。”
给商震的电文是：“如果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亲，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可望兄毅然拒绝参加，切勿赴平。”
在通电之时，中央却下令中央军开往山东、河南南部以武力支援之形势。
宋哲元收到电文明白就里，就是要宋挺住，如不挺住，中央军北上，宋部当然在讨伐之列。给商震的电文中明确表露出对宋的不信任。
宋收到电文后，啼笑不是。明日即是通牒的最后期限，宋坐卧不安如芒在背，干脆一躲了之，借口探望母亲料理家务，匆匆离开北平，躲到天津家中，静观事态发展。
日方在重点策动宋哲元的同时，自然对华北其他实力派人物也不放过。土肥原贤二企图请商震与宋哲元在北平聚会，研究协力建设新政权问题。但商震为了逃避土肥原贤二的纠缠，借口“感冒”躲进了保定西关思罗医院，并致电行政院请假。接着，土肥原贤二又约韩复榘与宋会面，韩复榘则以“怀疑宋哲元派专断，不屑与之合流”为由来推脱，使土肥原毫无结果。
同时，土肥原已通告各方人士，于20日在北平参加新政权成立大会。20日晨，土肥原贤二寻迹追踪赶到天津找到宋哲元力图挟持宋回北平。派人追到思罗医院在病榻旁强见商震，逼迫他参加自治。
可是，20日，也就是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和自治的新政权成立之日。北平出奇地平静，平静得令人不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