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到了11月20日，没有成立政权？原来在这前两天，也就是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的外、海、陆三相会议讨论对华方案，决定华北自治缓行。本来7月份日本内阁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已经提出处理华北纲要，此时为什么，又在五相会议上突然减速，史学家对其总结有三点：
1．南京军事外交应付沉着；
2．美英对日质询关切；
3．北平教育界士气锋厉。
此结论不无道理，但未必尽然。若干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由黄豆小事引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两个中学生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发。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袁世凯的告密，就华北当时形势，日内阁决议也未必能控制住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哪个犄角旮旯摩擦生热，也会引爆华北这个大药库。事情还是从头说起。
7月日本五相会议之后，吞并华北的势头风起云涌，尤其是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时时都在摩拳擦掌寻找机会。主要的策划人即关东军南次郎大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治内轻外重，军人对政府外交政策一向不满，称之为“水鸟外交”，而关东军自行“老虎政策”。10月关东军幕僚大连会议以后，尤对“广田三原则”指驳。11月，关东军出兵华北的方案即是“老虎政策”的产物。11月11日南次郎已经向关东军下了第751号作战命令，即如前所说，海、陆、空全面动员，相机出兵华北。另以762号密电电告参谋本部，电到时，参陆首长方集宫崎正检阅大演习，这时候他的情绪特别好，认真地看了一下电文，大惊，五相会议决定华北自治纲要中并未提到包括武力，南次郎为何自主妄动。旋由今井参谋次长电告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谓其出兵须先有大义名分，照来电所称政治经济各理由，均不足作为统帅部发布命令的根据。
关东军得到此电，耿耿于怀。仍令侦察、轰炸，战斗机两中队，及陆军各部向山海关、古北口、绥中等地集中候命。并寻找理由，要求“现地保侨”。可是在华北的日侨没有受到任何侵害，只好等待时机，或等待制造时机的机会。11月11日后，天津市内500多人手持棍棒枪械到天津保安司令部门前示威，呼喊要求自治，要宋哲元交出政权。显然，这是借着形势兴风作浪，寻找缺口，没有想到宋哲元态度出奇地强硬，宣布一切听从中央命令，在辖境内如有扰乱治安的举动，不惜以武力解决。
宋的命令一宣布，日本人大为高兴，可是游行示威的人一哄而散，再也找不到踪影。那时天津人喜欢热闹，要是有人出钱更巴不得跟着起哄，可是，天津人吃硬不吃软，第一怕的是兵，第二才怕外国人。譬如说，某将军领着一伙马弁进了您的商号，进门就说：“把万国铁桥卖给你了，出钱吧”万国铁桥？那是外国人修的，欠下的建桥钱说不定现在还没还清呢！我能买得起？这事蹊跷，您别见怪，用现在的话说叫“拉赞助”。当兵的走在你对面，不知道为什么。“啪啪”搧了你两个大嘴巴，你只有捂着腮帮子，一边叫着：“我回去叫我哥去，我哥是班长，回来跟你算帐，溜了。那是奉军。你哥何时到过东三省，当过奉军？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可是那外国人，东洋人直眼睛，西洋人就知道打防预针，虽然也横，好糊弄。当兵的是软硬不吃的，惹得起吗？所以怕也是正当的。话说回来，宋哲元一发布“不惜以武力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回家躲两天吧，到哪儿等不到“饭局”，不跟他们瞎惹惹未必就“扛刀”，弄不好人头落地，对不起祖宗。所以这些日本人一时忽悠不起来了。
日本人一向蔑视中国人，这次有点不同。喜峰口抗战的时候，二十九军不软，现在宋哲元扩军备战发展到10万。真的打起来，关东军虽然有实力，但准备并不充分。日本人没有法，也得愣神琢磨一下。
这大概就是战争契机！
此时——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全大会。亲日派领袖汪精卫在11月1日被照相的记者孙凤鸣刺杀（未死），以后，国民党内部空前地团结，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路诸侯都团结一致要求共御外辱，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政策性演讲，下录具有结论的几句，供读者参考：苟国防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从整个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以最大之忍耐，在不侵犯主权限度之下，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
“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言牺牲”
第二天，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再录几段对白以飨读者：
蒋介石：“尊意了悉。凡违反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妨害中国行政统一之自治制度，中国均难容忍。近得华北当局及各种团体报告，无人希望自治或独立，决不至发生事故，纵或人心有所动摇，予信地方军人，必能服从予之命令，施以镇压，亦无庸中央用兵。华北自治，乃内政问题，今与贵大使相见，宜谈国交改善之事。”
有吉大使：“华北自治，固属内政，但其对策如至破坏地方治安，则将涉及外交，日本与华有特殊之关系，自不能不关心……须磨君（总领事）自华北回来，知华北政要，希望自治，实基民意。”
张群（当时任湖北省主席，汪精卫遇刺后，准备接任外交部长）：“如日本召还土肥原，阻止多田骏赴济，则自治运动，可以立熄。昨日华北来人报告，土肥原曾提共同防赤自治委员会组织方案，其中以土肥原为总顾向，可见自治之事，系由日本所鼓动。”
以前，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会见日本大使时曾许以华北问题可以与中国问题分开，无疑鼓励了日本人在华北放肆活动。此次蒋介石又明确表示华北问题是中国内政，无疑给日方吃了闭门羹，事情棘手起来，而且南京五全代表会委员，反日派占70％以上，都支持蒋的观点，当时，日本当局并没有以武力占领河北的打算，固“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虚瞒手段皆见效，所以，此时也乐于一试，现在恫吓未能奏效，日方又怀疑是否中国得到英国、美国的谅解，同时，又得到苏联的外援，所以忧豫起来。
同时英美各国得到情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计划，准备强行接收平汉线黄河以此，陇海线徐州以东，津浦线徐州以北。华北铁路关系到英国利益。关盐税收关系中国外债担保。英美方面不断向日本质询，日本早与英美交恶，此事会惹起国际纠纷，以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话最为有代表性，赫尔这次简短的演说，在他的回忆录曾认为是自己50年外交生涯中最得意之作，不妨写下欣赏：“关于近来华北方面之挣扎，其性质极为反常，其关涉甚重大，吾人所接报告内容虽有分歧，但一种改变华北之企图，显然在着力推动。华北之事，不仅关系中国一国，凡与中国有约之国家——美国，亦在注意此事发展，深望其不至妨及吾人条约上权利与义务。”
声明文字外柔内刚。文中无一字提及日本，而却是美国在日本的“天羽声明”，自1934年4月之后，对日本表示不满的第一次文书，其与英国采取的平行进行方式使东京政府不能漠视。
史学家曾评论说：
“盖三十年代之间，英美联合对日，只须稍露风声，日方却步。……惜乎不常见也”
其实英国政府暗示过中国政府“至于武力战争，英国决不参加，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自然英国自有他的困难，当时纳粹德国武力的日强，英国力不能敌，自顾不暇，所以畏惧战事。可见当时英国在华北问题上也只能做到“质询”，而不可能如日本方面估计的那样“支持中国”。
日本人今井武夫（曾任日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助理，官至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在后来评论华北局势时曾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比喻：“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可见华北局势如何发展关键还在中国本身。用喜峰口抗战形象塑造起来的二十九军，天津人说：“那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个个都是沧州武师教出来的好武艺，大刀刷刷地，鬼子的人头落得遍地都是。”说得有点玄乎，可人们信服，用现在时兴的话比喻，有了“凝聚力”。天津人不看大报，但也知道蒋委员长发表了抗战声明，有了这抗战声明就好，中国有四万万同胞，一个杀一个，可日本不过七千万人，杀光了他们，中国还剩下三万万多人哩！
当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会看得那么简单，不会理解这是游侠争高低，行帮夺地面。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用现在的话讲，是智商最高的一层，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他们说话，向来是对的。11月19日，也就是土肥原最后通牒的前一天，宋哲元在险境下想起了大学的教授们。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强烈反对自治，要求宋哲元支撑危局。11月23日，20余名大学教授又在银行公会聚餐，以联名方式发表否认华北民众要求自治或自决的宣言。不妨将其文录下：
“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有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
此时，平津民气振荡，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准备游行示威，随之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土肥原、多田骏也承认华北排日反满运动空前高涨。多田骏后来调回东京参谋本部，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力主“不扩大”，成为“不扩大”（战争）派的重要角色，主要理由就是日本必陷广大中国人的反日泥沼，恐怕与1935年的教训关系最大。
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对华北自治缓行决定通知以后，第二天，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消息，马上电告肖振瀛，告诉肖“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资格，只代表他个人，不必与之谈判。”当时宋哲元兴奋得差点背过气去，戎马一生还没得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二天，肖振瀛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交界、报界宣布了此消息。会场雷动，各大小报纸都立即用通栏大字标题发出了号外。北平、天津街头喧喧嚷嚷，争购号外。土肥原自知无趣儿，土头肥脸溜回天津。土肥原自做张作霖顾问以来，搞间谍特务活动屡屡得手，甚至可以说“无往不胜”，遭此惨败尚属首次，其岂能认输？此事，虽然搬掉了压在宋哲元心中的一块巨石，可是与中央又生芥蒂。蒋又来电严厉训斥宋哲元，“中了日本人诱陷之毒计，又超过地方官吏之地位。”其实，自治风潮，总的说，宋处理得还不错，总比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好得多。宋也明白就里，毛病出在阻止白银南运和要求“结束训政”上，尤其是“结束训政”，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后来，宋哲元借秦德纯去见蒋的机会向蒋解释阻止白银南运之事。蒋倒是很痛快地说，你们欠了钱，可以向中央报告嘛，你回去写个报告，我给你批了就是。秦德纯趁热打铁，没有离南京，就做了一笔花帐，蒋也没有细看就批了。秦又马上到财政部了结，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结束训政”的通电一直是宋哲元的心玻
土肥原并不是等闲之辈，回到天津又想出新的方案。土肥原读过列宁的书，也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的哲学。胃口大了，自然遇到阻力也大，全盘攻不破，可以打开缺口，一口一口地吃！土肥原暂时撇开宋哲元，找到了冀东专员殷汝耕。11月23日晚，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一家饭店召集冀东22县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土肥原亲自到会，秘密布置冀东自治大计。土肥原当场宣布自治方案，殷汝耕赞成不迭：“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权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
土肥原喜不自胜：“太好了！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
真不巧，饭店的香槟酒当天卖完了。殷汝耕急忙说：“用日本酒庆祝更有意思１于是拿来日本酒，以干鱿鱼当酒菜，干起杯来，散席时已值深夜。殷汝耕不顾月黑天寒，连夜驱车驶回通州。
24日晨，殷汝耕风尘未洗，立即召开负责人会议，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当晚，殷以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措词强硬的自治宣言，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同时还向当时华北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秦德纯等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同时，在通州蓟密行政公署大门旁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
同日，迅雷不及掩耳地调整组织机构开始办公委任大小官吏，接管电报、电话、邮局及火车站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派人去北平天津向日本人汇报。
这一天，真做了不少的事！
冀东22县，包括哪些县，列在下面您可到地图上去找：
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垄玉田。
这22县就是在“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中国人叫非武装区，大概是因为饶口，所以也叫非战区，日本叫战区，和中国人叫法相反，都是指这块地方。历史上这里叫幽燕或叫燕云。一千多年前，五代后唐的儿皇帝石敬塘——儿皇帝的专用词就是由此开始——曾经签订协约割让燕云十六州，就是这块地方。历史往往重复、相似、巧合。一千年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戏剧又在这儿重演，除了地理位置有共同点之外，其他方面难说哪方面相同，历史的相似往往使人迷茫，当人们莫测自己命运的时候，又往往去请教术士、巫师，相信术数、占卜，相面扶乩，那是因为对自身对外界吃不准，一旦看准了一点，打准主意要做什么，那一切都可以不管了，不管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殷汝耕，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35年前北平市长）程克（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殷“东洋化”的信念何时树立，这很难说。无论在早稻田还是回国，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本妻子已经成他定型形象。是日本妻子参与对他的制造，还是为了塑造自己而娶了日本妻子，无法考证。用政治夫妻这句现代化的言语评述怕也不错。
殷早与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人打得火热，也是早备进身之阶。所以土肥原一提出冀东首先自治，便一拍即合。
读者要问为什么把一个亲日分子放在与日人斗争的最前沿？当时人们并不懂，后来才普通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知道划分敌我友。东渡日本的人多着呢，孙中山、蒋介石、何应钦、黄郛、阎锡山、张群、熊斌……1935年的内阁曾被人称之为日本留学生内阁，除宋子文一人留美以外，其他都是日本留学生。当然留日不等于是汉奸，其中大多数人是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渐强盛，而去日本学习救国道理。那是有志之士！当然也有起哄去镀金的，也有殷汝耕之流，也有界乎二者之间面目不清的。殷汝耕可谓盗亦有道吧，汉奸做得知名度很高。
缺口已经打开，土肥原还想争取宋哲元响应，又以11月30日为限逼宋自治。在天津又以一日一元的价钱雇佣自治游行队伍。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蒋介石知道日方必不肯甘休，在南京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日对策。除已撤北平市长袁良由秦德纯继任以外，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设立北平行政长官。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同时通缉殷汝耕。
撤换北平市长和军分会，都是因香河事件日方提出的要求，华北自治运动的退潮，华北日军处境尴尬，必然还要滋事。给他们台阶下，留面子，用留面子缓和冲突。留面子，这是东方人的心理特点，中国人甚之，所以考虑得周全，不仅自己要，还要留给对方。不蒸馒头蒸口气，自己虽没有吃上馒头，但让别人感觉是吃了，这是为自己争面子。两个人吵架，一方是对的，劝架的人说，就少说一句吧，那是暗示他也让对方，感到有局部真理，有了面子，找到心理平衡，事就了了。这是东方处世哲学！撤北平市长，撤军分会，就是给日本人留面子。其实，通缉殷汝耕也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给对方留面子，而是给自己留面子，人家明目张胆当汉奸，早已令中国有体面的人都没面子。我们国人中有这样的败类？——其实早就有。中国本来就出产这个。殷堂堂皇皇地在通州做委员长，能去抓吗？抓得到吗？抓到又能怎么样？史学家说通缉殷汝耕是杀鸡给猴看，暗示宋哲元的，怕也未必，如是宋哲元想自治，还在乎这一纸文书，它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不过，又派遣何应钦来北平任行政长官，倒是大有学问。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何应钦吃了日本人的窝心脚，那个时候他还名符其实地统领30万大军呢。现在今非昔比已是西北军的天下，他能八面威风，领着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到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商议军政大事？当然这还次要，主要还是和日本人交往，他从来没有得心应手过。再去签订什么条约？做蒋先生的传话筒？去指挥西北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明白，而且是蒋介石接见他，令他北上，他就明白了，掣宋哲元之肘！他不愿意来，但他知道在委员长面前是不能反驳的。只好走着看，好在不是上刑常
当日晚上，何应钦率熊式辉、何竞武离开南京北上。北上途中，何应钦神情沮丧一言不发。12月3日晚到达北平。当时，宋哲元正在武衣库家中与秦德纯、肖振瀛、冯治安密商事情，谈话间，副官报告何应钦即到北平。宋哲元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又对秦等表示：“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去接谁去。”宋果真没去。但当天晚上，宋在秦德纯的劝说下还是偕秦、肖二人来到居仁堂谒见何应软并汇报了情况。何应钦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对宋哲元的守职苦撑大加赞许；对宋哲元做到了不屈服他人，绝对听命中央，对外毫无秘密协定，特别加以肯定。
宋哲元明白何讲话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时，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几句，便托病离开，留下秦德纯、肖振瀛与何周旋。宋走后，肖拍着胸膛说：“中央如果真的信任我们，我们绝对可以替中央分劳分忧，撑持局面，保证一切听命中央。”肖还建议，应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以统一军政权，加强对付日本的力量。黄郛自1933年“塘沽协定”以后，一直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说是华北最高行政长官，肖强调以宋代替黄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长官，用不着你何应钦来插手。
何应钦、黄郛一直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何不必说，自在日本留学时就已和蒋氏结成亲密关系，而且一直是蒋在军事上依重的第一号帮手。黄郛与蒋的关系更进一层，黄与蒋在日本时结拜金兰，黄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国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应钦来北平做行政长官，也就是对华北还不肯放手。宋见何时，何代表中央任命宋为冀察绥靖主任，宋坚辞不就，道理也在这里。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进了颐和园。
临行并发表了书面谈话：
“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
史学家谓之，欲擒故纵，此事用兵法解释自然不错，其实，当时宋哲元并没整套对付何应钦的方案，不过是下马威，常人也会这样做。蒋认为，宋是个单纯的军人，还是对他有深刻了解。如果说将军们工于心计，昧于方略；对内勾心斗角，对外斗争无方，宋的水平远远不如何应钦。在中国官场，即使生性单纯，也得认认真真地学习几套官场套路，否则难治！
何应钦并不以宋的态度为意，因为他本来也想脱身，宋的办法也许更成全他。当前要处理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对宋，仍然是对日本人，日本袖珍内阁会议上决定华北自治缓行，同时也提出要求，要求华北轻度自治。轻度自治是什么样，怎样“轻度”法？国人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当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产以后，中日在华北问题处于僵局，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岂能甘心，而且已经开始谋划新的方案。所以为使华北平静而又打破这僵局是刻不容缓的事。何应钦来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长已经反复密商，作出几条决议，第一条就是接受日方提出的轻度自治方案，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如形势许可，即设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这话既矛盾，又有奥妙。“如形势许可”这句话，实对何应钦脱身非常有利。
显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政务机构对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欢迎，一切还都顺利，但是保密的，当然是对国人保密。因为这半自治的机构，是对日妥协的产物。虽然宋为委员长，在委员分配，亲日势力参与，对日政策等方面也必对日有大步的让步，国人接受吗？
另一方面何应钦代表中央来北平，伤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买帐。由殷汝耕出面，要求响应自治，并以殷署名写了千余言的为民请命书，又组织20余人打着“北平市民众代表请愿运动”旗帜，到中南海居仁堂门前递交请愿书。同时，日军派遣15架飞机飞临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威吓，撒传单，请命书中提出两点要求，要求何在5天之内实施，他们赖在居仁堂门前不走，在大门上撒尿，在卫兵的刺刀上划火柴抽烟。何应钦不敢出来接见，感到空气紧张很难应付，想动身南返。此时，担任北平城防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求见何应钦，话中有话地对何应钦说：“请部长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全负责。”口气虽然恭顺，实已暗示何的命运掌握在二十九军的手中，此时是12月5日，为此，传出轻度自治之事，4天以后，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结果。学生们游行示威的第一站就是中南海。
此刻，何应钦是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其实不只两面受气，而是受三面的气，既受日本人气，又受二十九军的气，同时受民众的气。何应钦如何处理，轻度自治能否实施，学生运动结果如何，为什么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划时代”的运动？何谓划时代？我们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