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北平。
北平学联组织“一二·一二”示威游行，以声援绥远抗战。
北平当局善意劝阻，未成。决定于景山与学生对话。宋哲元准备到常
在学生队伍向景山集中途中，宋哲元乘车与学生队伍相遇。
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１
宋下车向学生要传单。学生围在他身旁，向他说明示威目的。双方进行了诚挚的对话。宋听了学生的申诉，面带笑容乘车离去。
下午，宋因故未能到景山。
秦德纯与学生见面。学生高呼：
“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拥护秦市长领导救亡运动”
秦德纯在讲话中对学生说：
“诸位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二十九军爱国心是不让于诸位的……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是民众的力量。”
当晚，张学良电宋，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事”。
13日，宋召开高级将领幕僚会议。
宋作了最初的应付：
一、即日电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务请保护委员长安全，国事应由国人解决，一切问题从长计议。
二、为免除猜疑，引起混乱，复电何应钦，说张学良是被共党包围而叛变。
三、为杜绝日方提出共同防共要求，宣布加强防共。
四、为保护东北军眷属在北平住宅及人身安全，决定立刻派人分门别户进行访问，嘱咐他们切勿出门，少来往，以免发生意外。
13日、14日，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及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同意他们的戡乱主张，但不公开指责张、杨。
后来，通过派员赴南京了解到何应钦等企图以武力讨伐张、杨，乘乱夺权。
冯玉祥力主政治解决，遭严密监视，冯暗派邓签三、韩多峰北上，转告宋小心说话，宋悟，求以政治解决。
12月16日，南京空军轰炸了陇海铁路沿线的渭南、华县。地面讨伐部队亦已开进潼关，大规模内战将一触即发。
17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
21日，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通知张学良、杨虎城，他的部队“奉命西开，祈勿误会”，但，电文中未说明奉谁之命。
“马电”引起南京政府军政大员惊慌。何、孔等怀疑宋哲元与韩复榘联合行动。
第二天，宋偕秦德纯、邓哲熙匆匆赶往山东德州与韩会晤。韩兴致勃勃，见宋即抖搂出个包袱：
“明轩兄，你知道老蒋一生都干了些什么事？”
宋哲元感到没头没脑，怀疑他会发出类似“檄文”一样的话，未及开口，韩大概觉得这个提问艰深难答，于是自己回答了自己：
“其实，这老蒋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赚钱，一件就是撒钱。看懂了这一点，其实那个委员长的角儿，谁都能当。这回他蔫了１
宋、韩在西北军的时候，虽是袍泽，但在冯大帅严厉的管教之下，韩并无此放达，宋、韩又有上下级关系，韩见宋总是恭而敬之。但宋也感到韩属“控他型”而不是“他控型”，往好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领袖型”，往坏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野心型”。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是“控他型”的问题，而是失控了。宋才略略明白，“马电”中所提“英明壮举”是何用意，宋说：
“向方兄，‘马电’是否莽撞，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反而不利于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结果只能使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
韩突然收住话题，宋见说话机会，向韩力陈利害。最后说服韩，韩同意与宋联名，发出“漾电”，电文如下：
“……慨自西安非常事变，举世惊痛无已……万不容在国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所谓亲痛仇快者是也。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以上三义，夙夜彷徨，窃维处穷处变之道，回与处经处常不一，似宜尽量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适之解决，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之时……倘蒙俯察，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以后，宋哲元几次失策，甚至丢失北平城，蒋介石替他转圜，没拿他做“替罪羊”，据有些人解释，与在西安事变之时，宋支持蒋有关。也为韩复榘终被蒋所杀留下伏笔。
作为宋哲元个人，其与韩复榘、石友三等翻三复四的人不同，与张学良这样少壮军人也不同，甚至与城府很深深通官场的其他将军和政客也不同。宋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较深。蒋、冯、阎大战后，在形式上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庞炳勋倒向蒋介石，而宋哲元心里已认为国家之君即蒋，可惜的是，蒋一直拿他做异己，也是蒋狭隘之处。
话说回到“西安事变”。这里引用一段日本现代史家伊藤正德的说法：
“……发生西安事件……结果使蒋委员长决心在民族战争的基础上，对于日本军部的侵略从事长期抗战……在这种情势之下，土肥原使‘华北五省独立计划’，不得不像童话一般宣告破灭。由于国民政府渐趋积极的态度，遂使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纷纷宣誓效忠中央。而冀察政权的内部，亲日派也在逐渐的遭受淘汰……”
1936年在混乱纷纷的局势中过去，往事不堪回首，未来又怎能展望！人们心情沉重，余悸在心。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1937年的开始并不是狂飚突起，也不是纷乱纠葛。年初是一种罕见的平静。
美国的中国通拉铁摩尔曾对人说：
“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１
以沉着、圆滑、老练著称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尔·E·格鲁写道：
“这个运动我常常谈到，并视之为恰似海边的浪潮，坚信潮是在涨，而不是在落，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必定要比以前的潮水冲得更远……”
日本政局自1936年“二二六兵变”以后，军人更加跋扈专横。“二二六事变”至使冈田启介内阁倒台，促请东久迩宫大将出组皇族内阁。建议流产。于是日本各地谣诼朋兴，风声鹤唳，人人害怕另一个“二二六事变”又将来临。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少壮军人的淫威之下觳觫战悚。在此形势之下，成立了广田弘毅内阁。前面已经提到，广田内阁已经成为军部的傀儡，政权已经落到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两位大将之手。
广田内阁寿命半年余，于1937年2月倒了台，又由曾任过陆相的林铣十郎大将，组成军政府，军政府面临着军政矛盾和国内外各种危机，寿命更短仅仅3个月，于1937年5月末宣布总辞职。
为平衡以天皇为中心，协调军部与官僚政党之间关系，6月4日，由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出马，组成新内阁。近卫文麿年仅45岁。被报纸和国民誉为“青年宰相”。近卫是平安时代历任辅佐天皇大臣之职的五世家之首。从近卫文麿的祖先藤原镰足算起，已是46代。作为日本最高的名门望族的近卫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已达一千数百年历史。近卫和天皇就像是一对亲朋好友。表面上看，近卫对天皇甚至有些不礼貌，实际上这是与天皇家世代亲密的表现。他的组阁当然有很高的权威性。
近卫于14岁时世袭公爵，后入京都大学就读。早年一直在西园寺公望公爵的扶持下活动于政界。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他任宰相后，对军部的行动和对处理中日关系，态度一直模糊，有人说他城府很深，也有人评价他犹柔寡断。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精心，生怕患上什么病，就连生鱼片也得煮着吃。医生告诉他，每天照日光浴，从脚尖照起，每天向上照两寸，他就忠实照办。
他和夫人在轻井泽落满火山灰的小路散步。近卫边走边说，照这样下去日本将灭亡，应该决心舍命打开困难的局面，“为国家舍生命，万死不辞。”他精神抖擞地说。
忽然，天空响起了出乎意料的雷声，夫人回头一看，近卫竟躲到近处的一个大树洞里，雷声过后，他才从树洞里出来。夫人讥笑他，“能万死不辞！被雷声吓得躲进树洞里１1937年在近卫首相任期内，日中全面开战。从开战起，他确信定将战败，可惜当时他患有痔疮，不论去哪里，都要在屁股上垫一个充气的胶皮圈。所以，后来他亲近的人遗感地说：“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对中国是否发动全面战争，近卫犹豫了4天，终于同意军部的观点——膺惩暴戾的中国军队，向华北派遣3个师团的兵力。到战争后期，日本面临战败，近卫也像中国军阀一样迷信起巫术。把巫婆请到宅邸，询问自己前程，卜测国家命运。并请巫婆把先祖镰足公（藤原镰足）请来指点迷津。微胖的老妇人和中国的巫婆似是同出一辙，是会鬼魂附体的。
老妇人身体开始颤动起来，接着全身大摇大晃，大睁双眼，连眨也不眨。突然，她横躺在榻板上，一会儿又坐起来。接着，她闭上眼睛，老妇人举止稳重，说话变成了庄重的男人的声音，并且在悠悠然地作着手势：
“文麿，我是镰足，一晃1300年过去了……”
近卫两手着地，平伏在地上：“是，是……”
1937年新年伊始。也就是美国人说的“退潮”。除了田代司令官纠住建沧石铁路、开龙烟铁矿、修塘沽码头以外，又在华北各地，首先在北平、天津周围大建兵营、飞机场，以积极准备开战。在东京已经多次商讨过对华全面战争问题。那些少壮军人不断以各种形式向政府、军部要求“对南京政府一击”，如：
2月1日，海军军令部第三部在《综合情报》中要求对既定对华政策再作研究，准备和战的两手。
3月上旬，日军参谋本部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东军参谋大侨熊雄主张：“……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喘…”
5月下旬，来华北了解情况的井本熊男回国后向参谋本部汇报：“……大多数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
6月5日，来中国东北、华北等地了解情况的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向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
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对新政府建议：“……
如我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
与此同时，日方开始积极军事准备。
3月24日，70艘日本军舰开到青岛，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登陆演习。
4月1日，日本海军派遣野村等人勘察塘沽港口形势。
4月2日，日本海军武官齐集天津，会商兴筑塘沽港口，以备开战后运送军队给养和弹药。
4月，把国名改称“大日本帝国”，似乎是向国外宣言，若有反抗我国者，立即将其击退！
5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承德召开军事会议。
5月8日，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热河。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率参谋们，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之后，参谋公平与井本又奉命到关内旅行，侦察各地情况。他们先后到过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现呼和浩特）、大同、太原、济南、青岛及华中等地。6月底回国。
平津地区华北驻屯日军演习，比上一年更加频繁。如：从4月25日起，在平津近郊战斗演习。
6月开始，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并且由驻屯军大部幕僚聚集大枣园山（宛平城东约1公里），对演习部队进行检阅和现场指导。
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
显然日本军方在积极备战。而三届内阁，又均伸出了橄榄枝，发出过和平的保证。如：
1月25日，日本“稳健派”主要代表，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
2月，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组阁，林铣内阁上台即标榜不尚武的新政策。
3月，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经济使节团来华访问，称此行“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儿玉等人几次与蒋介石、张群、吴鼎昂等头面人物数次接洽会晤，一改过去责问、刁难的神气，态度乐观、气氛友好。儿玉表示，要调整两国邦交，改变对华政策，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
日本官方采取一系列措施：令蒙古军自动停战。示意德王发表通电，拥护南京政策，并解散王英等部队。
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
4月16日，日四相会议，又强调“必须以公正的态度”改善与华北当局的关系。
4月间，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赴日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表示亲善和友好。
宋哲元以不能分身为由，派张自忠率代表团前往。行前，田代司令官，日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海军大佐久保田等，设宴为张自忠饯行。出发时，田代与堀内又特派代表到车站送行。代表团分两路访日，访日期间，日顾问笠井半藏，樱井德太郎亲自引路，形影不离，表示了高度友好。
除此之外，华北驻屯军还拨给二十九军1个营的三十八式野山炮。这也是件空前绝后的事。
在这同时，日本也极力改善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
人们对这个宁静的春天感到惊异，许多人相信，中日两国已经共同度过了严重的危机，所有悬而未决的纠葛与矛盾将会一一获得解决。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张自忠率军事代表团能够理解吗？
张自忠率代表团访日消息发出，全国上下，舆论哗然，一时间成了国内舆论关注的中心。许多人不理解宋哲元为何在全国抗日气氛高涨之时，出此亲日之举，而中央政府对此缄口不言，使人们疑心重重。全国上下质问宋哲元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宋的故旧，甚至亲自乘火车北上，当面对宋诘责。
不久，斥责之声骤起，指斥宋在拥护中央同时，又背离中央。《中央周报》在一篇题为《天津特函》的文章中指出：
“（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冀察一部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
“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显然是指宋哲元一伙。
人们还猜测宋等有政治企图，张自忠有重要而秘密的政治使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程锡庚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宋哲元有通过张自忠访日，绕过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与日本政界商谈冀东、察北收回问题。”
另一方面，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对张自忠访日也非常警惕，在两军联席会议上，决议反对张利用访日之机，和日外务当局商谈冀东和察北问题。
宋、张在日驻军的强烈反对下，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百般掩饰。在回答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阿弗荣克的询问时，张自忠解释说：“这仅是一次礼貌上的访问。”在启行前对新闻记者也强调：
“此次系旅行性质，并考察日本军政商航空等状况，俾作借镜，如有机会，亦将与日本朝野人士一谈，但并无政治上使命。”
宋哲元也对新闻界表示：
“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诸位看到宋将军以上讲话也许会感到惊讶，话虽未讲到“中日提携”，“东亚共荣”，话中实际内容已与其相同。把其讲成通俗的意思，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团结起来对付英国和美国。
令人似乎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日本人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东北又进一步蚕食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生死存亡关头，为什么中国的领袖们，尤其如宋哲元这样的爱国将领，也不断地提出“对远东共同负责，否则他人（他人显然主要指英美）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为什么要忍辱向侵略自己的敌人靠拢，而眼睛警惕地球另一边的民族？
因为中日两个民族太相近了。不光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习俗、政治传统、面孔文字、繁文缛礼、心胸狭隘、思维方式、说话兜圈子、生活恶习、官本位、窝里斗、告密、偶像崇拜等等，均能找到共同之处。不过，这些还属次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的社会情况几乎没有差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强盛。日本貌似学习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而实际上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的专制制度，天皇还是“现人神”，更加强了专制的内容。其根本不同点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基于人权与民主思想，而日本的天皇中心制度，基于东方式的专制制度。西方式的强盛是基于民主的强盛，日本的强盛是基于专制独裁式的强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大有西方式的民主特征，后来蒋介石解释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仁政。”“施仁政”是儒家建立政权的根本思想。仁政的行为顺序是统治者向小民恩赐，并不是民主，而是主民。做民时希望民主，做了领袖就开始惧怕起民主，而希望主民。中国人都想国家强盛，是欧美民主式的强盛还是日本独裁式的强盛？所以，当时中国人被日本人打得焦头烂额，中国的领袖们和日本的关系，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话说回来，虽然当局感到两国大战难免，但也希望互相理解，开始缄口，《中央周报》一发文章，这事儿就等于完全推给了宋哲元、张自忠。宋、张有口难言。
当时，华北的形势，无论在“经济提携”的谈判桌上，还是在“烧饼夹肉”式的军事演习上，都是处于僵局。可是同时，日本政府却派经济考察团来华，受到蒋介石等头面人物多次接见和热情款待。华北驻屯军力图打开与二十九军的僵局，所以策划宋哲元、张自忠等访日。
华北驻屯军为什么单单看中宋、张？将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分成两派，即：亲日派和南京派，宋、张属亲日派，冯治安、秦德纯，佟麟阁属南京派。邀请宋、张访日，既是反间活动，又是拉拢他们，使他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的军事实力。鉴于华北的“抗日空气骎骎乎弥漫京津一带”而有必要采取新对策。1937年3月底，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遂主动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本退还庚子赔款中拨支。
宋哲元接到邀请后，真有点左右为难。鉴于到日本兵营吃饭而被迫签订“经济协定”的教训，现在再深入敌国，再遇要挟，如何转圜？难道自己去做现代的苏武？还没有苏武那样光采照人，恐怕更不会留名青史。但若拒绝，又担心会使局势更加恶化，甚至有与日方立即决裂之险。宋与张自忠、秦德纯等再三商议，宋决定以自己身体不适，改派张自忠代替自己访日，以李代桃僵之计敷衍日方。
4月中旬，组成了以张自忠为团长张允荣为副团长的“冀察赴日考察团”。主要成员有：三十七师的何基沣旅长，三十八师的黄维纲旅长，一四三师的田温其，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天津市政府交际主任兼中英文秘书翟维祺，天津市政府参事徐维烈、边守靖，天津市商会会长王文典，原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陈中妥等，加上随行家属共20余人。赴日考察团启程前，宋哲元特别约集刘汝明、冯治安等人为张自忠饯行，嘱咐要事。外人不知，还以为像诸葛亮送刘备去江东相亲，亲授锦囊妙计，或是燕太子丹送荆轲去刺秦王，击筑而歌。结果都不是。宋哲元只是对张自忠一再叮嘱：“要为中国人争气，要住最好的旅馆，钱该花的不要小气，别叫小鬼子看不起我们。”
张自忠率团于4月28日抵东京，后分“内地组”和“青岛组”分别访问东京、京都、奈良、大阪等地。宋哲元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电催代表团回国，代表团提前于5月23日离日。
日方就此大造舆论，说他们在日“受到各方面的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造成，已收到相当的效果。”
张自忠回到天津，在全国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向国人交待情况。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书面讲话，称“此行走马观花，没有什么心得。”张的讲话使国人不满，不得不调查其在日言行。
材料证明，他们在日确没有同日本谈判政治军事问题。仅有一次涉及经济提携，张的表态和中央精神一致，即：经济提携的前提是消灭冀东伪组织。
张等还有一次与日本少壮军人吃饭，日方挑衅，言称中国联合其他国家反对日本。何基沣致答词否定。
此外，张自忠还拒绝为名古屋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剪彩，迫使日方将展览会对面的伪满洲国国旗撤除。
张自忠访日之事，风波略略平息，华北又回到往日的纠缠、对峙之中。
因宋哲元被迫在《华北经济提携》文书上签了字，日方加紧催逼兑现，变本加厉不断提出层出不穷的要求。如：开发龙烟铁矿，必许以日人投资，而以矿产为抵押；沧石铁路必须垄断井径煤产。凡此问题，宋哲元均不敢专擅表态，而必须请示南京政府。在此期间，日人的胁迫又无所不至，不分昏夜清晓都来拜访宋哲元，或到绥靖公署胶着纷扰，使得宋等要员没有片刻休息洗浴时间。
当年宋哲元已经五十有二岁，长年征战已患高血压和胃玻宋本来话少，现在更加沉默，有时脾气非常暴躁，无法忍受日方尽日骚扰。人在病中，难以避免一种软弱者的心理：“眼不见，心不烦。”1937年2月，宋哲元就向秦德纯表示：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以我为交涉对象，我暂离开平津，使日方失去纠缠目标，可以缓解日方胁迫之势。”并告诉自己的想法：“准备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
秦德纯和佟麟阁都不很同意，事情搁下。3月宋又提出：“本人原拟在春节内返籍扫墓，惟以天寒不便，未成行，俟春暖后或仍将一行。”
5月，宋哲元决意返鲁，经中央批准，成行。
宋哲元偕秘书长邓哲熙一行，从天津接了老母和全家老小，浩浩荡荡地返回山东乐陵县后颜家村老家。自从投笔从戎以后，几十年间他很少回家居祝此次宋已是国家上将军和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衣锦还乡言之不过。
宋家老屋只是几间土坯房和一个小四合院，岂能容下全家20几口和勤务、秘书、幕僚及一个警卫连的居祝在来之前，宋已在后颜家村选购了宅院地基，新建了前后两座二层楼的宋家大院，留给随员居祝
宋到家后，来访乡绅耆宿络绎不绝，宋与风水先生堪舆墓地。变得精神松弛，露出了很久少见的笑容。
宋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非常重视家乡。
回乡几天，即在宋的主持下，成立了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县志局，并聘请编撰人员数十人编写县志。组织修缮文庙，建设了图书馆等。此外，他还选送家乡13—16岁子弟兵500名，到二十九军当兵，编成学兵营，送往南苑军事训练团训练。
宋返家乡，亦非完全休假，他随时通过携带的短波电台与平津保持联系，并以幕僚戈定远、王式九等往返于南京、天津与乐陵之间，磋商各类要事。
在这期间，各种迹象表明，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作为一个统帅此时离开确实不妥，但无他策。
由于对敌人内情一无所知，长期胶着相处，摩擦——冲突——解决，已使麻痹意识渐渐滋生，而且二十九军上下普遍有一种轻敌思想，认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们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日本军队打垮。”宋将军在鼓励士兵时，经常这样讲：“真打起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手榴弹。在喜峰口和他们较量过，两军杀到一块，飞机、坦克不如大刀顶用……”
大战临头，不光宋将军轻敌，6月22日蒋介石派人给宋送来的亲笔信中，也只是说宋含垢忍辱、苦撑精神，“久而弥笃”。未及一语，提醒警惕。当事者迷，大将亦然，当局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