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军所面对的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统率。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把第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第十九路军受到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不久,第十九路军被调到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全军三万多人,决心“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一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营房,彼此可以望见。官兵们故意让日军看见他们举行野外演习,要让日军知道,中国军队是不怕日本侵略军的。
但是,第十九路军的作战准备很不充分。他们连军饷都领不到,要备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广东人,年方四十,血气方刚。他自小景仰清末抗法英雄刘永福,在偶像指引下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人。“一·二八”战争爆发前五天,他在军官会议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们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是安徽人,时年三十七岁,早年参加过蔡锷的讨袁护国军,北伐战争中是第四军的三虎将之一。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已感到失望,对不抵抗主义更为反感。蔡廷锴发言后,他接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的家乡就是林则徐销烟的虎门,他年轻时曾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的营长。在蒋介石组织对红军的前三次“围剿”中,他不愿攻打红军,称病不出。这位一心抗日的总指挥在散会前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第二天,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接着,他们在苏州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们一致表示拥护团结抗日,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不宣而战。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摩托车,占领了淞沪铁路上的天通庵车站,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鲛岛大佐指挥一千六百多名日军,由二十多辆装甲车引导,得到炮火支援,在闸北宝山路、青云路等多个路口,向第十九路军阵地进攻。守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依照总部密令,奋起反击。蒋介石派来为了接防并阻止抗战的宪兵第六团,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也奋起抵抗。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接到报告,星夜步行,赶到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战争打响半小时,枪声更加密集。第一五六旅官兵初次遭遇日军,愤怒地高喊:“狠狠地揍他们!绝不让敌人占便宜”
日军装甲车突然停下,接着又猛冲过来。守军等待着日军接近,突然,手榴弹雨点一般向装甲车飞去,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烟尘四处飞腾。日军装甲车连忙掉头逃跑。守军的机枪怒吼起来,扫射日军步兵,刹那间,阵地前面倒下一排排日军尸体。第一五六旅的战报报道:“毙敌三百余人,伤数百人。”
年近四十的广东人翁照垣,率领第一五六旅三千多名官兵坚守阵地,组织敢死队和大刀队重创日军。翁旅长后来写了《“一·二八”淞沪血战史》一书,说他手下官兵同日军初次交战时,他就发现士兵的勇敢不可思议。班长潘德章在日军装甲车冲锋时,沉着地用机枪扫射,打死几十名日军。他左臂中弹,继续射击,把日军打退。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俩,左冲右杀,刺死十几名日军,寡不敌众,光荣牺牲。副连长谭绍平和上士张桂林,击毙十几名日军,带伤向日军反冲锋,在日军炮火下以身殉国。
天亮以后,日军仗着有装甲车掩护,不断冲向守军,日军战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和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翁照垣旅组织敢死队潜伏起来,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装甲车。他们没有丢失阵地,还在炮火掩护下找机会发动反击。日军遭到顽强抵抗,惊呼“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上骸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发生大火,日军趁机猛攻北站,守军顽强抵抗一小时,放弃北站阵地。下午5点,翁照垣旅主力发动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乘胜追击,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撤退,日军的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终。日军要求停战,第十九路军同意了日军的要求。
日军叫停是为了增兵。他们用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航空母舰,将五千名陆战队运到上海登陆,长江一带原有的日本海军和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统一指挥,开到上海附近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