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即命令亦在庐山的外交部长王宠惠立即回京。王即日启程，7月10日抵达南京，旋即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时在天津不回，日大使馆由仅有的一位参事日高信久郎负责。日高悍然向王宠惠表示：“……日本不愿意以中华民国外交部为交涉对手，卢沟桥事件应予就地商谈。”
日高参事的一席言词令人惊愕。这也是“不以中华民国为交涉对手”一语的首次出现，翻阅过抗战史的人，就会经常发现，日方在这之后，经常使用此语。这话何意？一是，就地解决，但从全局看，日方非此意。二是，对冀察当局施加压力，使冀察当局就范，成为类似冀东殷汝耕那样的伪政权。
就在这一天，蒋电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并令孙连仲、庞炳勋率师北上保定一带，准备在保定——沧县一线与日军作持久之战。这一构想，恰恰体现蒋介石的“德国式的整军布阵战术思想”。岂料日军在占领平津以后，先向西北，兵出南口，8月份即开始了南口大战，得手后，又转战山西忻州、太原等地。平津失守后，恰遇平津河北天降大雨，遍地汪洋。二十九军兵败，军多怨言，已无战心，所以，保定——沧县的阵地防御战，未经大的接触，即行南溃。
蒋介石与宋哲元虽然在以儒学治军治国的观点上相近，但蒋曾受上海滩翻云覆雨的经济政治潮涌的影响和青帮红帮黑社会势力的熏陶，手段要比宋哲元高明而灵活得多，这一点也是宋对蒋不信任的根源。再加上过去的芥蒂，一直潜伏着心理上的危机。反之，蒋也一直认为宋是冯玉祥的亲信嫡系，也总是防他离心离德。
话说回来，日高参事的话不能不使蒋介石派生出很多想法。
7月13日，蒋电饬宋哲元“万勿单独进行和与战”。电文有谓：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余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的观点，无疑是见地远远高于宋哲元。后面电饬既是针对日本的“不愿以中华民国外交部为交涉对手”，又是暗示宋哲元必须听从中央指挥。孙连仲、庞炳勋率师北上，既是威慑日军，同时也是威慑宋哲元。宋哲元抵津之日，到19日离津之时，在这黑暗而漫长的8个日夜间，风波层出不穷，他确给国人留下了一个莫大的谜团，他所表现的矛盾与犹豫，险些使日本人的诡计得售，险些断送二十九军，国人可能沦于万劫难复之境地。
宋哲元乘专列回北平之时，日人见宋并不顺从，企图再制造一次“皇姑屯”轰炸张作霖那样的事件，而使冀察当局及二十九军群龙无首，趁乱出面收拾局面。所以在杨村西侧铁桥埋置炸弹，而图炸毁宋的专列。庆幸的是，装置炸弹的人是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在炸弹上没有装上引信，所以没有爆炸。
19日上午10时宋的专列到了故都北平。当日，日报宣传，19日，张自忠、张允荣与香月商定6条“细目”，即以香月提出的7条要求为基础的商谈内容。并说张自忠、张允荣还代表二十九军签了字。
宋将军从火车上走下来。8天前，由于在老家两个月的休养，又恢复了他那方脸黑髭高大魁伟的齐鲁军人形象。8天后的今天，跳下火车，几乎令人认不出来，人的轮廓好像小了一圈，面带疲劳和憔悴。记者们围了上去，劈头就问：
“宋将军，今日日文报纸已报道，张自忠市长、张允荣委员已经和香月司令官签订六条‘细目’是否属实？”
“宋将军，日方报道将军参加田代司令官的葬礼，目的是见香月，并向他道歉”
宋哲元面露愠怒，振振否定：“根本没有道歉之举，若是道歉也是双方道歉。更没有‘细目’之事。”
宋本来寡言，今天的话就更少，只说以上的几句话，就钻进了来接他的汽车，在车上一言未发，回到武衣库私寓。随员知宋心境不佳，谢绝一切来访者。宋心里明白必有很多前来诘责的客人被拒之门外。宋考虑再三，决定翌日发表公开谈话。内容略约：
“哲元对此事（指卢沟桥事变）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之大事，只有静候国家解决也。”
当日（20日）下午3时，日军以大炮回答了宋哲元的讲话，日军用大口径炮猛轰长辛店及宛平城，造成守军及民众惨重伤亡，宛平城最高军事指挥官吉星文团长亦负伤。中日全面大战开始进入不可收拾阶段。
宋哲元到北平以后，首先见到了秦德纯和冯治安。秦已经在府右街私寓，秘密构筑混凝土地下室，以备固守北平之日，做战时指挥部。
被日本人看作抗日的主要人物冯治安，这时已被任命为北平警备司令。他往日精神抖擞气魄剽悍的形象，现在加上了一双熬红的眼睛，因为年轻，只有三十几岁，所以尚无疲劳之态。卢沟桥事变后，他已经在北平城内及郊区布置警戒，北平城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检查来往行人车辆。在交通路口均已垒起沙袋和拉起铁丝网，以作临时工事。
宋哲元听了以上报告以后，一言未发。之后，带着冯治安等出去视察。坐在车中，见到林三街旁向车敬礼的军人和交通要道如临大敌的临时工事。宋哲元向冯治安表示，为表示我们和平解决的诚意，要把这些工事拆掉，并和冯治安等商量将三十七师暂时南调。后经冯治安、佟麟阁等人反对，中央也不同意，事情搁置，待观动静。
7月17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宋哲元，要求二十九军兵集南苑、宛平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日方压迫，要求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南调，北平城区只准驻保安队（天津城区根据辛丑条约，已不准驻军），作为谈判条件。两种对立的要求，宋对谁的都得听，对谁的都不能全听。宋举棋难定，只好将两种指令要求折衷。
当时北平城内防务，主要由三十七师二二一、二二二团担任。7月20日，日方要求将二二一、二二二团南调离北平城40华里以外，作为解决大炮轰击宛平和长辛店的条件。因宛平、长辛店距北平30华里左右，南调40华里的意思，即调往宛平、长辛店以南，把北平防务让出。宋等只好答应，采取偷梁换柱之法，将二二一、二二二团官兵速换成保安队服装，继续住在城内，将原驻城内的保安队南调，并令驻河北任丘、河间的赵登禹一三二师石振纲二十七旅换成保安队服装急行军进平。一时保安队服装奇缺。
人心略略安定，北平城防务部队又增至4个团。二二一、二二二团防守北平西北方向，由阜城门至德胜门一带。安定门至东直门一线由六八一团一营防务。齐化门（现朝阳门）到东便门一线由六八一团二营驻守。东便门至大红门由刘汝珍六七九团三营防卫。右安门至广安门一线交给了刘汝珍六七九团李延赞一营警戒。此时，驻城内东交民巷日军约有500人。
同时，宋哲元又令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下辖的一旅陈光然二旅吴振声，在西苑布防。23日国民政府公布“惩治汉奸法”，汉奸为日人通风报信情形略略收敛。北平态势粗定。
蒋在庐山令宋哲元到保定坐镇指挥之后，蒋料宋必打折扣。11日果然得到宋到天津消息，蒋大怒，但此时不是发怒之时，一怒可能将宋哲元逼到日本人那面去。他只好忍怒召来参谋次长熊斌中将，向他面授机宜，令其马上北上，向宋哲元传达中央抗战决心。熊斌中将12日即出发北上保定。因宋去天津，迟滞至22日两人才在北平见面。熊斌是个说客，“塘沽协定”之时，曾是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也属留日派。熊与宋的私谊也不错。熊见宋先叙别情，再论国事，最后，又准确而又生动地讲了中央的抗战决心及委员长谆谆期望。
19日那天守军得到蒋在庐山海寒寺向大学校长、教授、新闻界和知名人士谈话的消息。这就是庐山讲话，节录如下：
“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下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的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态度；和平希望绝须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讲话”19日发表，国人极度激奋，零涕相告，掀起全民族抗战热潮。同日将“讲话”送交日本大使馆。同时以《备忘录》形式向日方提出和平倡仪。20日日军大炮轰击宛平、长辛店，大概也是对“讲话”的回答。
熊斌向宋哲元讲明中央意图，宋才相信中央已经决心抗战。
20日前后，军政部拨发给二十九军300万发子弹，并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射炮部队，全部调赴保定，拨归宋哲元指挥。鲁、豫各地兵站仓库一律向北推移，以备作战补给之用。
宋哲元才作下国人殷望的决断，他要誓死抗日，固守国土，跟日军决一死战。7月24日宋紧急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研究兵力部署和方案。不过此时，无论采用参谋长张樾亭的“三线防守”方案，还是采用副参谋长张克侠的“以攻为守”方案，还是其它方案，都已为时过晚。自11日日内阁发表向华北派兵声明，已过13天，日方在这13天里紧锣密鼓布置，作战方案已接近完成。也由于二十九军无法掌握日方军事情报，和对日军向华北调兵目的反应迟钝，宋哲元等人还以国内内战的经验而决策，决定赵登禹一三二师石振纲旅守北平，其余和三十七师进攻丰台、通州，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海光寺。刘汝明一四三师自南口出来，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截断古北口通路。决定8月1日行动。而被日人抢先动手，二十九军极为被动，战事也极惨烈。
两国交兵，争取好的国际环境和其他国家支援，也是决定胜败的重要条件。
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势力最大的莫过于美国、英国、苏联。自从日本退出与英美等国签订的海军条约以后，日本不愿再在海上称小兄弟，而使美英不悦。“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又退出国联，而与英美等国关系闹僵，但是，不等于美英支持中国，英国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直以中国为“敌性国”，中英关系存在敌性性质由来已久。鸦片战争，就是英国的兵舰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广州的平英团，平津一带的义和团，高举着反帝大旗，主要面对英国。况且，30年代以后，德国纳粹兴起，已经对英国构成极大的威胁，英国也感到无暇东顾。英国也已明确表示，中国如与日本发生战争，英国不能支持中国。而美国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摩擦一直抱着观望的态度，只有日本损害美国在华利益之时，美国才出面表态。中国与日本爆发战争，如请美国支持中国也是不可能的事，假如为中日之间战争之事在美国公民中进行公决，恐怕支持中国的观点会不足一半。因为美国人会认为，两个黄种人的国家争吵，我们不必介入，尤其中国人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比较恶劣，一个留着长辫子面黄肌瘦的鸦片鬼，在外国的街头打着滚要求洋人施舍。驻外国的中国大使趿拉鞋在巴黎街头捡罐头盒等等，给洋人的印象太深。美国人会认为将纳税人的钱支援中国，无疑是给东方鸦片鬼以更多的条件去过烟瘾。至于苏联，西面面临纳粹德国的威胁，苏联不愿东西两面受敌，几乎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愿意中国牵制住日本，但也不愿明显地支援中国，而激怒日本，影响日苏关系。
可想中国政府在外交上步履艰难。
原来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的陆军元帅山县有朋和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鉴于日本既结了与中俄两国的仇恨，又招来了英美的嫉妒。英美俄三国干涉日本归还辽宁的余痛未消，各国联系的威胁可惧，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曾制就日本未来战略数则，奏准天皇，列为兵典，那战略就是将欧亚强国，分为假想敌，按其敌性深浅，定其交战等等。照当时计议：日本的假想敌，帝俄居第一位，美国居第二位，英国是同盟国，中国国力未充，不在假想敌之内。山县、东乡自觉日本国力与任何一个假想敌作战，都可获得胜利；如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胜负还可相等；如与两个以上假想敌作战，则日本必败。因此他们议定日本国防公式：应以避免与两个强国同时作战为铁则。这铁则经过后来1918年、1923年的改订，假想敌次序有数度变更：美国第一位，俄国第二位，中国第三位。而不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的铁则，仍无变动。
日本元老、内阁对于大陆政策的推行，格外小心谨慎。1922年宇都宫太郎大将在病榻弥留时，命他副官土桥勇逸把荒木贞夫（1932年担任陆相）召唤前来，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粗线，这条线在东经60度与70度之间。他说：“这是你们一代应该努力的日本。”这条粗线包括：西伯利亚全部，中国、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后来日本创造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即此范围，只是将其性质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日本属地，包括海南岛、香港、东南亚、苏门答腊、婆罗洲、锡兰和印度洋沿岸。第二种是受日本指导的国家，包括中国、满州国、缅甸、越南、菲律宾、阿富汗、暹罗和爪哇。
1927年前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之曾向天皇上奏，说“要征服世界，就得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得先征服满蒙。”虽然此奏折是否属实，已难考证，但日本所实行的大陆政策确是这样做的。史称“田中奏折”。“田中奏折”将宇都宫太郎大将的遗嘱更加明确和具体化。
日本的大陆政策，在1936年以前，仍以山县东乡铁则为基准，所以无论怎样，他们还是小心谨慎地对待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至于1942年爆发与美英的太平洋战争，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英美中苏成为同盟国，那是后话。
话说回来，蒋介石在17日向大学教授们讲话之后，7月20日自庐山返抵南京。7月21日英国大使许阁森谒见蒋，蒋对许阁森明确表示：“我国非不可考虑为适当之解决，但……
日人无信用，最好请你作中间保证。”
三天后，许阁森再度请谒蒋介石，他说：“贵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和贵国特使孔祥熙先生，已与敝国外相哈里法克斯会晤。敝国刻已知会日本，停止原在进行的英日谈判计划，并且促使日本全力节制日军在中国的行动，日本必须深切了解，中国的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
蒋对许阁森大使说：“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间的协议可以同意，实已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条件，我方必予拒绝，彼时战争必不可免。”
7月25日，美国大使詹森请谒蒋，蒋首即说明：“在我方已尽最大容忍，对于日方之两项目的已予同意，盖日方要求：一、卢事当地解决，我方已允由当地解决。二、中央不妨碍当地解决之实行，我政府对于宋哲元请示之三点已予同意。凡此均为谋求和平，曲予优容。但我政府至此已到最后限度，若日方再提其他要求，向我威胁，我方决难接受，唯有出于一战１……蒋又正告詹森大使：“美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对此项事件，实有法律上的义务；美国又向来主张和平及人道主义，所以在道义上，也有协助制止日本的义务。”
26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谒见蒋介石时，向他提出报告：“敝国……极望贵国与日本能和平解决，昨天和王宠惠部长晤谈的时候，本人曾经表示：敝国政府甚愿协同第三国，对日本为友谊的劝告，或出面调解。但日本已声明不愿意第三国出面干涉，敝国虽欲调停，恐亦不可能收效了。”
同一天下午，蒋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那齐雅以英法间的“百年战争”为例向蒋感慨地说：
“敝国在历史上，曾与英国有百年战争，当时英国谋伸张其势力于欧陆，认为敝国将永远为英国所征服。但是，百年战争的结果，却是英国势力仍须缩回英伦三岛。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也以为可以征服贵国。可是战争的结果必然是日本归于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岛上。然而，在此和平尚未绝望以前，敝国极希望仍能和平解决，所可惜的是日本军人太多，意见不能一致，因此，和平的前途实在不可乐观。”蒋回答说：“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作主，实在可惜。”
可惜的是，这些国家只是在道义上对中国表示同情，并无任何实际支援。
蒋为做最后和平努力，电令驻日大使许世英晤见日本外相广田，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解决之愿望，平息中日争端。日本外务省官员幸灾乐祸地回答：“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
这实等于戏谑式宣战了！
到7月25日左右，日军在平津集结兵力有：
一、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旅团，即铃木重康混成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近北平北郊。
二、由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即酒井镐次旅团，亦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平北沙河镇。
三、日本驻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治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
四、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自日本国内循海路运抵华北，配合海军在塘沽登陆。
五、原华北驻屯军。
六、日飞机50架飞抵天津。
以上兵力，约6万人以上。
另外，冀东伪保安队约1．7万人（后反正），蒙汉回伪自卫军计2万余名，伪满蒙征绥联合军约1．2万名，伪蒙古征绥军联队约7000名。
日方实力已远远超过二十九军。
日军在塘沽已卸下10万吨军火物资，天津日军以40辆载重汽车日夜不停向丰台等地运送。
日军目的，首先分割北平与天津，而使北平、天津二十九军驻军成为孤立形势。这样，北平与天津之间重镇廊坊的战略地位就显十分重要。
当时的廊坊是河北省安次县的一个小镇，被北宁铁路（北平到沈阳的铁路）线分为南北两部分，小镇坐落在廊坊火车站的两侧。早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曾在此与八国联军大战，以廊坊大捷而使廊坊知名。平津地区如若战起，争夺廊坊是不可避免之战。
因在廊坊地区有北宁铁路和平津公路连结北平与天津，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后，即派三十八师一一三旅刘振三旅长率旅部及二二六团驻守这一带。旅部、团部和特务营驻在铁路路南，第一营驻在车站东端的侍卫府。第二营（欠第五连）驻防廊坊以东的武清，其第五连驻守杨村。第三营（欠第十二连）配置于廊坊铁路以北，其第十二连驻在廊坊东北的河西务。团迫击炮连驻在铁路以北的一个小货栈内。机关枪连则配置在车站以北的一个小村子里。
卢沟桥爆发战事以后，二二六团官兵知道固守廊坊，钳制阻止日军由天津增援北平，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团长崔振伦首先把随军家属送走，随即构筑工事，把车站和街巷隔开。各街口用枕木、麻袋填土堵塞，在房顶上则垒起各种类型的掩体，并在车站两端布置了便衣队，准备于必要时拆除铁路。
二二六团官兵得知卢沟桥消息后，全团官兵上书师部请命，表示愿到前方杀日寇保家园。几天后，得到师部备战避战的命令，要求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但又要求寸土不失。官兵对这命令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当年大清国签订的《辛丑条约》现在还在生效，条约中规定北宁铁路不做运兵使用。卢沟桥战事爆发后，日军从天津向北平运兵，因日援兵尚未到达，也不愿在各地惹起麻烦。所以由天津增援北平的日军没有利用铁路，而是以汽车运输，甚至徒步行军。但从天津到北平，必须经过廊坊，必须通过二二六团防区，二二六团官兵眼看着日军辎重和军队日夜不停地经过防区，已是怒不可遏，但也不敢违抗军令。7月11日以后，日军更加嚣张，不断到廊坊进行挑衅、侦察，了解铁路和车站的地形和情况，目的不言而喻，似已注定大战必由此处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