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下，我们党开始创立自己的武装。毛泽东独辟蹊径，提出“上山下湖”。他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任何军校和讲武堂。这个只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半年大兵的教书先生，凭着信仰和胆略，凭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毅然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暴动。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创建红军的道路是极其艰难曲折的，就说起义队伍进军方向的选择吧。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的原定进军方向是会攻长沙。但起义之初，由于强敌反扑，参加秋收起义的各部农军相继失利。怎么办？是循当年国民党先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之路吗？不行，在前不久举行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携九军、十一军、二十军共三个军二万多人之众进军两广，仍在优势敌军的围击下失败。何况秋收起义的队伍这时已只剩下一千多人，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到浏阳文家市集合。然后率部队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山区进军。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但它确实是基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想到此举竟是后来进一步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起点。但是改变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就这样迈开了。
再说进军湘赣边山区的途中，部队迭遭挫折。毛泽东向农村进军主张的坚决支持者、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中敌埋伏牺牲。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此时也很惨，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被挂破了数处，脚也在行军中磨破化了脓，走起路一瘸一拐。更严重的是旧军官不听指挥，曾经当过黄埔同学会的宣传科长的黄埔一期生师长余洒度，就带头起哄，这位黄埔军校的骄子，昔日颇受校长蒋介石、教育长邓演达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青睐。这时他激进地坚持已不可能实现的起义初衷，要队伍去攻打长沙。①更多的旧军官和士兵、农民等，则是对前途丧失信心，不少人纷纷扔下枪当了逃兵。起义队伍人数锐减，只剩下不足一千人了。毛泽东不急不躁，他把部队带至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他废除军队内的旧制度，实行民主制度，在连以上建立起士兵委员会，特别是他第一次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以上建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从而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①余洒度在三湾改编不久，就以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名义到了上海，脱离。共产党，加入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黄埔革命同学会的反蒋工作，1931年被捕，他又背叛了邓演达先生，彻底投到格介石门下，在国民党军队中搞“政训”。后来，连蒋介石也抛弃了他，以贩卖鸦片的罪名将他枪毙。
那时，毛泽东在领导军队和指挥打仗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但这恰恰应了他后来的一句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一开始就按照一种全新的方式创建和领导军队。既不同于苏联，更不同于国民党和和旧军阀，而完全是在实践中摸索。
比如改造井冈山地区的农军首领袁文才、王佐，他没有象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简单地把他们视做土匪头子杀掉，也没有沿用旧军队封官许愿、金钱拉拢一套手法，而是做具体的分析。他们是穷苦出身，政治上有进步倾向，袁文才还是党员，有一定的群众拥护，但又有不少江湖人的毛病。毛泽东对他们以赤诚相见，第一次见袁文才，他不带大队武装，只带三五随从，还给缺少枪枝的袁文才送去一百条枪。袁文才大受感动，立即撤去埋伏防变的人枪，杀猪宰羊招待毛泽东。在毛泽东和他的部下何长工等真诚耐心的帮助下，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很快被训练改编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这对秋收起义的队伍能够站住脚和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就一反旧军队只管单一作战的习惯，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这样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和军队将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敌强我弱形势下革命军队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这种消极的转移，逐步变成了在敌人统治的边缘建立红色政权，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积极战略进取。
在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上，毛泽东也没有采用过去一切正规军的战略战术，他是中国古代绿林豪杰和当地农军领袖同敌人“打圈子”等战术中，逐步悟化出一套适合那时敌我力量对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1928年4月迎回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建立起红四军后，毛泽东就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这成为红军作战原则的基础，就是运用这一战术原则，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同优势敌军作战，连续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赣敌对井冈山地区的四次“进剿”。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红四军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两次两省“会剿”，迎来了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的会师。1929年1月，毛泽东为粉碎湘赣敌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又运用这一原则，做出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主力向敌后方赣南、闽西挺进，“围魏救赵”，牵制敌人，粉碎其“会剿”的决策。在他和朱德率领下，红四军“红旗跃过订江，直下龙岩上杭”，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基础。
仗越打越大，红军越打越多。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按照“撤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军五天两仗，歼敌一万多，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干净利落地粉碎了蒋介石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五个月后，1931年5月16至31日，各路红军遵照毛泽东集中兵力失打弱敌，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由江西富田福建建宁，“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二十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接着，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红军，在8月上旬到9月中旬，打了六仗，共歼敌3万多人，缴枪1万4千余枝，粉碎了蒋介石亲自统率的30万嫡系部队对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围剿”。使得“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进一步扩大，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达到全盛时期。毛泽东麾下的红军，也由刚到井冈山时的不足一千人壮大到3万多人。
这一幕幕“漫天飞雪，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毛泽东历历在目。每念及此，顿生无限的豪迈和感慨。
正当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一整套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的理论，以指导全党逐步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苏联的强有力的挑战。随着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批批在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学习和培养过的中国共产党人，陆续来到中央根据地。同时，他们也把苏联的一套套建党、建军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搬到了中国苏区。特别是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中央的统治地位后，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去了中央代表团等“钦差”和干部，全面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张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乏对革命事业的忠城，又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各个都是“科班”出身，相对于没有进过大学，更没有留过洋，又不修边幅的毛泽东，他们显得更具有理论水平，因而神气十足。由于他们大多是以贯彻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代表身份出现，似乎就更不容置疑和抗拒。而事实他们的理论指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的。他们一到苏区，就以高高在上的领导口吻说：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①接着又指责1930年6月成立的红一军团前委（毛泽东是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和中央苏区（毛泽东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书记）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1931年11月1日至6日的赣南会议（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他们就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且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毛泽东素以不畏权威，敢于坚持真理而著称。他那种“不信邪”的勇气，常为世人赞叹。但也不尽如此，请看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教训时的一席话：
①《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30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当年毛泽东在讲这席话时，可能不无懊侮之意。但也许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在1931年面对手持中央和共产国际上方宝剑的“左”倾错误执行者，毛泽东没有丝毫的疑虑和畏缩，他坚信自己在四年多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了做法是对的。
1932年1月，为贯彻上海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提出要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在审时度势后，旗帜鲜明地指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如果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毛泽东的意见未被采纳，结果攻打赣州严重受挫。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中央局领导继续贯彻中央“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坚持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毛泽东反对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方针，指出攻打赣州已经造成严重损失，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只能进行运动战，不能冒险去进攻中心城市，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不对的。他主张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范围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这实际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同城市中心论的一次交锋，苏区中央局自然不会听毛泽东的意见，他们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定中央红军分为中、西两路行动。毛泽东随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前进。途中，毛泽东说服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指挥中路军改向闽西发展。苏区中央局终于接受这一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指挥东路军占龙岩。攻克漳州共歼敌约4个团，俘敌1600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在漳州筹款100多万元。
攻漳州获胜，打赣州受挫。两条路线，两种结果。这更坚定了毛泽东坚持自己正确主张的决心，也大大激怒了“左”倾冒险主义者。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一份长电，指责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毛泽东及其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这是与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这份电报完全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发出公开反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号令。
毛泽东没有被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所压服，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他和总司令朱德从战场实际出发，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北移，在乐安、宜黄、甫非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为第四次反“围剿”设计了一张战略蓝图，后来的“四次围剿”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设计发展。
然而，这一训令却引起中央局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他们于10月1日电示前方：“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接着，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会议的焦点是第四次反“围剿”应取什么方针，是贯彻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呢？还是采取毛泽东主张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呢？会议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操持下，批评了毛泽东不打赣州，打漳州做法，指责毛泽东和朱德颁发的9月26日《训令》是“等待主义”、“以准备为中心”，“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是所谓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会议“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中央局领导人提出：前方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总责，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以便前方战争领导“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但最终毛泽东还是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到后方养病。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探望、安慰，毛泽东坦然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毛泽东“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10月26日，周恩来正式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他没有完全听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令，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和朱德坚持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战术原则，以及毛泽东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反“围剿”制定的战略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七万红军，连战连捷。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人枪，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
但是，毛泽东的境地并没有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改变。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站不住脚已于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为了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不以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为满足，他们看到毛泽东在广大军队和地方干部中所受到的拥戴，他们开展起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排斥、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广大干部，以彻底清除毛泽东的影响。
1932年10月间，毛泽东在汀州傅连瞳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福建省委（亦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那里住院。毛泽东找罗明谈话，对罗明谈了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还指出，在（上）杭、水（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扫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天，罗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在报告中把毛主席与斯大林并称为“我们最好的领袖”。
罗明报告惹来了大祸。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不执行“积极进攻路线”，“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地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普遍展开。福建省较高较老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1933年2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毛泽东的亲弟弟，谢维俊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先后提任寻乌县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邓毛谢古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对中央局排挤毛泽东表示不满。“左”倾冒险主义者讥讽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邓毛谢古却说：“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在反“围剿”斗争中，邓毛谢古机动作战，不与敌人死打硬拼。“左”倾领导者对他们大为不满，指责他们“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即逃跑主义”，“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绝对反党反国际”，是“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小集团”。接着，在江西全省开展反“江西罗叫路线”的斗争，把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撤了职。
在军队中也开展了“反对经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因“左”倾错误指挥造成的黎川、浒湾战斗失利，而被移罪撤职判刑，罗荣桓、腾代远、李井泉、余泽鸿等一批军队干部，也受到了打击，并被撤换。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领导这场斗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了中肯的剖析：“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有倾遍于国中”。又说：“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①
毛泽东本人也被彻底剥夺了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4年初在“二苏大”上，又免去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张闻天充任。毛泽东再次被架空。
“左”倾领导者兴高采烈，博古曾兴奋地说：“老毛（泽东）变成加里宁了，哈哈！”